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暴食症表现为反复发作的暴饮暴食症状,并伴随着强烈的沮丧感,个体在进食时通常感觉失去控制,进食大量食物。暴食行为受到应激、负性情绪、冲动性人格、身体不满意与限制性进食以及父母的喂养方式影响。关于暴食症发生和维持的理论模型主要有情感调节理论、食物成瘾模型、人际关系模型以及完美主义模型。未来要进一步探究影响暴食的因素,完善暴食症的理论模型,运用脑成像等技术深入研究暴食症的认知神经机制并加强对暴食症的干预与治疗研究。
分类号:R395
1 前言
“今天你暴了吗?”逐渐成为暴食症群体打招呼的一种方式,“暴食症”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美国精神学会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把暴食症 (binge eating disorder,BED)定义为反复发作的暴食症状并伴随强烈的沮丧感,个体在进食时通常感觉失去控制,进食大量食物,但与神经性贪食症 (bulimia nervosa)不同,暴食者不会采取不恰当补偿措施以防止体重增加,如呕吐、使用导泻剂、过度运动等 (APA,2013;张衍,席居哲,2011)。同时暴食症还有其他特点,如进食速度比平时快得多、一直吃到感觉不舒服为止、当生理上觉得不饿时也会进食大量食物、因为吃得多,觉得难堪而单独进食、暴食之后,会厌恶自己,表现出抑郁、内疚和明显的悲痛。根据《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第五版 (DSM-V)的诊断标准,平均来说,暴食发作的频率为一周至少一次,且持续 3个月。此外除了暴食发作的平均频率达不到一周一次或者持续时间少于 3个月,而其他都符合暴食症的诊断标准,这种暴食行为被划分为其他特定的进食障碍 (other specified feeding or eating disorder)。
青少年为样本的进食障碍调查研究发现,0.7%的青少年符合暴食症诊断标准 (Chen & Jackson,2008)。暴食症多发生在年轻的成年人群、女性群体、大学生群体以及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 (Kessler et al.,2013)。虽然男性和女性的暴食发作频率相似,但男性较少为之苦恼,因此达不到暴食症的诊断标准 (Lewinsohn,Seeley,Moerk,& Striegel-Moore,2002)。
世界健康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对 14个国家的调查发现,暴食症在全球的发生率约为 1.4% (0.8%~1.9%),发病的平均年龄约为 23岁 (Kessler et al.,2013)。在西方,暴食症是一种常见的进食障碍,一般人群的终身患病率 (lifetime prevalence)接近 3% (Hudson,Hiripi,Pope,& Kessler,2007)。国内以 2103名2 暴食的影响因素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影响暴食症的因素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应激、人格特质、社会文化以及家庭因素。
2.1应激因素
研究发现,压力或应激 (stress)是暴食症发作的风险因素。有暴食行为的个体报告了更多的生活事件压力,更多的把日常生活困难评价为压力 (Crowther,Sanftner,Bonifazi,& Shepherd,2001; Wolff,Crosby,Roberts,& Wittrock,2000),同样,感知到高水平压力的个体表现出较严重的暴食行为(Mason & Lewis,2015; Zhu et al.,2015)。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暴食者完成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 (trier social stress test,TSST),其中包含一个自由演讲任务和一个心算任务,然后食用巧克力布丁。研究结果发现,与非暴食者相比,暴食者有较高的摄食率,压力增加了暴食者的进食 (Laessle & Schulz,2009)。此外有研究用冷压痛任务(cold pressor task,CPT)诱导应激,结果发现完成任务后,暴食者个体的皮质醇(cortisol)水平升高,但是与控制组比较没有显著差异 (Schulz,Laessle,& Hellhammer,2011)。这种不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研究方法不同带来的,特里尔社会应激任务带来的压力主要属于社会性压力,而冷压痛任务带来的更多的是身体上的压力。急性事件导致的压力与日常困扰产生的压力不同,应对方式也不一样,它们对暴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也会不同。探讨压力与进食在暴食者身上的关系时,要考虑压力或应激的性质差异。
研究者很早就发现,负性情绪影响暴食行为。暴食症个体报告了更多的悲痛,对负性情绪有较低水平的耐受力 (Kenardy,Arnow,& Agras,1996),更有可能用进食的方式来应对负性情绪 (Eldredge & Agras,1996)。一部分研究发现,暴食前个体有较高水平的负性情绪,总体的负性情绪和内疚感较高,但是暴食行为发生后,这些负性情绪就会下降 (Berg et al.,2015)。对肥胖的暴食个体来说,在负性情绪水平高或增加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暴食行为 (Berg et al.,2014)。暴食症个体在正常的进食后,负性情绪和总体的情绪紊乱也会下降(Anderson,Crow,& Peterson,2014)。而一项元分析研究发现,有非特定暴食行为 (unspecified binge eating)的个体在暴食后对负性情绪的评价比暴食前的评价更高 (Haedt-Matt & Keel,2011)。负性情绪与暴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两者可能会相互影响。个体在体验的负性情绪后,可能会采用大量进食的暴食行为来缓解消极情绪,但暴食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负性情绪背后的问题事件,而暴食行为本身也可能引起负性情绪,因此,在发生暴食行为后,一些个体可能会陷入更强的负性情绪中。
2.2人格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