许丹
. Plonger au fond du gouffre, Enfer ou Ciel, qu’importe ?
Au fond de l’inconnu pour trouver du nouveau !
彼德莱尔,.旅行.,恶之花
程抱一先生曾多处提到他是如何在二十年的语言历险之后终于得以潜入到法语中，并从此进入到装备着这种语言的创造中。字里行间，他表达着他诞生在另一个生命里的感情，甚至是一种对法语的“感激”之情，他这样形容：“在某人的另一个生命中树立了一种永久的对话，既艰难又丰富，这个对话一点一点地蜕变成一种任何旧有的模式都无法定义的独特创造。而在我身上的这个变形过程，正是要由法语来承担的。”2无论如何，这是一段复杂而又艰险的路，他说“在我到达法国后至少二十年期间，我的生命是被一种矛盾和撕扯的激情戏剧所标注的。”3
我还远不能体会这样一个历时长久又深刻的经验，但是我完全同意他提到的这种“矛盾和撕裂”感，这正是我在法语和我的母语中文二者之间体会到的。
我们常常无一例外的惊叹于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其中两种语言被很明确地描述为“不同”。弗朗索瓦于连在他2012年出版的《差距和进入》一书中写到：“对于欧洲的文化来说，中国处在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外部性中。” 以相互的但或许不是对称的方式，法国文化也被看作是“外国的”，这种视角早在十九世纪末中国首次向世界敞开时就以“中学西用”的说法被表达。“中学西用”，按照安娜程的定义是：“以中国之学为建构性的根基，以西方之学为功能性的应用”4。知识分子们很早就意识到可以通过文化的多样性实现同一性的重构。
如何从法语到中文翻译精神分析的著作？我想就此首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渴望另一种语言？”是法语的音乐性首先吸引了我的注意。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不同的语言覆盖音像图式上的不同区域；也就是说，随着进入一种语言，我们丧失我们先天本来具有的发出所有声音的可能性，我们的发音于是局限在我们的母语里。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新语言
的学习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发音上的困难，其中最难发的一些音恰恰是在我们的母语中不存在的一些发音。接近一种语言通过近似性。发现的喜悦却是在与两种语言细节差异的对峙中体会到的。一位作家曾说过：“我们并不居住在一个国家，而是居住在一种语言里。”茱丽亚克里斯第娃很生动地描述说：“我构筑了一个我居住和居住在我身上的新居，在其中发生着我们可以称之为的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精神生活。”5这是一个不抹除或拆毁母语的重构，它建立在两种语言经验的一个融洽协定上。它苛求在解析这种外语的同时，面对一种我们自己觉察不到的内心生活的“陌生性”。它在把这种隐秘的陌生内在性运载到一种新的语言上的同时，激起一种力量去以新词，新句型，新语法创造一个新的接待它的地点。如果精神分析很好地证明了言语作为主体降临的地点，那么其工具不是可以在对另一种语言的经历里找到吗？
“学法语”不是一个从中文到法语的简单移置，“从法语到中文的翻译”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粘贴。涉及到的是翻译一种我们必须将之返还到母语的“陌生性”。应该首先很好的理解法语作品的内容，解析句子之间的关系，深入到作者的思想中，以便找到用语的恰当意思；还应该大胆地解构现有的因素，将它们放置在顺应中文句法的合适位置上，并使这个重新构造的整体具有可传递性。这是一个既在语言学层面上又在自己的内在层面上对话两种语言的练习。最终我们会意识到这个练习是如何的要求挖掘并丰富我们自己的语言，翻译本身将向我们显示出我们母语令人吃惊的丰富性。“从法语到中文”的翻译是创造和再创造一个言语的地点，是使一块新陆地诞生，在其中母语将变得更加珍贵而法语会以一种既忠实于原著又使所翻译的语言文化推陈出新的方式被抵达。从来都没有没有痛苦的胜利。这是一个不可中止的：研究，探寻，拆解，重组，重新找到 ...的努力。
我的精神分析家训练是从2004年开始，我在四川大学2007年取得了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随即2009年在法国取得巴黎第七大学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病理学硕士，我目前继续在巴黎七大读本专业的博士。这些年中，我翻译了很多中法精神分析会议和心理治疗培训的精神分析法语文章。我还参与翻译了Laplanche主编的《精神分析字典》和儿童精神分析家弗朗索瓦丝多尔多的《多米尼克个案》。翻译有别于一个阅读。它是对精神分析著作的另一种阅读。通过解析术语，重新断句，一种精确性会呈现。应该参照精神分析的其它词汇并澄清术语的用法，以便找到中文对等的词语甚至创造一个适合的术语。有必要切割完全非中文句法的句子，首先提取一些主要的成分，移置其它的补语， 以便在一个可读的可接收的中文句型里重组它们。还应该在脑海里假设翻译所针对的中国读者群，同时遵循作者的思路和文章的原貌。
一个精神分析的经验究竟带给精神分析的著作翻译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性呢？如果从经验可以提取出一个观点，一个视角，乃至一个知识，那么精神分析的经验允许传递一个精神分析的知识。这是一个处于精神分析临床实践和其文本的结合点上的“知识”。正是这个对于临床的重视赋予精神分析其特殊性。换句话说，它暗含了一种经验的独特性，对其设置的认识和对其发生在治疗中的独特关系的未知之间的一个差距标志了这种独特性。通过弗罗依德的天才及其后继者的工作，尤其是拉康的工作，他们通过誊写他们的思想，自我分析，和病人的关系等等得以以可理解的可传递的方式实现理论的构建和概念化。理论和概念是这种认识的工具，但是只是在它们只在它们所被创造的临床设置中才是可操作的条件下成立。于是，对于每个分析家来说，必须要在参照已建立的理论的同时，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进行一个其所获的异质材料的誊写，每个个案都不同。在这个学科中的这个不对称性，强调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创造性，以及要通过移情定义设置从而重新把量概念的这些方面又都恰恰对应于精神分析中“无意识主体”这一颠覆性概念的制作。一个由这样一个精神分析经验或这样一个对于差异性和知与未知之间的不连续性的认识而来的翻译将注定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回响。
我记得和Monique Lauret的第一次相遇是2008年偶然在四川大学校园外的一个茶馆，她当时去拜访我以前的国内导师霍大同。在法国我们通过米歇尔吉布尔的中介重拾联系，她那时对我研究Gisela Pankow的法国硕士论文作了一个很好的评价。相互的交流由此增多，也因此有了由我翻译她最近出版的《梦的阅读》一书的计划，以期在国内出版。她对我在法国的学业上给于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一起开始了这个翻译的工作。我首先进行一部分字面的翻译，借助于不同的工具书包括法法字典，法中字典，中文字典，精神分析词典等等。有时侯，为了更好地理解所涉及的上下文，我需要参考一些关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书籍。有些时候，我要参阅引文的原出处。我注明所有的不确定点，然后我们一起讨论。Monique Lauret或者帮助我澄清一些词语或表达法，这些用语透过它们的用法而集结了许多观点并在中文里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或者她在西方文化或精神分析经验方面引导我。这是一个将不可理解转变为可理解的过程：涉及到的不仅是中文或法语，而且还有它们二者在语言学和意思层面上的关系。当我们终于在中文里得以重新表达刚开始时极度难翻的字句时，一种莫名的喜悦油然而生。以这些交流为起点，涉及到的还是一个开放性，一种对于不是自己书写的彼者文章的好奇心，和对未知与不可预期的敞开态度。翻译是一个既艰苦又充满冒险的旅程。应该严格，勤奋，又耐心，以期最终可以在己身迎接“陌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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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为作者在 2013年 5月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举办的“精神分析在法国和中国的现状，精神分析书写、翻译和出版”研讨会发言稿
2 Fran.ois Cheng, La juste voix, Dé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aise aujourd’hui, Gallimard 2013. P7
3 Fran.ois Cheng, Le dialogue, une passion pour la langue fran.aise. Edition Desclée de Brouwer, 2002 P7
4 Anne Cheng, Histoire de la pensée chinoise, Seuil, 1997. P586
5 Julia Kristeva, L’autre langue ou traduire le sensible, in L’infini, N°57,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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