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米切利希将其精神分析医学理念汇入到（现在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理论的社会科学理论的）20世纪60年代大潮流中而言，哈贝马斯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之间的友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权威角色。早在1963年，哈贝马斯肯定了米切利希在他的名为 Society without a Father 没有父亲的社会（Auf dem Weg zur vaterlosen Gesellschaft 走向没有父亲途中的社会）的研究中阐明的精神分析作为社会的解放指导理论的理念。哈贝马斯对米切利希的现代性分析的印象特别深刻。正如米切利希认为的，文明理性的进程促成了“父性文化”的逐渐丧失/侵蚀，同时也很难建立一个“成功的认同，比如，对‘时代的来临’”。这便构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社会的潜在可能，因为有些东西仍然存在风险”。与米切利希一样，哈贝马斯认为，鉴于当前的形势，所有寻求解决前现代权力结构冲突的恢复性冲动都是错误的。正如他所坚持的那样，试图“通过援引固定的行为准则、严格的规范、盲目的制度和习惯的反应，让老亚当走上可靠的道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研究《没有父亲的社会》，值得注意的笔记是，米切利希拒绝雅斯贝尔斯所做的各种各样的某些意义上的具有教育性的教条主义，在呼唤“批判性思维的自由”而反对“强制遵守”时，他转向了新教的传统。与批判理论相一致，米切利希首当其冲反对的，是他看到的西方社会镇压本国公民的企图，他写道：
社会实践，即其成员的需要在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充当了对真理进行批判性探索的角色：反对自己的情感，反对魔术，反对狂妄自大？抑或控制他们，让他们听话，会让他们害怕？
根据米切利希的观点，如果使用精神分析的见解，社会可能最有效地发生解放性的进程。他想要开创一个方法“来揭露可疑的声称的权威（以及同样可疑的在令人安慰世界里的沉思）”，以此来“失去的批判性的自我”创造一个空间，知道如何“察觉防御机制”同时将“对本我的遵从”置于“禁忌之上”。这里“对本我的遵从”充当了类似于自我和社会批判个体的指导观念的角色。他们已经从被权威传统设置的习惯性的“服从于道德”中解放了出来。
在此概念的框架内，米切利希试图通过援引弗洛伊德对三种羞耻的的名言，引入精神分析作为必要媒介来论述解放。正如哥白尼让人类丧失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假象，以及达尔文所证明的，我们起源于从类人猿，在天地中剥夺人类自身的独特地位，“潜意识精神活动的证据”已经对“理性统治的自我”提出了质疑。在米切利希的说法中，在一个已经“成熟”的社会中，个体自身已经成功地从过时的父性权威中分离，在这个“没有父亲的社会”中自授权，在所有这些相对的见解之后，权力留给了人类。
除了批判传统权威的来源，米切利希也间接的批评了作为自恋屈辱修复性补偿形式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概念。在此他假定了自然的知识与“人类生存的哲学自我提升”之间的“鸿沟”。对于米切利希，“通往没有父亲社会”的替代，在精神上的不存在。
米切利希勾勒出他的关于精神分析概念的细节，作为实用工具，被用来处理理论上得出的诊断治疗。他认为个人的神经症充当了社会恶劣条件的指标。
神经性障碍的人比适应良好的人蒙受的更多；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蒙受了同样的已经哑然顺应的事情。作为在社会倒退中统治结构的后果，这些木然失色无声的生活，其实是值得研究的中心事项，因为这是解放的最大障碍。
就像1950年与雅斯贝尔斯争议中，医学作为当时的实践，被指控企图复制自然科学的成功，同时剔除了显然不是基于精确本质的心身解释。正如米切利希的争辩，精神分析已经是听从“人类”表达自己能力的唯一纪律。同时知道如何促使其帮助“在治疗情景中，分离且参与的关系”，从而能够“回归经验”。在他的观点中，神经症状态的“起源”，可以理解为“由社会环境提出的要求”和“精神”或“心身组织”之间的妥协。就像米切利希认为的，这种见解可能会导致“两个方面的解放”的可能，首先在的“社会性”方面，其次是作为个体自身性格中看似固定的本质。通过他事无巨细的社会批判解释，精神分析师成为了- 在米切利希眼中 -在解放性的战斗中争取更多自主权的一个教育作用的“模范”。他的社会关键外延的假设适用于心身关心和精神分析的思想，在他“社会心理学观点”的希望中找到归属。现在可以在应用“在社会学领域，教学领域，和法律和政治学”之中。
在知识和人类的利益中，哈贝马斯试图将弗洛伊德的思想整合进他的概念之中，因此遵从于米切利希关于精神分析跨界应用之愿望的范式。出于这个原因，他挪用精神分析思想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尤其考虑了他强调的精神分析治疗和培训分析问题的事实。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哈贝马斯成功了——像1968年之后德国的其他哲学家一样——精神分析在促进那些自己不是医疗行业成员的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的应用中，成功的成为了一种应用指导理论。
哈贝马斯同意米切利希的说法，这产生于没有父亲的社会，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基于对“驱力丛和冲突”替代的“精神分析的进程结构”，可能会在一个缺少“无争议的父性权威形象”的人类社会中成功。
在知识和人类的利益中，精神分析作为“科学纳入系统的自我反省的唯一具体例证”。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它独自可以有利于推动解放“自我形成的过程”，因为一个被专制社会调节压制的人，不得不通过限制私人的尝试沟通，为公众无干扰沟通的保存付出。因此他认为精神分析师的任务在于，包括让个体认识到公众对他“自己的语言”的压制，他写道：
分析师指导病人阅读他自己的文本，他自己的业已完全残缺不全、扭曲变形的文本，以及在公共传播的一种表达方式中被翻译了的符号化的文本。
哈贝马斯的一个目的是要证明，尽管分析师在解放过程中所扮演的看似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寻求帮助的人才是最终决定精神分析的诠释是否适用的人。正如米切利希在政治还是批判?中所言，哈贝马斯试图说服雅斯贝尔斯，分析家的解放功能是由帮助患者从不适当的态度中解放自己，从而影响有意义的自我实现所构成。因此，哈贝马斯试图通过突出自由联想——而不是催眠——而不是一个非常反专制方面的心理分析，从他律的家长式怀疑中释放诠释性的过程，正如哈贝马斯阐明的：
“分析的基本原则”为不受压制储备的制定了条件，在种“严峻的条件”中(Ernstsituation)，这是社会制裁的压力，在病人与医生的沟通期间，可以尽可能可靠的被暂缓。
根据哈贝马斯，事实是，诠释只是在精神分析非压制特征的保证中为患者自由联想的反应中提供了一个可能，为病人提供可能性的反应，他认为：
（医生）为病人说不出的故事做出诠释性的建议。然而，它只有在病人采纳他们，并以他们的工具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才可以被验证为事实。P145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