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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W.:当你说,你仅仅只是倾听,我们可以想象,对于倾听可以产生的效果,你确实曾经感到过吃惊。但你并不是完全天真地在听。许多人都在倾听,但是还是应该知道要听些什么。
F.D.:有意思的是,我曾经是医生,因而就爱习惯于检查身体,但是我从未想过要检查他的身体、头或者这个他向我展示的伤疤。我不知道他和其他医生在一起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没有向他要求过证明所有那些他向我讲述的他所遭受的打击。是到了第五次或者第六次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发生在父母之间的偶然事件,在其中,他就像是被作为父亲的妻子一样,(在头上)被他的父亲打下了印迹。正是这个让他不能超越他的十二岁这个年龄,因为他被当作父亲的女人被父亲盖了一个印。对于这个伤痕,我并不想做身体上的检查。是他向我展示并让我看到这个伤痕,是在事后医院的医生才对这个伤痕做了检查,并且说:“这完全是真的,颅骨有一个穿孔。”之前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点,虽然他之前看过很多医生,但都没被注意到。
作为精神分析家,我天真地听他讲,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那时还是个医学院的学生,我自己做过一个个人精神分析,我知道,(做精神分析就是)在躺椅上说话,而那时和他是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地谈话。
我天真地听他讲,同时带着一种确信,就是通过说话——如果有人在听,为了别人在听的话——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精神分析的治疗。
J.P.W.:你还是对于无意识的存在有一种确信的。
F.D.:当然,这是因为我在因为个人原因,而不是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家所做的个人分析治疗中自己找到了证据[1]。
J.P.W.:我想要继续探索下你的理论的来源。
F.D.:我的理论。它来自于弗洛伊德,为什么这么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