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莱尔、班雅明笔下的城市建筑、遗迹、咖啡馆、拱廊街、林荫大道、商品展览馆以及像侦探般穿梭于城市迷宫和人群中的漫游者(flaneur),构作出十九世纪巴黎的现代性意象;带出一种偶然、新奇、震惊、转瞬即逝、断裂不连续的现代性体验。同样是十九世纪,中国的意象却可能是:鸦片鬼、烟馆、烟榻、迷蒙的烟雾所构筑出鸦片帝国景象。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美国西部小镇唐人街的鸦片烟馆,「在每个邋遢,像黑洞般的小破屋里,燃香的味道淡淡飘出。屋里黝暗一片,但仍可见二、三个面色蜡黄、拖着长辫的无赖,蜷曲在矮床上,一动不动的抽着鸦片。极度的满足,两眼无神」(引自周宁,2004: 205);狄更斯的小说《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1870),也对中国鸦片烟馆有如此描绘,像吸血鬼、寄生虫式的东方人,五六人横躺在烟馆床上,时睡时抽,像一窝睡鼠(Milligan,1995: 87~88。引自周宁,2004: 208)。马克吐温、狄更斯笔下的中国烟馆,典型是西方对中国的鸦片想象,其中夹杂着东方/中国的黑暗、野蛮、残忍、堕落、病态、愚眛、麻木、懦弱、衰败等构建。既是西方透过鸦片对中国的想象建构,也是西方在文明秩序上对中国的压抑和排除,确立常态文明和病态文明的区划。这种透过物质的想象和压抑,还可以在留辫子、裹小脚的意象上看到,这三者成为中国的文化压抑上的象征。
创伤耻辱的标志,鸦片的使用文化和生活方式似乎成为无足轻重、边缘的小叙述。我们不能忽视鸦片曾经是中国普遍的日常生活经验,涉及饮食习惯、医药治疗、器物开发、消费文化、社交往来等现代性经验。然而,鸦片总是被压抑,被排除,最后形成负面、阴暗的压抑性格,就像我们所看到鸦片的刻板意象一样,黑暗、迷蒙、僵滞、阴沉、黯寂。
虽然上面的描述构成了十九世纪巴黎与中国意象上的有趣对比:闲荡的漫游者/斜躺烟榻的鸦片鬼;明亮的林荫大道/阴沉的鸦片店街;窗明几净的咖啡座/烟雾袅绕的鸦片馆。但我们并不是要以巴黎的现代性经验为尺度衡量中国,我们只是不免好奇,同样都是具鲜明特性的人物形象和空间意象,同样都是某种时代经验的体现,鸦片对中国而言,究竟透露出什么样的独特遭遇?开展出什么样的现代性经验?思索这个问题,通常会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点,因为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西方开放,带进了西方的现代性,也种下一连串国家衰败的耻辱经验和随之而来的器物、政体、科学、心态、思想甚至国民性的改造和启蒙运动。对中国而言遭遇的是西方现代性强力介入的经验,在挫败、失落、悲痛之余,又夹杂着陌生、新奇、讶异,同时也开启了想象中国之外的可能以及生存境遇、心态结构断裂和型变的现代性经验。这一历史事件虽是重要的转折点,但我们仍有必要跳出鸦片战争的框架和论述,从鸦片出发看问题。尽管鸦片点燃鸦片战争,但鸦片总像是鸦片战争的影子,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国家民族的大叙述被讨论,成为自我压抑、不可张扬、无可诉说的现代性。这使得鸦片处于一种模糊暧昧的状态,不断被禁制,又不断生产;不断生产,又不断被禁制。既深植于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中排除;鸦片的被/压抑经验交缠为难以捕捉界定的诡态(grotesque),就像现代性具有与其自身对立的两面性或暧昧矛盾性(ambivalence)一样,这也正是本文发想的起点。鸦片或鸦片战争论述下的鸦片被谈了许多,却也遗漏了不少,遗漏的可能是最切身、最具体的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体验或鸦片文化,几世纪之久的鸦片经验又留下什么样的文明或消费文化,除了跟赌、娼联在一起(上海市文史馆编,1988)外,还有什么值得观察的结晶?本文认为,压抑可能是鸦片在历史场景里淡入/淡出什么的切换机制,以及鸦片经验的构成要素。压抑的问题涉及到禁制、罪化、病态化,以及让什么东西模糊或消失,自身又生产什么,内塑成什么。本文的问题意识从压制/压抑出发,思考鸦片在病态修辞下可能忽略的一些面向,本文的发问:(一)鸦片如何成为一种病态的修辞。正是这种病态修辞成为鸦片的主流论述,既界定了鸦片发问走向,也压制了鸦片多重可能和幽微细致的生活历程,致使鸦片展现出某种压抑的特色;(二)在压制/禁制论述不断的生产和运作下,为什么鸦片越禁越多,又产生什么效应?虽然有来自国家经济理性和财税算计的解释,本文则透过这一禁制中的包含与排除现象,说明包含式的排除与排除式的包含的运作以及形成的生产性的压制和压制性的生产现象,这也造成了鸦片普及化、深植于日常生活意识以及鸦片禁之不可能的效应,同时也构成鸦片的压抑性;(三)从上述的讨论切入鸦片的压抑性格,在压制与排除效应下,试着提出非常态、内卷/内爆、颓废、解脱做为鸦片遭遇现代性的响应方式、暧昧状态以及独特性经验的构成。
或许可以说,中国与西方遭遇的现代性经验挤兑出鸦片的现代性压抑,既被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压制、驱逐成为被压抑的现代性,也内塑成压抑的思考试图释放鸦片的各种可能面向,并做为追踪鸦片日常生活经验或鸦片文化形成的起点,从压抑、禁制、排除面而不是常态/规范/正确面挖掘鸦片日常生活的碎片和意象。这篇文章以社会学的思考和论述方式先处理压抑的问题,做为鸦片开展出什么现代经验或消费文明的前言,至于后一论题的申论只有做为另一篇文章的讨论范围。
二、病态修辞下的排除
鸦片战争的历史效应取代了鸦片的物质效应,致使鸦片在病态的修辞下构造出一套自己无法诉说的叙事,鸦片乃成为一种病态的修辞,与不正常、邪恶、衰亡、怯弱相连。做为一种物,鸦片的使用价值在历史流变,文明进程中,不断遭到改写定义,不断在社会文化和政经网络的交织中,编造出各式复杂的价值意义和道德评判。从纯粹观赏的罂粟花卉,到淬取成为鸦片做为食用的料理、医疗的药品以至令人沉醉狂喜的毒品。鸦片特殊的物质性和社会生命历程,透露不断遭到排除、压抑、禁制、邪恶化的过程,由此也幽微的嗅到鸦片在文化或文明进程中独特的暧昧矛盾性(ambivalence),特别是鸦片的中国经验和历史命运,它既是一世纪日常生活的普遍经验,也是一世纪屈辱的民族创伤经验;它既从未撕下身上非法的卷标,遭禁惩治,也未曾止息的根生蔓延,构筑出鸦片帝国的形象;它既将西方现代性转译到中国,也透过与西方遭遇后加速中国文明崩解的后果,而渗漏出现代性的阴暗面,自身也遭到现代性的压抑。这种压抑有别于西方的鸦片经验,可以告白、可以颂扬、可以追慕效法、可以成为文化想象和艺术书写1,中国的鸦片经验几乎是不可言说、沉默、空白,它只是在庞大的国家和民族符号底下,在政经命脉和文明存续的思考轴线下,不断被说、被代言、被呈现和被生产。亦即一套无法诉说甚至不属于自己的鸦片故事。
这套病态修辞由鸦片的国家论述、种族论述、帝国殖民论述、身体/医疗论述所架构出的鸦片做为历史不正确或错误的叙述基调,它排除了鸦片可能的社会生活论述、文化创造论述。我们只要检视历史文献和相关的研究论着不难发现这一显著现象。Baumler在回顾中外鸦片的研究中即指出,中国的鸦片研究侧重于国家建立、革命叙事、帝国殖民、禁烟反毒运动,在西方反倒还有一些关于鸦片社会生活、鸦片消费的研究2(Baumler,2004)。一部重要的历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齐思和等,),基本上以经济侵略,外交关系,禁烟运动等为主轴;另一套《鸦片战争文学集》,则以「近代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为基调,表达「当时人民的爱国情操」、「英国侵略者的野心」、「清政府的屈膝媚外,出卖人民」(阿英,1982:1~2)。类似题材的史料、文学表达不再少数。此外,McMahon指出,具文化涵养的鸦片吸食者,很少在出版物泄漏自己的身份(2002: 106),亦即,他们很少公开书写、表达他们吸烟的身份甚至经验(张昌甲的《烟话》是少数的例外)。这是个有趣问题,晚清以至民国时期,不少文人名士吸食鸦片,我们却很少见到这些人的经验自述,更不用说像狄昆西、柯立兹那样的自我告白,并大谈其服用鸦片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这原因有可能是,鸦片是一种禁制、被排除、被诅咒之物,所以吸食者本身也排除了鸦片公开现身的可能;另一个可能是文类的问题,亦即虽然中国书写传统中有不少日记、笔记、家书等作品,但可能少有个人私密经验式的自白、告白或忏悔的习惯。当然,有可能两个原因都是,这有待进一步追踪。McMahon还指出,在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小说,基本上看不到关于抽鸦片的描述,因为当时中国还未澈底的腐败衰颓,到了晚清则是一大转变,描述鸦片多了,但作者仍带着道德批评的调子(2002: 143)。这说明鸦片依随着国家民族的框架出现,即被呈现也遭排斥谴责(关于这点本文第三节有所分析)。
再者,在这类修辞、叙事压抑下,究竟伴随天朝崩溃、文明崩解,影响中国一世纪之远的鸦片,其使用的个别经验、集体经验是什么?蔓生于日常生活中的鸦片又历经什么样的社会生命,形成什么样的鸦片文化?而消费做为一种现代性经验或开展,鸦片的各种消费经验和面貌,为何消费、如何消费、谁在消费、消费的习性、消费的美学风格、器物空间的文明化,使用价值的转化关键,几乎也成消费现代性或消费文化论题的模糊地带。这一方面涉及鸦片做为物的生命史的转变,鸦片经历不同使用阶段,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型态,会创造各自不同的使用价值和象征价值。从花卉(唐宋有咏罂粟花之诗,并列入花谱,观赏之用)、食品(宋时已有人以罂粟花为食材及食补)、药品(宋代已用罂粟为药品,明代更为普遍)到毒品;或从药品(明代开始有鸦片用语,且知罂粟提炼鸦片之法)、奢侈品到大众消费品,鸦片进入社会对日常生活、文化、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又如何被对待和处理,对待的方式造成什么效应。Mintz分析糖引入英国后,如何从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到一般大众消费品或日用必需品的过程,以及对英国饮食习惯与消费结构造成的改变,同时又如何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1985)。因此,糖不仅是经济物品,更形成消费文化,改变社会习惯。同样的,当鸦片使用价值改变成为日常消费品时,却成为为害甚深的毒品,也背上祸国殃民的罪名。这样的转变还触及吸食方式的改变,西方人服食鸦片,中国则是吸食,由于吸食方式的引入致使鸦片在中国由药品一变而成毒品(吸食法大约在康熙年间由荷兰、印尼传到台湾,再由台湾传入福建广东沿海。起初是烟草和鸦片混着吸,后来则单吸鸦片膏。龚缨晏,1999: 100~118;相关史料文献可见黄叔璥、朱仕玠、朱景英;另外,彭养瓯的《黑籍冤魂》以小说的方式,交待了吸烟方式的历程)。这一使用方式关键性的改变重新定义了鸦片的文化意义与生活行为,以及它如何被对待处理,亦即,如何遭到压制和排除。
再者,鸦片吸法的引入,虽只是一个器物用法的改变,除了重新界定鸦片的身份外,它还可能造成吸食/服食之间感官经验的差异,以及中西使用行为的不同。例如西方透过服食,因此只能是个人行为,独自为之;中国的透过吸食,除了可以独享外,更普遍的是「横卧烟榻,传筒对吹」,鸦片乃构成社交行为。这说明物质、器物在历史文化舞台上的关键的角色,器物文明更表现在鸦片烟具的精致考究宛如艺术品,展现出高度的物质文化和美学鉴赏。如「烟枪如洞萧,烟灯以铜为盖,玻璃为罩」(雷晋《蓉城闲话》)。烟杆即相当精致,有象牙嵌宝石、银质描丝、白玉、翡翠、珍珠、紫砂等材质(国立历史博物馆,2004)。由此看出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可是鸦片生命丰富的一面,但这一面向在病态修辞下是相当淡出的。不过近来已有学者注意到鸦片社会生活史这一模糊的轴线,如Zheng(2003)的研究。Zheng将鸦片社会生活分为五期,基本上仍是药品,奢侈品到消费品或消遣娱乐品的轴线,试图捕捉鸦片被压抑的日常生活和消费面向。不过Zheng太过聚焦于鸦片与性/春药/娼妓的关联,恐放大鸦片做为春药的重要性。张昌甲《烟话》对此有一说法,吸鸦片或许刚开始与狎妓有关,但吸食之后就对女色全然无趣。但Zheng的研究无疑开启鸦片被压制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