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为恪守社会学研究中的匿名性原则,我们在本项研究中用 B、 S、 G、 C 和 N 五个首字母分别代表北京、 上海、 广州、 重庆和南京五个城市,次字母 A- Z 分别代表这些城市中的被访家庭,第三位字母中 F 代表被访家庭中的父亲,M 代表母亲,B 代表儿子( 男孩儿) ,G 代表女儿( 女孩儿) 。比如,上述NBF 即指南京 B 家庭中的父亲,其余代码类推。
文化反哺概念形成于1988 年,至今已有27 个年头,它的提出既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伴随物。在这一涉及代际关系研究的本土概念的流行过程中,大多数人都关注了在文化反哺的过程中年长一代的“失语”现象。换言之,文化反哺是对传统代际关系的一次前所未有的颠覆,它将我们社会中原本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关系整个倒了个个。但在整个社会开始关注文化反哺对传统代际关系改造的革命性意义的同时,我们应该同时提醒人们:其实文化反哺更是在我们这个变化迅疾的时代,重构积极和谐的代际关系的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可以说,正是文化反哺为我们这个时代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数代人走向共生与契洽搭建了便捷畅通的桥梁。
一、文化反哺: 亲子关系的颠覆与重构
情感,但它确实改变了原有的亲子关系模式,尤其是提高了子代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家庭事务的发言权”。这一表述事实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是否会影响亲子间的感情? 其二,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是否会改变亲子间的关系或地位?
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历史分析( 即因果分析) 和功能分析两者缺一不可。用涂尔干的话说 ,“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正由此,在有关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中,除了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因素之外,我们关心的另一主题是,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传承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或它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 我们曾指出 ,“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一般不会影响亲子间的孩子已经与自己小时候或年轻时有了很大的差别,他们头脑灵活、 见多识广,因此小孩子或年轻一代胜过自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谈不上丢面子,所以接受来自晚辈的“反哺” 也就能够做到心平气和。
对“文化反哺” 是否会影响亲子间的感情,近年来我们进行了涉及全国五大城市 77 户家庭的“焦点组访谈”,其重点在父母是否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子女的“反哺” ,以及子女在“指点” 父母的时候方式和态度如何? 一般说来,现在的父母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由于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今天的尽管在我们的访谈中,年长一代大都表示能够接受来自年轻一代的“反哺”,但这种“虚心”或是“坦然”多少还是有些限制条件: 首先,子女的态度必须好一些,否则即使儿女说的对, 父母在情感上也会难以接受,觉得孩子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尤其是那些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的父母更是这样。比如,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的 NBF 就有这样的感受。其次,就像在长途汽车站工作的 NDM 所言,“如果‘指点’来自自己的儿女接受起来要痛快得多,但如果来自其他晚辈则不会太舒服”。在接受晚辈“反哺” 上的这种差异,仔细分析起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个人感情上说,自己的儿女再怎么比自己强,也不丢脸或者说不令人难堪,毕竟是我的儿女吗,你可以说“看看我的儿女多棒! ”; 但如果是其他年轻人则不同,多少还是有羞辱感,觉得自己面子下不来。第二,从现实的后果上说,自己的儿女比自己强,即使面子不好看,对自己也不会有什么消极的影响。相反,一个优秀的儿女只会使父母更加省心; 但如果是其他年轻人,尤其是在工作中多多少少和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年轻人,就可能造成现实的利害冲突,比如岗位或利益的丧失等等。在访谈中,在北京工作的银行经理 BMF 就曾明确表示:“你如果不努力就有可能被年轻人取代,这种竞争有时候非常无情。”
如果说父母或年长一代对“文化反哺”的态度多少还是有些保留的话,那么孩子或年轻一代的看法则要更为积极一些。他们大多不但肯定“文化反哺”对于代际沟通和相互理解有积极的影响,而且也都能够意识到在“指点”父母的同时,需要注意方式方法,应学会在尊敬父母和指点“江山”之间求得平衡。换言之,虽然在孝道传统的继承上,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感受到“孝”易“顺” 难,但多数人都意识到观点或意见上的“不顺”不应该影响自己在情感或态度上对父母的“尊敬” 或“孝敬”。以父亲曾任空军飞行员、 后来转业到银行担任工会主席的南京 G 家庭为例,访谈时在大学二年级读书的 NGB 在我们的访谈中就肯定地说: 文化反哺“会改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如,我就觉得爸爸现在不仅脾气而且水平都比刚转业到地方时好多了。不像以前总爱用命令的方式,而是改用了商量的口气。其实,这样做非但没有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使我们更注意相互交谈的时候他的感受,这也使他在单位里能够很好地与年轻的同事相处。”
孩子们或年轻一代所以会懂得在指点“江山”和留住亲情间获得某种平衡,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打交道的另一方毕竟是自己的父母或长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心血。无论能否回报父母,起码应该给予父母或长辈切实的尊重。在我们对 77 户家庭的访谈中,子女大多都像 NCG 一样,认为告诉父母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为了和他们共同进步”,并不表示看不起他们。NDG 甚至说了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不认为我们对父母的尊重与爱戴是建立在他们什么都知道的基础上。”另外,与父母交往的经历也使子女意识到,父母是否接受你的“指点”,常常与你“说了什么”无关,但和你“怎么说”却关系巨大。今天的父母对子女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大都能够做到通情达理,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鼓励孩子“犯上” 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使自己有机会了解社会或者说不至于落后于社会。当然,这一切都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孩子或晚辈不会从根本上挑战自己的地位和尊严。
讨论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子代对亲代的“反哺” 是否会改变亲子间的关系或地位?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父母们说来自子女的“指点”并未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尊严,但从访谈的结果来看,“文化反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悄悄改变了亲子之间的相对地位,或者说,它不可避免地提高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现在许多家庭在决定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或集体行动时,不仅会征求子女的意见,甚至常常干脆由他们去做主。做主的范围小到买何种饮料、早点、服装,决定到哪里去旅游、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具体的交通路线,大到选择电视机、电脑或汽车的品牌、尺寸、型号,甚或决定房屋的装修式样,再或孩子自己的专业和前途……即使父母和孩子商量如何使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更为完满的家庭也不在少数。当然,子代地位最高的,恐怕要数 1990 年代中期我们在北京“浙江村”访问过的BV 和BW 两个移民家庭。因为到一个自己原本陌生的地方去经商,由于语言不通加上人生地不熟,不过 40 多岁的两家父母都干脆将处理家庭经济事务的大权交给了不到 20 岁的子女,自己只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在这样的“移民” 家庭中,孩子们向那些捷足先登的大孩子们学习,然后再将知识或经验传递给待在家里的年长的父母。他们自己决策,自己动手,自己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常常是那些没有掌握实际的家庭经济或决策大权的城里的子女们所不能比拟的。对家庭内部亲子关系及地位方面的这种变化,在大学里攻读外国文学硕士学位的 NGG 十分敏感,她说:“这种‘指点’父母的现象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在家里的地位。比如,在家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现在我和弟弟NGB 说话的分量增加了。最能够表现这一点的是,父母现在下的直接命令越来越少,而商量的余地越来越大。”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孩子或晚辈在亲子关系中地位的提高,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备了“反哺”父母的能力,也与1980 年代以来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而导致的家庭结构的改变有关。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城市的普及,不但使得亲子关系出现了代际倾斜或重心下移的趋势,在家庭的亲子关系中年轻一代的重要性开始增加,而且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增加了亲子互动的机会,也模塑了亲子间民主的参与和决策模式 。如果说文化反哺这种互动模式提高了子代的能力与见识,接下来我们能够看到,它也提高了亲代适应社会的可能性。
二、站在孩子稚嫩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