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梅生涯中的受苦和转化
文/Jennifer R. Stevens 译/queenschill 校/郑世彦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重温罗洛·梅的思想。我最后一次阅读梅的作品已是15年前了。借此重温的机会，我惊讶于自己已经整合了他关于心理治疗和存在的主要观点，并将其带进了我与哀伤个体的日常工作。我时常与我的同事说，我在东方与西方哲学的学习中的所得，相比任何心理学本科或者研究生课程都更适用于我的死亡学事业。而通过这个过程回顾梅的工作也向我证实这一说法。梅的工作着重于全人类的存在主义关怀。因此，这有助于我去欣赏梅的立场——运用传统人文学科的认知方式（比如神话学和艺术）来补救我们在这个时代与他人以及自我的疏离。
我选择梅的生涯中受苦与转化这一课题，因为它们是两个最为特殊的甚至还有些矛盾的议题，出现在那些寻求理解和陪伴的悲伤的来访者身上。我们的社会将悲伤视作一种疾病，哀伤的来访者是病态的。然而，在我的经验当中，来访者并不是在寻求帮助，以让自己在心中放下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发展人生意义的人。事实上恰好相反，如果悲伤的人们被给予一个可以进行真诚探索的安全空间，那么，重要他人的离世则是将他们送上了一段创造意义和自我发现的旅程。选择去关注痛苦的转化之价值，也在于我想要阐述清楚，为何罗洛·梅的研究与这个时代如此联系紧密，特别是在临终与哀伤的领域。
在这篇论文中，我打算探索罗洛·梅生活和工作中的两大方面。在第一部分，我会展示梅的成长期以及经历如何导致了他对心理学和哲学的观点。这其中包括对梅与痛苦进行斗争的讨论，以及欧洲大陆思想家（比如克尔凯郭尔和蒂利希）对他的影响。此外，我也将简略地探究我对梅的研究如何影响了我为哀伤个体提供的咨询。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将讨论梅对于文学和神话学的运用——将其用于揭示理解和转化的深意，这种深意出现在一个人寻求真正的自由和有目标地活着时这一人类境况。最后，我会讨论寻求意义的角色以及与矛盾同行是如何治愈以及转变这些处在哀痛中的人的。
个人和专业的发展
梅的生活和思想早期受到的影响
罗洛·梅对于自己在美国中西部所受的教养引以为豪，并且梅也深信他性格中的慷慨、友好、道德、力量、勇气以及坚韧来自于自己的教养（Hannush，1999，p.130）。根据他侄女芭芭拉·梅的说法（个人谈话，2006年11月26日），虽然梅本人承认他的早年生活受到强烈的道德引导，但其实与雅致无关。芭芭拉·梅证实了詹姆士·布根塔尔在罗洛的讣告中所描述的内容（Bugental, 1996, p. 418）：罗洛的母亲罹患过短期的精神病且他的长姐患有精神分裂症。而罗洛的父亲的坚信自己的女儿精神分裂是因为受了太多教育。在聆听芭芭拉·梅说话的同时，我正在阅读这一课程的资料，我认为无论是作为牧师、教育者、哲学家还是心理治疗师，梅的驱动力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于父亲狭隘思想的背叛，也不是他刻意的敌对选择。
梅在很多学校进修过并取得了多项学位，其中包括英文和神学学士学位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的博士学位（deCarvalho, 1999,
p. 51）。在20世纪30年代初，梅在希腊教授英文并师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后者影响了他的思想。梅在欧洲的生活也让他有时间去研究古典的人文学科，比如艺术和神话学（Bugental,
1996, p. 418）。也正是在这期间，对于艺术的热爱在梅的心中开始绽放。
受苦和成长
梅的早年生活中经历的心理—精神和身体健康的两段危机，对他的思想以及最终形成他的哲学和心理学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个危机是他在希腊教课时患上的“神经衰弱”（Hannush,
1999, p. 132），第二个则是他在纽约州北部一家疗养院与肺结核的抗争（deCarvalho,
1999, p. 51）。
这两段心理—精神以及身体的危机让人想起那些在丧失之时以及之后产生的诸多反应，比如：殚精竭虑、冷漠、反胃、精神拷问、焦虑、不合群，等等。来访者经常会前来向梅咨询一些缓解症状的方法，而这些症状正是他在危机期间曾经凝思过的。梅的自我探索成为与来访者分享的一个范例，那些来访者被教化去寻求避免因爱或失去感受到伤痛。
每当描述这些经历时，梅都明智地仔细记录了他是如何没有真诚地活着。梅用这种方式观察到，他让自己的身体反应来应对他的生活方式。关于自己的肺结核，他写道，“我也看见了，我起初感染肺结核是由于我的绝望和失败感”（Abzug,
1999, p. 61)。这段经历，就像他在希腊罹患神经衰弱时一样，让梅有时间——停歇下来，寻求更深层的认知，确认他更有创造性地活着所需的勇气。
当今社会，时间貌似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资源，人们被期望要有高效产出，悲伤的人们没有被给予他们所需的时间和支持，去公正地看待死亡的重要性及其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因此，当来访者不知为何遭遇突发的强烈反应，也无法探索那些（时常伴随悲伤的）痛苦的想法、感受和追求时，他们感到很吃惊。
在《存在心理学》一书中，梅的《受伤的医治者》一文对他如何将治疗师真诚投入来访者的世界作为治愈因素给予了更多的洞察（1995, p.
100）。正是治疗师在自己人生中经受的创伤，让其得以在来访者自我探索的过程中陪伴他们。梅将这些受伤中可以获得的益处描述为慈悲（compassion）。在这篇文章中，他将亚伯拉罕·马斯洛作为“受伤的医治者”的例字，并写道“这个男人，这个有着许多地狱般经历的男人——却是将高峰体验系统带入心理学领域的人”（1995,
p. 99）。
假如理解了梅在自己一生中负有的责任感——对患有精神分裂的姐姐、独裁式的父母、他与肺结核的抗争以及对于打破家中呈现出的教条思想的责任感，他自己的人生可以被看作是其“受伤的医治者”观点的另一个例子。
如同梅和马斯洛一样，把我引向了死亡学领域的“伤”，是我与自己人生中的生老病死以及悲伤最为亲密的接触。亚比茨格（Abzug）写道：“一个人进入某个领域的入口，与这个人贡献有很大的干系”（1999, p.
68）。我选择成为哀伤咨询师以及教学者经过慎重的决定，它使我个人的哀伤经历以及陪伴他人走过临终阶段变得有意义。我通过同情心与来访者联结在一起——在我哥哥去世和我自己的悲伤旅程开始的时候，我就学会了拥有这种同情心。
克尔凯郭尔和蒂利希
在疗养院治疗肺结核期间，梅阅读了索伦·克尔凯郭尔（影响其思想的哲学家之一）的著作。悖论（Paradox）观点深深地嵌入了梅的心理哲学观，而克尔凯郭尔涉及悖论的许多哲学观又是深嵌在人类困境中。梅和科克·施奈德写道：
克尔凯郭尔的文章中充斥着讽刺和悖论，这并不意外。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类存在于许多层次中，其中一些层次互相对立，而另外一些则深不可测。我们的工作就是去证实我们存在的各个层面，而不是去简化或者否认它们（May, 1995, p. 57）。
梅与克尔凯郭尔有关悖论的著作都成了我咨询和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教导专业人员处理哀伤，或者探究个体（或团体）的悲伤问题时，我经常用悖论这个词去解释，为什么悲伤会让我们感觉如此不堪重负，尽管它是生命中再自然不过的一部分。
举例来说，我会帮助团体成员从自身哀伤经历里面发现这些悖论性的礼物，比如：变得更加独立或更有同情心，寻找新的看待世界或与之关联的方式，以及（当先前支持其哀伤的系统不起作用时）寻求新的支撑体系。这其中的悖论即是他们从失去亲近的人这一现实中获得了这些技能和新的认知。当这些丧失和治愈发生时，来访者也许会学着抓住这些事实的两面性，作为他们新的现实。在本文第二部分，我将对悖论在个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性做出进一步探讨。
如果说克尔凯郭尔在梅的悖论研究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保罗·蒂利希则给了梅一直追寻的精神自我的理解可以谈论的话语。在梅（1973）所著的关于这位朋友与导师的书中，他解释道，当自己从欧洲回到祖国，置身于受自然科学影响深远的美国心理界时，他发现心理学“既幼稚又简陋，完全忽略了那些使生命变得丰富且有趣的内容”（p.2）。
在蒂利希的传授中，梅不仅学会了如何谈论“存在”（being）——这也是他一直心存感激于蒂利希的事情（Hannush,
1999, p.134），而且也让梅发现了一个交流群体，他可以提出普遍且深奥的自己想得到答案的问题。梅写道：“他[蒂利希]似乎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所有人——就像苏格拉底说过的——时时刻刻都专注于理性、爱和死亡这些终极问题”（May, 1973,
p. 5）。在蒂利希那里，梅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对于理解人类存在的深度有着极大的热情。
与梅一样，我也找到了一名导师——洛伊丝·帕尔默·格林(社工专业硕士)，她在死亡学领域深切关注那些对临终和哀伤重要的事情。洛伊丝为我提供了一个询问那些重大问题的场所——关于死亡、来世等人生终极关怀的问题，以及即使在弥留之际是什么给予一个人目标。洛伊丝对于任何有志于在病人临终之际，或是在伴随的充满痛苦的哀伤旅程之中寻求意义的人，都抱有传授教导的热情。她终生都在亲身实践，直至2001年去世。
她把自己称为医治者（healer）。洛伊丝与其来访者在人生旅程中真诚相处的能力，以及对来访者的亲密、坦率且诚实，告诉我那是临终者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所渴求的。没有多少咨询师、牧师以及家庭成员可以像洛伊丝一样，对待哀伤和临终拥有在场和真诚的能力，她从不惧怕坦率地帮助临终者追其所寻：理解、安慰以及关爱。我在她对待来访者的精神和风范之中学到了一切我所能想象到的——关于如何陪伴每一位来访者走过一段转化性的人生境遇。
洛伊丝的人生体现了这篇论文中的两个主题：受伤的治愈者和一个人在人生之中面对的悖论。洛伊丝在照顾临终的母亲之后成了一名护士，那时医疗界还不存在知情同意权的说法；没有一个人告诉洛伊丝的母亲——她将要死于癌症，因此洛伊丝一生都在努力确保其他人不再遭受相同的困扰。
母亲的去世并不是促使洛伊丝成为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治疗师和护士的唯一创伤。她曾经两度罹患乳腺癌，最终转移到了她的肝脏和淋巴系统。洛伊丝经历着一种悖论：一方面与自己疾病抗争，一方面在她的癌症缓解时候帮助其他癌症患者。当她最终的预后时日不多时，洛伊丝开始培训医疗人员、咨询师、牧师以及志愿者们，教导他们关注临终者的需求。
随着洛伊丝的大限临近，我们认真地讨论了这些贯穿她生活之中的悖论，她的一生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终极教学工具。我很幸运可以成为她的学生、朋友以及知己。在她去世的前一周，我们实践了彼此关系的最后一个悖论。她对我的最后遗言是：除了死亡之外，关于临终她对我再无它可授了。我的选择会从我们的关系中创造出一种意义——通过成为一名她将我塑造而成的教师。我们都明白，正是通过她所承受的癌症之苦和我痛失兄弟的悲伤，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洛伊丝的去世所带来的悲恸终将改变我的人生并且给予我从事临终关怀的勇气。
文学和哲学关怀
神话学的丧失
几个世纪以来，神话学帮助人们理解何为人性、人生的陷阱、神秘体验、黑暗面以及过渡仪式。神话学将一个社会中的人联系在一起，帮助他们理解所有人都在忍受的纷繁世界。神话使“混沌势力……和秩序势力……之间的巨大的斗争变得戏剧化”（May,
1995, p. 11）。
梅的担忧在于，神话曾经的辉煌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中变得肤浅，它们帮助人们寻求和理解人生旅程的作用也随之丧失。梅写道：“我们的神话不再拥有理解存在（existence）这一功能了，今天的人们丧失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他们对自身的焦虑和过多的罪责感到不知所措（May,
1991, p. 16）。
我们的神话变得更像是讽刺漫画，它们最多显示出我们自身的异化以及对更深的理解方式的疏远，而这种理解方式正是我们所处的机械的、医学模式的世界所缺乏的。它们没有给我们一瞥自己是谁的机会，更别说在每一个瞬间如何通过勇气、坚韧和意志创造自我。在以前，神话会帮助我们正视悲剧和荒谬的境遇，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自我。生活在一个对许多人来说荒谬、脱节和糟糕的时代，我们在寻找任何可以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事物。如今我们的流行文化并没有多少智慧，可以让我们深刻理解日常生活以及我们所受到的全球势力的影响。
在哀伤辅导中浮现的一个问题是我称作的哀伤仪式的缺失；我将此比作梅所形容的现代社会中神话学的消失。在这个后现代世界中，临终和丧亲领域内有几次小规模的产生了新的认知和礼仪的变革。然而，自上个世纪之交以来，我们却丢失了许多的临终和哀伤的习俗，比如：在特定的时间内穿黑色衣服或佩戴黑色袖章，家庭成员在家宅内守护即将离世的亲人或者为临终者打造一副棺材，以及将已故者安葬在家族领地内。
甚至当今城镇的建设风格就是这些礼仪变化的证据。墓地曾经被建造在城镇的绿化处，靠近社区的教堂。它们原是家庭或者社区聚集的中心，他们去墓地野餐、拍照，一起共度闲暇时光。
而今的墓地则成了纪念性园林，被回避性地建在城镇的边缘，只在法定节假日才去拜访。临终和哀伤被有意识地消除、隐藏在日常的生活之外。今天，许多社会群体对于如何悼念或者面对临终或哀伤的人时该做些什么感到迷茫。即使是那些哀伤的人也不确定他们所做的是否正确，所以他们寻求支持，去搞清楚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哀伤。
当一位来访者走进心理咨询室，他/她便在着手解构我们这个社会秉持的神话，目的是解除这个社会的约束，开始体会自己的感受，并允许自己的体验显露出来。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可能会因生活中失去爱人的想法而感到恐惧，而尝试通过学习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与亡者的关系来寻求自由。
通过受苦以及悲伤的悖论创造我们的意义和神话
不管一个人与逝者的关系如何，也不管丧失是突然的还是有所预料，对于丧亲者来说，他们在死亡之前所熟知的意义永久丧失了，由此带来的机遇也难以瞥见。对我的来访者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创造新的意义不亚于英雄的壮举，就如西西弗斯被惩戒每日将他的巨石推滚上山，却不料每天结束的时候让巨石又滚回山底（Camus,
cited in Schneider & May, 1995, p. 72-74）。
自我们出生以来，我们就在经历着各种丧失。我们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在丧失中度过，却经常不承认那些就是丧失。然而，当失去爱人、父母、孩子或好友时，我们才会明白已经失去了多少，自己又被带走了多少。在《我对美的追求》一书中，梅写道：“只有当我们以某种形式面对死亡时，我们才能了解到生命是脆弱的，我们才会去创造美。这与只有当我们面对死亡时才真正去爱的道理类似（Hannush
1999, p. 135）。
每一个我们失去的人，不管是他是离世还是别的状况，都是我们重新创造自己人生的机会。当今的社会告诉我们，丧失是生命当中稀松平常的事情，我们应当学会处理这些事，并继续埋头到机械化的工作、通勤以及家庭生活中去：将亡者抛之脑后就如同它从来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样。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不明白还有其他体验丧失的选择。
罗洛·梅深知对丧失与生活的其他选择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只要我们能创造性地运用它们。他明白这个社会给了我们不去感受哀伤之焦虑的借口说辞，而这种焦虑可能是“探究人生意义的入口”（Mishlove, 1988, p5）。
罗洛·梅的毕生事业为哀伤领域的临床医师留下了未开发的宝藏。他将焦虑作为创造人生新意义的催化剂，这一工作有着巨大的潜在意义，有助于哀伤的来访者了解：失去亲友也许是一件消极的事情，但从中获得的治愈并不会如此。
梅对于“受伤的治愈者”的切身理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范本——以一种真诚和创造性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创伤，去过一种真诚的生活。他浩瀚的知识以及整合文学、艺术和神学中深刻含义的能力，以种种方式给予了只会用药物掩盖绝望和焦虑的当今社会另外的选择。
梅向我们显示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悖论：心理—精神和身体层面的危机（比如蒙受丧失）急切呼吁我们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并从我们经历的深处寻求意义。梅的生活和工作就是一个范本，适用于在哀伤领域给予哀伤者以希望，帮助他们照亮丧失之后的选择之路。在《罗洛·梅之心》（The
Heart of Rollo May）一文中，科克·施奈德总结了我们被给予的帮助我们在哀伤旅程中自我探索的两种选择。梅的毕生事业是一项馈赠，它可以帮助心理治疗师陪伴哀伤的来访者走过这段旅程，最终走向治愈。
正如罗洛在他常年的病痛中证实的，也如西西弗斯在滚动他的巨石时展示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可以激励生活，重鼓精神并且超越此时此刻。另一方面，当意向性被限制时，人们的精神趋于枯萎，疾病变得更严重，生活完全丧失了生机（Schneider,
1999, p. 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