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晓明
弗洛伊德在1912年给学者的回信,意味着精神分析与中国发生了最初的连接,似乎也意味着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东西方文化发生了第一次碰撞。但在这一次碰撞之后,其思想只有一些杂志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方法在临床上也是尝试性的应用(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不管是因为其理论对性本能的强调,与中国的性禁忌无疑是很大的冲突,还是因为战乱,精神分析似乎很快被拒之在中国大门之外(郭本禹,2011)。1949年新中国建立直到1979年,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除了一些书籍的翻译出版,还有一些精神科医生将其理论尝试在临床上进行精神分析式的治疗实践,但在广度和深入上都未能得到更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全面改革开放,各种西方理论涌入中国,掀起了一股西学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大学里开始传播,尤以高觉敷修订出版早年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1984)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87)为标志(郭本禹,2009)。此时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作为一个新生事务开始慢慢兴起。1983年、1990年、1994年有西方学者为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卫生工作者在中国开始举办精神分析研讨会和培训班,讲授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郭本禹,2009)。这是专门针对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工作者做的培训,他们开始尝试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使用其方法直接为大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要特别提出的是1997-1999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在中国开启了第一个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精神分析取向的咨询师、治疗师。这个培训班的骨干学员,目前大多成为中国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界的领导者(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
随之精神分析培训在中国得到了逐步的发展,精神分析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与方法,更是透过这些理论与方法带进了西方的文化。中国心理治疗对话第二期的专刊主题“精神分析在中国”封面中弗洛伊德与孔子的头像,无不象征着精神分析进入中国,像两个智者的相遇,意味着一种东西方文化间更直接的相互碰撞。本文以试图以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适应理论的视角,探讨精神分析培训所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相容与冲突,探讨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警觉西方理论带来的以知识、价值观为代表的文化侵入,以及如何发挥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进入使用过程中的优势,兼收并蓄,以此促进精神分析在中国建设性的发展。
一、 精神分析、文化殖民主义与文化适应理论
潜意识、人格结构理论等等(Gerald Corey, 2010)。有学者认为弗洛伊德的哲学是从生物的人出发,通过本能的中间环节,阐明精神发生和起源的哲学(范汉森,1988)。精神分析通过书籍、专业培训来到中国,更像一场思想启蒙,其哲学观点、文化视角无疑也不可回避的是一种西方文化的进入。而中国的国情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大众还缺乏心理健康的意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从理论到实践还多处于空白,一个发展了近百年历史相对成熟的学科与理论,到一个还几乎是空白的国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同时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当精神分析理论进入中国,也像一个弱势文化(只是一个心理咨询的学派)进入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
精神分析从诞生之日起,其不仅仅是一种用于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与方法,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等被写入西方哲学史、文学史中。精神分析的理论包含其人性观、决定论、本能理论、那这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形成怎么的文化现象。让我们先来看看文化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殖民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产品和价值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和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侯巍,2006)。当代的文化殖民主义大多通过科技手段、话语体系等把文化产品巧妙地包装后,并依托合法的外衣推行其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精神和道德的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别人认同某些行为规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从而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由于这一特征,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称之为“软权力”,他说: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诉求,它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刘海静,2006)。
关系?
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通过相互接触, 给接触的一方或者双方带来文化模式改变的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孙进,2012)。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由学者约翰•贝利(John W.Berry)创建。他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只不过主流文化影响小而已。他提出了双维度模型,两个维度的考量是:(1)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2)和其他民族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而文化适应类型的确定取决于文化适应者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 文化适应者是否希望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第二,文化适应者是否希望和客居国的其他社会成员建立和保持积极良好的如果文化适应者既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同时也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关系,便属于是融合的模式;如果文化适应者只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而不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任何联系,便属于是分离( separation)的模式;如果文化适应者不想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而一心想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 取得主流社会的文化身份, 便属于是同化( assimilation) 的模式; 如果文化适应者既不想或不能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特征, 同时也不想或不能和主流社会成员建立联系, 便属于是边缘化。
如果借助此理论来看精神分析培训中国,国外精神分析师作为外来文化的代表,在传播精神分析思想,教授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过程中,和中国学员所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的的接触中,会产生怎样的文化适应。而在精神分析的世界里,显然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西方文化为主的精神分析,与中国只有20几年精神分析专业发展的历史相比,又是个强势文化,拥有软权力,又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
IPA精神分析(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非主流)
主流文化 融合 同化
中国精神病学界 分离 边缘化
心理学界
弱势文化 融合 同化
中国心理咨询界 分离 边缘化
那么在中国的精神分析培训中所发生的这些碰撞会发生怎样的文化适应,又该怎么能形成有利于文化适应中良性发展呢。
当今精神分析培训的现状与文化碰撞
1.精神分析培训现状
自我体验小组,类似于自我教育和培训,他们会定期在一起阅读精神分析著作,或者进行自我分析。
当前,中国有很多精神分析培训项目,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国外精神分析师为主导的培训项目,参与人数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中德精神分连续培训项目,目前已经举办了8期,每期接受培训的人员在120-180人之间;其次是中国与挪威举办的4期精神分析培训项目,总共有450多人参加了这个培训项目。这两个项目目前都有中国精神分析师参与合作,一起工作。中美精神分析培训由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APA组织,这是以美国为主还有欧洲、北美一些国家精神分析师通过视频,为中国年轻的心理咨询治疗师提供的精神分析培训。还有IPA中国发展委员会为20几个候选人进行的经典精神分析培训(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这两个项目都是外国教师培训;第二类是中国精神分析师举办的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师举办的培训,这些培训师主要是中德第一期项目学员。有的以个人名义举办培训,也有几个人联合依托某个机构共同举办的精神分析培训项目。参与这些项目的培训者远远多于中外合作培训项目,这些培训师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三是一些精神分析热爱者自发组织的各种精神分析学习小组、这些培训项目呈现以下特点,首先以外国精神分析师为主的培训项目被热捧以2008-2010中德项目为例,最初设计有4个初学者小组和2个深造者小组,每个小组16名学员。但是因为申请参与者庞大,不得不扩大到9个初学者小组和5个深造小组。即使这样,因为人数和空间的限制,很多申请者还是被拒之门外(Matthias Elzer, 2009)。同样中挪项目也出现了此种情况,2013-2015年的项目有250人入选,仍然有许多人未能参加;
其二培训呈现学术界冷而民间热的状况。这些培训项目除了少数与国外学者合作项目由几个精神卫生机构组织之外,培训大多都由民间的甚至是非专业机构组织,没有来自大学心理学专业和专门的精神分析学院的举办。目前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有精神分析的系统培训,也没有大学之外设置的精神分析学院。即使是影响力极大有着重要开创历史意义的第一期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也是由一些学者联合起来以民间的名义方式而非由某一个大学、医院的学术机构组织举行;
其三中国的精神分析师、动力学取向的治疗师为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做了大量培训工作,这些人几乎到了中国所有的省举办精神分析培训,而不像由国外培训者为主的培训项目只集中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几个城市,他们成了真正的推广者,有的人除了完成医院门诊之外,一年内有学多时间在中国各地做精神分析培训。但他们都不是以学术机构的名义,而是多以以个人的名义进行。当然这些中国精神分析的先行者和推广者也将中国文化的诸多内容纳入到培训当中,在修订或者丰富传统的精神分析培训内容(张天布,2011)
其四参加者精神科医生、学校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少,社会心理咨询爱好者多。初学者为多,他们少有心理咨询理论和经验的学习。这些学习精神分析者也多有各种复杂的学习动机参与到培训项目中(贾晓明,2012)。
2.为什么精神分析培训会出现民间热
虽然中国大多精神分析培训来自于大学和心理学与精神科的学术界之外,也没有专门的用于精神分析培训的学院,但如前所述,各种精神分析培训却得到热捧。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有着多种原因,既与当下心理咨询人员的需要专业培训有关,也与精神分析理论本身所带来的吸引力。
(1)获得专业认同并满足权威心理
目前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人员整体缺少规范、系统的专业培训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这些人员既包括心理学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精神科医生,也包括许多非心理、精神科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些人难以胜任专业工作是明显(黄希庭,陈红等,2011,安芹、贾晓明,2011),但也渴望系统学习,获得专业的认可。在诸多学派的培训中,精神分析培训在专业认可似乎更有吸引力。
首先是向权威认同。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而是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地位。他所创建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协会的精神分析师,由精神分析师培训的分析师也似乎延续了这种权威性。第一批中德班学员选择精神分析的理由也多为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老祖宗是弗洛伊德,要从正根学起。
中国30 多万的心理咨询师,由于他们只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缺乏心理咨询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即没有得到专业学会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大学的认可,也没有法律的认可。专业认同不是单个个体的自我认可,更是一种文化上的需求与期待。杨蕴萍(2011)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对于中国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咨询师、治疗师精神分析培训提供了专业认同的机会。这种文化上的专业认同特别表现为需要一个更权威的专业组织的认可。无疑跟随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国外精神分析师学习,获得相应的培训证书,成为获得专业认同的重要象征。他们可以说我是IPA的候选人,会以是中德、中挪班学员为自豪。而从业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师中,精神分析取向的确实比其他学派自我认同都高,并且有显著性差异(李雅文、杨蕴萍,2011)。
另外中国精神分析的培训者在中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多处于领导者的位置,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被许多心理咨询师视为偶像。有不少的粉丝,参加他们的培训也成为一种荣耀。这似乎完成了权威认同传承:个人的追随-培训项目—中国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学员-德国与外国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
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德国、挪威、美国等国家精神分析师尤其是IPA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极力推动。他们成立了中国发展委员会,在中国召开第一届亚洲精神分析大会,派专家到中国为IPA候选人做连续的培训,(SverreVarvin& Alf Gerlach,2011)。还没有哪一个流派的国际组织会如此在中国推进各种培训项目,他们更像个布道者在完成一个使命,将精分析传播到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方是中国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极度渴求,学习者对精神分析充满权威期待;另一方,IPA和国外精神分析师的大力推广,这无疑形成了历史上的一拍即合。
从文化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讲,这无疑是一种软权力,是价值观的无形渗入。
(2)精神分析培训从理论到形式满足了自我探索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