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与内部心理活动之间的相关性科学研究尚嫌不足。目前精神分析模式主要有:① 经典的弗洛伊德模式：精神分析师着重于对移情的解释；②W.R.Bion 精神分析模式：治疗师只是作为一种认同投射之容器；③病人将治疗师视为内化 过程的客体。
经典心理治疗模式：精神分析师作为移情的释义者
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工作模式为: 病人每周就诊l～5次 , 分析师坐在能避免来访者看见的其身后的沙发上, 治疗时间可达3～5 年甚至更长。除必须的日常交际外, 病人向治疗师所提的问题不应给予回答, 也不能作建议。治疗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交谈者, 治疗过程本身便代表来访者愿望的达成。分析师无需对病人加以称赞或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借助“移情（Ubertragung）”便能将病人内心世界一一展开。移情内容包括: ①病人的“退行”行为；②病人的“固着”关联；③精神分析中的“阻抗”。
精神分析便是提供一种让病人退行至儿童时期的氛围, 这种特殊的治疗状态被描述为“移情”（Kemper，1954），它是通过治疗师对治疗室的设置及个人技巧如房间的建筑、柔软的沙发、舒适的枕头及一段时间的分离等等营造出治疗师以普通人身份与病人共同产生的一种气氛（Balint＆Balint，1939年）。
每个人与其周围人的接触便是一种将其过去经历有关的自发情绪、态度及行为进行移情的过程, 只是这种表现对象为现实的人, 这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移情, 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举最简单的例子, 夫妻关系中妻子所选择对象以其父为模式,反之, 丈夫在潜意识中在其妻身上找到其母的影子, 这种“潜意识”的表现十分明显, 以致于在终生的夫妻关系中丈夫对妻子的反应如同府母亲的反应一般。我们时常能听到这种评价:他总是找同一类型的女友。这种重复性是不由自主的, 具有重大意义。Beland（1992年）指出：婚姻冲突代表着一种移情冲突, 是病人无法控制的一种强迫性重复行为（Mertens，1992年）。
无弗洛伊德(1856-1939) 的突出贡献在于发现了移情现象的普遍性、重复性。理解移情为认识和治疗神经症的重要途径。
弗洛伊德首先对移情的解释为“ 病人对治疗师不自主的联想或错误关联” 。他在多年后对1 例18岁的病例(Oora) 治疗过程中, 通过病人主动中断治疗的现象最终认识了移情, 其对移情所作的定义沿用至今。什么是移情? 移情是冲动和幻想新的表象及复合体, 它因病人接受分析而被激活并将过去经历中对其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以治疗师为替代对象加以有意识的呈现。早年的众多心理活动并非停留在过去, 而是通过与治疗师活生生的关系表现出来。一部分表现形式较为简单、直接, 另一部分则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Ebenda)。
“改头换面”及“活生生”的意思为病人在不由自主地重复过去的经历时“ 部分地” 将其遗忘的内容呈现于与治疗师发展关系的过程中, 在神经症中的一种类型— 移情性神经症中, 病人的所有症状清楚地呈现于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与治疗师所建立及发展的治疗关系中, 它们直接指向病人过去的经历。移情方式分为“ 正性移情”(例如，性关联)、“负性移情”( 例如, 敌对关联) 或“ 双相移情” , 如对治疗师爱恨交织。移情并非总是以病人的父母角色出现, 尚存在一些病人所不能意识到的表现形式, 它反映着病人过去经历中同样不被察觉到的动力学过程, 它是病人内心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对治疗师角色理想化的、错误性的投射。治疗师要善于借助这种投射接近病人的内心, 揭示过去经历中存在的问题,即所谓“移情性神经症自我暴露”。
1910年弗洛伊德提出了“反移情”的概念,我们注意到反移情是一种治疗师因受病人影响而产生的自身不能察觉的情绪, 治疗师自身的情结及内心冲突只有在经过自我分析后才不致反移情变得不被认识及无法控制(Freud，1910年)。
由此, 衍生如下严格规定: 初人道的精神分析师须经富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师作自我分析后方被允许独立开展工作。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 他必须察悉其所有的内心冲突, 即作为一种前提, 精神分析师本人须在治疗过程中将其自身所有的念头、情感及幻想驱除, 称之为“不偏不倚”的治疗态度（Freud，1912年）。治疗师只能在病人所描述的内容中去寻找其潜意识意义，丝毫不应因病人所采用的态度而将自己的情绪掺插到治疗过程中去（即给病人“标签”）。此为Bion（1991年）所提倡的“治疗前形式”——无忆无欲。
如何评估治疗过程? 理想的情形为借助反移情本身及产生反移情的过程达到富有成效的治疗性诊断效果。对此Kempers（1954年）有过专门的描述。
1.治疗初始期采用“ 不偏不倚” 的态度对待及信任病人的言语及非言语性信息, 对病人作短暂认同(“均衡”)。
2.在第二阶段须执“ 投入” 态度, 即合理的、有距离性的共情。
3.第三阶段为“ 共情认同” 与“ 合理保持距离”交叉的过程, 既与病人认同, 又不断作审慎反应, 直到治疗过程中的经历与病人就诊的真正原因取得一致为止, 即治疗师逐渐揭示移情关系并应将其贯穿于治疗过程中。
4.第四阶段同第一阶段, 治疗师重新回复“不偏不倚”的状态, 以便对其引起的共鸣背后的真正意义作认同, 并保持这种态度。
Ferenezi（1919年）曾将这种角色评价为“有助于治疗师自身自由联想与分析过程自我评估的显示器”。在这种情况下，经典的精神分析过程相当于医患双方在情感上达到互相满意的过程（Loch，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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