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惊愕地坐在那里。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要求学校给予孩子帮助，但校长的第一反应却是将我们的要求上报国家教育机构，因为可能存在的虐待儿童行为。
我六岁的儿子被判定会危及他人。因为什么？因为一种每个班级的小孩都可能有的缺陷。
数月前，我那正读二年级的儿子参加了野外郊游。当全班同学在停车场集合时，一个新来的小孩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个小孩的腿戴着金属膝踝足矫正器，走起路来比较困难。孩子们谁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搭话，所以小孩默默的走在队伍边缘。但是我儿子和他似乎很谈得来。当新来的小孩迈着戴着矫正器的脚费劲地上车时，我儿子走过去帮忙，上车后坐在他旁边。一路上，他们都在一起聊天。据老师说，新来的小孩似乎马上变成了车上最快乐的孩子。当你感到孤立和紧张，班上最擅长交际的一个孩子跟你交上朋友，这对自尊心的建立是多么重要啊。
我为我儿子的行为感到自豪。因为他富有同情心。他自己也是个新生，而且过去还因自己的身体缺陷饱受欺凌。在之前的学校，他遭遇了可怕的经历。这种经历可能让他更容易选择报复，而不是给予关爱。不过，孩子在如何对待他人上异常聪明。毕竟，在以前的学校，欺辱他的并不是孩子。而是那些成年人。
我儿子行动上的问题是慢慢出现的----太慢了，以至于起初我们都没意识到。他五岁时走起来还像个三岁小孩。他快乐，爱说话，但是写字、画画、剪纸和粘贴却有些困难，无法在椅子上静静的坐着。喝牛奶也会洒得到处都是。在他原先上的那所小学，幼儿园老师指出过他的这些问题，但学校认为这是小孩子正常的表现，并没有要求额外的照顾。
第二年，他开始在那所学校上小学一年级。2012年11月，他的一年级老师面谈时告诉我们，和其他的小孩相比，我儿子写字简直就是乱涂乱画，无法辨认。他是全班最差的学生。听到这话，我们大吃一惊。字写不好就可能影响到阅读和数学。为什么那位老师没有早点跟我们说这些情况？做数学作业时，我儿子似乎为写不好那些数字而倍感焦虑，以至于都无法考虑问题本身在问什么。而且，很显然，学校并没有安排任何专业治疗来帮助他克服书写问题。
几个月后传来一个更坏的消息（在此要说明，这是个打击不断升级故事）。2013年初，我妻子向学校老师提出面谈，希望能跟进我们儿子的学习进度。我们做了听到坏消息的心理准备，但对老师不得不坦白的现实还是猝不及防。她没有考虑我们对孩子写作、阅读和数学的关心，而是告诉我妻子，假期前的近一个月时间，我们的儿子在课堂上“用不恰当的方式碰触自己”。老师的描述是含糊的。看起来谈论这个问题让她极不舒服。进一步追问下，她解释说，我们的儿子从来没有把手放在裤子里，也从没解开过裤子露出任何私密处。根据其描述，儿子像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节奏地摇晃，又或在听故事的时候躺在地毯上摇摆。摇摆的时候，他在碰撞自己的腹股沟。恰好我们夫妻俩都是心理学家，这些对儿子行为的描述让我们很担心。首先，六岁的幼童不会做出性冲动的行为。其次，对儿童而言，重复摇晃属于焦虑最典型的表现：这是以身体运动来消除焦虑，自我安抚。它不应该说成是孩子的奇怪举动或者极端的重复行为，而应该立刻施以帮助。但学校并没有提供帮助。老师告诉我们，制止儿子行为不当是父母的责任。
太让人担心了，我和妻子必须采取措施。1月面谈后，我们即刻替儿子安排私人治疗。我们每周带他去接受专业治疗一次，解决他的行动问题，还安排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帮助他适应课堂压力。治疗行动障碍的专家发现，我们的儿子肌肉明显无力，协调也明显困难。精神治疗师诊断他患了特定的学校焦虑症。他觉得自己在班上就是个笨蛋，因为他甚至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我们把带他去学校，他都会避开教职工，拒绝跟他们打招呼。在教室，他的身体反复晃动，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书写的焦虑引发，是典型的自我慰抚行为。继而，他的肌肉协调问题又影响了摇晃的动作。
在我们忙着为孩子安排治疗的时候，学校却开始单独行动。儿子过去常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YMCA）组织的课外活动，那里的老师对他评价很高。而未经我们许可，学校的某位教职工联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个孩子的在校情况。那人很显然给儿子的问题贴上了性行为的标签，还推断我们父母可能虐待他。我们还是从组织课外活动的基督教青年会人士口中第一次得知这事。
与此同时，学校的某位教职工在儿子上课时把他带出去，盘问家庭状况。那人明确告诉儿子，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次谈话。直到儿子开始在玩耍时表现出来，我们才知道他已经历过两次私下质询。勿庸置疑，那些有关儿子个人的提问让他心情不好，用他的话说，那些“不可外道”的事给他带来极大痛苦。
事实上，学校用一种偷偷摸摸的奇怪方式求证自己的猜疑，这本身就是个问题。我们疑惑重重。学校的做法就一定是对的吗？儿子的问题仅仅属于一种非常不合适宜的故意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学校，没有人告诉过我，儿子有任何奇怪的不当“性”行为。家里也没以有。课外学习中，他的表现良好，大家都说他很讨人喜欢。儿子每周会有多人参加的钢琴课。上课时，他从未有过学校所描述的那种行为。他约其他孩子一起玩，一直很合群，而且待人友好。儿子的行动障碍治疗师和心理咨询师从未发现他有不当行为。学校中，除了成人外，没有人看到过我们六岁的儿子有性激发的行为。我们相信，在看待和理解儿童的残障方面，学校的做法不但轻率，而且侮辱人。就像我说的那样，这是个打击不断升级故事。下一次打击发生于2013年2月28日。老师给我妻子发邮件，安排了一次面谈。临到面谈的最后一刻，我决定和妻子一同前往。我庆幸自己这样做了，因为那次谈话事实上是一场伏击。
那次学校校长来到休息室，领我们去一个房间。进屋才发现，那里已有整个研究小组的人要与我们相见：有学习顾问、老师、保育员、学校辅导员。校长让我们坐下，他告诉我们，我们六岁的儿子在课堂上手淫。在讲故事的时间，儿子独自坐在椅子或地毯上做出一些反常的行为，那就是手淫。看到他这样很令人不安，我们父母有责任制止他的行为。校长还告诉我们，她已打电话向“新泽西儿童保护和持续服务组织”汇报情况，请求调查我们的家庭，因为她怀疑我们的儿子可能是性虐待的受害者。
我们惊愕地坐在那里。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要求学校给予孩子帮助，但校长的第一反应却是将我们的要求上报国家教育机构，因为可能存在的虐待儿童行为。她并未首先与我们商讨，甚至没有试着收集有关事件最基本的信息。例如，我们的儿子患有运动障碍。她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一家私人心理医院接受治疗，缓解孩子对上学的紧张感。她不知道，他在课堂上重复的举动已确诊为急性课堂焦虑症。这可能是由书写困难引起的，但书写困难是学校无法解决的。她对此一无所知。他的老师反倒十分确信我们的儿子没有上学焦虑症。她解释说，毕竟，她从未见过孩子哭啼，哪来的焦虑症呢？
去年夏天，费拉德尔菲亚儿童医院神经科的主任诊断我们的儿子患有失用症，有时也称为运用障碍或动作协调障碍。这种病症被称为“隐蔽性残疾，”因为它很容易被忽视。看到失用症患者，人们见到的只是些不够尽力的笨拙孩子，有的孩子因为数学和阅读能力差，所以绝对算不上很聪明，有的孩子不听话，不停地以奇怪的方式动来动去，因此会撞到他人。残疾人了解自己的缺陷在哪里。失用症的问题可能还更严重，因为很少有人能发现动作协调的障碍。
运动障碍对我而言并非全新概念，我是神经学的教授，广泛地研究过大脑如何控制行动。我的妻子也是名神经学专家，并获得了精神病学学位。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夫妇在儿子发病早期就能发现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夫妇俩花了一段时间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失用症是一种复杂的障碍，患者的症状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细微差别。这种病患在协调运动和学习新的连续运动方面均存在突出困难。对健康人来说，自动的行为是很难掌握的。我们容易认为，患失用症的孩子具有反抗心理，或者懒得系鞋带。但对这类患儿来说，像系鞋带这么简单的动作却要用多年练习才能掌握。练习基本动作的技能则是一个让他们疲惫却永无止境的过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没有人能真正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有人认为, 大脑辅助运动区（SMA）对协调复杂的动作顺序功不可没。科技文献中已经体现对这一大脑区域的密切关注。人脑中叫做后顶叶皮层的区域可能也是罪魁祸首，这个区域参与空间信息处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脑区的功能失调跟失认症有多大关联。另一个元凶可能是脑白质，是因为这些连接不同脑区的“白线”运转有误。失用症的始作俑者也许很多，这种病症的种类也不在少数。
再加上所谓的“共发病症”，也就是其它的功能障碍，失用症就更让人疑惑不解。注意力缺乏和多动症常常如影随形。要界定这两者的区别难于上青天。患失用症的孩子坐着可能摇头晃脑，在不熟悉情况的人的眼里，他们显得异常活跃，注意力不集中。如果上课表现不好，或许孩子心里会有压力，这可能体现为多动和粗心大意。还有更令人费解的相关因素。患失认症的儿童出现自闭、诵读能力丧失、感觉处理障碍的风险很高。这些缺陷通常共同出现，原因无人知晓。我们的儿子有一些感觉处理的问题，尤其是在身体的空间感方面。叨天之幸，那似乎是他唯一要额外操心的问题。
失用症当然无药可治。不过，假如提早发现并且处理得当，配合专业治疗和物理治疗，学校还是有利于控制病情的地方。在专家监督下，每天系统的练习有助于锻炼力量、增强身体的协调性、培养书写和其他许多技能。得这种病的孩子或许永远都不可能像约夏·贝尔那样拉小提琴。然而，通过学习，他们可以拉得非常好。失用症儿童面临的最大挑战往往不是障碍本身，而是障碍带来的恶名。
少儿失用症现在成为我和家人工作的一部分。它吸引我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为什么别人也这样关注呢？答案显而易见，因为这种病比比皆是，还有些可能未确诊。15或20个孩子中间，估计就有一人患这种病，差不多相当于每个班级就有一名患者。不管是否有人留心，只要你的工作和小孩有关，就可能碰到某些得这个病的孩子。而你对这些孩子的态度会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极大影响。
意外遇见学校校长后，我们等待着州政府的调查员到我们家造访，查看有无孩子被虐待的迹象。正式的国家调查会让一个家庭承受难以置信的巨大压力。孩子们可以被带走，留下父母被自己最难耐的恐惧感摆布。当然，学校完全有权自行展开调查，但在我看来，这一步不能掉以轻心。那次意外的会面期间，我们面对一屋子的人，他们假想一个六岁孩子有性行为，满嘴胡说八道。没有哪个教务系统的人告诉他们要冷静，而且在调查前要先跟孩子的父母沟通。似乎没有人了解孩子的行为，当然不足以让他们对此作出诊断。他们被可怕的想法操纵，他们就带着这种想法行动。我们感到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儿子的精神治疗师给学校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个孩子有课堂焦虑。儿子的儿科医生也写了一封信给学校，告诉他们没有发现任何遭到父母虐待的医学证据。这些专家要求学校采用一套循序渐进的行为辅导计划干预，帮助儿子解决上课的困难。根据联邦法律，儿子有权享有被称为504的辅导计划，在1973年颁布的《康复法》中，第504章节有相关规定，旨在确保残疾儿童有充分获得教育的权利。但学校拒绝了专家的请求。
失望中，我们越过学校领导，求助名为儿童研究团队（CST）的区管理机构。CST召集了研究小组，给我们的孩子做测试，给出建议。这种评估需要90天。我们很高兴，区政府机构愿意开始进行这一测试过程。然而，我们仍旧认为，儿子需要直接的帮助解决课堂焦虑。
2013年3月21日早上10点，新泽西州调查员拜访了儿子的学校，告诉校长我们家庭已被排除了嫌疑，我们家没有发生过虐待。令我们惊讶的是，学校的反应是让我们儿子停学。
也许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当一个孩子的家庭在接受州政府调查时，法律规定他不能停学，因为这可能会迫使他在一个遭到虐待的家中生活。一旦家庭被排除虐待嫌疑，从法律上说，学校就可以任意拒绝接纳孩子。一个月来，我们处于正式调查期，儿子仍能去学校上学。调查员告知校长排除了我们家的虐待嫌疑后，两小时内校长突然改变了策略。她没有控告我们虐待儿子，而是控告我儿子性侵犯其他孩子。那天午饭后，校长在工作时间打来电话给我，让我领走自家儿子。
不久之后，我们收到正式的停课函。其中只模糊地描述了我儿子的行为，却忽略不提我们有权在听证会上抗议这个决定，也没有注明停课的截止日期。最有可能带来一丝希望的是，信函声称，再次入学需要儿童精神病学家开具排除问题的证明。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我们尽快带着儿子去找精神病学家。那位倍受尊敬的医生已在普林斯顿斯顿地区行医30年，并与学区广泛合作。
精神病学家很快发现，在我儿子被推出学校餐厅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显然，他当时一直在玩僵尸游戏。不只他一个人玩这种游戏，在一年级学生中很普遍。玩游戏时，我儿子拥抱了另一个小孩。这是我们直到那时听到有关儿子“不良行为”的唯一清楚表述。那位精神病学家写得简洁：“我从不认为这种行为是性侵犯，显然这是学校员工的说法。”专家证明了儿子的清白，建议他重新入学。但校长还是拒绝。
我妻子对我说：“我感觉自己入错了戏。”学校给我们六岁大的儿子编造了性丑闻。除了自己不能接触学校的朋友以外，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认为是受罚是因为不守校规。当然，他不知道违反了什么规定，因为实际上就根本没有违规。停课期间，我们一直试图满足学区的要求，配合他们找到解决方案。我们急于推进儿童研究团队的评估进程。然而，学区负责人发给我们一份正式的信函，简要介绍了学区的研究计划。计划显示，相关评估团队里没有任何理疗师和专业治疗师，没有哪位团队成员能评估我儿子的行动障碍，也不能提供有关帮助。可是，团队里却有那个一开始就把我儿子轰出学校的校长。这看起来是个坏消息。
学区方面坚称，只有过了儿童研究团队面审那关，才会考虑让我们的儿子重返校园。条件是该团队一致同意，并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但这也不是合法的要求。因为父母有法定权利拒绝与儿童研究团队会面，而且不会被学校惩罚。宪法规定我们的孩子有权接受教育。这种权利已经被学区否定。万不得已之下，我们把学区告上了法庭。
在递交法院的文件中，学区控告我们的儿子有“性攻击行为”，还告我们家长“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不配合”。校长的书面证词中包括一些有关我儿子的课堂记录，显示我儿子是如何故意行为不当。可奇怪的是，大约一个月前，学校给我们的课堂记录却是另一个版本，现在我们还留着。之前那些记录出自一位年轻的教学助理之手。她观察了我儿子在2013年2月19日-20日这两天的课堂表现，做了详细的记录。而作为呈堂证供的课堂记录却是一份截然不同的版本，其中增加了很多句子，它们让我儿子的行为看起来就是与性有关的任意行为。在我看来，这很像是学区有人自愿在法庭上撒谎，伪造文件，为的就是毁掉一个孩子！
根据校长的书面证言，我们的儿子具有性攻击性，对其他人来说是危险分子。她的言辞还得到了精神病专家的支持。幸运的是，我们能把这份证言拿给那位精神病专家看。看过之后，那位专家感到很不安。他写信反驳。信中明确表示，他认为我们的孩子并不没有性攻击行为，也没有给他人带来危险，绝不该停课。
在法官做出书面判决前，那些天形势非常紧张。法官全盘否定了学校的观点。她注意到，没有一位本学区的专家对我们的儿子做出全面评估。多位本学区以外地区的专家对我们的儿子已经做了清晰的诊断，并写了推荐信，但学校对此置之不理。学校对身处困境的孩子不但没有伸手相助，也没有采取干预，反而选择非法的停课决定。学校并没有提供证据显示我们的儿子威胁他人。为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法官判定，让我们的儿子去学区的另一所学校上学。学区要启动正式的504计划，帮助解决我们的儿子解决他上课的种种困难。
回首这一切经历，我对此最宽容的理解可能是，当庞大的官僚机构开始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时，一旦开头，就再也不会抵制自己的惯性，顺势前行，得出自己的结论。学校有位老师对我儿子的情况判断错误，整个教务系统就都根据这个结论行动，此后从未终止这种错误。这感觉就像，我们落在一部机器手里，那部机器的人对说谎没有丝毫愧疚，对伤害小孩和家庭没有任何顾虑。据我们所知，出现这种情况不外乎是因为校方粗心大意、傲慢自大以及最终自我保护的行为。校方这种做法没起到任何积极作用。若要说有，或许就是为学区节省了治疗行动障碍的费用。当法官问校方为何不设截止期限将一年级的小孩拒之门外，学区声称，我儿子的行为“危及他人”，甚至威胁到学校里的成年人。而当时，我儿子才六岁零八个月。必须公平地说，我们也遇到过好老师。那些老师关心孩子，尽力帮助我儿子。我们对新学校的老师印象深刻。他们把让我儿子拥有温暖和支持的经历当做自己的分内事。2013年5月，根据法院判决，我儿子就读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河畔小学。在新学校入学的第一天，学校的老师、校长和心理医生在给我们的报告里写到：很高兴拥有这样一名学生，他风趣、友善、宽容、绅士，而且渴望表现好。他喜欢乌龟、鸭嘴兽和哈里·波特，很容易和同学打成一片。他的行为并不会干扰课堂。他的行为没有危害他本人和他人。也没人再看到他有任何“性方面的”不当行为。只是在要他完成书写作业时，他会焦躁地晃动身体。如果心理医生和他交谈，建立好作业成绩的奖励机制，就能帮助他消除焦躁。没过几天，儿子不再那样晃动了。我希望转到新学校能神奇的解决所有的事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年后，面对学校和老师，儿子仍然面临信任问题，在课堂上也还有明显的焦躁情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抚平儿子被侮辱和被拒绝的伤害。这也是对行动不便的小孩要格外关心和同情的原因。妻子和我都拥有神经系统科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学位。我们也有方法、有能力寻找专家以及将这些事诉诸法庭。尽管拥有这些能力，我们仍旧无法将我儿子从不能善待残疾孩子的教务系统里拯救出来。又有多少家庭和小孩会因为这种体系拍案而起？如果我们的经历有什么参考意义，那就是，父母需要保持警惕，如果事情看起来有问题，请始终站在孩子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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