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行为与宗教实践
Obsessive Act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1907) IX,116-27
'Zeitschift für Religionpsychologie' VII,129-39
神经症患者身上的强迫行为和宗教信仰者所表达出的虔诚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仪式（ceremonial）”这个词已经被用于描述某些强迫行为了，足以证明这一点。
有强迫行为或仪式的人，要么是有强迫思维，要么是强迫观念，或强迫冲动，以及类似的。这些在一个临床实体那里，统称强迫神经症。当然我们不应该仅从疾病的名字来推断疾病的特征；并且，严格来说，其他类型的精神病态同样有权利拥有我们所说的“强迫性的”特征。
神经症的仪式坚持对日常的行为作出一个小的调整、小的补充、规定、安排，而这些行为的进行方式通常总是相同的或是经过精心的改变。这些行为给我们的印象通常是形式性的，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的。患者们既不能适应病态，也不能抛弃它，因为对仪式的稍稍偏离就伴随着难以忍受的焦虑，这就会促使他们把省略的步骤补上。同仪式行为本身同样琐碎的是被仪式行为所铺垫的时机/时刻（occasions）和活动，这些时机/时刻和活动被仪式修饰了，妨碍了，在某程度上被延迟了。仪式的进行可通过一系列不成文的法律来描述。例如，上床睡觉的仪式：椅子必须摆在床边的某个位置；衣服叠好以特定的顺序放在上面；毯子的末端要折好，床单在它下面平平的伸展开；枕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摆好，主体自身的身体必须躺在一个精确的固定位置。只有在这一切完成之后他才能睡觉。因此，在轻微的案例中，仪式似乎是日常的合理的那些固定程序的夸大；但是仪式执行时的责任感以及对其忽视时所产生的焦虑，使仪式被印上了“神圣行为”的烙印。任何的对仪式执行的阻碍都是难以忍受的，并且在它的执行过程中，其它人的存在几乎都被忽视了。
从强迫行为这一次的广义上而言，任何行为如果被一些小小的添加所复杂化，或是通过停止和重复被赋予了一种节奏性特征，都可能变成强迫行为。我们最好不要期待能在“仪式”和“强迫行为”之间找到一个明显的区分。除了仪式和强迫行为外，禁止和妨碍（abulias）也是强迫神经症的内容；事实上，这两种是在维持强迫行为的进行，因为对于病人来说，一些事情是完全禁止的，而其它的事情只能顺从于一个规定的仪式。
很明显，义务和禁止（必须做某事，必须不做某事），是主体自己的独立的活动，并且很长时间内并不影响他的社会行为。这种疾病的患者通常能把他们的疾病看成是一种私事而且掩盖很多年。许多患者的掩盖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去满足日常义务。
在神经症的仪式和宗教的神圣行为之间很容易找到相似点：如忽视它们所带来的内疚意识，如它们与其它行为的完全隔离（如对产生干扰的东西的禁止），如执行它们时对每一细节的认真。但是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其中一些甚至明显到对它们的比较简直是种亵渎：神经症性的仪式行为是有很大个体性及多样化的，而宗教仪式（如祈祷，朝向东方等）都是模式化的，神经症的个人化特点与宗教的公众性是相对立的，除此之外，宗教仪式中的那些小细节事实上充满了重要性和象征性，而那些神经症性的细节则看起来愚蠢、无意义。强迫症表现为一种歪曲的，半喜剧半悲剧的私人的宗教。但是，精确的说，强迫神经症和宗教仪式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通过精神分析技术探索的帮助，当一个人获悉了强迫行为的真正意义之后，它便会消失。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强迫行为那些愚蠢无意义的表现渐渐淡化不再被注意，之所以有这种表现的原因也得到了解释。我们会发现强迫行为在每个细节上都是有特定意义的，它们使那些仍在起作用的过往经验以及那些被情感所投注的想法得到表达。它们（强迫行为）通过两种途径完成这个过程，要么是直接地，与经验相关的表征，要么是通过象征性的表征；所以通常强迫行为可以被历史性地或象征性的诠释。
举些例子来阐述我的观点。熟知精神分析的人不难发现在强迫行为和仪式中，被代表的东西是源于病人的最私密的，更大程度上是性的经验。
（a）我观察的一个小女孩，出于这样一种强制之下，她洗刷完后不把水倒掉，用水继续洗盆。这种仪式的意义在一个谚语中是这样表达的：“在找到干净的水之前不要泼掉脏水”。她的行为是要给他最爱的姐姐一个警告：警告她在和一个更好的男人确立关系之前，不要同那个令她感到不满的丈夫离婚。
(b)一个与丈夫分开生活的女人受到一种强制的控制，吃东西时会把最好的那部分留下：例如，只吃烤肉边缘。这种放弃可以通过追溯它产生的时刻而得到解释。它产生于拒绝与丈夫的婚姻那刻——也就是说，在她放弃了最好的东西之后。
(c)同样是b案例的那个病人，她只能坐在一张特定的椅子上，并且站起来的时候很困难。去思考到她婚姻生活的一些细节，可以看到，椅子象征了那个她仍旧对其忠贞的丈夫。在这句话中，她理解了她的强制。“一个人对于他曾经把自己安放于之上的任何东西（丈夫，椅子），都是很难与其分开的”。
(d)在一段时期内，她习惯于重复一个明显无意义的强迫行为。从自己的房间跑进另一个中间放着张桌子的房间，以某种特定方式拉直桌布并呼唤女佣。女佣来到桌前，病人便用无关紧要的小事把她差遣掉。她知道桌布上有一处玷污，她总是以此种方式整理桌布，女佣理应看到。这个场景重现了她的婚姻生活中的一个经历。在新婚之夜，她的丈夫出现了一个不太常见的意外。他自己阳痿了，但是整个这一夜，他多次地急匆匆地从自己房间来到她的房间，想要再试一次，或许会成功。第二条早上他说，如果旅馆女佣来整理床单，他会感到羞愧，所以他就拿了瓶红墨水倒在床单上；但是他笨拙地倒在了一个根本不可能配合他的企图的地方。通过这个强迫行为，她重复着新婚之夜。
(e)她开始的另一个强制——在花掉每一张钱之前，记下它的编号——也可以被历史性的解释。那段时期，她仍旧在打算，如果她找到一个更值得信赖的男人，便离开丈夫，她接受了一个在酒吧碰到的男人的求爱，但是她怀疑他是否是严肃认真的。一天她找他换零钱，他为她把那个面额很大的硬币换开了，并殷勤地说他永远不会花掉它，因为是从她的手中递过来的。在以后的约会中，她经常想要请他给她看看那个硬币，以便证明他当初说的话都是可信赖的。但是她还忍住了，因为她知道相同面额的两枚硬币之间是无法作区分的。所以她的疑虑仍旧没解决，并导致了她记录每张钱的编号这个强制（纸钱是有编码的），这样她就可以把这张钱和其它所有相同面额的钱做区分。
以上例子恰好解释了我的一个观点：在强迫行为中，每件事都有其意义，都能被解释。严格来说，仪式也是如此，只是对于它的解释要在特定（宗教）情境下。
病人在并不理解其意义或不理解主要意义的情况下，执行着强制。由于精神分析治疗的作用，病人开始意识到强迫行为的意义和动机。强迫行为服务于表达无意识的动机和观念，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同样那些宗教信仰者，他们虽很虔诚，但也不会考虑自己在仪式中所做一切的意义，虽然科学家和神父们对仪式的意义很了解。
我们或许可以说，那些强制和禁止行为的患者表现得好像被一种羞愧感所控制，然而他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可称其为一种无意识的羞愧感。这种羞愧感在某些早期的精神事件中找到了其源泉。它经常被一些诱惑（temptation）所激活，这些诱惑是当下的一些刺激所引发的。此外这种无意识的罪恶感会诱发一种潜在的预期焦虑，一种对不幸的预期。当仪式首次形成的时候，病人始终意识到他必须这样做，不然一些不幸就会发生。
强迫症的无意识的罪恶感的功能的表现，可以在那些虔诚的人哪里看到，那些人们每天进行的并非一般任务强迫行为（如祈祷、恳求等），似乎有一种防御和保护的功能价值。
关于强迫症的更深层的机制，它总是一个对于本能冲动（性冲动的一部分）的压制，这种本能冲动存在于主体的构造中并允许在童年期得到一个表达，并且后来屈从于压制。导致强迫症的压制的过程必须被看成是一种部分成功并逐渐宣告失败的过程。仪式和强迫行为部分的是作为一种抵制诱惑的防御，部分的是对抗预期不幸的保护性措施。用保护的方式来抵制诱惑很快被认为是不充分的，然后，禁止开始起作用，目的在于使得主体远离形成诱惑的情境。仪式代表了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没有被完全禁止的东西就会被允许。就像教堂的婚礼仪式对信仰者来说意味着一种对性享乐的认可，而这种性享乐无无婚姻的前提下有罪的。强迫症的表现（它的症状，包括强迫行为）满足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对内心相冲突的各种力量的妥协。所以说它常常会产生一些它旨在禁止的快乐；它不仅是对冲动的压抑，更是它所压抑的那些冲动的代表。
强迫症的仪式通常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相关，通常有一些严格而愚蠢的规则。只有通过“移置”这个首先在梦的构造中被我发现的精神装置，才能对临床中强迫症的这个明显特征加以理解。移置在上文举的例子中就存在。一些重要的事物被一些小的事物替代了，如从丈夫到椅子。临床中也要从小的事物找寻其真正的重要意义。
由于这些相似性和类比，我们或许可以冒险地把强迫症看成是宗教形成的病理性的部分，把神经症看成是种个人的宗教，宗教是一种普遍性的强迫症。最主要的相似性存在于对冲动活动的潜在放弃，而且主要的不同存在于这些冲动的特性，在神经症中，仅仅是那些根本上性欲的冲动，他们发自于一些具有自我性质的资源。
对这些冲动放弃的过程，似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之一。对这些冲动的压抑部分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宗教要求个体为了上帝牺牲他的冲动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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