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梅生涯中的受苦和转化
文/Jennifer R. Stevens 译/queenschill 校/郑世彦
对我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重温罗洛·梅的思想。我最后一次阅读梅的作品已是15年前了。借此重温的机会,我惊讶于自己已经整合了他关于心理治疗和存在的主要观点,并将其带进了我与哀伤个体的日常工作。我时常与我的同事说,我在东方与西方哲学的学习中的所得,相比任何心理学本科或者研究生课程都更适用于我的死亡学事业。而通过这个过程回顾梅的工作也向我证实这一说法。梅的工作着重于全人类的存在主义关怀。因此,这有助于我去欣赏梅的立场——运用传统人文学科的认知方式(比如神话学和艺术)来补救我们在这个时代与他人以及自我的疏离。
我选择梅的生涯中受苦与转化这一课题,因为它们是两个最为特殊的甚至还有些矛盾的议题,出现在那些寻求理解和陪伴的悲伤的来访者身上。我们的社会将悲伤视作一种疾病,哀伤的来访者是病态的。然而,在我的经验当中,来访者并不是在寻求帮助,以让自己在心中放下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发展人生意义的人。事实上恰好相反,如果悲伤的人们被给予一个可以进行真诚探索的安全空间,那么,重要他人的离世则是将他们送上了一段创造意义和自我发现的旅程。选择去关注痛苦的转化之价值,也在于我想要阐述清楚,为何罗洛·梅的研究与这个时代如此联系紧密,特别是在临终与哀伤的领域。
在这篇论文中,我打算探索罗洛·梅生活和工作中的两大方面。在第一部分,我会展示梅的成长期以及经历如何导致了他对心理学和哲学的观点。这其中包括对梅与痛苦进行斗争的讨论,以及欧洲大陆思想家(比如克尔凯郭尔和蒂利希)对他的影响。此外,我也将简略地探究我对梅的研究如何影响了我为哀伤个体提供的咨询。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将讨论梅对于文学和神话学的运用——将其用于揭示理解和转化的深意,这种深意出现在一个人寻求真正的自由和有目标地活着时这一人类境况。最后,我会讨论寻求意义的角色以及与矛盾同行是如何治愈以及转变这些处在哀痛中的人的。
个人和专业的发展
梅的生活和思想早期受到的影响
罗洛·梅对于自己在美国中西部所受的教养引以为豪,并且梅也深信他性格中的慷慨、友好、道德、力量、勇气以及坚韧来自于自己的教养(Hannush,1999,p.130)。根据他侄女芭芭拉·梅的说法(个人谈话,2006年11月26日),虽然梅本人承认他的早年生活受到强烈的道德引导,但其实与雅致无关。芭芭拉·梅证实了詹姆士·布根塔尔在罗洛的讣告中所描述的内容(Bugental, 1996, p. 418):罗洛的母亲罹患过短期的精神病且他的长姐患有精神分裂症。而罗洛的父亲的坚信自己的女儿精神分裂是因为受了太多教育。在聆听芭芭拉·梅说话的同时,我正在阅读这一课程的资料,我认为无论是作为牧师、教育者、哲学家还是心理治疗师,梅的驱动力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于父亲狭隘思想的背叛,也不是他刻意的敌对选择。
梅在很多学校进修过并取得了多项学位,其中包括英文和神学学士学位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的博士学位(deCarvalho, 1999,
p. 51)。在20世纪30年代初,梅在希腊教授英文并师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后者影响了他的思想。梅在欧洲的生活也让他有时间去研究古典的人文学科,比如艺术和神话学(Bugental,
1996, p. 418)。也正是在这期间,对于艺术的热爱在梅的心中开始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