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初级与二级由病获利primaryand secondary gain from illness
由病获利泛指主体从其疾病中获得之所有直接或间接的满足。
初级获利涉及神经症动机本身所考虑的利益:在症状中找到满足、病遁、与周遭关系有利的改变。
二级获利与前者的区别如下:
——它后遗地出现，犹如既成疾病的附加获利，或主体对此既成疾病的利用；
——相对于疾病最初的决定因素与症状的意义而言，它具有外在的特征；
——它所涉及的是自恋性或与自我保存相关的满足，而非力此多直接的满足。
从一开始，佛洛伊德的神经症理论便与以下这个观念不可分：疾病之所以发生与被维持，是因为它带给主体满足。神经症过程与快感原则不谋而合，它试图获取一种经济利益，即紧张的降低。此利益可由主体对治疗的抗拒证实，该抗拒阻扰了意识性的痊愈欲望。
然而直到晚期，初级获利与二级获利的区分才在佛洛伊德著作中被提出，但始终十分约略。例如在朵拉病例研究中，佛洛伊德首先似乎认为，相对于症状形成，疾病的动机均是二级的，这些动机一开始并没有经济功能，而且，若后来没有固着的话，也可能只是暂时的：“某些精神流向发觉利用症状十分便利，于是这些症状便获得一种二级功能，并且彷佛驻留在心灵生活中”。
后来在《精神分析导论》与朵拉病例研究1923年修正添补的诠释中，佛洛伊德重拾这个问题：“初级获利”与症状的决定因素本身有关。佛洛伊德在当中区分两部分:“内部初级获利”在于症状能够取得紧张的降低；症状尽管痛苦，但其目的是使主体得以避免有时更为难受的冲突:此即所谓“病遁”机制。“外部初级获利”则与症状带来主体人际关系的改变有关。如此，一个“被丈夫压迫”的女人，可藉由神经症来获得更多的温柔对待与关怀，同时报复她所蒙受的亏待。
但佛洛伊德之所以称上述第二个面向为“外部的或偶然的”，正是因为它与二级获利之间的界限难以划清。
为描述后者，佛洛伊德援引创伤型神经症，甚至意外造成身体伤残的病例。在此，二级获利物质化为伤残者定期获得的补助款——一个令他不愿重新适应正常生活的强烈动机：“若您能够解除其伤残状态，那么您首先便使他无以糊口；他是否还能够胜任之前的工作这个问题，也将接踵而至”。
从这个清楚的例子中，我们可轻易得出定义二级获利的三个特征。但仍须指出，即使在这类例子上，也应如当代对此所投入的研究般，进一步探究意外的无意识动机。当涉及神经症，特别是非创伤型神经症时，这些区分难道不是更不明确?实际上，时间上后来发生且看似外在的获利，可能在症状发作当时便已被预见、追求。至于二级获利的对象面向，经常隐藏了其深层的力比多特征：再举上述病例而言，伤残者获得定期补助可能象征地反映出一种子-母类型的依赖关系。
藉由拓扑论观点可能最容易理解二级获利一词所指的意涵，因为在此观点中，自我审级是从其综合倾向甚至综合“强制”的角度被考量(见:自我)。佛洛伊德在《禁制、症状与焦虑》第三章中讨论这个问题，他透过比较自我为了抵御一个既成症状——而非直接针对欲望——所从事之“二级防御战斗”来厘清二级获利的观念。二级防御与二级获利有如自我对症状这个“异体”的两种回应形态，“……自我的行为彷佛受到以下考虑所指引：既然症状已俨然存在，无法被去除，那么只能去习惯这个处境，并且尽可能从中获取最大益处”。在此种二级由病获利中——这是一种将症状并入自我的真正体内化——佛洛伊德区分，一方面，自我保存领域得自症状的好处，以及另一方面，特别属于自恋性质的满足。
总结上述，二级获利这种称谓不应导致忽略寻求与神经症动力有更直接关联的动机。此要点同样也适用于一些援引二级获利来说明以下事实的精神分析治疗案例：病患似乎在维持某种传会情境时找到比痊愈更多的满足。
32.惩罚的需求needfor punishment
佛洛伊德假设为某些主体行为之起因的内在坚持要求。对他们的精神分析研究显示，这些主体寻求痛楚或令其羞辱的情境，且耽于其中(道德受虐狂)。这类行为中无法被化约的部分，分析到最后，应被归诸于死亡欲力。
一些涉及自我惩罚之现象的存在，非常早便引起佛洛伊德的注意：惩罚的梦——如同为了实现欲望而付给检禁的代价，或特别是强迫[观念]型神经症的症状。在最早有关此种疾病的研究中，佛洛伊德便曾描述过自责的现象；继而在《一强迫型神经症病例评注》中，他也描述自我惩罚行为；更广泛地说，是整体的症状与其所包含的苦痛致使强迫症患者成为自己的施刑者。
忧郁症的临床凸显出一种甚至可能导致自杀之强制自我惩罚的暴力。然而，佛洛伊德与精神分析的贡献之一也在于指出，在一些行为中，惩罚表面上只是某些侵略与犯罪行为原不希望有的某种后果，这些行为的动机实为自我惩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出于自我惩罚的罪犯”，但不必然认为此过程是一个始终十分复杂之现象的唯一动机。
最后，在治疗中，佛洛伊德被引导逐渐重视他所谓的负面治疗反应*：他写道，分析师会感到：“……有一股力量，无所不用其极地抗拒痊愈，无论如何总想紧抓着疾病与苦痛不放”。
在第二精神装置理论架构下，对这些现象所造成之后设心理学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关施虐狂/受虐狂见解的进展、以及死亡欲力的引进，均促使佛洛伊德更明确地勾勒并区分出自我惩罚的行为。
1.关于无意识罪恶感一词，佛洛伊德自己曾持保留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对他而言，“惩罚的需求”一词似乎更为恰当。
2.在拓扑论的角度上，佛洛伊德以一个尤其严苛的超我与自我两者间的紧张关系来说明自我惩罚的行为。
3.然而，惩罚的需求一词的语用，凸显出在这股将主体推向苦痛的力量中有不可化约之处，同时也凸显出他们在苦痛中寻求快感的悖谬。佛洛伊德于是区分二例：某些人会给人一种印象，他们“……被特别敏锐的道德意识所主宰，尽管他们丝毫未意识到此种超-道德。进一步观之，我们会发现此种道德的无意识延续与道德受虐狂之间的差异。前者的重点集中于自我所蒙受之超我增强的施虐狂；反之，后者的重点则在于渴望被惩罚之自我本身的受虐狂，而无论惩罚是来自超我或外在的双亲权力”。由此可见，超我的施虐狂与自我的受虐狂不可被单纯地视为同一紧张关系之对称的两面。
4.循此思想路线，弗洛伊德甚至在《有尽与无尽之分析》一文中，假设超我与自我之间的冲突关系无法全然说明作为死亡欲力表现之惩罚的需求。若一部分死亡欲力确实“在精神上被超我所连结”，其他部分则可能“……以自由或连结的形式，在无法被确定的某处运作”。
33.双性bisexuality
在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影响之下，佛洛伊德将此观念引进精神分析；指所有人类体质上可能具有同时是男性和女性的性倾向。这些性倾向会再出现于主体为了接受自身性别时所遭遇的冲突。
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中，无疑应将双性的概念追溯到弗利斯的影响。这个观念出现于1890年代的哲学与精神医学文献中，但如他们的通信所示，是弗利斯向佛洛伊德倡导这个概念。
双性理论首先奠基于解剖学与胚胎学的与件(α)：“解剖学上某种程度的雌雄同体是正常的。在所有无论男女的个体中都可找到异性生殖装置的遗迹……。由这些解剖学事实引申出以下早已为人熟知的观念：原本具有双性的素质在演化过程中朝向单性发展，但仍然保留萎缩的性之若干残迹”。
弗利斯对指出生物性质双性的事实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双性是人类普遍的现象，并不限于，例如，同性恋病态事例；它导致一些重要的心理后果。如此，弗利斯藉由援引所有个体中男性与女性倾向之间的冲突来诠释佛洛伊德的抑制理论。佛洛伊德将弗利斯的诠释摘要如下：“个人本身中主宰的性，会将被征服的性之心灵代表抑制入无意识”。
佛洛伊德自己并末清楚提出他对双性问题的立场，他于1930 年坦承：“……双性理论仍有未明之处，因为我们还无法找到它与欲力理论的关联，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必然会察觉到相当大的困扰”。佛洛伊德始终坚持双性的心理学重要性，但他对此问题的想法带有保留与犹疑。我们可概括说明如下：
1.双性的概念预设了对男性性质/女性性质有清楚的领悟；然而正如佛洛伊德所指出，这是一些——依据生理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等不同层面——各具不同意义的概念；这些意义经常交混，而且无法在每个层面之间建立词与词的对等关系。
2.佛洛伊德批评弗利斯的构想，认为该构想性化了抑制的心理机制，所谓“性化”即“……给予它—个生物学基础……”。事实上，这样一种构想导致先验地决定了防御冲突的形态：抑制力量属于显在的生物性质的性，被抑制者则是异性。对此佛洛伊德提出反对意见：“在两性的个体中都存有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的欲力动势，这些欲力动势都能经由抑制变成无意识的”。
虽然在《有尽与无尽之分析》中，佛洛伊德显得仍然接近弗利斯的构想并且承认：“受到抑制的是与性相悖者”(女人的阴茎羡嫉，男人的女性态度)；但这是在一篇强调生物学与件不足以说明阉割*情结重要性的文章中。
3.我们可以察觉到，佛洛伊德似乎很难调和下列两个概念：生物性质的双性，以及在其著作中愈来愈受到肯定的对两性而言之阳具*优位性。
(α)弗洛伊德在1920年版的《性学三论》中，另外提及了有关性征被荷尔蒙决定的生理学实验。
34.“好”对象，“坏”对象《good》object，《bad》object
梅兰尼•克莱茵(Melanie Klein)所提出的用语，指儿童幻想生活中最早出现的部分或整体的欲力对象。对象“好”、“坏”的性质，根据的不仅是它们具有使主体满足或挫折的特征，而且特别视主体投射于其上的是力比多欲力或破坏欲力而定。依据克莱茵，部分对象(乳房、阴茎)会被分裂为“好”对象和“坏”对象，此分裂构成了对抗焦虑的第一种防御模式。同样地，整体对象亦会被分裂(如“好”母亲和“坏”母亲等)。
“好”对象与“坏”对象均受到内摄和投射过程的支配。
“好”、“坏”对象之间的辩证，是克莱茵透过对初始幻想的分析所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
在此，我们不欲完整地重述这个复杂的辩证，仅提出“好”、“坏”对象观念的一些主要特征，并排除某些歧义。
1)在克莱茵著作中常见的括号，是用于强调“好”、“坏”对象性质上的幻想特征。
实际上，这是一些依玛构或“……作为其基础之真实事物被以幻想方式变形的影像”。这种变形有两个因素：一方面，由于乳房提供满足而成为“好”乳房；反之，“坏”乳房影像的形成则与乳房的撤回或拒绝有关。另一方面，儿童会将爱投射到提供满足的乳房上，且特别会将侵略性投射到坏乳房之上。虽然这两个因素彼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乳房恨我并让我阙如，是因为我恨它；反之亦然”)，但克莱茵主要强调的是投射这个因素。【《论躁郁状态之精神病因》，《论最早童年期精神冲突之起源》Klein,1934,1936】
2)“好”、“坏”对象运作的主因，是生命欲力*与死亡欲力*之间的对立性。克莱茵认为这种对立的运作，从个体存在的开始，便具有不可化约的特征。根据克莱茵，甚至是在生命初期施虐狂达到其“高峰”，此时力比多与破坏性之间的天平比较倾向于后者。
3) 由于这两种欲力一开始便都已在场，而且针对着同一个真实的对象(乳房)，因此可以说是具有矛盾双重性。但这个会对儿童造成焦虑的矛盾双重性，马上就被对象分裂*的机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情感所阻止。
4) 虽然这些对象具有幻想的特征，但不应因此忽略了它们是被视为彷佛具有真实的确定性(就佛洛伊德所谓的精神现实的意义而言)。克莱茵描述这些对象是包含于母亲的“内在”，她并且定义，它们的内摄或投射这些作业所针对的不是好或坏等性质，而是与这些性质不可分的对象。甚且，无论好、坏对象都会被幻想地赋予类似于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力(如“迫害人的坏乳房”，“令人安心的好乳房”，坏对象对母亲身体的攻击，好对象和坏对象在身体里面的争斗等等)。
乳房是第一个如此受到分裂的对象。其他所有的部分对象(阴茎、粪便、儿童，等等)也都会受到类似的分裂。而一旦儿童能够领悟整体对象时，它们也同样会受到分裂。“好乳房——内在的和外在的——成为能提供援助、满足之对象的原型，而坏乳房则是所有外在、内在迫害之对象的原型”。 【《关于幼童情感生活若干理论总结》Klein,1952】
最后要提到的是，应该将克莱茵提出对象分裂为“好”、“坏”的概念，联系到佛洛伊德主要在《欲力及其命运》及《否定》两篇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见：快感-自我；现实-自我)。
35.(欲力)目的aim (instinctual aim)
指欲力所推向、并导致内部紧张解除的活动；此活动由幻想所主导与支持。
欲力目的的观念和佛洛伊德对于欲力概念的不同成分(推力*、来源* 、目的*以及对象*)所做的分析有关。
就广义而言，欲力目的可谓具有单义性：在所有的情况下，其目的均在于满足，换言之，根据佛洛伊德的经济论构思，即在恒常原则*支配下的能量非质性卸除。尽管如此，即使他提及欲力的“最后目的”(Endziel)，佛洛伊德藉此所理解的是与特定欲力连结在一起的特定目的。这最后目的本身可以经由多少可互换的方式、或“中间目的”而达成；然而，每个部分欲力之目的都具有其特殊性的观念，早在《性学三论》中就已被确认：“儿童期欲力的性目的，在于藉由对某个动情带适当的刺激(Reizung)来达成满足”。这观念的起源最早似乎以唯一能够解除内在紧张之“特定行动”的形式出自《科学心理学大纲》。在《性学三论》1915年的版本中，它又再次被更明白地确认：“各种欲力与其身体来源及其目的间的关系区别出它们的不同，并且赋予其特有的属性”。
这些文章同时确认了目的与来源之间的紧密关联，它经由一个动情带所代表：“……[在儿童性(sexualité infantile)中]性目的则受制于一个动情带”。如此，“……它们[性欲力]各自趋向的目的均为获取器官快感*(Organlust)”。因此，对应于口唇欲力的目的，便是连结于吸吮活动之上的满足。反之，唯有藉由欲力目的，欲力来源*——就其作为产生于动情器官中的器质过程这个意义而言——才可能被认识：“……虽然起源自身体来源对欲力而言极为重要，然而唯有经由其目的，我们才能在心灵生活中认出它们……欲力来源经常可从其目的中推断出”。
来源因此是目的的存在理由(ratio essendi)，而目的是来源的认知理由(ratio cognoscendi)。如何在此种严谨的相互决定性，以及《性学三论》一整章中所讨论的对象的“性目的偏向”这两者间取得调和?佛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中意图指出一个与一般相反的看法。一般认为，性所包含的范围就“性结合， 或至少是企图达成此一目标的行为”而言，限于单一源头：生殖装置，及限于单一目的。他所指的“偏向”(déviations)并非是同一部分欲力目的之不同变化，而是可能发生的不同种类的性目的。它们或者是连结在生殖器带以外的来源，亦即动情带上的那些目的(例如，亲吻与口唇带连结在一起)，或者是与对象的移置有关的性行为的不同变化。(因此，虽然佛洛伊德以“目的之偏向”来描述恋物癖，但他承认事实上它所根本涉及的是关于对象的“偏向”。
在《欲力及其命运》一文中，观点则十分不同。此时他所关切的，并不在于清点一般性目的的不同变体，而在指出某一特定部分欲力的目的如何能够自行转变。从此角度来看，佛洛伊德最后在自体情欲欲力以及从一开始就朝向对象的欲力(施虐狂以及“观看欲力”) 两者间建立区别。对前者而言，“器质来源的角色是如此地具有决定性，以致于——根据菲登(P.Federn)和叶寇(L.Jekel)吸引人的假设——器官的形式与功能决定了欲力目的之主动与被动性”。只有在后者中才存在着“逆转至其对立面”此种目的之变化(由施虐狂逆转至受虐狂、由窥视狂逆转至暴露狂)；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这目的的改变与对象的改变再一次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亦即，“回转到自身”。
在升华*中，欲力的根本变化在于目的之改变。然而，此种改变于此处同样地被欲力中其他成分的变化所制约:对象的交换、一个欲力由另一个欲力所补充(由性欲力以依附*形式和一同运作的自我保存欲力替换)。
我们知道，若拘泥于佛洛伊德的构思所明确援引的范畴，目的的概念在欲力来源与欲力对象这两个概念之间便无所适从。由于被它与器质来源的紧密关系所定义，欲力目的因此被以一种十分精确但也同时贫乏的方式所界定：嘴的吸吮，眼睛的视觉，肌肉组织的“掌握”等等。如果，正如精神分析理论的演变所鼓励的，每种性行为都能在它与所朝向的对象关联中来考虑的话，欲力目的的观念便会消失不见，而被“对象关系”*的观念取而代之。
*：一旦欲力概念中暧昧模糊的部分被揭显，我们无疑地可厘清围绕在佛洛伊德著作中欲力目的这个难题。事实上，虽然佛洛伊德将性欲力与自我保存欲力放在同一个范畴内，然而他所有的性理论却都显示它们在运作上，以及，确切地说，在目的——亦即个别导向满足的方式——上极度不同。
如果自我保存欲力的目的只能被理解为一种特定行动*——它终止了因需求所引起的紧张状态：此种需求除了可被置于特定的身体装置中，当然也坚持要求实际的实现(例如，食物的提供)——那么要确定性欲力之目的便困难许多。实际上，由于性欲力一开始在依附中便与自我保存功能混淆在一起，只有在与后者脱离时它才认识到其出现的时机，所以它在以下的活动中找到满足：虽然此种活动带有作为其支撑的某个攸关生命的功能之特征，然而与此功能相较之下，此活动却也同时岔开，极度倒错。正是在这偏移当中，某种幻想活动会介入：这种活动包括经常与身体原型相差极远的表象成分(见:自体情欲，依附，欲力，性)。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