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悖论
为什么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别人，而不是了解自己呢？ David Dunning概述了一些有趣的研究。
与了解自己相比，人们似乎了解别人更多一些，至少在涉及到预测未来行为和成就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在把握人性的普遍性是，人们显得相当准确，知道那些社会行为是由情境和内部约束所塑。他们只是将自己排除在这样的认识之外，而不是去思考，他们自己的行为更多的是他们的机构、意图和自由意志的产物。我们称这种现象为“误导例外”。这与自我洞见的文化差异有何关系？同时在人类生活中，仍然存在知道自己比知道别人多的地方么?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实验室仅有的主要发现人是：人是多么的愚昧，至少就像老子所说。人们对自己的能力、性格、自己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似乎怀藏了很多频繁的错误信念(Dunning, 2005; Dunning et al., 2004)。如果“了解你自己”是从西方到传统的东方许多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早已告诫人们去达成的主要任务，，足够重视并接受这个建议通向成功的却似乎并不多。
但这就是症结所在，虽然人们可能并非拥有很多的启示，按照老子的标准，他们似乎又显示了很多的智慧。至少在预测未来的时候是如此，与自己将要做些什么相比人们对同辈将要做些什么，能获得更多准确的预测。通过他们的预测，他们似乎对人性普通动力拥有了粗糙但有效的智慧，以及它是如何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之中的。当轮到了解他们自己个人的动力时，他们只是无法展现相同的智慧。作为心理学家，他们似乎是更好的社会心理学家，而不是自己的心理学家。
“假仁假义”现象
行为预测也许最能说明“知人胜于知己”的悖论。“假仁假义”现象被定义为，人们预测，自己会比同辈更有可能从事公益性行为。在几个研究中，我们邀请人们预测他们在富含道德、公民或利他话语氛围环境中的行为。例如，我们问他们，是否会在与另一人合作实验中，或是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中向慈善机构募捐。我们还向他们询问同龄人也会这么做的可能性。我们发现，受访者一致的声称，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更可能以社会所期望的方式行动。 (Balcetis & Dunning, 2008, 2013; Epley & Dunning, 2000, 2006).
但接下来是关键的转折，在此之后，我们揭露一套对应的受访者的实际情况，看看哪些预测——自我或同辈——在“做正确的事”的人中有更好的、真实的预期真实比率。到底是做自我预测的有更好比率预测了人们在与他人交往时以令人满意的方式付诸行动，因此显示了他们同辈不当的犬儒主义？还是同辈的预测被证明更加准确，表明人们太过相信于他们更好的自我？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同辈预测是更准确的。与之相反，自我的预测过于乐观。
例如，在一项研究中，90%的学生在大型心理学课程讲演中表示，他们在即将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会使用其有资格投票，接下来，他们预测了另一个与自己相关的学生的信息，例如他们对选举的兴趣，以及如果他们喜爱的选举人获胜，他们会如何开心。同辈也给出了的同样的预测信息，只有67％的受访者会投票。当选举来临时，受访者的实际投票率是61%(Epley & Dunning, 2000, Study 2).。
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模式。例如，83%的学生预测他们会为即将到来的美国癌症协会的慈善事业购买水仙花，但同辈中只有56%的会这么做。当我们回顾记录时，我们发现，只有43%的人这样做了（(Epley & Dunning, 2000, Study 1）。在实验室的囚徒困境游戏中，84%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将会合作而不是背叛。自己的同伴只有64%能这样做。实际的合作率为61% (Epley & Dunning, Study 2)。
相关的准确性
别急，细心的读者可能会说。人们可能只是显示了对自己行为的过于自信，但与其他人的预测相比，他们肯定更了解自己。这里的准确性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自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反过来看待人们的预测和他们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能会发现自我的预测比同辈的预测有更强的关系。更具体地讲，人们可能高估了他们会投票的机会。但是，那些表示他们会投票的人，与那些说自己不会去投票的人，还是会有更可能性去投票。来自同辈的预测无法如此成功的从不投票的选民中分离出来。
这种说法是合理的，但这是令人讶异的失败的实证检验。当我们从相关性的角度来看准确性时，我们发现，那些做自我预言的同辈至少等于总体的准确率 (see also Spain et al., 2000; Vazire & Mehl, 2008)。在我们的一项投票研究的实验中，仅仅不足5%的同辈收到了其他人对即将到来的选举的观点，这（R = 0.48）相关性事项和人们预测自己的行为一样好（R = 0.51）其他研究人员报告了类似的发现：与自我预测相比，同辈实现准确率，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的信息。该行为可以是即将到来的考试的表现（Helzer & Dunning, 2012），或智商测试表现（Borkenau＆Liebler，1993年）中的性能。
而且，如果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比其他人显著，并且如果同行都熟悉正在讨论的人，那么，同辈的预测开始超越自我的预测。例如，对于某个大学生浪漫时期的持续时间，室友和家长的预测相对的超出了于自我预测（MacDonald & Ross, 1999）。外科住院医师在他们的最终外科考试的好坏，上司和同辈的预测远高于自我评估预测的预测率（Riscucci et al., 1989）。与自我的表现相比，谁将会在海军中获晋，同行的预测做的更好（Bass & Yammarino, 1991）。
误导的例外
将所有这些研究一并考虑表明，在理解人性的时候，人们往往拥有有益的启示。但是，这项研究还表明，人们未能将这样的智慧运用于自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人们有任何有效的心理认识，他们还是将自己豁免于他们的朋友和同辈人。相反，作为不同的心理动力的回应，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特殊的。管理其他人的心理的规则不能适用于他们。我们称此为误导的例外。
将自己排除在外的受访者对其他人的理解是什么？我们主张，运用数据，人们认识到，其他人往往被他们所做的事牵制。会有一个来自个人内部和外部的力量超出他们的控制，并影响他们的言行举止。新鲜出炉的巧克力曲奇的味道的确能打破人们的意志力。
群体的观点施压于其他的人以遵从之。但是，这是对其他人的现实。当这些涉及到我们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往往强调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自身性格的力量，以及我们所期望，意图和计划去做的。相对于其他人，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意图，愿望和自由意志的产物（Buehler et al., 1994; Critcher & Dunning, 2013; Koehler & Poon, 2006; Kruger & Gilovich, 2004; Peetz & Buehler, 2009）。我们认为自身的自由代理通常不受其他人的行为的约束。
很多最近的实证研究揭示了这种对自我的差别化强调。人们认为他们的未来更宽广的和不可预测，而且，与其他人相同的意图和愿望相比，他们的意图和愿望是他们未来的更重要的创作者（Pronin & Kugler, 2010）。当预测自己的考试成绩时，人们强调（其实有太多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抱负水平，即它们正在努力实现的分数（Helzer & Dunning, 2012），但是，在预测他人时，他们反而强调那个人过去的成绩（事实证明是适当地）。
大学生考虑自己的未来潜力——或者说，他们瞄准的目标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这比其他人的的这部分多的多（Williams & Gilovich, 2008; Williams et al., 2012）。预测会做慈善的人认为，这项预测是关于一个人的性格和态度的实验——也就是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给予他们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他们改用强调他们被给予的情景因素(Balcetis & Dunning, 2008)。
最终，被误导的例外和过度强调个人，意味着人们无法准确理解自身的人性，他们本可以让自己的预测更准确。例如，人们在出于好奇的情况下理解情景态势是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一个研究中，我们向学生描述了“旁观者冷漠”的研究。让学生看到一个研究助手不小心打翻了一盒拼图的碎片。接下来问这些学生，他们可能帮忙捡起这些拼图碎片以及其他人也会帮助的比率。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给参与者看了这个基本情形的两种变形——一种是单独在其中，另一种是他坐在三个人之中。
熟悉社会心理学的人承认，与身处团体中相比，人们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更有可能帮助别人 (Latané & Darley, 1970)。在团体中，人们不知道是否立即帮助他人，并被这个惯性抓住，同时他们基于其他人的现实情况，会同样的学着不做什么、犹豫不决、最终无所事事。但是，我们的参与者会洞察这一原则么? 这不符合他们自我的预测。参与者表示，无论他们是独自一人还是处于团体之中，他们有大约 90%可能性去帮助别人。不过，他们承认，这会影响到其他人，而且，在其他人被引入团体后，帮助的比例（从72%下降到50%）下降到了22%。对于最重要的要点，当我们在真实情况下进行这个研究时，我们发现，将人置于团体中，在实际行为上会产生27%的影响（从50%下降到23%）。同辈的预测在很大程度上再一次预料到了这种影响。自我预测无效 (Balcetis & Dunning, 2013)。
自我行为浮夸于境遇处境和约束之上的信念会致使人们放弃真的去想要帮助他们的决定。出于对每月预算之内的考虑，在一个实验中，参与者被提供了一项服务，为他们提供储蓄技巧，外加持续的监测他们的财务状况。对自己而言，参与者认为这项服务是多余的。这对他们完成预算目标能力的影响几乎为零。相反，最要紧的是他们存钱的的内部动机(Koehler et al., 2011)。
但是，在现实中，被派与服务的参与者的随机样本大约是11%，更接近于他们的预算目标。而且，要求一个组的参与者判断这项服务的影响，估计这项服务对其他人的影响；其他人会有17%可能接近他们的目标。再次，对他人的预测更好地反映了对自我的预测现实，人们能够认识到情景对帮助他人的重要影响，但是觉得他们自己被这些影响排除在外 (Koehler et al., 2011)。
文化影响
这种过度的强调自我代理，暗示了假仁假义现象潜在的文化差异。而且，事实上，这种文化差异的出现。是西欧和北美强调自治、机构和对环境意志(Fiske et al., 1998; Markus & Kitayama, 1991)的个人主义的文化。遥远东方的文化，如日本，而是强调相互依存、 社会角色和团体和谐— —那就是，社会约束于自我。因此，这些文化可能会相对的免疫了 '圣洁' 的现象么?
通过几项研究，我们发现，集体主义文化的人们比个人主义者显示了更少的自我错误。例如，在马略卡岛上参加暑期学校的年轻孩子们被问及：如果他们被要求捐糖果给其他人，他们会捐多少，以及，其他儿童平均会捐多少糖果。
一个礼拜后，儿童们被要求做出捐赠。来自个人主义国家（比如英国）的儿童捐赠的糖果比他们自己预测的少，同时，来自于集体主义国家（比如西班牙）捐助的平均数量和他们预测的相同。但是，两组都精确的预测了他们同辈的数量(Balcetis et al., 2008)。
这种自我有优势么？
然而，现存的心理研究，意味着这个关于自我和社会洞察力的普通故事中的一个领域将会翻转。当涉及到公众和观察他人行为而不是自己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更明智。但是，他们对自我面貌的洞悉拥有的优越感，不适合于他人的检视。人们都知道，他们公众形象的表象之下，是让人感觉到困惑、焦虑、抑制和矛盾的私自个体，他或她不可以让其完全浮现。(Spain et al., 2000; Vazire, 2010; Vazire & Carlson, 2010, 2011)。当然，这样的个体可能看不到他人也如此涌动的内在生命。
因此，人们可能缺乏以下的觉醒，扰动自己内部之物，也同样扰动着别人。因而，比如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害羞、自我批判、和优柔寡断 (Miller & McFarland, 1987)。大学生对于过度饮酒心怀保留，但不承认其他人也会感到同样的不情愿，他们在星期六的晚上和大伙一起过量饮酒(Prentice & Miller, 1993)。与此类似，大学生对他所深信的同辈的性随意心怀不适，高估与他们交往的人的性舒适度(Lambert et al., 2003)。
结束语
因此，目前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可能是明智的，至少在涉及理解和预测他人的时候，但他们又让这种智慧置于对自己的启蒙之路之上。因此如果研究揭示了这个问题，同样也暗示了一个潜在解决方案。我们对别人行为和未来的推测，可能是在相同的情境中那些在等待我们的有价值的指标——并且是指引我们未来的更好的指标，比任何我们直接勾勒的自己更好。当预测问题时，我们不应该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预测我们认为我们会做什么。相反，我们应该询问其他人可能会做什么。或者，我们应该将对我们自己的预测交给那些有些了解我们的其他人手中。
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注意到，也许我们的确都是唯一特殊的个体，而且，这也太过容易过分强调这一事实。在预测未来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的自己的天性和他人的天性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正是认识到了这样的连续性，我们意识到，引领我们智慧的道路也可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引领我们开智的路径。至少，如此的想法唤起了另一个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中国谚语，也许最好的说明了其价值——欲知前方事，且问过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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