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拯救世界”:一种新自我模式的永恒少年
作者:Karen Coats
翻译:周党伟,赵艺敏
1967年,亚历山大·米切利希指出西方社会将快速进入一个“父亲缺失的社会”,不论是在宗教群体,还是世俗社会,教规教义中,传统的道德和伦理模式中,真正的父亲和代表父亲权威的结构都将消失,或者变得不具影响力。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米切利希所指的内容,探索“父亲缺失的社会”对自我的建构带来的影响。根据新弗洛伊德学派观点和荣格学派神话分析,父亲缺失的状态必然破坏传统的俄狄浦斯形成模式,导致弗洛伊德学派所称为的一种发展的固着,荣格学派称为发展永久停留在青少年时期的状态。但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能称为一种病理性状态,荣格和他的弟子玛丽-路易斯·冯·弗兰兹将之命名为永恒少年,处在这个状态中的人会喜欢自我实验、有理想化的救世倾向、寻求极致的体验、爱好极限运动、表现出一种临时且不会结束的状态,而这在我们当前的文化和社会中已经成为自我形成的原则。接下来对永恒少年形成的历史和文化因素进行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对这样的状态有更清晰的认识。
我们以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在我有一次乘飞机回家的过程中,我到达中转城市之后,接下来的航班由于天气的原因取消,我只能乘坐第二天的航班返回,在我思考选择坐火车回家还是停留在中转城市的时候,一位同行的乘客已经帮助我们寄存好随身的行李,并租了一辆SUV,带着我们五个不知所措的人前往市中心的酒店。我们笑称他为“救世主”,这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男性,带着蛤蟆墨镜,大概三十岁上下,没有穿鞋子,他还告诉我们自己没有结婚,在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工作,非常喜欢飞行。他以前在航空公司做空少,他觉得空少是最适合“像他这样爱拖延的人”,他能够到很多国家短暂地生活,每个月几乎有三个周在外地,根据工作环境和飞行线路的改变,他周围有趣的事情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简而言之,他就是一位典型的永恒少年,玛丽-路易斯·冯·弗兰兹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永恒少年的心理问题》中所描述的特征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神经症,需要得到治疗。不可否认的是,永恒少年原型的某些特征,比如拖延,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做出行动,非常具有病理性特征。他们确定没有不具消极特征的领袖般魅力,而消极的领袖魅力指的是没有道德原则的领导者意图欺骗自己的信徒。但其它的,例如不愿意顺从上司或不愿意接受有人比他们优秀或突出、丧失对机构或集体的信心、热爱冒险,都是他们在人们面前的表现。永恒少年的特别之处在于能够利用自身的“症状”为自己服务,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操纵世界,而不是向我们无辜地站在机场的值班台前和地勤人员进行无限的争论,或排着队等待航空公司的安排。而我们的永恒少年,直接忽略长长的队伍,径直走到值班台前,问值班人员这个过程需要多久,把行李从飞机上卸下来需要多长时间,转而询问我们谁愿意跟着他,并愉快地把大家的行李放在一起,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对他表现出一丝的妨碍,他孩子般阳光的魅力令每一个人都心悦诚服。他已经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他的“拖延”使他看起来像张牙舞爪的销售人员,他的不愿意做出行动使他每天都能一幅新面孔。他一直将手机拿在手中,寻找进入市中心最快和最不拥堵的路线,驾驶着自己并不熟悉的车辆穿梭在陌生的城市街道上,不断地在不同的道路之间来回切换,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很愉悦。事实上,我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个现代版的彼得·潘,他开着租来的SUV飞速穿行在城市的高速公路上,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在当今的社会和文化中,永恒少年并不是一种病理性的表现,而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适应,在科技不断革新的今天,只有保持永恒的年轻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要求,而在“父亲缺失的社会”里和在权威缺失的氛围中,不断的更新和发现自我构成我们经验结构的主要内容。
弗兰兹在此书的第一版中指出,永恒少年的状态是一种心理问题,是一种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永恒少年的高傲,我们的感觉又是什么?一个清晰的共识就是在文化不断松动的过程中,过去三十年以来,感受性的显著变化已经摧毁传统的对如何获得自我感的认识。在理论人文学(哲学、文学评论、比较宗教学和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和人类学),对自我的学术研究和大众化认识中已经共同出现一个精神的危机:无论是作为基础还是目标的深层或权威自我的获得或实现已经被一个更加多变的结构替代,也即是克里斯托弗·拉什所称作的“病理性自恋”,菲利普·卡什曼称作的“空自我”,罗伯特·杰·利夫顿所称作的变化自如(普罗秋斯)的自我,肯尼斯·葛根所称作的弥散性的自我,卡罗·斯特伦杰所称作的计划的自我,福柯所称作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自我,还有朱迪斯·巴特勒所称作的操演性的主体性。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都在指向人们试图对生命道路不同取向的观察,指出自我的本质作为与历史和文化相连接的核心和超越的内容已经被误导。反而,如斯特伦杰所言:“心灵的结构在很多方面都是社会文化的一种功能。”
以上所有理论家都在尝试通过对社会意识形态所呈现出不断变化的面孔进行研究,例如,拉什为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站主导的性格类型提出一个社会学理论。新教伦理中“自主”努力的形象曾经是一个坚韧的个体主义者,他们开拓边疆,建设美国战后的重工业。但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他们的“自主”实际上意味着实现父亲的理想。根据经典的俄狄浦斯两难困境,父亲的理想导致他们脱离家庭和集体的束缚,使自己自立。而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形成的单一的英雄神话可以在很多文化的叙述中找到证据,从俄狄浦斯到哈克·费恩到《精灵鼠小弟》。
但它将约瑟夫·坎贝尔所称作的分离、启动和回归模式通过拒绝回归切断。因此有人会说这种自主性的个体依然还无根基,带有强大的永恒少年的影子,因为他从来不会说自己属于成人社会,而是不断地去寻求与众不同之处。而查尔斯·英格尔斯在他女儿劳拉·英格尔斯·王尔德的小说体回忆中表现出的就是这种类型,尽管在电视剧《大草原上的小家》中他表现得与家庭的关系很密切,和自己生活的社区很融洽,但在小说中,他是一个面对社区会不安和亏欠他人的人,只要当律法的规则约束到他的时候,他就会选择离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受性开始出现变化。由于这个冲突,在父亲理想之下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调整他们的个体和男性特质的荣誉感,从而服从国家的事业。但他们不向外寻找自己,而是要相信别人,既对人负责,与与人相争。这种集体团结的变化超越世界大战,进入到战后经济的繁荣,至少早美国是如此,出现的是彼此合作,而非单打独斗。而像在战争中一样,个体的力量和卓尔不群的欲望都会被自主性和层级关系弱化。如齐泽克所言:“道德满足的来源不再来自这样一种感觉。即我们顶住了周围的眼里,依然忠于自己(忠于父亲般的自我理想),而是来源于忠于群体的感觉。”而齐泽克认为,“自主的”的个体和这种新的“组织之人”都受父亲般自我理想的支配,而我会认为群体的理想似乎与母亲般的逻辑更加接近,而非父亲般的肯定。在合作或更大的组织中丧失自己与顺着发展的道路滑回到去个性或被重新吸进吞噬性的母体中密切相关。而且,非常有趣的是,在工厂中和自家庄园里工作的女性都共同体验到拒绝回到早期男性主导的自主时代中,她们不愿意再回到男权社会中对它们角色淹没的时代。
儿童出生高潮期父母们所面临的窘境,他们并不关心权威,而是关心如何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保证孩子的生存,他们包含“组织之人”的特征,因为组织意味着经济的安全和获得一致稳定身份的渠道。但有人会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潮文化的核心特征就是无与伦比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物质剩余。人们有能力去设计生活风格,而不只是去维持生计,而不是总是笼罩在命令的阴影下,即如果你可以,你必须做;而是活在一种旁观的水平中,即你行,你就去做。新生一代面对的问题是在解决更加复杂的问题时诸多的选择。正如斯特伦杰所言,这正是由于物质条件不再被视为一种外在的巨大成就导致的。在他们的父母看来,新生一代的价值观非常奇怪,文化的革新对这些价值观的挑战转瞬即逝。而在荣格学者看来,这种文化的革新与永恒少年和长老之间的联系有关,新生一代在试图扔掉社会角色和规则的束缚,对主流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出挑战。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物质上,永恒少年作为一种生活的状态,在得到社会的不断认可,而非被持续认为一种病理性的表现,这是“父亲缺失的社会”发展的结果。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卡什曼指出这个时代见证的是“空自我”的涌现。根据卡什曼的观点,战后广告和治疗文化建构出空自我,从而可以使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地填充进去。在他看来,广告和治疗都非常适合,它们都使用一种简单的模式识别问题,提供治疗。我认为他的观点可以更加普遍化。战后广告的繁荣是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例如,如果你还在为日常的生计发愁,你就没有必要想象冰箱里应该存什么样的食物。同样,如果你买不起房子,你也没有必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品位装修房子,如果你只能买得起一两件衣服,你也没有必要去追新潮。这就是婚姻守贞、遵守法律、在学校中表现得乖巧、保持整洁干净、头发整洁等,都会都到新生一代的质疑和反抗,而非去认同。当新生一代为人父母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愿意或不能够为他们的孩子制定规则或设限。由于仍然带有被他们的父母设置的规则所伤害的感觉,或许会认为任何他们设置的规则都是来自过去的经验,他们拒绝把自己树立成为下一代的角色模型或权威形象。而在学生对老师的典范智慧和传统传授模式提出挑战时,老师的权威也会失去很多,就像巴罗·傅里叶鼓励老师尊崇学生学习模式一样,放弃自己作为知识传授的一方。一种普遍的破除迷信的情绪已经开始瓦解对政治、宗教和历史人物不可挑战性的尊重。简而言之,任何填满父亲意识形态位置的人物或组织都要受到质疑。伴随着不断上升的离婚率,更多的孩子生活在一种没有父亲的家庭中,我倾向于认为这和亚历山大·米切利希所说的“父亲缺失的社会”相呼应。这并不是新生代在补偿此类情况,而如斯特伦杰所言,“很多新生一代似乎并没有欲望或重视生出下一代,”并假设他们“摆脱过去的感觉”使他们对父母表现出抗拒。我也认为缺乏积极有效的角色模型还有对父亲和父亲替代物的“坏印象”导致过去三十年使父亲成为一个逐渐不被渴望的角色。
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新使青少年开始对抗他们的父母和父母建构的权威结构。从神圣到普通,只要是带有父母般命令的内容,例如为朝“父亲缺失的社会”的发展创造出使永恒少年从病理性的表现转向一种新的自我模式的变化。就像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一个父亲形象的稳固地位不断受到挑战和动摇的阶段一样,新生一代的运动通过不断向前的推进瓦解传统的父亲形象。我们一度认为是青少年的内容,即自我实验、有理想化的救世倾向、寻求极致的体验、爱好极限运动、表现出一种临时且不会结束的状态,已经从摇摆和不可靠的心理地志学变成一种我们前行道路上的一种更加稳定的成人心理状态。
而且,正如冯·弗兰兹所言,永恒少年受到严重母亲情结的困扰。而在儿童时期,母亲毫无疑问是孩子最重要的人物,不论是好还是坏。“足够好”的母亲会温柔且负责地放弃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心理空间和支持孩子与周围的成人建立关系,而最重要的是父亲要成为权威的来源和认同的对象。而吞噬性的母亲绝不会放弃这样的权力,而父亲的力量又不足够强或没有兴趣将孩子从母亲吞噬性的威胁中解救出来,而孩子的母亲要么成为女神,要么成为恶魔。社会中父亲的缺失使母亲或母亲的替代品更加强大,从而创造出孩子成为永恒少年的可能。
创造力,尽管文字需要我们将它们转译成意象,从而我们才有记忆和联想。因此,或多或少对我们所接收到的意象产生的兴趣会将我们带回到一种原始或婴儿的状态,使我们从永恒儿童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如果意象真的是与女性特质相连,同样也与我们的婴儿状态相连,那么我们不断强化的以意象为基础的文化从意识形态上支持了永恒少年的发展,不仅是因为我们已经丧失父亲般的结构,而且是因为我们对母亲般结构的固着。
朗纳德·希兰在他非常有趣的研究《字母对女神:文字与意象的冲突》中全面地指出意象与女性特质相连,而文字与男性特质相连。很明显,意象比文字更加原始,语言在一岁的时候发展出来,而文字在心理发展的后期出现,而我们出生就有意象的能力。因此,按照文字的机械感而言,意象更加能够吸引和抓住我们,而非激发我们的批判和在这种父亲缺失或无效,母亲变得全能的情况下,拉什认为“病理性的自恋”是资本主义后期的主要特征。他对这种人格类型的定义几乎完全与冯·弗兰兹所描述的永恒少年相吻合,最典型的部分是H·G·拜恩斯所称为的“临时性的生活”。像永恒少年一样,病理性的自恋者体验到的是“一种被固定住、完全进入到某一时空和成为某种特定人物的恐惧”。对于病理性的自恋者而言,自我是流动的,就像永恒少年一样,活在不断的自我实验中,而利夫顿将之称为我们变化自如的能力。病理性的自恋者或永恒少年被拒绝成为米歇尔·福柯所称作的“正常的成熟”欲望所控制。在福柯的术语中,病理性的自恋者使用“自我的技术”发展出一种“存在的美学”,反过来又构成自我。斯特伦杰认为,进行这种操演性工作的关键所在就是保留选择和自主的感觉。很明显,大多数我们用来创造自我的材料都不是我们制作的,斯特伦杰小心翼翼地指出,我们不是“自我创造”。但我们也不会认为我们的身份是由环境决定,而非命运。因此永恒少年自我产生,或至少自我确认,或认为是自己创造。
对于新一代之前的人而言,自我和其发展的思想都是受到西方文化中神话的支持。俄狄浦斯认为自己能够摆脱自己的命运,奥德修斯突破万难回家,维那莫依宁为帮助自己的子民去寻找桑波。《圣经》和《黑暗圣典》一遍一遍地讲犯错和拯救的故事,顽固的反叛和无功享受恩典的故事。所有模式都在强化单一的良好生活和如何获得良好生活的理想化英雄故事。斯特伦杰指出,新一代已经和这些传统和自我建构的神话故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割断。在西方的理论家们在六七十年代忙着摧毁西方文化的标准时,他们也是在进行投资,他们有自己思想的父亲形象可以汲取。例如,斯特伦杰尖锐地指出,德里达根据我们认为他不可能完成的自己所玩弄的大意写出一本又一本的书,通过玩弄它们,解构它们,再把它们放在一起,德里达表现出一种对他试图肢解的幻觉进行哀悼的延长仪式。
由于德里达和新生代的哲学家与文学评论家在瓦解父亲般的结构和权威时有效地进行工作,但新一代并没有对单一的英雄神话进行投资。对抗父亲,也是成熟发展的关键所在,已经变得不再与之相关和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