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多元诠释over-interpretation
在讨论梦时佛洛伊德数度使用的词汇，用以指称继一个先前的有条理、且表面上彻底诠释之后所得出的一种诠释。多元诠释根本的存在理由为多元决定。
在《梦的解析》的几个段落中，佛洛伊德提出梦的诠释究竟可否被视为彻底的问题。例如，下列引文：“我们曾指出，事实上永远无法确定一个梦是否已被彻底诠释。即便解答似乎令人满意且无破绽，同一个梦总可能显示另一个意义”。
每当一个新的诠释可被添加于一个已有条理且其本身价值的诠释之上时，佛洛伊德便提到多元诠释；然而，多元诠释概念的运用出现在相当不同的脉络下。
多元诠释的原因为意义层的重叠。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可发现对此种叠置现象的不同理解方式。
因此可在以下这种无疑较宽松、表面的意义下，提及多元诠释：一旦被分析者的新联想扩充了材料，并且因此使分析师得以重新接近时。此处，多元诠释与材料的增长有关。
在一个已经更为精确的意义下，它与意义有关，变为与较“深层”诠释同义。诠释实际上叠置于不同层面上：从局限于对主体举止、陈述的揭显或阐明的层面，一直到针对于无意识幻想的层面。
然而，使梦的多元诠释得以可能、甚至必要的，却是运作于梦的形成中的那些机制，特别是凝缩：单一影像可指射一整串“无意识思维列”。毫无疑问地，必须更进一步，承认单一的梦可能是数个欲望的表达。“梦似乎常具有多义性。不仅……几个欲望实现(Wunscherfüllungen)可以在其中并列地结合在一起；一个意义，一个欲望实现也可遮盖另一者，直到人们撞见最底层来自最初童年的欲望实现”。
或许可问，这个最终的欲望是否构成一个无法超越、无法被多元诠释的终点。或许这正是佛洛伊德在《梦的解析》的一个著名段落中，以梦脐这个影像所作的引伸：“在被诠释得最好的梦中，人们经常必须留置一个地带于晦暗处，因为在诠释时，人们察觉到那里浮现一团梦思维的纠结，不欲被解开，但亦不对梦内容进一步提供帮助。这便是梦脐，在这个位置梦座落于未知物之上。人们在诠释时所遭遇的梦思维，一般而言必须停留于无止尽，且必然从四面八方渗流入吾人思维世界的网络交织中。梦欲望于是由此织结之较浓密处隆起，一如簟类从其菌丝冒出”。
282.多重投资hypercathexis
对已被投资的表象、知觉等所附加的补充投资。该词特别应用于佛洛伊德意识理论架构中之注意力过程。
多重投资此一“经济论”词汇，并末预先断定对象与相关补充投资的来源。例如，无意识表象在接受一股新的欲力能量时，便可称为受到多重投资；此外，佛洛伊德亦将精神分裂症中力比多自恋地撤回自我称为多重投资。
该词被佛洛伊德引进，且最被常用于为注意力——他描述为“一种特定精神功能”——提供一个经济论基础。他主要在《科学心理学大纲》中对此提出十分详尽的理论。在该文中，他提出自我在注意力过程中所服从的“生物学规则”：“当一现实指标出现时，同时在场的知觉投资也应被多重投资”(见：意识)。
在一个相当近似的角度上，佛洛伊德也将使得创伤能够被避免或局限之对危险的准备，称为多重投资：“对大多数创伤而言，系统的毫无准备与透过多重投资预作准备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其结果的决定因素”。
283.超我super-ego
佛洛伊德在第二精神装置理论架构中所描述的人格审级之一：其角色可被视为自我的审判者、检禁者。佛洛伊德认为，超我的功能在于道德意识、自我观察、理想物之形成。传统上，超我被定义为伊底帕斯情结的继承者；其构成是透过内在化双亲之禁止与坚持要求。
某些精神分析师将超我的形成上溯至更早的时期，他们或认为此一审级在各个前伊底帕斯期即已开始作用(梅兰尼·克莱茵[Melanie Klein])，或至少找出一些构成超我前身之非常早期的行为与心理机制(如，格鲁弗[Glover] 、史必兹[Spitz] )。
佛洛伊德在《自我与“它”》一书中引进über-Ich(超我)一词(α)。他强调，被如此称谓的批评功能构成一个与自我分离的审级，且似乎主宰着自我，一如病态哀悼或忧郁等状态所示。在这些状态中，主体均受到批评与贬抑：“我们看到自我的一部分是如何对立于另一部分、以批评的态度予以评判，换言之，将它当成对象”。
超我观念属于佛洛伊德第二拓扑论。但在予以命名并如此区分之前，临床与精神分析理论便已认识到以禁止欲望实现与被意识作为目标的此种功能(如，梦的检禁)在精神冲突中所占的角色。甚且，佛洛伊德认为此种检禁可能以无意识的方式运作(这点使他的构想一开始便异于传统关于道德意识的观点)。同样地，他也提及强迫[观念]型神经症中的自我谴责不必然有意识：“……苦于强制与禁止的主体，行为有如受到罪恶感主宰，但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可称之为一种无意识罪恶感，而不必理会这些词汇表面的矛盾”。
然而，正是出于对忧郁症与病态哀悼之(被)观察妄想的考虑，才促使佛洛伊德于人格当中区分出一个超我，犹如自我的一部分起而对抗另一部分；对主体而言，它具有模范的价值与审判者的功能。佛洛伊德于1914-15年首度提出超我时，此一审级被视为一个本身包括两个部分结构(严格意义的自我理想与一批评审级)的系统(见：自我理想)。
若就广泛、笼统的意义来考虑超我的观念，如《自我与“它”》一书中的作法——我们知道，这个词汇在该文中首次出现——则它包括禁止与理想的功能。但假使我们维持自我理想的区分，至少将它视为一个特别的次结构，超我则显得主要为一种体现被侵越之法则与禁止的审级。
*：根据佛洛伊德，超我的形成与伊底帕斯情结的衰退有相互关系：儿童在放弃受禁止之伊底帕斯欲望满足的同时，将他加诸双亲的投资转变为对他们的认同，他将此禁止内在化。
关于此点，佛洛伊德曾指出男孩和女孩演化上的差异：在男孩身上，伊底帕斯情结不可避免地与阉割威胁抵触，“……而被代之以一严厉的超我”。
在女孩身上则相反，“……阉割情结并未摧毁伊底帕斯情结，而是为其出现预作准备……小女孩无尽期地处于此种情结当中，直到后期，而且是不完全地，才予以废除。在这种条件之下，超我的形成必然受挫，它无法达到能赋予它文化意义所必须的强度与独立性……”。
虽然超我形成的主因在于放弃爱恋与敌对的伊底帕斯欲望，但根据佛洛伊德，超我日后将受到社会、文化的要求(教育、宗教、道德)所充实。反之，人们亦主张，在传统所认为的超我形成时期之前，另有一个早发的超我或一些超我的前驱阶段存在。例如许多论者便坚决主张，禁止的内在化确实比伊底帕斯的衰退更早发生：教育的训诫很早便被采纳，特别是——如费伦奇(Ferenczi)于1925年所述——括约肌训练的训诫（《性习惯之精神分析》)。对克莱茵学派而言，从口唇期开始即有一超我存在，它透过内摄“好”、“坏”对象而形成。因此时正值儿童施虐狂的巅峰，使得此超我格外残酷。其他论者，在不欲称此为前伊底帕斯超我的前提下，则指出自我的形成如何是一个甚早便已开始的过程。例如，何内·史必兹认为超我有三个开端：被迫的身体动作、透过对姿态之认同的控制企图、对侵略者的认同；而最后一种机制则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在各种认同中，很难确定哪些认同在超我、自我理想、理想自我甚至自我的构成中其有特别的作用。
“超我的建立可被认为是对双亲审级认同之一成功案例”，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补篇》中如是写道。双亲审级此一用语本身即足以表示，构成超我的认同不应被理解为对人的认同。在另一段特别明显的文句中，佛洛伊德确示此一观念：“儿童超我的形成并非以双亲为范本，而是以他们的超我为范本；儿童的超我承负了与双亲超我相同的内容，并且成为传统以及如此代代相传之价值判断的承载者”。
在佛洛伊德第二拓扑论概念中，最常被指责具有人形论色彩的部分与超我有关。但正如丹尼尔·拉嘉许(DanielLagache)所指出，精神分析的贡献之一，正是在于强调精神装置运作与生成中人形论的存在，并且察觉其中之“泛灵论飞地”(enclaves animistes)。同样地，精神分析临床亦证实，超我是以一种“写实主义”模式运作，犹如一“自主”的审级(内部的“坏对象”、“粗声”(β)等)。继佛洛伊德之后，许多论者均强调超我与双亲、教育者们实际说出之禁止、训诫极为不同，甚至在“严厉度”上，超我可能正与他们相反。
(α)法文译为surmoi 或sur-moi。我们有时也见到Superego 一词，特别是在何内·拉佛哥(René Laforgue)申论相关问题的著作中。
(β)佛洛伊德曾强调，超我主要包含一些文字表象，其内容则来自听觉、训诫及阅读。
284.记忆象征mnemicsymbo1
佛洛伊德在早期著作中，经常用于形容歇斯底里症状的词汇。
在1895年前后的许多篇论著中（《防御型精神神经症》《防御型精神神经症续论》《歇斯底里研究》等),佛洛伊德将歇斯底里症状定义为冲突或致病创伤之记忆象征。例如，“自我虽然达成摆脱矛盾，但为此它负载一记忆象征。此记忆象征或以不灭的运动神经支配形式，或以不断回复的幻觉形式，犹如寄生虫般居住于意识之内。”而佛洛伊德也在他处将歇斯底里症状比拟为纪念某事件而树立的纪念碑；如此，安娜·欧(Anna 0.)的症状，乃其父疾病与死亡的“记忆象征”。
285.象征symbolic
贾克·拉岗(Jacques Lacan)引进的词汇(以阳性名词形式使用)。他在精神分析场域中区分三个主要分域：象征、想象与真实。象征指称精神分析所涉之现象范畴，因这些现象犹如一种语言般被结构。该词亦涉及以下观念：治疗有效性的原动力在于话语之奠基性特征。
1. Symbolique(象征)一词曾以名词形式出现于佛洛伊德著作中：例如在《梦的解析》中，他提及die Symbolik (象征，阴性名词)，意谓各种无意识产物中所有具有恒定意义的象征。
介于佛洛伊德的象征(阴性名词)与拉岗的象征(阳性名词)之间有一明显差异：佛洛伊德将重点置于结合象征及其所代表事物二者的关系上——无论其连结有多复杂。但对拉岗而言，象征系统之结构才是首要的；与被象征物的连结关系(如类似性、同形性等因素)则是次要，并且充满着想象。
然而我们可以在佛洛伊德式象征中，发现一种可衔接这两个概念的理论需求：佛洛伊德从影像与症状的特性中厘出一种普遍的“基本语言”，即使他较重视此语言所诉说者，而非其配置方式。
2.尤其是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基于索绪尔(F.de Saussure)的结构语言学模型，提出一种将人际现实结构化的象征范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命题在于，语言意符孤立而言与意旨并无内在关联；唯有因被整合入一个以差异对立为特征之意符系统时，它才指涉一个意义(α)。
李维史陀扩展结构主义的概念，并将它们应用于不限于符号传递运作的文化事实之研究。他以象征系统一词描绘相关结构的特征：“整个文化可以被视为一整体象征系统，其中居首位的是语言、婚姻制度、经济关系、艺术、科学、宗教”。
3. 我们认为，拉岗于精神分析中使用象征观念，在于回应两种意图：
a)比较无意识结构与语言结构，并将语言学上成果丰硕的方法应用于无意识；
b)指出人类主体如何身处一本身属象征性质——就李维史陀的意义而言——之预先建立的秩序。
若意图将“象征”一词的意义封闭于严格界限之内——亦即予以定义-——将违背拉岗的思想。拉岗不容许为一意符指定一意旨此种固定连结。因此我们仅提出，拉岗将该词用于两个不同但互补的方向：
a)指称一种结构，其隐微元素犹如意符般运作(语言学模型)。或更广泛地，指称此类结构所属之范畴(象征秩序)；
b)指称奠立此秩序的法则：如此，拉岗藉象征父亲(père symbolique)或父之名(Nom-du-père)等词，考量的乃是一种颁布法则的审级，不可被化约为真实或想象父亲的各种变貌。
(α)应注意，就术语观点而言，索绪尔认为，由于象征(symbole)一词涉及与被象征物之“自然的”或“理性的”关系，因此不应被视为语言符号的同义词。
286.象征法symbolism
A)就广义而言，无意识的意念、冲突或欲望间接显象化的再现模式。就此意义而言，所有替代形成(物)在精神分析中都可被视为是象征的。
B)在狭义下，主要藉由象征与无意识被象征物之间关系的恒定所凸显之再现模式；此种恒定不仅出现在同一个体中或是个体之间，也出现在非常多样的范围(神话、宗教、民俗、语言等)、以及彼此差距甚远的文化领域之中。
由于象征法的概念如今已与精神分析密切相关，由于象征(symbolique)与象征化(symboliser，symbolisation)这些词汇如此频繁地、且在非常不同的意义下被使用，最后，由于与象征思维、象征的创造与运用有关的种种问题隶属许多学科(心理学、语言学、知识论、宗教史、民族学等)，以致于想要界定出一种精神分析关于这些词汇的独特用法，并且将其不同的词义区分开来变得特别困难。以下评注只不过是一些指示，目的仅在于指引读者在精神分析文献中的方向。
Ⅰ.关于将象征归属于符号范畴中的作法，一般的看法皆一致。然而当象征被界定为“藉由一种自然关联唤出不在或无法被知觉之物”时，就已出现下列异议：
1.当人们提及数学象征或语言象征时(α)，所有与一种“自然关联”及任何一种模拟对应性间的关系便都被排除。甚且，心理学以象征行为之名所指称的是下列行为：它们显示出主体在知觉物中区分出一种不能被化约成“物”的现实范畴的此种素性，并且使得物的普遍化运用得以可能。
术语的使用因此证实在象征一词的使用上有极大差异。该词不必然、意味象征与被象征物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的这种看法(β)，一如李维史陀在人类学中，以及拉岗在精神分析中对于象征(symbolique )一词的使用所显示。
2.象征(symbole)唤起“无法被知觉之物”的说法(例如，权杖是王权的象征)，并不因此便意味一种藉由象征，进行从抽象到具体间的过渡这种看法。实际上，被象征物可能与象征一样具体(例如：太阳作为路易十四的象征)。
Ⅱ.将象征法一词的广义与狭义区分开，我们只不过重新采用佛洛伊德所指出的区分，在此之上琼斯(Jones)建立起其象征法理论。似乎，此一区分如今在精神分析目前的使用中稍有消褪。
正是从该词的一个广义我们说，例如，梦或症状是欲望或防御冲突的象征性表现，亦即，前者以间接的、显象的、多少难以辨读的方式将后者表达出来(相较于成人的梦而言，儿童的梦较不具象征性，这是因为其中藉由些微或毫无伪装的形式所表达的欲望可被轻易地阅读)。
比较普遍地，象征(symbolique)一词被用来指称将行为、思维、以及话语的显内容与其隐意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关系；更不用说该词将被使用在显意最欠缺之处(例如，一种不能被明确化约成主体所有的意识动机症状性行为)。有些论者(峦克与萨斯，费伦奇，琼斯)认为，唯有在被象征物是无意识的此种情况下，方能在精神分析中提及象征法：“并非所有比喻都是象征，只有等式中的一项被抑制进无意识的那些才是”。
从这个角度，人们将注意到，象征法包含所有间接再现的形式，在个别机制间并没有更为精确的区别：移置、凝缩、多元决定、显象化。实际上，例如，只要当一个行为具有至少两个意义，其中一者替代了另一者，同时将之掩饰与表达时，它们的关系便可以象征的来形容(γ)。
Ⅲ.然而象征法的观念在佛洛伊德的著作中——毫无疑问地相较于当代的分析师的著作而言——具有一个较为限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很晚才被导出。佛洛伊德自己证实了这点，同时特别提到史岱克(w.Stekel)的影响。
实际上，在佛洛伊德对《梦的解析》原文所作的若干增订中，其最重要的与梦中之象征法有关。在论梦工那一章中，专门讨论象征再现的章节直到1914年才出现。
不过，仔细的研究可区辨出佛洛伊德自己说法中的细致涵义：象征法的概念并非来自于外。
早在《歇斯底里研究》中，佛洛伊德在好几个段落中就已将症状的联想性决定与象征性决定区分开来：例如，伊丽莎白·冯·R(Elisabeth von R.)的麻痹一方面是依照不同联想路径，被其与许多创伤性事件的关联所决定，另一方面麻痹也象征此病人道德处境的某些特质(某些能够同时在道德与身体意义下被使用的说法确保了两者间的中介，例如：不行，我无法咽下等)。
从《梦的解析》的第一版(1900)开始，我们就注意到：
1)佛洛伊德虽然批判了被他形容为象征的古老释梦法，然而却也想标示出前者与他自己的方法间的一种传承关系；
2)对于作梦者不需提供联想便可被理解之显象再现，他赋予一重要地位；并强调日常语言表达在此情况下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3)“典型的梦”之存在——于其中，欲望、特定冲突以一种类似的方式被显象化，不管个别的作梦者——显示有一些独立于主体个人论述之外的梦语言成分。
可见佛洛伊德一开始就认识到象征的存在。例如下列句子：“梦使用那些已包含在无意识思维中的象征化过程，因为——由于其显象性，大部分也由于其不受检禁——它们较能满足梦形成之要求”。然而，即使如此，佛洛伊德还是逐渐赋予象征更大的重要性，就像他在那里所进行的，特别是新增多种典型的梦(δ)，以及那些指出象征在梦以外的领域中出现的人类学研究(峦克)。值得补充的是，正由于佛洛伊德的理论逆行于“科学的”构思，而与那些将意义赋予梦的“通俗”观点，重新建立关系，其理论一开始便应与解梦术截然区别——这些解梦术假设一种普遍象征，并可能导致几乎自动的诠释。
概要地说，藉由重组佛洛伊德所指出的论点，在佛洛伊德所谓象征(die Symbolik)的这个狭义下的象征，可由下列特质定义：
1)象征在梦的诠释中似乎是“无声的成分”：主体无法提供与之相关的联想。对佛洛伊德而言，这是一种不能以抗拒治疗来解释、但却界定了象征表达模式的特征。
2)象征法的本质在于显成分与其一或多种译文间的一种“恒常关系”。此恒常性不仅见于梦中，也见于相当多样的表达范围(症状，以及无意识的其他产物：神话、民俗、宗教等)、以及彼此差距甚远的文化领域中。正如一约定俗成的词汇，它相较而言脱离个体自发性的掌控之外；个体可在一个象征的不同意义间选择，但是不能创造新的意义。
3)此恒常关系根本建立在(形式，尺寸，功能，韵律等的)模拟性之上。尽管如此，佛洛伊德也指出某些象征可能近似影射：例如，裸体可以衣服象征，这是一种邻近性与对比的关系。此外，人们将注意到，许多象征凝缩了被象征物与象征间的多元关系：如，波里奇内(Polichinelle)，琼斯指出它在最为多样的关系下再现了阳具。
4)虽然精神分析所发现的象征相当多，但被象征物的范围十分有限：身体、双亲与血亲、生、死、裸体、尤其是性(性器官、性行为)。
5)随着象征法理论的扩展，佛洛伊德最后除了在梦与无意识产物的理论，也在诠释之实践中，为之特别保留一个位置。“即便梦检禁被消除，我们也无法理解梦”。象征的意义无法由意识掌握，但此无意识特征不能以梦工机制来解释。佛洛伊德指出：“在象征法之下的无意识”比较并非每次都重新进行，而是已经备妥，它们一次便永远完成”。人们因此得到下列印象：在文化与语言的多样性之外，所有主体都拥有一种——根据借自薛柏庭长的字眼——“基本语言”。由此可知，存在两种梦诠释，一种是以梦者的联想为依据，而另一种独立于这些联想，是对象征的诠释。
6)具有上述特质的象征性表达模式的存在，引发了下列发生论上的问题：人类如何镕造出象征?个体又如何将之据为己有?注意，正是这些问题促使容格(Jung)提出其“集体无意识”理论。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佛洛伊德并未绝对地表明立场，但他的确提出一个种系发生遗产的假说，我们认为此一假说最好由原初幻想(见该词)观念的角度来诠释。
(α)值得注意，索绪尔(F.de Saussure)批判了“语言象征”此一用语的使用。
(β)象征(symbole)的字源意义众所皆知：对希腊人而言，是一种识别符号(如，同一宗派中成员之间的识别符号)，由一个破裂对象可被重新接拢的两半所形成。可见最初构成意义的正是连结。
(γ)记忆象征一词正属于此词义的架构下。
(δ)论“典型的梦”这一章节于1900至1911年间逐渐扩增；其所包含的一大部分材料，于1914年被转移至此时出现之论“藉象征显象”的章节中。
287.系统system
见：审级。
288.主动性技术activetechnique
费伦奇(Ferenczi)所推介的整套技术过程：当被分析者在治疗中或治疗外的某些重复行为，为主体带来的满足妨碍了回忆与治疗进展时，分析师不再将其行为局限在诠释上，而对上述行为明确提出指令与禁令。
在精神分析史上，主动性技术的观念与用语，与桑多·费伦奇(Sandor Ferenczi)的名字相关。他首次提到主动性技术的情境，是在讨论歇斯底里病例分析中所碰到的应当被制止之隐蔽型手淫时；病患实际上“将其所有致病幻想都附在[手淫活动]上，一再藉运动机能卸除的方式以快捷方式达到它们，以省却将之带进意识中这项辛苦且不快的工作”。费伦奇强调，运用此种制止的目的，只在促进克服分析工作之僵局；他另外提及佛洛伊德的例子，后者在分析的某个时刻嘱咐恐惧症患者面对引发恐惧的处境。
在佛洛伊德(他于1919年的布达佩斯会议中就已提出禁欲规则)允许的鼓励下，费伦奇在1920年的海牙会议中描述了整个主动性治疗。这包含可让情欲倾向启动与控制的两个阶段，即便这些倾向已被升华。第一个阶段由指令构成，其目的在将被抑制的欲力动势转变为明显满足，且将之变成完全意识的形成物。第二个阶段由对这些同样的形成物的禁令所构成；分析师此时可将第一阶段所揭显出的活动与情感，和儿童期情境联系在一起。
就理论的层面而言，使用主动性措施的正当性如下：与净化方法——记忆的浮现导致情绪反应——相反，主动方法藉由引发付诸行动及情感的显现，助长了被抑制物的复返。“可能……某些早期儿童期的内容……根本无法被忆起，而只能以一种……再经历来复制”。
就技术的层面而言，费伦奇认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中，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只有当传会已变成一种强制，以及主要在治疗结尾时，才应当使用主动性措施。最后他强调，他并不意图修改基本规则；他所提出的“技巧”之目的，在让上述规则的遵守变得更容易。
费伦奇后来显著地扩大主动性措施的适用范围。在一篇与奥图·峦克(Otto Rank)合作的短著中(《精神分析之发展目标》)，他由力比多的角度来诠释治疗过程，特别是在最后阶段中(“力比多戒断”)，认为使用主动性措施(定下治疗期限)是必要的。
在其理论演化的最后阶段，费伦奇修正此种看法。主动性措施显著加强病人的抗拒；在提出指令与禁令的同时，分析师扮演双亲型超我、甚至教师的角色；就定下治疗期限而言，所遭遇的失败证明，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且如同所有其他可能的主动性措施一般，只当病患同意并可能放弃的情况下，才需帮助它们。费伦奇最后放弃这些主动性措施：“我们应当满足于诠释病患隐藏的行动倾向，支持他克服持续至今的神经性禁制之微弱企图，而不催促、或甚至劝告他采取一些激烈措施。若我们有足够的耐性，病患自己迟早会面临是否该尝试尽点力的问题（例如，顶撞一恐惧处境)……。换句话说：病人自己必须决定或至少明确无误地表明活动的时机”。
人们经常将主动性技术对立于分析方法所要求之纯粹“期待”、被动的态度。事实上此种对立颇为牵强；一方面，因为费伦奇不断将他提倡的措施视为是分析方法之辅助而非其变体；另一方面，因为分析方法并未排除分析师的某些活动(询问、场次间隔等)，而由于诠释本身必然折曲联想过程的方向，它因此也是主动的。界定主动性技术的，是其对重复(佛洛伊德将之与回忆对立)的强调；为了克服重复强制，并且最后使回忆得以可能，或至少让分析工作得以进展，费伦奇似乎认为不仅应该允许、而且还必须鼓励重复。这便是主动性技术之原动力(α)。
(α)关于此点更充分的讨论，可参照格鲁弗(Glover)之《精神分析技术》，他指出主动性技术所提出的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289.温惠 tenderness
在佛洛伊德赋予它的特定用法中，籍由与肉欲(Sinnlichkeit)对立，该词指称一种对他人的态度。这态度延续或复制儿童最早的爱恋关系模式，于其中，性快感并非独立出现，而是总是藉由依附在自我保存欲力的满足上。
正是在分析一种特别类型的爱恋行为时(《论爱情生活中最普遍的贬抑》)，由于“肉欲流向”与“温惠流向”这两个成分在临床中是分离的，故佛洛伊德将两者区分开来(见：生殖器爱)。
佛洛伊德所致力的并不在于描述温惠的表征，而在于发掘其起源。佛洛伊德在儿童的原对象选择——对照顾与哺育者的爱——中找到这起源。这爱从一开始便包含情欲的组成要素，然而后者最初与由进食与身体照顾中所获得之满足密不可分(见：依附)。
相对地，童年中的“肉欲”流向，或严格地说，性流向可由以下事实定义：情欲快感先是偏移出生命需求为其所指示出之对象路径，并且变成自体情欲的(见：性)。
在潜伏期时，性目的在抑制的效应下历经一种软化，这加强了温惠流向。随着青春期的欲力推力，“……强烈的‘肉欲’流向不再误认其目的”。性对象只能逐渐地“……将那些系于先前[对象]上的温惠吸引到它们之上”。
290.谭纳托斯(死神) Thanatos
有时与爱罗斯一词对称而被用来指称死亡欲力的希腊词汇(死神)；经由加诸其上的一个类近神话的意涵，该词的使用强调了欲力二元论的根本特质。
虽然谭纳托斯一词并未出现在佛洛伊德的作品中，但是根据琼斯(Jones)的说法，佛洛伊德偶尔在交谈中用到它。应是由菲登(Federn)将它引介进分析文献中。
我们知道，佛洛伊德在其生命欲力与死亡欲力的理论架构下使用爱罗斯一词。他因此引据形上学与古代神话，来将其心理学与生物学的玄思置于一种具有较广范围的二元论构思中。读者主要可参阅《超越快感原则》的第六章以及《有尽与无尽之分析》的第六节，于其中，佛洛伊德将他自己的理论与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于爱与争斗间所建立的对立两者汇众在一起：“恩培多克勒的两个基本原则，爱与争斗，与我们的原初欲力，爱罗斯与破坏性，不论在名字或功能上都相同”。
谭纳托斯一词的使用，强调了在佛洛伊德的最后构思中，两大类欲力所具有之普遍原则的特性。
291.拓扑论；拓扑论的topography,topographical
假设精神装置分化为若干系统之理论或观点，这些系统均有不同的特征或功能，并依据某种次序彼此关联地配置，这使它们可被喻为以空间方式具象再现的精神场所。
佛洛伊德的两种拓扑论经常被提及：在第一拓扑论中，主要是无意识、前意识及意识的区别，第二拓扑论则区分三个审级：“它”、自我与超我。
拓扑论一词意谓场所理论，自古希腊时期便在哲学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古代人而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场所构成具有逻辑或修辞价值，并可从中得出论证前提之分类标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国哲学中康德曾使用拓扑一词。他所谓的“超验拓扑论”即是“……以判断来决定每个概念应处的场所……；它始终区分每一概念专属的认知能力”(α)。
*：I.佛洛伊德精神拓扑论假设根源于整个科学脉络(神经学、精神生理学、精神病理学)。我们仅指出其中最真直接决定性的元素。
1.十九世纪下半叶盛行之大脑区位解剖-生理学理论试图使极为特殊化的功能或特定种类的表象或意象，从属于极为严格区位化的神经学基础之上：这些功能或表象可能分储于大脑皮质的某一部分。在1891 年一本专论当时流行的失语症问题的小书中，佛洛伊德批判此种他称为拓扑的理论：他指出当时如韦尼克(Wernicke)及李希汉(Lichtheim)等作者所提出的复杂解剖图式之局限与矛盾，并主张应以功能类型的解释来补充对区位之拓扑与件的考量。
2.在病态心理学的领域中，一连串的观察促使下列想法产生：以一种近乎现实论的方式，将主体无法持续、完全处置，却可指出其有效性的一些行为、表象、记忆联系于不同精神群上：催眠现象、“双重人格”等案例(见：自我分裂)。
这虽是佛洛伊德发现无意识的场域，但此发现并不局限于辨认不同精神场所的存在，它并一一指定这些精神场所各自不同的运作性质与模式。自《歇斯底里研究》开始，无意识的概念即涉及精神装置之拓扑差异化；无意识本身具备一种分层组织，分析式探索的进行必然经由某些假设着表象群间某种次序的途径。以环绕着“病原核心”的方式排列成真正“档案”的记忆组织，并非仅是时序性的；它亦有一逻辑意义，不同表象间的链接是根据不同模式所完成。另一方面，意识醒觉，无意识记忆重新整合入自我，被以一种空间式具象化模型描述，同时意识被定义为每次只让一个记忆通过以进入“自我空间”的一种“隘道”。
3.我们知道，佛洛伊德始终将一种对精神拓扑理论而言重要的假设归功于布洛伊尔(Breuer)，由于精神装置是由不同系统所构成，此种差异化应有功能上的意义。如此，特别是装置中的同一部分无法充当接收刺激与保存其痕迹这两个矛盾的功能。
4.最后，透过明证化无意识领域与其自身运作法则的观念，梦的研究强化了精神系统之间区隔的假设。就此点而言佛洛伊德指出费西纳(Fechner)直觉的价值——他认识到梦的动作场景，并非醒觉的表象活动以一种减弱模式的延长，而是一种真正的“另场景”。
Ⅱ.第一精神装置的拓扑论构想出现于《梦的解析》第七章，但此想法的演变可上溯《科学心理学大纲》——在其中它仍是在神经元装置的神经学架构下被阐述——以及随后致弗利斯(Fliess)的书信，特别是1896年1月1 日与12 月6 日两封信(β)。此第一拓扑论(日后在1915年有关后设心理学的论文中被进一步发展)区分出三系统：无意识、前意识及意识。每一系统各有其功能、过程类型、投资能量，并因表象性内容而殊异化。佛洛伊德在这些系统彼此之间放置禁制、管控从一系统到另一系统之通道的检禁。“检禁”一词，一如佛洛伊德的其他意象(“玄关”、系统间的“边界”)，凸显出精神装置理论的空间面向。
拓扑论观点超越此一基本的差异化。一方面，在《梦的解析》第七章之图表以及1896年12 月6 日致弗利斯的书信中，佛洛伊德假设具有不同联想法则特征之表象群所构成的序列记忆系统。另一方面，系统间的差异与一定的规则有关，如能量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过渡应遵循特定的连续次序：这些系统可被以正常的方向——“前行”——或以退转的方向历经；佛洛伊德所谓的“拓扑退转”可由梦的现象予以阐明，在其中思想可能带有甚至会产生幻觉的视觉特质，如此退转到某类最近似位于刺激历程起源之知觉的意象。
应如何理解佛洛伊德理论所涉及的精神场所观念?正如佛洛伊德自己所强调，将其视为另一种有关功能的解剖式区位尝试是不正确的：“我将完全搁置以下事实：在此所讨论的心灵装置也可以解剖标本切片的方式被认识，但我们很谨慎地避免尝试任意地以解剖学方式决定精神区位”。然而我们发现，事实上并非全无解剖学关联；在《梦的解析》中，所有精神过程都位处装置的知觉端点与运动端点之间：佛洛伊德在此使用的反射弧图表，在具有“模型”功能的同时亦保留其表面价值(γ)。随后佛洛伊德不只一次在神经系统的空间结构中继续寻找若非精确的对应，至少也是模拟性或隐喻。举例而言，他依旧主张，知觉-意识系统收受外在刺激此一事实与大脑皮质的边缘位置有关。
但是佛洛伊德显得十分执着于他认为其尝试中的原创部分：“……透过剖析精神运作，并将每一个别的精神作用都——归属到该装置中的一个构成部分，以便使精神运作的复杂性可被理解”。如我们所见，“精神区位性”的观念涉及部分彼此相对的外在性与各部分的殊化，同时也提供下列的可能性：为一个在时间上展开的过程确立一特定的连续次序(δ)。
最后，佛洛伊德在精神装置与光学装置(如复式显微镜)之间所作的比较，澄清了他所理解的精神场所，精神系统对应的应是位处两镜片间的装置之虚拟点，而非其物质零件。
Ⅲ. 系统间的区分以及——根本地——无意识与前意识-意识之间(ε)区隔的命题，与对精神分析而言同等重要的动力论概念不可分；根据后者，系统之间彼此冲突(见：动力论，精神冲突)。这两个观点的衔接，造成了拓扑区分之起源的问题。极简要地说，我们可以在佛洛伊德著作中找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解答：其一具有发生论特征，并受到第二精神装置理论所强化(特别见“它”)，在于假设审级是由一本身根植于生物性质的无意识系统中逐渐分化而出(“所有有意识的最先都是无意识的”)。另一解答则致力于以抑制过程说明无意识的构成，此种解答导致佛洛伊德在初期提出原初抑制的假设。
Ⅳ. 从1920年开始，佛洛伊德发展出另一套人格概念(常被简要地称为“第二拓扑”)。传统上据以解释此一改变的主要动机，在于对无意识防御之日益重视，因而不允许将防御冲突之各极对应于先前所定义的系统：被抑制物对应于无意识，自我对应于前意识-意识系统。
事实上，我们无法将相关理论修正的意义限制于此种观念——此外，该观念长久以来便大致明显地存在于佛洛伊德著作中(见：自我)。促使此修正成为必然的主要发现之一，乃是人格构成中各种不同的认同，以及它们在其中所留下的永久形成(理想、批判审级、己像[images de soi] )所扮演的角色。就其概要形式而言，此第二个理论引介了三种“审级”： “它”，人格的欲力极；自我，代表个人的整体旨趣且如是受到自恋力比多投资的审级；最后，超我，由将双亲的坚持要求与禁止内在化而构成的判断与批判的审级。此一构想不仅操弄这三个审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它在它们之中差异化出一些更特定的形成(例如，理想自我、自我理想)，并因此在“系统间”的关系之外，引介“系统内”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对存在于不同系统间之“依赖关系”的特别重视，并特别在自我中，甚至在其所谓适应性的活动中，重新认出欲力需索的满足。
在这个新的“拓扑论”中，精神区位的观念变得如何?就指称审级的术语选择而言，我们于此处所看到的模型不再借自物理科学，而是显然带有人形论(anthropomorphisme)标记：主体内的领域倾向以主体间关系的模型被构想，这些系统被再现为个人内一些相对自主的人物(例如，人们说超我施虐般地对待自我)。如此，精神装置的科学理论倾向近似于主体构思自己甚或建构自己的幻想方式。
佛洛伊德并未放弃调和他的两个拓扑论。他曾多次赋予精神装置整体一个空间具象的再现，在其中，自我/“它”/超我的分立与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分立共存。我们在《精神分析纲要》第四章可找到对此类尝试最精确的阐释。
(α)有人可能尝试将康德拓扑概念的运用，定位于一种属于古典逻辑或修辞概念，与一种佛洛伊德式精神场所的概念之间。对康德而言，概念正确的逻辑用法有赖于我们将事物表象正确地归属于我们的某种能力(感觉力与理解力)。
(β)在第二封信中，佛洛伊德发展了日后成为《梦的解析》理论的精神装置理论，“拓扑论”一词仍如此地带有解剖学涵义，以致佛洛伊德坚持精神系统的区分“……不必然为拓扑论的”。
(γ)仍须强调，所谓的反射弧图式——以运动的形式释出它在感觉端点所接收的同一能量——并未考虑从这个时期开始神经生理学已建立的与件，此种生理学是佛洛伊德身为一位有成的神经学家所深诣的。此种“忽略”之因，或许在于佛洛伊德尝试以单一图式，说明被称为“内在刺激”之欲力能量的流通，以及“外在刺激”的流通。就此观点所提出的模型，根本上应被理解为一种欲望的模型，佛洛伊德将其普遍化为整体精神生理学系统之模型，并认为在该系统中甚至有外在刺激能量的流通。然而，极可能存有一个比此伪-生理学及其所提供的隐喻更深层的真理，因它导致将欲望具象化为一由内攻击主体的“异体”。
(δ)对佛洛伊德而言，精神装置的广延特征是一种如此根本的与件，以致他翻转康德的观点，而将此种特征视为空间先验形式的起源：“也许空间性是精神装置广延特征的投射。其他推论似乎都不可能。非如康德所说的我们精神装置的先验条件；精神是被广延的，但它却一无所知”。
(ε)佛洛伊德通常以前意识-意识系统之名，将意识与前意识联系在一起(见：意识)。
292.记忆痕迹mnemic-trace或memory trace
佛洛伊德在著作中始终使用的词汇，指称事件铭记于记忆中的方式。据佛洛伊德所述，记忆痕迹被存放于不同系统中；它们恒久存留，但唯有受到投资时才能再度恢复活动。
后设心理学著作中经常使用记忆、痕迹此一精神生理学观念，它涉及一种佛洛伊德从未全面阐述的记忆概念；甚至因此容易引起一些错误诠释：认为如记忆痕迹这样的词汇，只不过是承继自一个过时的神经生理学思想。在此我们无意陈述佛洛伊德的记忆理论，仅指出佛洛伊德之所以借用记忆痕迹一词，背后有其原则上的坚持需求：佛洛伊德欲根据拓扑论定位记忆，并藉经济论词汇解释其运作。
1)由于必须以一个功能来定义整个精神系统，并以知觉-意识作为一特殊系统的功能(见：意识)，导致佛洛伊德假设意识与记忆之间无法兼容：“我们难以相信，刺激(Erregung)的持久痕迹也会存留在知觉-意识系统中。假使它们一直停留为意识，不久将会限制该系统接受新刺激的能力。反之，若它们成为无意识，我们则有义务解释无意识过程是存在于一系统中，此系统运作时另外伴随意识现象。换言之，将成为意识委予一特殊系统的假设，使我们既无所改变亦无所获得”。在此，这是一个可上溯至精神分析起源的观念。布洛伊尔(Breuer)在《歇斯底里研究》中首度论及：“同一器官不可能同时满足两个矛盾的条件；反射望远镜内的反射镜不可能同时亦为摄影感光版”。佛洛伊德曾试图透过与“魔术书写板”运作的比较，阐释此一拓扑论概念。
2)佛洛伊德对记忆本身引进拓扑区分。一特定事件会铭记于不同的“记忆系统”。佛洛伊德曾为这种记忆层组成系统提出许多大致形象化的模型。在《歇斯底里研究》中，他将记忆组织比较于复杂的档案，在其中记忆根据不同的分类模式被存放：时间次序、联想链的连结、可通达意识的程度。在1896年12 月6 日致弗利斯(Fliess)的书信以及《梦的解析》第七章中，佛洛伊德更具学理性地重拾记忆系统中铭记循序序列的概念：前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被视同两个记忆系统之间的区分。就“描述”意义而言，所有的记忆系统均为无意识，但Ics(无意识)系统中的痕迹则无法毫不改变地进入意识，而前意识记忆(一般所谓的记忆)却可在某个行为中被现实化。
仿佛洛伊德有关幼儿失忆的概念，可以澄清记忆痕迹的后设心理学理论。我们知道，对佛洛伊德而言，若我们不记得生命最初几年的事件，这并非因为缺乏固着，而是因抑制之故。一般而言，所有的记忆按理均应被铭记，但其唤醒则仰赖于它们受到投资、撤回投资以及逆投资的方式。此一概念是以临床发现之表象与情感定量的区分为依据：“在精神功能上应区分某些事物(情感定量、刺激和)，它们具有量的所有属性——即使我们无法予以衡量——这些事物可能增加、减少、移置、卸载，并且散布于表象的记忆痕迹之上，约莫如身体表面的电荷”。
*：我们看到，佛洛伊德的记忆痕迹概念与经验论的记忆印痕(engramme)概念截然不同；后者的定义为一种与现实相似的印记。实际上：
1.记忆痕迹始终铭记于系统中，并与其他痕迹相关联。佛洛伊德甚至曾尝试区分不同系统，其中同一客体会依据联想的类型(同时性、因果关系等)铭记其痕迹。就记忆的唤醒而言，一记忆可能在某一联想脉络下被重新现实化，但在另一脉络中却无法进入意识(见：情结)。
2.佛洛伊德甚至倾向否认记忆痕迹具有任何感官的质：“当记忆再成为意识时，它们并未显示感官的质，或相较于知觉，只是极微弱”。
《科学心理学大纲》一文——其神经生理学导向，表面上为记忆痕迹与“拟相”的类同提出最佳证明——最易令人理解佛洛伊德记忆理论原创性所在。在该文中，实际上，佛洛伊德试图不藉助痕迹与客体间的相似性而说明记忆在神经元装置中的铭记。记忆痕迹仅是辟路的特殊配置，以致某一途径会比另一途径更易被采用。我们可将此种记忆运作，比较于建立在二元对立原则上之控制机器理论中所谓的“记忆”。同样地，根据佛洛伊德，神经元装置亦由连续的分叉所定义。
然而应注意，佛洛伊德在后期著作中论及记忆痕迹——亦常以“记忆影像”作为同义词——的方式，显示当他不考虑其构成过程时，他是将它们称为——就经验论心理学意义而言——事物的复制。
293.传会transference
在精神分析上，指称一种过程，藉此无意识欲望在与某些对象所建立的某种关系架构中——特别是精神分析——现实化于这些对象之上。
这是一种儿童期原型的重复，其体验伴随着明显的现实感。
精神分析师所谓的传会，如无其他修饰语，最常指称治疗中的传会。
传统上认为，传会是精神分析治疗课题运作的场域；因传会的建立、形态、诠释以及化解，均构成精神分析治疗的特征。
法文transfert 一词并非精神分析专属的词汇。它具有一个非常广泛的意义，与transport (转让、转移)意义相近。但transfert 所指比较是价值、权利、实质的移置(例如，资金的转移、产权的转移等)，而非物体材料的移置。在心理学上transfert 有许多层意义：如，感官的转移(知觉从一感官领域传译到另一感官领域)；感觉的转移；以及特别是当代实验心理学所谓学习与习惯的转移(在某种形式活动学习中所获得的进展，会改善另一个活动的进行)。有时亦称此种学习转移为正面转移，对立于所谓负面转移——先前的学习对后来的学习造成负面的干扰(α)。
*：传会之所以如此难以定义，是因对许多论者而言此一观念的范围十分广泛，甚至指称构成病患对分析师的关系之所有现象。因此，相较于其他任何观念，它更传达了每个分析师对于治疗及治疗的对象、动力、策略、目标等全部的构思。于是传会的观念便涉及传统论战中一整个系列的问题：
a)关于传会在治疗中的特殊性：藉由其相关事项的恒常性与严谨性，分析情境是否仅提供一个有利的机会来研究与观察一些亦出现于他处的现象?
b)关于传会与现实的关系：像“解真实（化）”(déréel)如此受争议的观念，以及“分析情境的现实”如此难以定义的观念，可提供何种基础以评估在治疗中出现的某个征象是否符合这种现实，是否为传会的呈显?
c)关于传会在治疗中的功能：回忆与体验重复各有何治疗价值?
d)关于被传会物的性质：被传会者为何?是行为模式，对象关系类型，正面或负面的感觉，情感，力比多负载，幻想，整体的依玛构或其特征，甚或是晚期精神装置理论意义下的审级?
*：因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遭遇到传会的呈显——佛洛伊德不断强调传会的出现多么奇异——使他可在其他情境中辨认出传会的作用：无论传会是所涉关系的基础本身(催眠、暗示)，抑或它在这些关系中扮演——在有待确定的限度之内——重要角色(主要为医生-病患关系，但也可以是教师-学生、告解师-告解者等关系)。远在治疗者能够指认，特别是能够使用它之前，传会便已在精神分析濒临诞生时——布洛伊尔(Breuer)以“净化方法”治疗的安娜·欧(Anna 0.)病例——显示出其效应的广度(β)。同样地，在佛洛伊德此一观念的历史上，实际经验与明确概念之间也有所差距。一如他在多拉病例中所言，他自己亦尝到此一差距的后果。因此，如欲追溯传会在佛洛伊德思想上的演变，则应在论述之外，亦从可读到之治疗报告中，找出在治疗中运作的传会。
*：当佛洛伊德在关于梦的问题上论及“传会”、“传会思想”时，他所指的是移置的一种模式，在其中无意识欲望透过前日的前意识残余所提供之材料，进行自我改装并表达。但若认为此一机制异于佛洛伊德用以说明治疗中所遭遇之事物的机制，则是错误的：“……无意识表象本身，完全无法渗入前意识。它唯有藉由连结于一早已属于前意识之无关紧要的表象，将其强度传会于此表象上，并透过它掩护自己，才能在前意识中产生效应。这便是传会的事实，它解释了神经症患者精神生活中的许多显著现象”。在《歇斯底里研究》中，佛洛伊德以相同方式说明某位女病患将其无意识表象传会到医生身上的例子：“欲望(Wunsch)的内容首先出现于女病患的意识中，却无任何关于相关情境的记忆使此欲望可被放回到过往。于是，此一当前的欲望透过意识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联想强制(Assoziationszwang)，被连结到我身上——一个合理占据着病患思想的人物。在这个我称为错误连结的Mésalliance (误配)中，当时驱使患者弃绝此一不被允许之欲望的同一个情感则被唤醒”。
最初对佛洛伊德而言，传会——至少在理论上——只是情感由一表象到另一表象之移置的一种特例。若分析师的表象特别被选择，是因为它不但是主体随时可用的一种“白日残余”，同时这类传会亦有利于拒抗——若告白的对象正是欲望所针对的人，被抑制欲望的告白将更为困难。我们另外看到，在此一时期，佛洛伊德认为传会是一种极为局部化的现象。每个传会均应如其他所有症状般被处置，以便维持或修复一种以信赖互助为基础的治疗关系。其中，在其他因素之外，佛洛伊德亦论及医生个人本身的影响，但他完全不认为这属于传会。
因此，佛洛伊德一开始所指称的传会似乎并不属于治疗关系的本质。此一看法甚至也出现于传会占有重要角色的多拉病例上，以致在观察报告上所附加的评论中，佛洛伊德将治疗的早夭归咎于缺乏对传会的诠释。许多陈述均显示，就治疗的结构与动力而言，佛洛伊德并未将整个治疗视同一种传会关系：“何谓传会?它们是随着治疗进展而需被唤醒与被意识之动势与幻想的再版、复制品；其特征为以医生个人本身来替代一早先认识的人物”。佛洛伊德指出，无论针对分析师或其他人，这些传会(请注意是复数)性质上并没有不同。此外，它们必须被——阐释并且“摧毁”，才能成为治疗的助力。伊底帕斯情结之发现的逐渐整合，必然影响佛洛伊德对传会的理解。费伦奇(Ferenczi)自1909年即表示，在治疗中，甚至早在催眠与暗示技术中，病人会无意识地以医生扮演其亲爱或畏惧之双亲形像的角色。佛洛伊德在第一份关于传会的整体报告中(1912年)，强调传会与某些“原型”、“依玛构”有关(主要为父亲，但亦可能是母亲、兄弟等的依玛构)：“……医生会被列入病人已经形成的精神‘系列’之一”。
佛洛伊德发现，在传会中被重新体验的是主体对其双亲形像的关系，尤其会伴随着此关系具有的欲力矛盾双重*特征：“透过传会此种痛苦的途径，[鼠人]必须说服自己相信，他对父亲的关系确实包含着那个无意识补充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佛洛伊德区分两种传会：一种是正面、温惠感觉的传会；另一种是负面、敌对感觉的传会(r)。在此应注意，这些词汇与伊底帕斯情结之正面、负面组成物等词之间的关联。
对传会观念的此种扩充，使它成为基于儿童期冲突原型而结构整体治疗的一种过程；这也致使佛洛伊德提出一新的观念——传会型神经症：“……我们经常能够赋予疾病的所有症状一个新的传会意义，并以一种[病患]能够被治疗工作所治愈的传会型神经症，取代他的普通神经症”。
*：就传会在治疗上的功能而言，佛洛伊德首先非常明确地将它列为与被抑制材料之回忆对立的主要“阻碍”之一；但他同时指出，传会出现得相当频繁甚至普遍：“……我们可以确定它在所有严谨的分析中都会出现”。同样地，在佛洛伊德思想的此一时期，他观察到，当特别重要的被抑制内容可能被揭显时，便会产生对医生个人本身之传会的机制。就此意义而言，传会仿佛是抗拒的一种形式，同时也警示无意识冲突的邻近。如此，佛洛伊德一开始即遭遇传会中的矛盾因素以及促使他对传会功能提出非常不同说明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相较于口述回忆，它是一种“传会抗拒”(Ubertragungswiderstand)；但在另一意义上，因对主体与分析师而言，传会均构成一个可在“萌生状态”(in statu nascendi)并可“趁热”掌握儿童期冲突元素的有利方式，因此它是病患之个别课题在无可回避的现实中上演的场域；病患在此必须面对其无意识幻想与无意识欲望的存在、持续与力量：“这是一个必须取得胜利的场域……。不可否认，驯服传会现象的工作对精神分析师而言至为艰巨；但不要忘记，正是这些困难提供了无可衡量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现实化并呈显那些积沉且遗忘的爱恋动势；因为，终究，没有人能够在不在场(in absentia)或雏像(in effigie)的方式下被处死”。
无庸置疑，此第二向度对佛洛伊德而言显得日益重要：“传会，不论正面或负面形式，皆为抗拒所用；但在医生手中，它却成为最有力的治疗工具，并在痊愈过程的动力中扮演不可低估的角色”。
然而应注意，相反地，纵使佛洛伊德极为肯定传会中重复的优势地位——“病人无法记起所有在他身上被抑制的事物，而且可能无法记起的正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他不得不重复被抑制物，犹如当下体验的经验般”——他亦随即强调，分析师必须“……尽可能地局限此传会型神经症的范围，尽量推向回忆，尽少让它陷入重复”。
况且佛洛伊德始终坚持，最理想的治疗仍是完全的回忆。当完全的回忆不可能达到时，他相信可透过“建构”填补儿童期过往的空缺。反之，无论就儿童期经验的弭除反应或是就改正与对象关系的解真实化模式而言，他从未唯独重视传会关系本身。
*：在《歇斯底里研究》中，佛洛伊德论及传会的呈显时写道：“……这个依照旧模型产生的新症状，必须像旧症状一样[予以处置]”。同样地，当他日后将传会型神经症描述为一种用以取代临床神经症的“人造疾病”时，他不正预设了传会反应与真正的症状之间，兼具经济与结构上的等同关系?
确实，佛洛伊德有时将传会的出现解释为“……[抗拒的]要求与探查工作的要求间之妥协”。但他随即察觉，愈接近“致病情结”，传会的呈显即愈迫切。而且当他认定这些传会现象属于重复强制时，他亦指出“……直到迎向它的治疗工作松开抑制之前”，这股强制并不会表现在传会当中。从多拉病例——在其中，佛洛伊德将传会比拟为真正的“再版”，相较于无意识幻想，它们通常不具任何变形——到《超越快感原则》一书——-其中，他描述传会中复制“……的出现带有不希望有的忠实性，[并且]其内容总是儿童期性生活中一个片断，即伊底帕斯情结与其分支的一个片断……”——只是更清楚地厘清以下观念：在传会中现实化的是儿童期冲突中最主要的部分。
在《超越快感原则》一书中，传会中的重复是佛洛伊德所提出证明重复强制力重要性的与件之一：在治疗中被重复的是一些情境、情绪，它们最终均表现出无意识幻想的不灭性。
然而我们可以质问：应赋予佛洛伊德所谓传会的抗拒何种意义?在《禁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中，他认为传会抗拒属于自我的抗拒，因传会的抗拒与回忆对立，它会将抑制的作用翻新于现实当中。但应注意，在同一篇文章中，重复强制根本上却被佛洛伊德称为“它”的抗拒(见：重复强制)。
最后，当佛洛伊德提到传会中过去经验及对双亲态度等的重复时，此种重复不应在一种现实意义下被理解，而将现实化局限于实际体验过的关系上。因为一方面，被传会的主要是精神现实，亦即最深层的无意识欲望与其相关幻想；另一方面，传会的呈显并非一种就字面意义而言的重复，而是被传会物的象征性等同物。
*:传统上对自我分析治疗效果的批评之一，在于质疑自我分析定义上已排除个人间关系的存在与作用。
虽然佛洛伊德曾指出自我分析的局限性，此外亦强调，通常只在传会如暗示般赋予分析师有利的权威时，诠释才会被接受。然而我们可以说，是佛洛伊德的追随者将分析师的角色完全脱离出来，成为治疗中的他者。这包含许多方向：
1.若延伸佛洛伊德第二精神装置理论，精神分析治疗可能被理解为在于提供一个场所，使主体内部冲突——本身为童年真实或幻想之相互主体关系的后遗症——得以重新表现于一个开放的沟通关系中。正如佛洛伊德自己所言，分析师可以处于例如超我的位置。更广泛地说，整个认同作用会藉此机会铺展并“解开”。
2.在一个特别重视对象关系观念的思想路线上，人们致力由传会关系(δ)中找出主体对不同类型(整体或部分)对象之关系的一些特殊模式。一如巴林(M.Balint)所言，人们因而“……以对象关系来诠释病患之传会的每一细节”。此一面向可能导致在治疗进展中找到不同发展阶段之接续的想望。
3.在另一面向上，人们可能将重点置于话语在治疗中——即在传会关系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此一面向早在精神分析起源时期便已存在，因为净化方法至少同等重视情感的弭除反应与被抑制记忆的化为言语(talkingcure[谈话治疗] )。然而当佛洛伊德描述那些最不可避免的传会呈显时，令人惊讶的是，他将它们置于“付诸行动”（Agieren）的标识下，并将犹如已体验经验的重复对立于回忆。我们可以质疑，这样的对立是否真的有助于在传会的两个向度中——过去的现实化，及移置于分析师个人本身之上——认清传会。
事实上，我们无法了解，相较于主体以行为对待分析师，为何当主体向他叙述某个过往事件、向他报告某个梦时(ε)，分析师会较无关连。
一如“行动”，病患的诉说也是一种关系模式，它可能有例如取悦分析师或疏离他等目的。反之，一如诉说，行动也是传达讯息的一种方式(如失误行为)。
4.最后，基于反对认为传会是一种纯粹自发的现象、一种对分析师所构成之屏幕的投射此种极端命题，某些论者试图透过发掘分析情境中有利于传会出现的事物，以补充一种认为传会主要依赖于主体本身的要素——传会素因——的理论。
他们若非如埃达·麦卡萍(Ida Macalpine)，强调分析环境中的真实因素(条件的恒常、挫折、病患的儿童期位态)，便是强调分析一开始即建立起的要求关系，透过此种关系的媒介，“……整个过往绽开，并深达早期童年的最底层。要求，主体始终仅在要求，他只能透过要求来存活，而我们则予以延续……。退转所显示的，除了是已过时效的要求中所惯用的意符再度返回现在之外，并无其他”。
佛洛伊德并未忽视分析情境本身与传会之间交互关系的存在。他甚至指出，虽然母亲的、兄弟的等各种类型之传会均可能同时出现，但“……这些对医生的真实关系使得父亲的依玛构……具有决定性”。
(α)英语系的心理学家可运用两个词汇：transfer与transference，但似乎后者才意指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传会(参阅：英格里虚[English]与英格里虚[English]，《Transfer》与《transference》两条款)。
(β)关于这段故事的后续发展，参阅：Jones(E.)《佛洛伊德传》，第1 卷。
(γ)正面、负面在此形容被传会情感的性质，而非传会在治疗上有利或不利的回响。依据丹尼尔·拉嘉许(D.Lagache)：“……传会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这样的词汇将较为正确且容易理解。我们知道正面感觉的传会可以有负面效应；反之，负面感觉的表达亦可能构成决定性的进展……”。
(δ)该词曾出现于佛洛伊德著作中。
(ε)参阅：一般所谓“配合的梦”。这是指某些经过分析后，显示其中实现的是想要满足分析师、肯定其诠释等欲望的梦。
【译注】
德文übertragung 来自动词übertragen，字面意义为“(能量、资产等)由一处传输、运送到另一处”，“(书文等)由一处转写至另一处”，而由此衍生出“翻译”、“(疾病)传染”等意义(参阅《瓦氏德语字典》[Wahrigdeutsches Wörterbuch])。
作为精神分析最主要的概念之一，论者咸认为佛洛伊德übertragung概念的形成，与其所处十九世纪中、末叶的文化脉络有关：
从十九世纪初的梅斯美(F.A.Mesmer)等人的磁性疗法到夏科(J.M Charcot)与南西学派的彭罕(H.Bernheim)两人关于催眠的论战，佛洛伊德处身于这个磁性-催眠的世纪，对于催眠论述当有一番特别领受，尤其是催眠现象之核心因素“可暗示性”(suggestibìlité)概念。如佛洛伊德自己所述：“人们可轻易在[传会]中发现催眠师称为可暗示性之动力因素——催眠关系中之载具”(G.W.,XIV,p.68)。关于此论点，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佛洛伊德在1888年为彭罕《论暗示与其治疗应用》一书的翻译所作之序言中，曾直接引用法文tranfert一词，并将之译为übertragung ，指称“感受性由[身体]的一侧传输到对应的另一侧”(G.W.，Nachtragsband, p.113)。同年，在另一篇收录于魏拉雷(A.Villaret)《医学字典》之论歇斯底里的文章中，佛洛伊德也直接引用法文transfert指称“感觉缺失、麻痹、痉挛、震颤等，由身体一侧传输到对称的另一侧”(G.W.，Nachtragsband, p.80)，即夏科所称之“传会法则”(la loi dutransfert)(参阅：麦卡萍《传会之发展》，艾伦伯格《无意识之发现》，薛托克与索绪尔《精神分析师之诞生》，内霍《传会：精神分析研究》，薛托克与伯许·贾克伯生等人《催眠与精神分析》，拉普朗虚《课题五：木桶，传会之超验》，马卡立《佛洛伊德最初传会之概念史》)。
2.与上述有关催眠讨论息息相关之科学潮流亦影响佛洛伊德，特别是德国生理学理论发展中反射弧概念所引起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重新思考，如布律克、艾克斯纳(Exner)均曾以übertragen一词指称神经系统中能量的传输与连送。另一方面，传承自后康德学派的知觉理论(如何姆霍兹[Helmholtz]等人)亦为佛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构想因无意识表象强度传移而受到改变之知觉过程，提供了一个模型(参阅：卡维斯《传会观念“前史”》马卡立《观看者眼中：何姆霍兹之知觉与佛洛伊德1900年传会理论的起源》)。
上述思想史考虑虽有助于厘清übertragung 概念之出现与其所处文化脉络的关连，但不应因此将佛洛伊德übertragung一词化约为生理学、神经学上之原始意义。诚如《词汇》作者们所述，从佛洛伊德对übertragung 的发现，到将它深化开展于治疗中、甚或予以理论化， übertragung一词的意义历经数次转折与翻新。而在拉岗关于transfert 概念的不同时期论述中，更将“辩证”的面向以及他称为“假设‘会’的主体”——分析者投射于不涉及任何人身之大写他者的知识——的面向，引入transfert的概念中(拉岗《关于传会之论介》。因此，该词若非如马诺尼(0.Mannoni)所言，为“分析中确实无法被理论化之物”(马诺尼《一个无尽的开端：传会、诠释、理论》)，至少在佛洛伊德与其后继者无尽的理论化尝试历史中，该词均显得难以被确切地定义，相对于此概念在分析治疗中所估的重要性而言，传会的无法被明确理论化，就显得极其吊诡。
这些理论问题的庞杂，加以翻译无法完全对应的本质窘境，均使得übertragung/transfert的中译格外困难。该词常见的中译如“移情”、“移转”等词大多数借自非分析的学术论述，先天上已有内在选择的局限与独断，因此并不适当。再加上单从字面阅读会让人以为“情”是传输之内容，但实际上，被传输、运送之物并不限于情感，如《词汇》作者们所言，亦可能包括“行为模式”、“对象关系类形”、“力比多承载”、“整个伊玛构或其部分特征”、“审级”、“精神现实”、“无意识欲望与相关的幻想”等，甚或拉岗所说之“会”——一种假设的知识。总之，关于何者被传送仍是个开放性的问题。再者，中文“移情(作用)”一词因朱光潜先生用于翻译德国心理学词汇Einfühlung 而广为周知(在本《词汇》中，译者依据《辞海》将之译为“移感”)，若再以该词翻译übertragung/ transfert 恐有混淆观念之虞。而“移转”此一译词的不当处，在于它虽是übertragung/transfert 所必然包含的现象，但并非“传输、运送”过程本身，两者应予区分。“移转”可能更接近佛洛伊德的另一个词汇Verschiebung/déplacement (在本《词汇》中译为“移置”)。
基于以上考虑，对于该词的中译，译者们决定采用陈传兴教授提出的译词：传会。“传会”一词由谐音转译的考虑出发，尝试将法文transfert 一词藉音移置于中文内，谐音造新词一方面相拟分析情境中的倾听，另一方面新词所开启的意符空间，容纳transfert 一词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意义。至于中译之据为法文而非德文，一方面乃因《词汇》原著为法文著作，另一方面，如费迫达(P.Fédida)所强调，佛洛伊德首度使用的是法文transfert 而非德文übertragung ，此一事实透露他着重该词拉丁文起源的意图，因而应考虑法文transfert 与其他真相近语意之拉丁字源词汇的关联性：trarisport(传输)、transmission(传递)、translation(传移), traduction(传译)等(费迪达《异者之位址》)。而从中文字面意义而言，“传”字不仅表示了“传输、运送”的过程本身，亦可衔接上述的关联性。至于中文“会”字所具备的语义向度，亦使“传会”一词可包含übertragung/transfert 过程的各种面向，如思想的“领会、会意”(Gedankenübertragung [思想传会])，儿童期经验之过往与重复之当下性的“际会”，分析者与分析师的“交会”、“汇流”(übertragung-Gegenübertagung [传会-反向传会])，甚至拉岗所谓分析者所投射之假设的知识，“假设‘会’的主体”。
294.创伤(或精神创伤) trauma
主体生命中的事件，其定义在于其剧烈性、主体无法予以适当回应、以及它在精神组织中引起动荡与持久的致病效应。
以经济论词汇而言，创伤的特征在于，相对于主体的忍受度以及其在精神上控制与加工刺激的能力而言，过量刺激的汇流。
Trauma 与traumatisme 乃昔日医学与外科医学的用语。Trauma 一词源自希腊文“伤”，并衍生自“穿孔”，指称穿透破坏的伤害；traumatisme 则较保留用于指称由外部暴力造成的伤口对生命体整体产生的后果，然而在此不必然有皮质表层穿透破坏的观念，例如人们亦论及“脑颅内创伤”。但我们也注意到，trauma 与traumatisme 二词在医学中逐渐有作为同义词的倾向。
精神分析沿用这些词汇(在佛洛伊德著作中，只出现trauma一词)，并将其中涉及的三个意义转移到精神层面：剧烈的冲击、穿透破坏、对整体组织造成的后果。
*：创伤的观念首先指涉一经济论概念，如佛洛伊德自己所言：“我们以此称呼一种体验，它在短时间内造成心灵生活中如此强烈的刺激增高(Reizzuwachs),以致无法透过惯常的方式予以解决或加工；这必然导致能量运作上持久的紊乱”。当刺激汇流超过精神装置的容忍度时——无论它涉及极剧烈的单一事件，或是许多单独可被容忍之刺激的累积——恒常原则首先便无法运作，因装置无法卸载刺激。
佛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则》一书中，曾就生命体与其环境之初等关系层次，给予此种事物状态一具象化的展现：“活质囊泡”被认为由一保护层或刺激防护保护，免于外在刺激。此种刺激防护只允许可容忍的刺激量通过。若这层防护受到大面积的穿透破坏，即为创伤：装置的任务于是在于动员所有可用之力量以建立逆投资，将汇流的刺激量固着在原位，并因此使快感原则运作的条件得以重建。
*：传统上认为早期精神分析(1890-97年间)具有以下特征：在理论层面上，神经症的病因被归咎于过往的创伤经验，并且随着分析探索的深入，在一种不断回溯的退行步骤中，这些经验的日期从成年后推到童年。在技术层面上，治疗的效力被认为在于对创伤经验的弭除反应或精神工作。但传统上也指出，此种概念已逐渐退居次要。
在精神分析草创时期，创伤首先形容主体历史上之一个人事件，可确定其日期，并因其可能引起的痛苦情感而使主体感到其重要性。我们无法绝对地论及创伤事件，而不考虑主体本身的“感受性”。要产生严格意义的创伤——如“异体”般停留在精神内未受到弭除反应的经验——必须出现一些客观条件。当然，因其“性质本身”，事件可能已排除完全弭除反应的可能(如，“失去一似乎无可取代之挚爱的人”)；但除此极端例子之外，事件的创伤价值是由一些特定情况所决定：主体在事件当时所处的特殊心理条件(布洛伊尔[Breuer] 所谓的“类催眠状态”)；事实的情境——社会情况、正在进行之工作的需求等——禁止或阻碍适当的反应(“滞留”)；以及最后，特别是，精神冲突：根据佛洛伊德，它会妨碍主体将所遭遇的经验整合入意识人格中(防御)。另外，布洛伊尔与佛洛伊德亦提及，一系列个别而言无创伤作用的事件可能会累积它们的效应(“总和”[sommation])。
从《歇斯底里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条件，我们可察觉出其中的共同点为经济因素，而创伤的后果则是精神装置无法依循恒常原则清除刺激。由此亦可设想，可能建立一整个系列的事件：从致病效应在于其剧烈性与出其不意特征的事件(例如意外事件)，直到一些唯有在置入一本身已具备极为特殊之断裂点的精神组织时，才产生致病效应的事件。
*：佛洛伊德在歇斯底里以及广泛地在“防御型精神神经症”的生成上对防御冲突的重视，并未使创伤的功能失效，而是使其理论更形复杂。首先应注意，创伤主要是性创伤此一命题于1895-97年间受到肯定。在同一时期，最初的创伤也在前青春期生活中被发现。
在此无法有系统地介绍佛洛伊德当时衔接创伤与防御等观念所提出的构想，因其有关精神神经症病因的观念不断演变。然而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均陈述或假设一十分明确的命题，它意图解释为何创伤事件并未引发自我惯用于对抗痛苦事件的正常防御(如转移注意力)，而是引发一种依循原过程运作的“病态防御”——对佛洛伊德而言其模型为抑制。
创伤的作用可分解为许多元素，而且始终默认至少两个事件的存在：在第一个称为诱惑的场景中，儿童承受来自成人的性企图，但这并未致使儿童产生性刺激；到了第二个通常表面无害且突发于青春期之后的场景，才经由若干联想特征唤起第一场景。是对第一场景的记忆引发性刺激的汇流，并淹没自我的防御。虽然佛洛伊德称第一场景为创伤性场景，但我们看到，就严格经济论观点而言，此价值只是后遗地被赋于其上。或者说，只是作为回忆，第一场景才后遗地具有致病性，因它引起内部刺激的汇流。此种理论赋予《歇斯底里研究》中这句名言充分的意义：“……歇斯底里患者大多为回忆所苦”。
同时，我们看到，对外在事件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逐渐有不同评估。仿制于身体创伤的精神创伤观念逐渐褪去，因第二场景并非藉自身能量起作用，它只是唤醒一股内源的刺激。在这个意义上，在此简述的佛洛伊德概念已展开通往以下观念的道路：外在事件的效力是取自它们所启发的幻想，以及所引起之欲力刺激的汇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佛洛伊德当时并不满意于将创伤描述为因一仅是引发因素的外在事件所致之内在刺激的苏醒。他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将此事件联系于他认为是整个过程之本源的一个更早的事件(见：诱惑)。
*：后续几年当中，创伤的病因重要性逐渐褪去，彰显出幻想生活以及不同力比多时期的固着。“创伤观点”若未“被放弃”，如佛洛伊德自己所强调，则是被整合入另一个援引其他因素——如体质与儿童期历史——的概念中。在成人身上引发神经症的创伤，与先天素因二者构成一互补系列，而先天素因本身又包含两个互补因素：内源的和外源的：
神经症的病因＝利比多固着所造成的因素＋意外事件（创伤性）
┌——┴——┐
性体质（史前事件） 儿童期事件
应注意，在佛洛伊德于《精神分析导论》中所提出的此一图示，创伤一词指称在第二时间突发的一个事件，而非在固着之起源上可见的儿童期经验。创伤的重要性减弱，同时其原创性亦减低：实际上，在神经症的引发上，它倾向被视同佛洛伊德以其他用语另称之Versagung (挫折)。
然而，当神经症之创伤理论如此地被相对化时，意外神经症的存在——特别是战争神经症——使创伤以创伤型神经症的临床形式，再度被置于佛洛伊德思考的首位。
就理论观点而言，《超越快感原则》一书证明佛洛伊德对此问题的关注。在此，创伤犹如一种穿透破坏的经济论定义再度被引用，甚至促使佛洛伊德提出如此的假设：刺激的过度汇流首先便使快感原则无法运作，同时迫使精神装置去完成一个更紧急、“超越快感原则”的任务。此任务在于链接这些刺激，以便后续能够予以卸载。某些梦的重复——在其中主体密集地重新体验意外事件，并且自处于创伤情境，仿佛想掌握它——被认为与一种重复强制有关。更广泛地说，佛洛伊德认为其中有此种强制在运作的所有临床现象，均证明快感原则要能运作，必须满足某些条件。而创伤正废除了这些条件，因为它不仅扰乱力比多经济，更彻底地威胁到主体的整合性(见：连结)。
*：在如《禁制、症状与焦虑》所更新的焦虑理论，以及更广泛地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