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研究兴趣在于明代中期到1950年代的思想、学术以及文化的历史,他的著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不久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借着他来华东师大思勉高研院作“近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讲座的机会,笔者采访了王汎森先生。在访谈中,王先生就该书所涉及的“道德严格主义”、“清代知识人的自我压抑”做了更为充分的阐释,对我们理解明末至清代知识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性格大有助益。
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
澎湃新闻:您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讨论了明末清初的“道德严格主义”现象,指出清初知识人在道德上存在一种执拗的紧张。此前您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有一章《清初士人的悔罪心态与消极行为》专门讨论知识人通过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来表达自身的一种政治态度和心志,同时也是为了自我保护。这种道德严格主义与清初的明遗民群体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否到了康雍乾时期及以后,就渐渐松弛了?
王汎森:这问题很好,但不容易回答,我来简单地提一下。我认为历史在发展的时候过程中,人们对未来并不是那么确定,通常是到事情有结局才会看得清。如歌德所说,“轰然一响,堕入万丈深坑”,亡国使明遗民有了反思的支点,就好像瓶子的盖子塞起来了一样。
我讲道德严格主义,不一定是在亡国之后才有,事实上有一些反思从晚明就已经开始,包括对心学过度带来的流弊和商业文化的反思等。但这种反思的态度,随着明朝的灭亡,我觉得是加强了。明末那种多元的、奔放的文化,在他们看起来是腐败的,过度享乐主义、过度颓废、过度追求新奇,忽略儒家的纲常等方面,由于亡国来了一次总反省。像戏曲《桃花扇》一开始,亡国的哀音感觉就呼之欲出了,又如张岱的《陶庵梦忆》,要将以前种种罪案持向佛前忏悔,因为张岱认为他早期的生活就是晚明文人的那种生活,变得是“罪业”。
但很多现代学者认为十六世纪晚明的生活是他们所向往的(包括史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这就像今天很多人喜欢纽约这种现代社会里的多元的、奔放的生活。我个人则认为十六世纪的生活世界比较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生活。
可是对一个亡国的人来讲,对这种生活的反省却会让他走向更严格的儒家“道德严格主义”。自然,我认为“道德严格主义”与明亡之间并不是唯一直接的关联,因为在明代后期就已经有“道德严格主义”的趋向,但是这两项因素加起来,使得他们的道德意识被强化了。悔罪意识、重建儒家正统意识,包括让经典重新回到它的正位等等,都和这些因素有关,所以为什么说欧洲文艺复兴复活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对当时社会起了极大冲击,可是对明末清初知识人好像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发展过程。这方面的努力使他们自己觉得找到了解方。清代乾嘉以考证学为主发展的道德哲学跟清初的不太一样,像戴震强调的“欲当即理”,这种说法和晚明思潮相比,在字面上相像,实际上内容还是有出入的,他更强调在高位者不能悬置一种抽象的道德标准来压制人,不倾向于用抽象的道德来规范人的现实人生,更不主张用高调的道德来要求一般细民百姓。戴震讲的“欲当即理”、“以情絜情”,像焦循讨论《论语》中讲的要“通情”,这类论述在清代中期的考证学家里面有些力量,但是没有影响到一般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