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明太祖登基,建立大明王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命人着手编撰《祖训录》,历时六年书成,后来又两次修订,最后定名为《皇明祖训》。底层出身的明太祖生平最重视的莫过于此书,这是他为“朱家人”子孙后代定下的规矩,是比《大明律》更高的家法国规,为的是大明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由朱元璋创建的明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共二百七十六年,最终还是亡了,亡在了流寇李自成和满清铁骑之下。要论君主的气魄与能力,明太祖与他的四子明成祖(永乐帝)在历史上皆一等之枭雄,数风流之人物,为何太祖定下的规矩,之后的皇帝守不住祖训,最后为宦官所操弄,落了个亡君亡国?权力集中在朝廷,王权专断、君临天下,真的能成大事吗?
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局,后一段是元明清的君主独裁专制。从封建到郡县的“周秦之变”固然不错,但更值得留意的是从共治到独裁的“宋元之变”。
都说传统中国的政治遗产是秦皇开创的君主专制,时人喜谈“周秦之变”,从西周的贵族封建制转向秦汉以王权为核心的郡县制,秦汉体制,历二千年而未变。这些说法,笼而统之,忽视了秦汉之后的中国政治,其实分前后两段,前一段是汉唐宋的君主与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说的是异族入侵之后,中原文化衰落消亡,文化亡了没亡,这是可争议之题,但汉唐两宋施行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崖山之后,再无续曲。
中国的君主独裁专制,究竟始于何朝?日本的京都学派二代传人宫崎市定将君主专制与君主独裁作了区分,在他看来,君主独裁是一种法律化的建制,大小决策虽然由行政官僚拟案,但最后皆由君主一人乾纲独断,这是自宋代以后形成的制度。而在秦汉隋唐,虽然有像秦皇汉武这样的刚愎人主,但他们只是凭个人的意志与能力独断专行,远未形成制度,只是以人为转移的君主专制。枭雄一死,后主羸弱,遂回到汉唐的常规制度: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所谓共治,乃是分内朝外朝。宰相原为君主之私臣,皇帝之家事与天下之国事都得由宰相这一大管家来打理,汉武帝之后,国事与家事、公与私得以区分,宰相率领儒家士大夫执掌外朝,独立于王室,有其自尊的地位,文人政府由此出现。内朝由皇帝的宗室、外戚组成。君主身为一朝之主,自然一言九鼎,但实际的行政权力由士大夫的文人政府施行。钱穆说:“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皇权与相权之划分,通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这有点像现代企业的管理,皇帝是董事长,有用人之权,宰相是总经理,执掌日常事务。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到了唐代更为系统。唐代的相权虽然一分为三,分为中书(决策)、门下(复核)和尚书(执行)三省,但士大夫的权力较之两汉有升无降。中书省负责为皇帝拟诏书,君主只须同意画敕而已,这还不够,皇帝的敕令还要送到门下省的文官复核审查,合乎法律与规矩之后,再送到尚书省执行。唐朝士大夫权力嚣张,王权谦卑,不是没有缘由的,中世之际,各路世家大族尚存,士大夫的背后有门阀支撑,皇帝不过是贵族的共主而已,此消彼长,王权在相权面前,不得不恭敬有加,不敢独断。
君主与王权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宋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五代十国大乱之后,门阀贵族渐亡,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来自乡间布衣,要看王权的脸色,君重相轻,宋朝国策的最后决定权不再在宰相手里,而落到了皇帝的手上。不过,为了防止唐末的藩镇割据重现,从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开始,两宋就有重文轻武的传统,宋太祖立下了“不杀大臣和言官”的规矩,士大夫的权力与尊严然受到君主的尊重。传说北宋名臣包拯在担任谏官任内,屡屡犯言直谏,唾沫星子飞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欣然接纳良言,竟然没有怪罪这个铁面无私的包公。两宋的历朝皇帝很少有昏君,大都开明大度,而宋代的士大夫以理学为立身之本,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为人正直,敢于担当。无论是君主,还是宰相大臣,皆以法为度,不敢僭越。
宋太祖当政的时候,宰相赵普欲提拔某臣僚,太祖不喜此人,不拟批准,赵普不高兴了,批评太祖:“赏罚分明是古今往来的规矩,岂能以陛下的个人好恶来定夺?”太祖气急,径自走开,赵普追上去,不罢不休,太祖自知理亏,拗不过宰相,只能悻悻然批准了。两宋在制度上比较起汉唐虽然君重相轻,但宋代的君像一个君,臣像一个臣,君臣相处,都比较方正,故可以保持和谐的平衡。
中原文明来自农耕民族,自春秋战国年代便产生了轴心文明的突破,文化成为立国之本,文化人有其高于军功贵族的特殊地位,君主为天子,秉承天命统治天下,但这只是一重权威,天命还有另一重权威,那就是士大夫掌握了何为天命的解释权,王权的统治,是否合法,是否顺乎天合乎民意,要看士大夫的舆论转移。君主与士大夫各各秉承天命的双重权威,是共治天下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治理天下是一门专门的技艺,需要博雅的知识,以宗室、外戚、宦官组成的内朝如何承担得了,同样要有理性化的文官来实现。
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到了崖山一役之后终于被打破了。来自大草原的成吉思汗后代骁勇有之,文明不足。他们马上得天下,也以暴力治天下。中原的华夏汉民族早在西周就产生了民本的思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到了孔孟,发展为一套完整的执政为民的儒家王道。民意代表天意,而士大夫又代表了民意,所以为政者不得不尊重士大夫。但是,蒙元统治者来自狩猎民族,他们将打下的江山连同民众统统视为狩猎品,宫崎市定说:“蒙古人最初过着游牧生活,似乎不能拥有足够的兽群,而以狩猎为生。因此即便通过征服建立了庞大帝国,政治上仍是狩猎者的理论,即征服的土地与人民不过是狩猎而得的战利品。换言之,土地、人民是征服者的私有物。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运营对所有者最有利,被征服者等同于物件,没有任何发言权。”没有了民本的观念,当然更谈不上尊重士大夫了,蒙元时代在政治上实行严格的族群等级制度,蒙古人、西域的色目人是可靠放心的统治阶级,而汉人(黄河流域)与南人(长江流域以南)不得为正官,更不用说当宰相大臣了。蒙元的皇帝就是草原上一不二的大可汗,是丛林世界的狮子王,卧榻之旁,决不容他人酣睡,哪里还有士大夫与大可汗共治天下之空间?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宋元之变”。自此之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开明格局不再回归,代之以绝对的君主独裁。汉唐两宋的君主专制是君主个人强力意志的偶然现象,在制度上毕竟还是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内朝之外,还有宰相率领的文武百官,具体打理天下事务。然而,元代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真正奠定君主独裁制度的,不是短命的元代,而是继之而起的明朝。明朝虽然回到了汉人当皇帝的时代,但是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深深地中了游牧民族的大可汉独裁之毒。朱元璋军事北伐成功了,灵魂却被成吉思汗南伐了。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皇帝,没有读过多少儒家经典,倒是在蒙人的统治下,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残暴地对待读书人、折磨士大夫的君王之术。他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样,将天下的土地与人民都视为自己的私产,想尽一切办法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文化有天下意识,而无江山意识。天下,本来是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家一姓之皇族所独有;自元明之后,对于君主来说,只有朝廷之小江山,再无“天下人之天下”意识,即使有的话,也蜕变为家天下、皇天下、朱家人之小天下。
还是那位宫崎市定,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元明连续性”观点。不错,明朝在文化上光复汉唐两宋,但在政治上却是蒙元传统的继承人,将一套来自草原的君主独裁习俗发扬光大,而且彻底地制度化了。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朱元璋煞费苦心、几易其稿定下的《皇明祖训》——朱氏王朝的最高指示,家法国法,合为一体,是为规矩。
为了让朱家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朱元璋告诫子孙,要将国家的权力牢牢地捏在君主一人的手中。对君主独裁的最大威胁,能够分享和篡夺君主权力的,一是来自士大夫的相权,二是养在君主身边的阉党宦官。他们既是君主权力的延伸,同时又时刻威胁着君主权力本身。因此朱元璋定下了两条违者斩首的严厉规矩,第一条是永不置相:“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第二条是宦官不得干政:“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废除宰相是中国政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变,士大夫能够与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执行总经理职责的相权。朱元璋忌讳明初丞相胡惟庸权重势大,骄纵跋扈,遂杀了胡惟庸,并决定永不置相,吏、户、兵、刑、工、礼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对君主负责。士大夫文官组成的外朝,从此再也没有了与君主相对的宰相,皇帝既是国家领袖,又是政府首脑,集权威与权力、董事长与总经理于一身。当然,皇帝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需要自己的秘书班子,从永乐帝开始设立了由大学士组成的内阁,内阁中有首辅。但这个首辅已经不是六部的行政首脑,只能算作总统府秘书长,虽然首辅能够代表皇帝领导六部。
从汉唐到宋明,士大夫与君权的关系,一直呈一条下降的通道,只要从君臣之礼就可以看得明白。汉代的丞相见君主,皇上必须起身相迎;唐代的三省长官去见君主,皇上还能赐坐赏茶,坐而论道;宋代的宰相去见君主,只能毕恭毕敬立奏;到了明朝,文武百官包括首辅觐见皇上,就要行三跪九拜之礼了。士大夫在王权面前的尊严,如同秋风横扫之下的落叶,凄然飘落,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