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博德诊所和体制心理治疗
——从圣阿尔邦精神病院的体制心理治疗到拉博德诊所
1970年在普瓦捷[1]的演讲
让·乌黑著 王剑译
作者介绍：让·乌黑出生于1924年3月，1947年9月开始在洛泽尔省的圣阿尔邦医院做住院实习医生。他于1949年来到卢瓦尔-谢尔省[2]工作，并于1953年创立了拉博德诊所。此后不久与菲利克斯•加塔利[3]汇合。他们一起沿着弗朗索瓦•托斯盖勒[4]的航迹，坚持这个肯定个体差异及独特性的工作方向。
（以下为正文）
要介绍“体制心理治疗[5]”，这让我感到为难；自从它诞生依赖，在法国，它经历了许多变异，以至于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因地区和所在机构的不同，它是一个充满如此多的矛盾的混合物。
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将简要地勾勒一个它的不完整的历史。每个人按照其各自参与、实践的方式，发展了一些几年后或多或少的理论化的概念。
我是1947年进入精神病学领域的（因为当我们讲到体制心理治疗的时侯，它涉及到的主要是精神病学，尽管其领域扩展到了其他诸如教育和教学领域）。1947年，战争刚刚结束。很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因为事实上，体制心理治疗的一些深深的根源是来自于（被德国）占领期间的。
那时，我还在偏远而偏僻的洛泽尔省的圣阿尔邦精神病院工作。也许是由于这种与世隔绝，在几年时间里，一种（独特的）经验得以发生了。由于时代，这个医院的组织构造也以一种相当不同寻常的方式得以改变。
怎么暂时地来定义体制心理治疗呢？我们常常使用体制治疗这个词语。这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机构及其制度来试着治疗那些在其中生活的病人们。治疗？甚至是精神病的治疗这个概念也在体制心理治疗的发展中被重新考虑了。
这个运动是围绕着医生和护士们发展起来的。一般来说，传统的精神病院保持着一种监狱和集中营式的组织构造。在战争期间，一些护士曾被囚禁，还有些被关到集中营。当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不同的看法：他们的工作环境，即使在战后，也让他们想起他们刚刚经历的集中营的经验。
这就是一个战后重归旧业，重新找到和集中营差不多一样的氛围的人的生活感受。你们要知道在占领期间，在法国的精神病院中是如此悲惨，以致于有百分之四十的病人死于饥饿。
这就创造了一个相当有利于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觉醒的形势，它产生了一种改变的必要性。我很愿意重提体制心理治疗的这个根源。实际上，我们常常太倾向于用所谓的理论化和抽象的东西来稀释问题，并最终丧失其本质。
我们因而可以根据其起源，把体制心理治疗定义为那些抵抗“集中营式的”东西的所有技术的总和。“集中营式的”可能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词语，我们现在谈的更多的是“（和病人的）隔离”。然而，这些隔离（病人）的机构以一种或多或少隐藏的方式处处存在。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在所有那些人打堆的地方，不管是病人还是儿童，这些压迫人的机构都在发展。仅仅从概念堆砌这个老游戏的团体治疗这个角度讲，体制心理治疗，就可能是一种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日复一日地，来反对那些可能导致团体退回到集中营式的或者隔离病人的机构的东西。
尽管随着精神卫生的进步，我们试图用一种更人性的方式来呈现精神疾病患者，但是他们的问题，却由于各种偏见，变得更沉重了。只要用一天时间去看看就会明白，精神疾病患者是如何被当成是极度危险的人，因此就必须被关起来。然而，从统计上讲，他们比起所谓的普通人而言，是更少危险性的。统计学数据表明，在所谓正常的社会中，有更多的犯罪行为。然而，报刊的大标题却宣称：某个疯子从某疯人院逃跑了，杀了他的岳母，警察于是开始搜捕等等。
即使是在最现代化的治疗机构中，也应当识破那些威胁并影响病人个人充分发展的因素。就是从这点出发，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元素的发展，这些元素后来被理论化，并用来对机构整体保持一种警惕性。
我于1947年来到圣阿尔邦医院做住院实习医生。那时，这个医院是人性化的。单人禁闭房间被取消了，生活空间得到了扩展。在某些医院中，床位是紧挨着的：为了上床睡觉，病人必须要跨过其他病人的床。只有宿舍走廊是生活空间，没有客厅。病人们在里面待很多年，他们只能在楼梯间里或者在院子里碰头。因此，体制心理治疗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给予一点点空间，也就是说，一个人们可以稍微自由一点地流动的空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仅仅让他们“自由”流动就够了，因为我们很快发现，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其他任何组织构造的话，这些人就在原地打转，而找不到出路。因此，除了应该创造一些场所之外，也应该同时设想一些即使是最简陋的日常工作和消遣。后来我们称为体制心理治疗的东西的第一个努力就是针对精神病院条件最差的地方的，特别是那些我们还称为狂躁病区和痴呆病区的地方。
我们现在明白，很大一部分的痴呆和狂躁事实上只是一些人为的假象，和集中营式生活的产物。应当去亲身经历一下，就会明白，狂躁和痴呆的人可以通过其生活场所的更改和那些我们给予的日常工作和消遣而得以治愈。体制心理治疗的第一个大的成功在于对狂躁病区的改变，并实际上撤销了这些病区。
当我到这个医院的时侯，那里已经没有狂躁病区了。那么，（剩下的）就是应该想象一些（日常）活动。那是一个积极治疗方法突飞猛进的时期，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青少年）教化院得到了改变。我们大家谈论很多诸如CEMEA（积极教育方法训练中心Centres d'entraînement par les méthodes d'éducation actives）这样的运动。
体制心理治疗始终与这些积极教育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把精神病学从精神病院中带了出来，与其他领域相连接，例如假期营地[6]、医学－教育中心[7]等等。所有这些后来参与到体制心理治疗运动中的医生和护士们，为了改变观念和曾经仅仅作为看管者的护理技能，都参与了CEMEA[8]1949年起组织的一些实习。
这些实习每年举行几次，每次都汇集了来自全法的50到100位护士。久而久之，这就引起一种改变，一种关键的意识上的改变。CEMEA的实习是不同寻常的。把来自十五家不同医院的人聚集起来，让他们交流彼此的经验，并体会到在别的医院里也有和自己的医院里类似的问题等等这些事实，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工作）习惯。有些人经历了类似于某种启示一样的东西，某种将改变他们一生的关键的觉醒，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能够实施这些他们学到的东西！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医院，他们就变成淹没在传统机构中的少数人，这常常导致气馁与抑郁。
在实习中，有讲座、讨论和对技术、活动的学习，同样也有小组治疗技术和体力劳动治疗技术。
为什么我要重新提起所有这些呢？它显得有点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然而在我看来，当我们谈论体制心理治疗的时侯，考虑到它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是对于（医院）建筑格局，也不是对于病人的活动，而是对于在医院里工作的人的意识，不做点修正的话，在医院里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
然而，后一修正不是能在一星期、一年甚至十年里完成的。它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才能让护士和医生们能意识到一些东西，只有这样这一觉醒才会是有效的。不应该匆匆忙忙，这有点像精神分析，我们不能一周就完成一个个人分析，需要好几年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效。然而，很多实习是有效果的。但这在医院内部产生了某种针对参与实习的同事们的集体抵抗。（直到今天，在某些医院里，还是这样，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看法，诸如，你不是去实习，是去度假、闲逛，你是个懒鬼等等）
如果没有这种逐渐而困难的觉醒转变过程（也在护士的层面上也是如此），体制心理治疗是不能得到发展的。它带来了许多东西。我们也同样要求其他工作人员参与这些实习：诸如舍监、病区主任、总务，以及所有那些在机构中有身份的工作人员，其中（机构的）刻板的组织结构妨碍了一些人们能相遇、交流和工作的场所的创立。
直到它能让我们关于体制心理治疗所说的东西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这一小段引子都不应当被忘记。十年前，我可能确实不会想到这些，也可能不会讲到CEMEA，也不会讲到集中营和护士工作这些层面。但考虑到所有那些以这个词的名义所说的和所做的东西的时侯，这就变得是必须的。为了更好地确定这个问题，我要向你们展示一个更局部的经验，即这个位于卢瓦尔-谢尔省的库尔舍韦尼的拉博德诊所[9]的经验。
[1]普瓦捷（法语：Poitiers）位于法国中部克兰河畔，是普瓦图-夏朗德大区和维埃纳省的首府。本文是乌黑先生的一篇会议讲演的文字纪录，相对简单，因此全文无任何注释。这里为了更好地方便中文读者理解，译者加上少量注释，下同。
[2]卢瓦尔-谢尔省（法文：Loir-et-Cher）是法国中央大区所辖的省份，省府为布卢瓦。
[4]弗朗索瓦•托斯盖勒（François Tosquelles）（1912.8.22——1994.9.25）：加泰罗尼亚精神病学家，体制心理治疗的创始者之一。二战期间流亡到法国，1952年成为利马尼奥尔河畔圣阿尔邦医院的主治医生。他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页法国的精神病学实践与理论。
[5]又译为制度心理治疗。法语词为institutionnelle，这是一个形容词，其名词为institution，这个词语在法语中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研究[院、所]；院；机关；单位，部门；机构等，另一方面指法规，惯例；制度等机构组织层面上的东西，让·乌黑曾有专文论述它和“机构”（établissement）的区别，所以在这里，暂时译为体制心理治疗。
[6]十九世纪末从瑞士兴起的一种运动，指假期中，在辅导人员的带领下，组织学校学生在乡村中度假，并组织一系列文娱活动。后在这个运动遍及全球，在法国，1930到1960年代是假期营地的黄金时代，例如，在1955年，有超过100万的儿童参与了假期营地。
[7]Les instituts médicopédagogiques (IMP)，是法国以前的特殊儿童的教育和治疗中心，现为Les sections d'éducation et d'enseignement spécialisé (SEES)，主要接待3到14岁的各种因神经精神障碍和人格、视觉、听觉等残疾导致智力问题的儿童和青少年。
[8]Ceméa：积极教学方法训练中心的简称(Centres d’Entraînement aux Méthodes d’Education Active)，法国新教育运动的重要部分，主要组织教育及精神健康领域的实习工作。法国新教育运动和体制心理治疗彼此都有很大相互影响与交流，本文作者的弟弟Fernand Oury就是体制教学法的创始人和重要人物之一。关于Georges Daumezon等人通过ceméa做的对精神病院的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提供的实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ceméa网站http://www.cemea.asso.fr/spip.php?article3096
[9]这是一个让•伍黑医生于1953年建立并一直领导到其2014年去世的机构（和菲利克斯•加塔利一起创立）。它极大地发展了体制心理治疗，也是这一学科的实践领域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关于这个机构的简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翻译的中文维基中的拉博德词条。网址是：http://zh.wikipedia.org/wiki/拉博德疗养院/
（未完待续）（此文将在商务印书馆《精神分析研究》14年版中刊出，后续内容请参见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