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假设
尽管人们能够找到许多类型的社会建构主义，但除此以外，这里我们还将提到在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 著作中所列举的严格或激进建构主义。下面是严格建构主义的主要缔造者格根(1994b) 提出的一些主要假设。
*无论它是什么，都不要求它该如何表达出来。
*处于文化和历史背景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表达方式，而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认识世界。不是世界，也不是个体内部的遗传决定因素，形成对世界的描述和建构。这些建构是社会交互作用的结果。知识不是个体的个人财产而是社会交往的副产品。
*对世界的任何特定的解释在时间上持续的长短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任何客观的有效性问题。当世界变化时，某种解释可能会持续下去，或者当世界保持稳定时，它可能会发生改变。尽管科学的方法论依然保持着信仰（这些信仰后来发生了变化），但是这些方法论与科学描述仍存在联系。在科学团体内，经验方法与真理断言相互联系。这些团体检验理论，从仪器、统计和其他已被该团体采纳的技术方面接受结论。他们的“程序”能产生预测。但是这种科学方法没有一个"脱离语境的证明"来宣称自己有着比其他方法或描述更确切的真理。
*语言的重要性源于其在关系模式中的作用。语言并不是世界的镜子或地图，也不是参照事件或内部加工，而是一种社会交换。语言不是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而是没有单独意义和含义的符号的无限排列。事物的可理解性来自于重复的语词模式，而语词是从关系语境中获得其意义的。
*一个社会团体可以在其团体范围内作出评价、判断有效和无效，但在另一个团体内却不可以这样做。科学家可以评价科学家但不能评价信徒，反之亦然。任何评价都是对文化的评价，价值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来自外部团体的评价可以被有意义地传递给被评价的团体，那么会导致“关系界限的弱化”(p.54) 。
真理断言
建构主义者(例如， Gergen,1985,1994b) 坚信，真理断言的确是这样的一些主张，即在他人可能接受关于真理的同一组语词的意义上，这些主张是否是有根据的或被证明为有正当理由的结论。（他们绕开了一些术语，例如核实、论证、表明、证明、肯定、证实、确定。）他们认为，任何知识的理论都不能用证据或逻辑来确保其自身的真实性，因为这样做会陷入循环论证：A证明B 、B证明A 。或者，如果用B证明A，人们可以用C证明B；但是我们又需要用D去证明C，这将会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另一方面，如果经验方法使用逻辑，或者逻辑方法使用经验证据，去证实自己的主张有效，那么，它们就颠覆了自己的观点。建构主义者坚信，只有“团体的约定”是中肯的。建构主义者同样主张，对于观察和经验资料的解释会随着团体和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即使是固有的认知性知识的断言也依赖于经验的方法。因此，无法确立任何一种基础。一切解释和一切逻辑的论证都依赖特定的社会团体，在这个特定社会团体中，解释才得以产生，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就失去了一致性或可理解性。因为我们从社会意义上建构事物，观察本身与这些建构是不可分的。因此，没有科学基础的知识是可能的。
建构主义没有否定或肯定世界以及什么在世界之外或什么在世界之内。社会建构主义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并提供了其作为可理解性形式的观点。建构主义并不能证实自己已是比其他知识观点有任何优越性的体系，也不能设法去取代它的任何竞争对手。它寻找的仅是每种体系所公认的有利与不利因素。它不探寻正确或错误的决定，而是邀请他人“游戏于与这种可理解性一致的可能性和实践，对照其他的选择来评价它们”(Gergen,1994b,p.79) 。相似地，它没有提供关于道德价值的观点，但是却敞开了科学和其他领域探究的大门。它所探讨的道德和伦理问题是完全相对于社会语境的，因此，它没有提供一个可以观察其他观点的平台；由于一切都是与文化和历史相互依赖的，所以一方不能评判另一方。道德是从“文化的可理解性”上获得其意义的。它是特殊团体中的“团体参与的一种形式”(p.103) 。
因为所有事实、所有知识、所有方法、所有的可理解性都是社会性的，所以，人们都不能违背现实世界去验证或伪造一种理论。然而，格根(1994b) 关于人文科学的观点赞同标志性和一致性的行为模式，这些科学能够为文化提供有用的方法、知识和程序，其中的“理论可理解性”是最重要的。
语言
建构主义者坚持，所有的真理断言都是建立在语言的社会约定上。因为这些约定随着团体的不同而改变，也因为语言永远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而总是在不同的团体之间和不同的时间里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它不能被用来承载关于世界的真理。因此，它不可能去检验假设，不可能去决定关于世界的任何基本原理，因为这些同样也是由语言构成的。除了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意义这一障碍之外，研究者可以一直产生关于假设语境的更多的普遍假设，以至于每种论断永远无法确立其正确性或错误性(Stam,1990) 。
虽然语言不是真理或理性思维的工具，但是它的确提供了一种共同认识的方法；这些认识依赖于社会的使用。通过叙事的内容，参与者建构了他们自己关于现实的观点。科学著作是一种现实观点，但是它没有关于精确性的主张，就像它没有关于虚假性的主张一样。那些我们称为知识的东西就是我们在交往中约定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现实是由我们安排的用来描述它们的语词构成的。神话、民间传说、科学和神秘的东西都是社会约定的，它们的基础存在于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约定之中。是语言根据特定社会团体及其语境的使用，为我们提供了建构世界的方法，而不是个体的心理或意识(Gergen,1994b) 。
主流心理学的结构
格根(1994b) 指出，很难为诸如私人的经验、觉醒和意识这样的结构找到一种参照；但通过问及这些语词是如何被使用的，对它们的各种讨论意味着什么，它们包括哪些种类的社会话语，我们就可以消除建构的客观化，并质疑它们是否代表任何现实。这样做，我们可以用心理的话语作为处理杜会关系的于段，而不是寻求现实反映的途径。哈雷(Harré,1986)的坚称，情绪不是作为事物或特质存在于人的内部，而是在相对新近的实质形式中进行社会建构的。根据阿莱( Haley ,1963) 的看法，触及我们的情感、贯通情绪、倾吐情绪和避免情绪抑制的思想便是民族心理学。
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曾批评建构“心理”和把脑作为替代物的说法。在库尔特(Coulter ,1989) 看来，心理或主观性是一种相互作用。它的诸如个性和经验的属性都是文化的衍生物。他发现，归因于大脑的拟人化特性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例如，断言是一个人的大脑而不是这个人本身感到渴了。“这最多算个不高明的笑话，即提出是我的大脑需要一杯水来缓解它的渴。”(p. 123)。他声称，视觉经验不是存在于脑中或任何别的地方，尽管大脑可以促进它们。经验的对象如日落，有其特定的位置，但经验本身却没有。宣称我们获得了经验，并不一定要宣布具有其所有物和相应的位置。拥有金钱可能意味其位置，而提出拒绝则无需位置。类似地，获得视觉经验也不用表明位置。所有被假设为内在心理或大脑的产物的这些东西都是日常的交互作用的产物。
格根(1994b) 指出，心理主义回归到了认知主义，并概述了随后的表征、认知地图和其他结构等许多难题。他指出，这些心理术语通常用来界定其他的心理术语。他主张将心理移出大脑，放入社会话语领域。相反，斯卡(Scarr ,1985) 提出了带有强烈心理主义或认知主义色彩的建构主义观点：“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人类心理的建构。感觉资料通过人类感官的认识装置的过滤，然后进入知觉和认知。人类心理也是在社会语境中建构的”(p.499) 。
她的最后一句话使心理返回到社会建构，但她似乎把重点放在心理建构上。哈雷(1987)将心理转变成对话，对话围绕着职责、期望和道德关系的社会标准而组织。也就是说，对话建构了心理，因而心理没有独立的存在。
主流心理学的错误
格根(1997)列出了社会建构主义者认为心理学所犯的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包括削弱民主和团体，坚持个体的思想体系，维护父权的社会制度，发展自恋，支持西方殖民主义。他认为，由于心理学力求客观性，它抑制了其他的观点，从而使它走入极权主义。它相信其方法的真实性，使它远离与其他方法的对话。格根不反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然而，前提是它不主张超越研究者团体的语言范围的任何真理。韦克斯勒(Wexler,1987)谴责心理学支持公司自由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经理和工人相协作，但韦克斯勒提出，社会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如何产生文化和人类特征。沿着相似的路线，格根(1997)认为建构主义者能给心理学的研究增添相当重要的力量。
这里举一个关于去语境化心理学的缺点的例子，库什曼(Cushman,1991) 对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 关于婴儿发展的著作作了建构主义的评论。库什曼评论的部分要点如下：斯特恩所认为的婴儿开始能将自己与他物和他人区分开来——自我感觉——并非如他宣称的那样是普遍性的，只是从20世纪末西方文化中的白人中产阶层观点得出的一种解释。斯特恩将自我置入机体中，并作为指导行为的主导者，他也赋予自我一些其他的特质，而且他假设这些特质是普遍的。然而马来西亚的chewong人认为自我位于肝脏，埃及人认为自我位于心脏。西非的Tallensi人认为自我属于过去，并且受外部力量控制。Hindus人同样认为自我属于过去，但是受内部力量控制。斯特恩忽视了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他的模型反映的仅是世界一小部分人的特征，并且他假设他的自我概念是先天的和普遍的。如果自我确实是先天的，那么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世界这么少的人与他的模型相符合。库什曼认为，斯特恩的数据也许是可靠的，但他对数据的解释受文化束缚，正如他对无意识的解释那样。
通过声称找到了科学的证据，即人类婴儿自动成为西方的婴儿，斯特恩做了意味深长的政治声明。他含蓄地辩解道，当代西方人充满空虚、分裂、自恋、混乱、孤立，他们难以在团体运动中维持亲密关系和合作。他们是人类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塑造。(Cushman,1991, p.217)
至于主流心理学，库什曼认为，由于人类是由被心理学忽略的局部团体所建构的，所以“心理学的计划是不可能的”(p.206) 。而且由于心理学家依靠实验室作出他们的真理断言，因此，他们假设的“特权资源”( privileged source)独立于历史和政治，它产生的“去语境化的”心理学就具有“政治危险性”。库什曼指出，这在斯特恩的做法中得到了说明，即他试图谴责假定的孤立和异化的自我，而且忽视了可能真正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的结构。
下面将举例说明，建构主义的倡导者相信，客观主义及其对邪恶社会力量的支持的完全毁灭日益逼近。
根本不存在无法被即将产生的工具破坏、毁灭或嘲讽的假设、证据主体、意识形态立场、文学经典、价值承诺或逻辑的大厦。只有不同程度的偏见、习惯势力或降低了地位的自我的痛苦报复能够集结成一道屏障，来反对由我们所掌控的智力迸发。当前的学术界到处充斥着资本主义开拓者、男性沙文主义者、文化掠夺者、战争狂、洗刷偏执者、懦弱的自由主义者和科学独断论者。这并不是当前的通货紧缩和免职限制了其学术建树。后经验主义者( postempiricist)的批评在社会各处寻找足够丰富的目标。经验主义假设充斥着所有高层决策的领域一政府、商业、军事、教育等等……革命在进行，先锋力量四处涌动，其潜在性的破坏没有限制。( Gergen ,1994b , p.59-60)
其他形式的建构主义
作为不同于严格建构主义的观点，一些人认为，为了避免唯我论，即假设除了自我而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事物，人们还必须考虑建构主义者的世界具有某些客观的基础。否则，研究就只能看到社会建构的社会基础。
有一种叫做语境建构主义的形式，它反对唯我论，并承认社会团体建构背后的自然界基础。它提倡一种常识性观点，即知识起源于与真实世界的联系，包括影响建构主义者研究的许多语境条件。“从提供信息者那里获得知识的这个真实行为影响了反应的形式和内容。尽管研究者和分析者自己不得不把他们的兴趣(如果不是他们的专业议程)投入到与提供信息者的交互作用之中。”( Sarbin &. Kitsuse , p.14 )。
在这种倾向中的一种观点看来，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每个人的建构概念，建构主义者必须涉及某些能够加以客观证实的事物(Best,1993) 。建构主义的社会行动议程有助于改善弱势人群、老人、妇女和少数团体的条件，保护世界的自然资源，并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改进生活方式。这可能与哲学家、心理学家约翰·杜威所主张的知识是人与世界的交互作用相一致；它不是始于理论体系。坎特的交互行为心理学(第十章)也持有这种十分相似的观点。、安德逊(Andersen,1994) 对IQ 的评论中，举过一个语境建构主义的例子。他认为，有两个关于智力的“隐喻”。一个是指在头脑中解决问题，而另一个是与语境有关的建议，即它是“被评价的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的质量”(p.126) 。他注意到，“IQ”通常被用来代替更准确的术语“IQ 测验分数从而导致了一个结构的具体化。而且，一旦被试对测验题目的特定反应被转换为IQ测验分数的抽象数字，那么，这些分数就是创造之物而非数据。许多主要的智力理论家都没有承认智力在本质上是一个建构而不是一个事件。"IQ 测验分数的确是存在的，但IQ并不存在；IQ是在复活节兔子、独角兽、牙齿精灵和其他虚构的创造物所居住的大陆中发现的”(p.132) 。安德逊认为，这种捣乱导致断言IQ是正态分布的，因此，它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测验的制定者建构测验以形成一种钟形分布，而这种分布在本质上并不是固有的。
安德逊认为，主观性发生于个体身上；但是社会过程给了其公开的客观性。他将此比喻为火灾观察员获取客观结果的方法，即许多不同的观察员在不同的方位，带着各种不同的主观观点，但都是为了确定火灾发生的客观方位。沿着这样的路线，他指出，由于智力的心理测量学方法无法理解智力结构的本质，而受到了各门学科的挑战每门学科都从不同的视角这样可能得到更准确的智力客观性。他将以机械观点看待客观性的心理测量学方法并与语境建构主义的客观性相对比，后者将智力理解为主试和被试、测验情境的语境和被试的思维过程的交互作用。
建构主义的一位杰出倡导者哈雷(1986b)可能也属于语境建构主义阵营。他认为，我们借助于交谈进行探究来了解我们周围的非个人世界，犹如物理学家借助于理论进行探究。当然，他认为，我们特有的社会制度限制了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东西，但运用交谈则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方法。一种被称为“实在论”或“超实在论”的社会心理学取向也与此极为接近(Manirus& Secord , 1983) 。它企图放弃社会心理学运用与现实不符的实验的常见做法，例如交易和狱中犯人的两难问题，而代之以遵循历史研究路线的叙事方法，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对于人的意义。这些倡导者并没有承认客观性（“有证据的断言”）或坚持完全的相对性。
丹齐格（Danziger,1997）对“温和”或“轻微”的建构主义观点和“严重”的建构主义观点进行了区分。轻微的建构主义不仅没有宣称它拥有通向真理的道路，而且提倡包容所有那些没有侵犯别人权利的途径。意义得到语言团体的连续建构。“严重”的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产生于社会结构和人体之中的（如性别的生物基础）权力关系。权力是通过作品和制度化的社会实践的约定而产生和维持的。因此，丹齐格指出，局部的社会过程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机会；因此，倡导多元观点的后现代主义可能无法达到其目标。
赖斯(Reiss,1993) 提倡一种“后实证论者”(postpositivist)的观点，而不提倡后现代主义观点。他赞成后现代主义否认终极真理和自主事实，但是他也反对后现代主义的完全相对论。“相对论是不能被后现代主义者接受的，因为它排除了按照科学准则搜集纯科学证据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所有的观点都是相对的，那么就无法验证社会与个人互变的有效性”(p. 6) 。
他指出，由于要更深刻地理解世界上的某些事物，并认识到这种理解可能会随着新的视角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关于知识的观点才得以发表和争论。他强调研究者应该提出他或她的预先假设(假设系统) ，从而使其他人能够判断这些假设以及来自于假设的结果的有效性，因为只有存在假设的语境之中事实才是这样的。
建构主义和构建主义
格根(1994b) 区分了出现于让·皮亚杰和乔治·凯利著作中的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m) 和他本人所提倡的社会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 ①在皮亚杰看来，儿童同化世界但又通过认知系统顺应世界。因此，是个体而非社会团体建构了现实。凯利的个体独自建构或解释世界，但客观的世界仍然存在。因此，皮亚杰和凯利都相信独立于社会过程的现实。同样，格林纳(Greer,1997) 指出，构建主义者持有比建构主义者更为传统的观点，这种观点接受在知识的社会建构背后的现实。除了话语团体之外，建构主义者反对“心理”和“世界”可以占有现实，而有些构建主义者则假设这些实体的现实性。
构建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都怀疑存在任何“基础的”（以确定的真理为基础）普遍的经验科学，质疑知识是否是通过观察在心理上建构的。两者都认为，科学自身的方法论形成了知识，而不是发现了知识。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方法论及其发现皆是表现在语言中的证据和推理的产物，因此，是社会“协商的”。构建主义者遵循西方的个人主义，认为知识是个体内部与生俱来的过程。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个体性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就像人格、动机、情绪、记忆和思维而不是心理或自我的组成成分。“人是建构的实体；从起源上看，他们是社会性的理论建构”(Stam,1990, p. 246) 。建构主义者假设了社会性因果关系，而一些构建主义者则考虑的是自由意志的因果关系。在假设语言构成了社会现实而不是仅仅作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表现而起作用方面，构建主义者比建构主义者走得更远(Niemeyer,1995) 。构建主义更重视行为的生物因果关系，但是建构主义则把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归为社会过程(Hardy,1993) 。②
我们接着来看凯利的(1955/1991 1)“个人构建心理学”，它已经成为试图将之与社会建构主义结合起来的灵感来源(Mancuso,1996) 。凯利认为，我们根据我们个人的认知结构来解释世界，而且这些认知结构为我们调节世界。正是这些中介的解释赋予其意义。在曼库西( Mancuso) 的这个理论中，中介具有私人意义。个人的结构接受来自世界的输入，并把它们组成事物的意义。每个人都有这些结构的层次系统，随着输入的不同运用不同的结构，去帮助他或她理解这个世界。这使得个人的解释而不是社会团体的解释成为这个系统的中心。该理论比社会建构主义更贴近认知加工的观点(Wortham,1996) ，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个体解释者是更大的话语团体的一部分，并被“嵌入”那个团体的解释过程(Burkitt ,1996) 。沃瑟姆( Wortham) 采用了曼库西的私人或内部世界或心理主义的主张“假设我们必须以内部世界去解释富有意义的经验，就会产生关于内部解释的准确性以及这样一些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棘手的问题……结构给予我们自己以意义，我们的经验被组织进关系语境，关系语境使我们能够假定它们被内化到个人心理之中”(p.81-82) 。
女性主义和建构主义
与后现代建构主义达成一致的是某些来自女性主义者对科学的评价，后者证明在方法论和解释上存在严重的男性偏见。凯勒(1983) 是一位经过训练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指出，女性探讨科学问题的方法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富有成效的视角。例如，在研究玉米遗传学的过程中，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探究的是基因的结构和功能，而不是把基因视作绝对的控制中心。这项成绩使麦克林托克获得了198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但她不得不与那些对她的某些观点和研究基金持否定态度的男性做抗争。凯勒认为，女性倾向于寻求复杂的交互作用，而男性则通常寻找线性的因果关系。这使得男性过分夸大DNA的控制作用，而没有考虑它与其他分子间的交互作用。斯帕尼尔是一位微生物学家和女性研究专家，她也作了一次类似的观察。尽管存在着各种复杂分子交互作用的证据，但她研读了教科书和期刊上的论文，结果证明存在着认为基因在细胞分子层级顶端具有控制功能的连续模式。
大多数女性主义科学家想把更多的女性引人科学领域，增加科学的定性维度，并保持数量(Nemecek,1997) 。此外，他们希望科学考虑到影响科学家的社会价值和性别偏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承认偏见影响了实验中的研究者和被试，从而导致了在实验中使用双盲控制方法。许多先前研究的价值都值得怀疑，因为许多年来都没有采用这样的控制。但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想超越方法论的控制。他们呼吁将由男人掌控的科学转变为整个人类的事业，运用各种不同的观点，摒弃男性智力统治基于强权政治而非基于科学的统治，它有时甚至是无意向的、觉察不到的。他们坚持，这种拓展取向，会使科学进步而不是退步。“自然本身是一个可以依赖的伙伴，提供真实变化的推动力：自然的循环往复变化引发重新检验我们所建构的科学认识的术语”(Keller,1995, pp.175 一 176) 。
与此类似，那些对遗传学的批评也可用于批评主流心理学：在由大脑指导的身体引发的反应或由环境引发的反应的假设中，运用定量的方法，而忽视了定性方法和线性因果关系的假设。
进展在过去的20 年里，建构主义在女性研究和社会学中变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社会问题研究和某些人类学研究中。除了在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中还能找到明显的根基之外，它在心理学中进展较小(Sarbin &. Kitsuse ,1994)（认知主义对社会心理学也有重要的影响，而最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已转向商业派。）格根(1985) 愿将建构主义移入所有的心理学领域之中，因为他认为心理学——其他科学也一样——是“社会过程的一种形式”(p.2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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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不严格的意义上， constructionism和constructivism均可以译为“建构主义”在此处为了区分，试将前者译为“建构主义”后者译为“构建主义”。译者注
② 利顿(Lyddon,1995) 概括了各种形式的建构主义，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动力、形式和目的四种因果类型来对它们进行分类。巴越(Prawat,1996) 描述了六种类型的建构主义，其中格根的社会建构主义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罗蒂的后现代主义构成了一个单独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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