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迈尔克·加扎尼加我们所从属的文化其实在塑造人的某些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和同事们考察了这一观点。他们假定，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思考某些事情时使用不同的认知过程，这些差异的起源来自双方不同的社会系统，前者源自古老的中国，后者来自古老的希腊。研究人员认为，其他古代文明中没有跟古希腊人类似的文化，尤其明显的一点是，古希腊人认为力量发自个体。尼斯贝特在撰写研究结果时说：“较之其他任何古老的民族，甚至较之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希腊人对个人载体赋予了更大的意义感——也即，人负责自己的生活，人听凭自己的选择自由行事。希腊人有一种幸福定义，认为幸福来自人能施展自己的力量、追求卓越、免于束缚。”古代的中国人与此不同，更关注对社会的义务，以集体为载体。“中国人和希腊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强调和谐。每一个中国人首先是一个集体或若干集体（宗族、村落，尤其是家庭）的成员。对中国人而言，个人不是在各种社会环境下都能维持独特身份认同的独立单位，而希腊人却显然正是这样。”以和谐为目标，社会环境不鼓励对抗和争论。
尼斯贝特和同事们提出，社会组织将我们的注意焦点引向环境的不同部分，间接地影响认知过程；又通过大力接受某些社会沟通模式来直接地施加影响。他们认为，如果人把自己看成是一幅宏观图景中的一部分，那么，或许他会以整体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所有方面；反过来说，如果人认为自己拥有个体的力量，那么或许他会单独地看待世界的各个方面。研究证明了这一想法。研究人员做了测试，先要求美国人或东亚人将眼前一闪而过的简单场景加以描述，隔了一会儿之后，再看他们能记得场景中的多少内容。美国人的焦点放在画面的主要物体上，而东亚人则更注意整幅场景。这是不是大脑功能中文化差异的证据呢？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特旱·海登（Trey Hedden） 和约翰·加布里埃利（John Gabrieli）让东亚人和美国人迅速做一系列的感性判断，同时接受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扫描。研究员向受试者展示了一组大小不的正方形，每个正方形中闯都画着一条线。在判断每一组直线与正方形大小比例是相同还是不同的时候（这是一种相对的判断），美国人维持关注力所需的大脑活动较多，而在判断直线是否等长时（与包围直线的正方形无关）——也即对单个物体进行绝对判断，他们所需的关注力较少。对于美国人而言，大脑对个体进行绝对判断时需要做的工作较少，进行关系判断时需要做的工作较多。东亚人却恰好相反。他们的大脑在进行绝对判断时超时运转，但进行相对判断时却轻轻松松。
此外，大脑在进行文化偏爱和非偏爱任务时的活动量也有不同，会根据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程度有所变化。大脑功能的差异出现在以判断为注意中心的处理后期阶段，而非出现在视觉处理的初期阶段。尽管美国人和东亚人使相同的神经系统完成相同的任务，但所擅长的任务类型却有着极大的差异，“彻底推翻了整个大脑网络中任务与激活之间的关系。”
同一地理区域和族裔群体中似乎也可发现这种不同的关注聚焦类型。土耳其东部黑海地区的渔民和农夫，生活在以讲究合作的社群里，就比牧民（生活在需要不断进行个人决策的社群里）更倾向于整体关注方式。
东方人与西方人在基因构成上也有不同，金喜君（Heejung Kim. 音译）和同事们想知道，关注方式差异在多大程度能用基因差异来解释。之前有许多研究已经揭示，五羟色胺在注意力、认知灵活性和长期记忆中发挥着一定作用，所以，他们认为，考察某个特定的五羟色胺系统多态性（一种DNA 序列的变化）会大有收获。ì亥系统多态性会影响人的思考模式。研究人员观察了5-HTRIA 基因（控制五是色肢的神经传递）的不同等位基因（在负责控制相同遗传特征的配对染色体上占据相同位置的不同核酸序列）。
科学聚焦
研究人员发现，人所拥有的5-HTRIA 等位基因类型和该人所生活的文化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影响了人对注意力的分配。在匹配基因组上拥有相同DNA 序列（纯合子） G 等位基因（跟适应变化的能力降低相关）的人，更强烈地接受文化所固有的思考模式，而拥有纯合子C 等位基因的人则不会。拥有个G 序列一个C 序列（杂合子G/C 等位基因）的人爱选择中间路线的观点。
研究人员总结了研究结果，认为：“依据个人的文化背景，相同的遗传倾向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心理结构。”
行为、认知立场和潜在的生理机能能够影响文化环境，也会受文化环境所影响。这强化了我在上一章所提及的生态位构建模型观点的重要性，也即，生物体和环境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生物体（被选择方）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环境（选择方），甚至影响着未来选择的结果。以人类的情况为例，我们拥有改变自然甚至社会环境的能力，这些改变带来的反馈造就了一个不同的环境，而受到改变的环境又选择了能够生存、繁殖、改变未来环境的人类。因此，环境和生物体是错时匹配的。考虑到我们的法律结构和道德规则怎样影响、塑造我们的社会环境，它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人才能生存、繁殖，以及这些人对将来的社会环境有着怎样的影响，上述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神经生理层面上，我们生来就具有公平感和其他一些道德直觉。这些直觉有助于我们在行为层面上进行道德判断，甚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我们的道德判断有助于我们构建社会的道德和法律法规。在社会层面上，这些道德规则和法律提供了反馈，对行为加以限制。社会对个人行为层面的压力，影响了人的生存和繁殖，故此，也就影响到哪些潜在的大脑过程会得到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压力开始塑造我们自身。因此，很容易看出，我们极有必要理解这些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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