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非常高兴我们有这样一个中英交流会。我们工作了两年，所以大家今天会看到我们老一批的和我们年轻一批的学者们出现在这里。我们也非常高兴欢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领导的支持。
下面会会有一个简短的开幕式，然后我们会看到各位领导，之后我们会在每一个发言里面去认识我们的学界专家。首先有请北京安定医院的副院长郑毅教授致辞！
郑毅：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风和日丽，在这里我向各位参会的嘉宾，非常高兴的欢迎你们莅临本次大会，对你们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自中英项目开办以来，受到各界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热情的帮助，还有来自英国的老朋友、我们的薇薇安·格林、安吉拉·乔伊斯、阿曼达·琼斯、James Rose，这些都是我们年年都能碰到的一些老专家，欢迎你们！还有各位学员们学习的热情，一直积极地投入，感染着我们每一个投身于青少年儿童心理治疗领域，特别是这个方向研究的临床工作者。在此向各位参会的各位专家，以及对该项目努力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英项目是12年开始创立的，主要是引进国外的精神分析学界，以及专业组织大力的支持和关注。在中英项目开展5年之际，我们携手英国的专家学者聚集在一起，从多角度深入探讨父母工作访全新专业的研究方向，我觉得我们中文合作项目在我主办过这么多项目，我觉得大家办一次大会容易，但是持续下来办一件事，把它办得很持续，很系统，而且很成功，这是一件难事。在此感谢王倩这个团队积极的努力。
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郑毅副院长！我们所做的临床工作，郑毅院长的眼中也是放在精神科学界的视角下。坐在我旁边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医学部洪炜教授。我们获得了很多的注意，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经验。以及我们学系的副主任陶然主任，非常高兴陶然教授能够来，还有方新教授，来自于北京大学，他们和美国团队做的夫妻治疗，可能也是被大家所熟知道的。我们还有王广宇女士，非常的欢迎。在这样一个前辈和专家的氛围下，我们继续开始汇报的工作。
下有请北京市外国专家局的倪波科长给我们致辞，有请！
倪波：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同仁，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受邀参加这次研讨会，我进代表北京市外国专家局对莅临本次研讨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各界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特别向今天到场的4位外国专家的到来，他们都是国家级的高端外国专家，以及中方的老师、学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英项目受到国内外精神分析学界及专业协会与组织的高度关注，在国内开展五年之际，来自英文父母工作领域，以及国内青少年专家学者汇聚京城，多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相信本次研讨会将引领国内针对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领域中与父母工作的新潮流。
外专局作为外国专家在京的管理和服务职能部门，也将一如既往的全力支持该项目在国内的发展，不仅为外国专家来京工作、生活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也会广开渠道，让大家可以根据系统的受训与实践，成为该方向的临床骨干力量，推动该领域在国内的发展与成熟。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主持人：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医学部心理学系教授洪炜致辞！
洪炜：尊敬的主持人，尊敬的中外专家和各位来宾，我很有幸接受邀请，主持今天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访。
中英合作项目由国家外专局和北京安定医院的共同努力开始了6年了，这样一个项目对国内以及对我们中国的精神卫生事业推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本人也是从事临床工作第一线，精神分析工作也有20多年了，今年恰逢是中德的合作项目20周年，刚刚在武汉召开了这样一个纪念会议。我本人参加这个工作，临床当中也有很多的感悟，特别是现在这样一个项目，之前是做婴儿观察和父母的教育工作。
前天我接到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恰恰是一个父母代着他的一个8岁的女儿过来，这个女儿有很多的行为问题，包括拿别人的东西，这样一个品行的问题让父母非常焦虑。
后来我接诊了这个孩子之后，我了解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原来这个女孩曾经是一个被遗弃，被领养的一个孩子。在之前她是一个孤儿，被送到孤儿院。我们在座的很多同道看到这一点马上就会想到，她有一个很重要的早年的创伤，特别是婴儿期依恋关系中她缺少很多的依恋和内心的安全，和被父母滋养的需要。
这样的案例我们临床中遇到很多，现在开创这样一个研究，包括婴儿观察，包括父母教育，实际上有很深远的意义，特别是对我们的同道，我们年轻的一代，有这样一个机会学习。
我注意到拿到整个项目的资料，我觉得咱们年轻的同道有幸接受这个培训和教育，我们这个年龄段已经要淡出这个舞台了，但是相信这个事业还是不断的会向前发展。特别是我们今天下午这个工作访有中英、国内国际的专家同场来进行交流，我也相信这个合作非常愉快，也会非常有建设性意义。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薇薇安·格林和大家讲几句！
薇薇安·格林：下午好！我想先以一段介绍开始，介绍一下童年期以及婴儿期的重要性，以及在这个时期母亲与婴儿关系的重要性。
我想大家看到的，其实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孩子需要做作业。如果他们不愿意做作业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人坐在他们旁边督促他们。我想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型，我其实和我的同事已经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向大家介绍过了，就是一个社会、心理、生理的三元模型。
所以说所有的这些青少年和儿童，他们的内在世界全都是被这三股力量所塑造的，也就是心理学的原因、生理学的原因以及社会的原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母亲与儿童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些外在的力量会影响内在的发展，并且变成一个人的精神结构。
但是在个体内部的一些想法、一些动力，也会对外在的世界造成影响。所以说个体内在的状态通过外在因素和内在力量的互动性过程进行了加工，这些外力和内力自己也会因成长的改变而改变。个体的内在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关系所塑造的，受早期养育关系中被提供的促进的东西所影响，或者被他们所抑制。但是这些内在的色调，也被个体的潜意识所影响，所以每一个孩子也有他们自己的个性。
孩子们不只仅仅能被看作一个个体，他们也受到自己环境重要的影响。我的同事也是和我分享同样的观念，就是这些孩子们身边也会有他们的抚养者，还有更大的家庭以及社会的环境。孩子他们是被自己的抚养者养大的，但是这些抚养者又受到了一个更扩展的家庭氛围、家庭环境的影响。但是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也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是通过家庭的调节作用影响到孩子身上的。
足够好的父母的养育能够帮孩子建立起什么呢？当我们说到足够好的时候，我们真的意思是足够好，我们不再讲完美的父母，足够好的父母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出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种自己和其他人关系的感觉，他会逐渐帮孩子培养出一种内在的模型，就是自己可能能够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满意的人际关系。这些良好的记忆会变成潜藏在自己记忆中的一种过程性的经验。这样的一些基础体验帮助孩子能够相信其他人，感觉到有安全，而且还有持续发展的，能够共情和理解他人的能力。并且能够理解其他的人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愿望。
如果事情发展得足够顺利的话，孩子就有可能承认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有能力去表达他们自己内在的状态，并且有能力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当然了这个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如果发展顺利的话，这个孩子就具备在整个人生不同发展阶段，都应对当时的发展任务的能力，就好像是他在心灵的银行里面存了足够多的钱财和力量，能够有足够多的韧性去应对未来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视家长育儿过程，还有重视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并且我们也希望在这里面听到中国同道们对这件事情的想法。谢谢！
主持人：谢谢薇薇安·格林教授的精彩报道！
下一个讲者是阿曼达·琼斯，有请！
阿曼达·琼斯：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目前我们没有幻灯片，但是参加工作访的同学我们有纸制版的介绍，在17页，我们会花10分钟的时间，介绍在英国的一个父母与孩子工作整合的例子。
在英国每年会有79万的新生儿出生，而我们发现大概有20%的母亲都会在怀孕的时候，或者生产后罹患精神类的疾病。而这些罹患精神疾病的母亲，如果她们没有得到治疗的话，会影响整个家庭，影响她们的孩子，所以会有爸爸、妈妈、孩子237万人受到影响，也就是说79万个婴儿，再加上79万个父亲都会受影响。等于说每年会有237万英国人是生活得非常不好，很痛苦的。我说的这些罹患精神疾病的母亲，她们大部分都是有情绪方面的障碍，但是也有一些是有精神病性的问题。
我们发现最好的一个工作方式是如下的这样，就是我们这些心理治疗师最好能够和精神科的医生们紧密的合作，而且我们还需要和妇产科医院紧密的合作，因为我们希望在最快的时间内发现一些可能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母亲。所以这些人，就是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助产士，所以这些助产妇他们在接到怀孕的母亲来做检查的时候，她们就会非常的仔细、小心地询问，她有没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困扰，或者以前有没有去过精神科。助产妇问这些问题需要问得非常小心、敏感，因为这些准妈妈们，她们会对自己有这样的历史感觉非常的羞愧，他们也会害怕，如果讲了自己对宝宝的一些负面感受的话，自己的宝宝就会被从自己身边带走。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她们是非常绝望的，非常防御的，非常警惕并且怀疑别人，她们特别的贪婪，自己就像小孩子，像婴儿那样。
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于这些母亲，她们是有这样的一条高危的，可能的发展路径的。而这些助产妇就会把这些母亲推荐到一个综合学科的帮助项目里，这个妈妈就会在医院里面同时见到她的妇产科医生，以及精神科医生，她会同时见这两个人，那种感觉有点像同时见自己的爸安吉拉·乔伊斯：非常感谢！大家好！非常感谢阿曼达·琼斯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帮助我们思考怎么样和婴儿以及家庭做工作，她也介绍了这样一个三元模型，帮我们需理解，怎么样从一个胎儿发展成一个有着独立性格的个体。阿曼达·琼斯跟我们介绍了在她的领域，这样一种多学科、多领域的工作办法，大家可能刚才也明白了，阿曼达·琼斯博士的工作模型，她的服务对象，是有着高度情绪、情感危险的母亲与她们的婴儿，帮助的是婴儿从出生之前，一直到两岁左右的时期。
我现在要介绍的是我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怎么样对儿童以及幼儿做工作。我的这份工作是从40年之前开始的，那时候我是一个有着精神科背景的社会工作者，我服务的项目叫做儿童引导项目。现在这个服务已经逐渐更名成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卫生服务，它为有情绪、情感困扰的儿童以及青少年，提供个体以及家庭的心理咨询服务。
我也非常自豪的宣布，这样的服务对于国民来讲是免费的，因为它是在国家服务保障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工资是由纳税人付给我们的，所以不用对接受服务的人收钱。而且在英国，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慈善机构去捐助很多项目，我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些慈善项目也会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对于英国来讲，这些慈善项目发展自英国的工业化时代，刚好和现在的中国是对应的。当然了还有一些私人的资助项目。
我在这三种工作设置下都工作过，我最开始在国家的儿童指导服务里面工作了10年的时间。随后我在安娜弗洛伊德中心，这是一个慈善机构捐助的中心，我工作了20年的时间。随后我开始私人从业到现在。在所有的服务设置里面，当我们的儿童病人来见我们的时候，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们的成长历史根治在他们的家族历史当中，而且也和他们从家庭中得到的养育，这个群体、社会给他们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我就思考，我的这个工作模式需要响应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我不仅需要和儿童做工作，我有的时候也需要和他们的家长，或者说对这个儿童有重要影响的他人，做跨领域的合作工作。
今天下午的研讨会上，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重点介绍一下与家长的工作。就这样的一个家长工作，并不仅仅是说要收集资料，从他们那了解孩子出了什么问题，而且是要在与家长进行的评估阶段，非常详尽的收集整个家庭、家族的历史和回忆，并且了解这个孩子的一些发展、成长的背景。并且需要把握这个家庭是怎么样融入到了当前的这个社会，他们家所在的社区当中的。
当我们进行这个评估的时候，我们也会慢慢地感觉到，这一对父母，就是他们为人父母的功能到底是好是坏，以及通过这样的评估，能帮我们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需要接受个体的心理治疗。但不管要不要给孩子提供个体治疗，家长都需要有定期的见面访谈，去了解当下的进展，让他们给一些反馈。而且也需要为这些父母做一些事情，就是做一些能帮到他们的事情。需要做一些父母工作，帮他们发展自己为人父母的能力，帮他们理解自己的一些特点、行为会不会影响到了孩子，让孩子出问题。需要帮助父母去理解他们自己也是人，也会有情绪，有感觉，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而且帮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孩子不管有多小，但也是一个小小的人，有自己的想法、意识和感觉。
通过这样的家长工作，我们希望这两个家长能够互相更了解彼此，更支持彼此，更能够感觉到怎么样做才能够为自己这个家庭，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在我的头脑中，包括阿曼达·琼斯博士她的论述中也强调，注意代继传递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父母他们也曾经是孩子，也有着被自己的爸妈养育照料的经历，我们这几天的工作访也提到，这样的一些经历、回忆，会变成我们人格大脑中的结构，并且在我们养育下一代的时候重新重现出来。
我在这里想引用我加拿大同事的一个说法，到底有没有育儿本能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是有育儿本能的，但这种本能它呈现出来的样貌，是你在小的时候，从你爸妈那学到的样貌。所以说儿童家长心理治疗，家长工作，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阻断这些创伤问题的代继传递。它能够让这些育儿室内的幽灵，那些过去没有治疗好的创伤、痛苦就停在那里，不再继续传递下去。并且通过和父母工作者这样的一个建设性的良好的关系，在父母过去生活中那些天使般的回忆，那些好的成分也会被激活。但是这绝对不是容易的工作，这些父母身上所承担的创伤，很多时候都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经历过的创伤，还包括上一代、上几代人的创伤都可能积累下来，对现在的人造成影响。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一代的家长，能够和上一代的那些创伤，切断这些创伤对现在的影响。让过去的事情真正成为历史，这样的话当前的人们才可以更好的活在现在。这也能够帮助家长更好的和自己的孩子真实的在一起。让这些病理性的重复不会继续在下一代人身上。谢谢！
主持人：谢谢！下面有请James Rose老师！
James Rose：大家下午好！我想要介绍的是和青少年的父母做工作。青少年这个阶段，是一个人从童年的时期进到成人期过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青少年们的体验都是非常的独特，也非常的私人化、个性化的。
这提示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管谁想要帮助这些青少年的人们，那这些帮助者都可能会被这些青少年体验成是一种威胁，因为威胁到了他自己私人的，很个性化的成长。
在另一方面，我们看一看这些青春期少年的父母，他们在面对自己孩子越来越有自己的空间，越来越私人化、个体化的时候，他们也会感觉非常的焦虑。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孩子得到帮助，而且这些事情、谈论的内容是保密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的不安。
这些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是怎么进到治疗里面来的呢？这个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时候这些孩子们他们自己会感觉到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确定，可能感觉到很焦虑，担心一些事情，他们会来寻求心理支持的帮助。但有一些时候是他们的家长或者父母，觉察到孩子有一些问题，把他们介绍到心理健康服务里面。
当然的，这就让我们必须得考虑保密性的问题，保密性是任何一个心理治疗过程的核心因素，但是这样的保密性在面对青少年可能出现危险的时候，也需要有所妥协，也需要有其他的人能够关心到这些受到有危险的青少年。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这些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想有一个地方，能够非常保密的谈论他们自己内心世界中的想法，但是他们的家长却又不可避免的，非常急切的想要知道你们到底谈了什么。
有些时候这个议题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较好处理，比如说孩子开始积攒药物，或者孩子表现出了自杀的倾向，但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家长可能碰到的是更普遍的问题，更普遍的麻烦，比如说家长会问，我的孩子不做作业那该怎么办呢？
（以下为案例，治疗师为性问题女孩做心理治疗）
我现在为我的发言做一个总结，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去应对这样的事情，某一个处理的办法可能不适用另一种情况，你需要用你自己的临床判断去鉴别每一个特别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当然这也让这个悖论变得非常的困难和复杂。谢谢！
武志红：大家好！各位领导好，各位老师、各位同道好！我是来上中英班精神分析的课程，首先说一下这样的学习真的非常非常受益匪浅，特别感谢王倩组织这么系统的学习受益匪浅。很多朋友读过我的文章，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家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再一个不仅要思考中国的家庭是怎么回事，还有包括我们该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中国的家庭。
我回去之后会在专业上做更多的努力，至少在我的机构里面，我们的老师能够更好的对大众服务，同时我们的老师更好的支持系统，同时希望至少在大城市能够办一些家长训练，也包括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中心，当然我也希望利用我的一些东西，能够调动一些资源，能够获得一些捐赠或者什么的，那最好不过了。
所以听了这些讲座，真的会很受触动。也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学习！希望我们的同道能够构建一个专业、系统、全国性的相互支持的系统。再次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郑毅院长讲解！英国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的风貌，他们很深地受到安娜弗洛伊德影响的儿童治疗的专家，如果你们留意薇薇安·格林老师的演讲，她是在多学科体系下面架构这样的成长，包括个人、家庭、社会、关系、依恋、精神分析内在的一些冲突或者动态的矛盾，以及神经科学的关联。
在这样一个现实之下，或者背靠这样一个内在的理论体系，安吉拉·乔伊斯老师展开了不同的现实和工作的临床情景，所以她会给你们描述英国的工作情景是什么样子，她聚焦的点是在于为人父母的功能。架构在关系，并且特定的提出来父母功能，为人父母的功能，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定的一个方向的治疗。
时间原因我们听到阿曼达·琼斯老师讲解案例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了解她和婴儿细微的工作，是怎么在缓慢的展开的。当人的生命往前进入到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James Rose老师所描述的内在世界对外在的影响。你们大约对于中间学派有了一些了解，下面我们来看中国的同道和专家他们的一些贡献，包括研究和临床的方面。
首先有请郑毅院长，他在精神科的学术位置，以及他所做的系统研究对我们国家的重大影响。有请！
郑毅：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心理治疗，从精神科医生角度。刚才几位专家都谈到了心理治疗要和精神科医生合作。
大家知道，精神科精神医学现在的现状，最大的问题，精神科医生缺，精神科医生不足，我相信英国也是一样的，需要大量的心理工作者和儿科医生来参与我们的工作。这是在2011年我们参加的一个研究，我也是专家之一，做了一个全球的挑战。儿童精神科医生缺乏不只是中国的事，是全球的问题，所以要加强同盟合作。
我是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和相关学科协会的副主席，我们一定要强调是相关学科，所以在我们学会当中有精神科医生有心理治疗师，有教师，甚至包括父母，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重要问题。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非常非常的缺乏，我们全国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如果按主治医师来讲，专门从事儿童精神科的，我们经常会说不到500人。所以我们这么多的服务要靠大家去帮助。
但是在美国来讲，美国的精神科医生虽然也不足，但是远远高于我们，而且我们涉及的精神科分科越来越细，有人经常说，儿童还会得精神病？都会觉得很奇怪，儿童也没有刺激，也没有找不到工作，也不失恋，但是刚才大家参加过这个系列班的一定知道，儿童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可能有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精神科向婴儿精神医学发展，就是我们精神科越分越细。所以这里面就包括，刚才讲的心理教育社会精神医学的融合，这个融合就是刚才很多专家已经谈到的，这也是我们的内容，而且要包括心理卫生和精神疾病两方面的内容。所以说精神科医生、儿童精神科医生不只看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他要看大量的精神神经发育障碍。
这是我们传统的分类，都是把儿童精神病分成一类，但是这一个分类看似好像重视了我们儿童，实际上就把儿童和成人划开了界限。以前就说儿童孤独症、儿童多动症，但是成人的多动症，成人的孤独症哪去了？这个划分会阶段我们对成人之间的联系。
我们看看新的标准，这是在11年，这位老先生英国人肯定很熟悉，这是麦克瓦特（音），在英国非常有名的，儿童精神疾病国际分类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在讨论新的诊断和分类的时候，我们就谈到了一个问题，人为的隔开分成这是儿童病，那是成人病，是有问题的，它会把儿童病基本上限制在儿童了，所以到了成人大家很少诊断，我经常讲课和查房，我说你们谁诊断过儿童孤独症？没有，谁诊断过成人多动症？也没有。但是大量的病人就在他们工作服务的范围之内，而他们忽视了，他们把成人多动症都诊断为人格障碍，因为他们比较了解人格障碍，而多动症很多像人格障碍。但是治疗完全不一样，不典型的孤独症，很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成人。所以这就是诊断分类思路的变化。这是我们11年讨论的问题。
人的影响是终身的，儿童时期的问题肯定会影响到成年，这是经典的影片都是谈到儿童和成人的影响，所以说儿童对成人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在2013年，我们讨论分类诊断，我们准备给ICD11讨论的，结果DSM出来更快，取消了儿童和成人的界限，所以就没有哪一个条目是儿童特有的，所有的疾病贯穿到人的一生，所以DSM最大的变化，多动症，小儿多动症，现在变成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成人多动症从此被大量的推出来，成人多动症在人群当中大家知道有多少吗？大家知道抑郁症有多少吗？4%，所以你们都知道抑郁症，成人多动症还不包括儿童多动症，成人多动症4%。但是你们谁诊断了？所以这就是诊断人为出现了问题。所以DSM完全给它融到一起了，成人的标准里面有儿童，儿童的里面有成人，神经发育障碍当中，多动症里面的标准大量的成人的解释，这个标准完全可以适合成人诊断。
孤独症也可以诊断到成年，抑郁症当中第一的病是什么病？第一个分类是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这个病是谁的病？儿童青少年的病。焦虑障碍，DSM诊断，前三个病是什么病？原来是叫儿童情绪障碍，现在儿童情绪障碍没有了，放到这里了，焦虑障碍的第一大病分离性焦虑、社交性焦虑、恐惧症，所以这些都是儿童的问题。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儿童问题和成人问题都会在一起，强调了儿童对成年的影响，这是新的诊断标准，也提示了我们以后我们的工作方向就是要注意儿童对成年的影响。
这是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第11版，还没出版，还没公布，这是草案。这个草案跟美国的跟我们讨论的新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以后成人也要注意儿童，儿童的问题会影响一生，这恰恰强化了我们这个班的作用。心理健康要从儿童抓起，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从婴儿抓起，所以大家在精神病，不要说跟儿童没关系，跟儿童的关系非常大，甚至跟孕期都有关系。
DSM我们去掉了通常发生在儿童的问题，就是变成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按生命周期分类。所以这样发育障碍、抑郁症、分裂症、创伤应激，里面都会有儿童的问题。
这是婴儿精神病学的分类，因为这不是按DSM的，它更强调了一些普通问题，反应的问题，发育的偏移、生理的问题、环境问题、遗传问题等等，都是我们这个班重点研究的问题。所以婴儿经常分成异常的行为，我们称为心理问题，心理障碍，心理疾病，所以它分成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这些问题没有被父母重视，觉得小孩没有这么多的精神问题，小孩的哭闹，小孩的情绪变化，小孩的恐惧，可能都认为是发育中的问题，小儿不讲话也认为是发育中的问题，实际上这可能都是病的初期，可能是心理的求助信号。
大家都知道躯体疾病，小孩感冒、发烧、头疼、肚子疼，孩子发烧没有一个家长不马上抱着去医院的。但是孩子出现了情绪，出现讲话的延迟，家长能像看躯体疾病一样重视吗？很多被延误了。所以早期的关键在理念，其实我们躯体疾病我们都不是儿科医生，我们对发烧也不会有什么脑炎、肺炎，我们可能做不了什么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它发烧的背后可能是重要的健康问题，我们现在就要知道，情绪的背后，行为的背后，可能是重要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重要了。
这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在我们组织当中极力推广儿童的心理健康多学科的模式，我在06年就翻译了这本书，我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圆桌会议，关注精神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所以多联盟的治疗方向，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和我们相关学会的一个工作的目标。
这个是10年我召开国际大会，我们一个精神科的会三巨头，当时政府、人大、政协所有负责儿童心理健康最高的头全都出席了，所以说明儿童的心理健康国家是非常重视的，只是我们这些理念，这些宣传，普及得不够。我们按水平来讲，我们现在的诊疗水平，我们中国和国际接轨以后，我们现在是国际的副主席，我主持过国际当时一千多外宾，这样一个规模来讲，我们的诊疗水平，我也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做过培训，所以我们的水平基本上跟国际是接轨的。我们的障碍在哪？我不知道英国专家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的障碍是普及得不够。父母，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儿科医生，小儿神经科医生对精神科不了解，最大的障碍是病耻感和社会的歧视。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精神病人家属、父母的病耻感是阻碍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就医的最大障碍。他们刚才也讲了，他们把精神病医生叫到孕妇的旁边一起来帮忙，如果推荐她去精神病医院她可能也有恐惧。所以这是世界的问题，我们政府很重视，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在座的大家把这种知识从心理健康的角度，从心理问题的角度推广出去。
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工作我觉得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而且在我的国际同盟当中也是非常承认我这个工作的。我们出了很多的指南，这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的一个官方的文件，这是带有法律层面的，让你去执行的文件。孤独症的诊疗康复指南，这些大家在官方网上都能查到的。所以说一个疾病能够到卫生部制定文件这样一个层面来讲，其实政府很重视，只是我们不重视。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可能没看过，你们搞儿童心理健康的看过这两本指南吗？所以说这么重要的文件没人知道，这才是最大的，早期识别和治疗的障碍。
第二个，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什么概念？我们大家都知道儿保医生，我们每个人都在儿保医生的手下检查过，你打过预防针，做过身高、体重发育的测量，这些儿保医生涉及到每一个孩子，在全国来讲这个网非常大，远远超过了我们500多个儿童精神科医生。所以这个网络可以说几万人，甚至接近10万人这样大的网络，到社区，到你的家门口。这要求以后我们的儿保医生除了免疫接种，除了躯体健康的检查以外，要会识别心理问题。
我们每一个孩子，也就意味着在小的时候，刚出生，就要接受心理健康的早期检查，你看你的眼光交流，看看你的情绪表达，看看你和生人的反应，看看你的语言，这些早期发现的知识我们都制定在这个指南当中了。而且这个指南我们要对儿保医生进行每年的培训，这样的话，这个量非常大，全世界目前我知道的，中国做的可能是最普遍的，普遍早每一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都要打预防针，这个时候医生都要做，强制他做心理的识别。如果你们再去儿保的时候，他就会看你孩子心理发育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这是我们在指南当中制定的心理问题的预警征，从3个月一直到3岁，你发现他这里面问题中的问题，你就可以打勾，如果出现了几个阳性的，你就要推荐给精神科医生，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比如说3个月第一条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第二条不注意人的脸，不看移动的物品，第三个，不发音、不会笑，俯卧时不会抬头。所以大家都会看到，最重要的包括目光交流，包括用手指东西，包括情绪的反应，所以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要求。这样大家就知道了，以后我们普及了以后，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医生一看到孩子出现的情绪行为异常的时候，就知道这可能是求助的信号，就像一个孩子发烧了，就像一个孩子头痛一样要受到关注，我们给他心理的关注。
这是我们研究了多年幼儿人格发展趋势问卷，这是我们国人自己的量表，我们大家都引进这个量表，那个量表，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量表，人格形成18岁以后叫人格障碍可以诊断，但是人格绝不是18岁才形成的，生下来以后人格就在逐渐的发展，我觉得英国一定支持中国的古语，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研发了这样一个量表，很简单，而且很实用。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做了一个留守儿童的调查，这是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项目，当初做躯体健康用常规的其他的量表去做的一个调查，结果这个调查做完了，发现留守儿童不差于非留守儿童，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好于非留守儿童。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的项目赶紧找我们，说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明显的留守儿童在心理方面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我们的研究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我说你的工具不敏感，你的工具不行。因为当时是躯体健康为主的，你一量胸围、发育，留守儿童的出母都出去打工挣钱了，爷爷奶奶带，从趋同方面没有问题，甚至他还有玩具，因为钱多了，比不留守的，在家里面耕地的有钱了，所以他的物质条件、营养条件都不差，差的是亲子关系，差的就是我们这个班研究的亲子、母婴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出了问题，就是人格发展趋势能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从独立性、适应性、交往能力，来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发现问题。
所以我们发现了，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这个分越高越好，非留守儿童远远好于留守儿童，在人格发展趋势上。所以非留守儿童、正常的儿童，以后的情绪稳定、交往能力、自信、控制、适应都会好于留守儿童。所以这才是符合儿童心理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早期识别非常关键。
所以我们要了解儿童心理的发展，要通过环境、遗传、教育在人格形成中共同作用，包括加强父母的教育和关系，最后使他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需要医疗、教育、家庭、社会全方面的合作，才能够解决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以从预防为主，就是从儿保医生抓起，从儿童生下来开始注意儿童的心理健康。这才是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识别的最佳时期。儿童关键期的影响，我相信大家学这么几期班一定很重视儿童的关键期，你这个时候的问题可能影响他一生。所以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数据和依据。
这是我写过的一些书，从教科书，从育儿的书，从指南到心理创伤干预的，因为我是北京的心理救援队的队长，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队，我们北京有6支救援队，比如说某个地方水中度、水里发现危害了，马上有救援队，生物污染救援队，如果出现心理危机了，我们北京市也会派出一支队伍，就是我们的这支队伍。
我带队去汶川地震，在第一线，我当时是北京医疗队的第三批医疗队的队长，我们的医疗队全部都是心理救援，我们一共50人都是心理救援。所以我们国家大规模的派救援队是08年最大的一次，也是最正规的一次，那次是卫生部以官方派队，所以我们有了第一手的资料。
我还有一些重要的兼职，大家也会有兴趣，待会儿我要去中央电视塔，我们蓝光行动，4月2号是孤独症日，我们要在中央电视塔要点蓝灯，我们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要点亮蓝灯，让大家知道孤独症日的重要性。我还有一个工作，我是中残联精神残疾协会的副主席，孤独症也是精神残疾疾病，还有很多的双向障碍、精神分裂症，都是精神残疾，所以我觉得这些也需要我们的关爱和帮助。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陈靖宇和大家分享！
陈靖宇：各位专家，各位嘉宾下午好！
我们国家一直到北京市2000年我们开始筹备，2013年北京市在全国31个省市区首先以政府行为，定位在妇幼保健机构都成立了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服务中心，这个服务中心我们现在北京每个妇幼保健院都在按照我们准入标准建立了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服务中心。
这个服务中心的服务职能明确规定了，我定的有五项职能，一个是营养，它可以影响到基因表达的问题。
第二是体能，体格训练的问题。
第三是智能。因为有的人宣传早期教育，在智力上发育，结果我们出现幼儿园的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一站队倒了一半，体能的发育也受到影响。
第四项就是心理，我们列入了主要职能之一。
第五项是社会行为，但是社会行为和心理是密切相关的。
在我们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房山区妇幼保健院已经被称为全国的示范基地，来做这项工作。在这里面，我们也接到了WHO进一步要求，就是要求这个中心我们的功能是负责咨询、服务、指导、干预和治疗，在这个工作里面，明确要求要教会父母，你如何指导。而且也要求这项工作要和产科密切结合，要从产期、孕期就发现高危儿来做，所以这个精神和我们今天的研讨会非常密切相关的。
北京市已经在全市开展了这项工作，所以我代表北京市妇幼界向各位教授和各位专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这项工作我们很多的人都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工作，我们感觉到是国家的需求，是社会的需求，是家庭的需求，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妇女儿童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他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更关系到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我们都说到2049年是建国100年，我们现在的儿童从中央来讲，提出健康中国，和融合在物质资源的匮乏减少的情况下，人力资源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人口素质提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我们国家中国梦的实现。
所以我希望大家携起手来，在儿童心理健康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做出工作，做出贡献和做出奉献，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再做出我们应有的工作。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下面我们有一个15分钟的茶歇。谢谢大家！
（茶歇）
（茶歇）
主持人：下半场我们主要是中国的学者和专家来介绍。首先有请中国中科院心理所陈祉妍教授开始他的报告，有请！
陈祉妍：下午好！我们调查相对来说隔了一些年，也许其中有一些少量的结果，可能不太跟得上时代了。后面我又补充一个小小的近期做的一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调查。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调查的背景和调查的方法，当时这个工作是由中国科协支持的，全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的一个项目。我们具体的实施年代是在2008年到2009年跨年之间，在这个期间完成了在校青少年的测试，后来补充了非在校青少年的测试，样本中包括10个城市，分布在不同的省63所中小学192个年级，调查到的样本大概是9430人，其中包括三类青少年，一类是城镇学校的青少年，包括大城市也包括一些相对地级市的层次。然后是农村学校的在校青少年，就是在一些地级市，我们在城区和农村进行了取样。另外还有一个补充调查，就是非在校的青少年428人，我们通过一些务工的组织，就是他们在将要去参加务工的时候会参加一些培训，或者有一些组织渠道。
我们同时在调查设计中间，调查了相应的在校青少年的家长，还有他们的班主任，如果班主任当时因为特殊原因没有答卷的话，替代的主要任课教师来回答，有效率是95.6%。我们每一个施测的地方都有当时的记录和照片。城镇学校在校青少年的细节我就不讲了，我们调查的跨度是包括小学生五六年级、初中生和高中生，以及职高生。
通过学校的在校青少年在三个城市对应的地区选取的，通过学校在校青少年相对少一些，平均年龄稍微的有一定的差异。非在校青少年是以打工的青少年为对象，没有包括自己从事个体经营这类工作的青少年，他们的总体年龄平均值要略微大一些。
这个代表性只能代表一部分在打工的青少年，因为非在校青少年年龄最小的群体，可能在非常偏远的贫困地区，会在更小的年龄就辍学在家务农。
调查的工具，我们有自评问卷、家长问卷、教师问卷，农村在校的家长他的约束水平会低一点，如果答完整卷子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为了保证整个问卷的质量我们做了一些简版。
家长评定的问卷，有一些是对应的家长自己的心理健康，比如说我们研制的中国心理健康量表，这是评定家长自身的心理健康，但是还有一些是家长来评定青少年，比如说青少年的行为问题。
教师的评定也是为了提供一种补充信息，因为我们这把三种信息整合在一起，能够提供更全面的视角。
主要的结果，首先是心理健康的综合情况，在心理健康综合情况里面，我们查找了相对来说选项最集中，得分最突出的一些问题，归纳起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问题是情绪波动大，人际交往的不足和学业失灵的不良。在年龄和年级上的差异和国际趋势是相似的，随着年龄年级的提高，他的心理健康程度会下降，所以初三和高中阶段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普遍是比较低的。
关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结果，近些年来应该是大部分比较一致的发现独生子女的健康水平优于非独生子女的。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也分析了具体的原因，在青少年中间为什么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略高？一个可能的猜测，农村的非独生子女会更多？我们加入统计之后发现，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在我们所测量的所有的变量里面，能够解释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的养育方式。在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能够更好的知晓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并且他们比较少的使用过于严厉的责打的方式来管教孩子。
农村青少年他的心理健康总体指数是低于城市户口的，小学阶段发现了一个小群体的特殊现象，就是我们发现小学阶段的住校生心理健康水平非常低，在早些年有一个政策，在一些地区，撤掉比较小型的小学，把学生汇集到一个中心学校，就会导致家住得比较远的小学生就要住校，我们发现这确实带来了一个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
在抑郁和自杀方面，它的总体趋势和我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是基本一致的。在行为问题的部分，很多的结果和国际上调查结果是一致的，比如说男生的行为问题，各类行为问题都比女生严重，总体上随着年纪的增长，行为问题在增多。其中一类攻击行为，我们发现是在升学阶段有突出的提升，突出的表现是在小学的六年级和初三年级，但是并没有发现在高三年级。
影响到行为问题的因素里面，我们会发现，是父母对子女日常行为的掌握程度，就是他比较能够了解子女的动向，还有擅长使用讲道理，和子女沟通式、引导式的教育，这种情况下行为问题会更少一些。
在生理发育文化，它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对于女生来说，如果她比较早熟的话，会造成心理健康的风险，这也是国际上普遍公认的。在我们调查中间，和2005年一个国家范围的体制状况的报告相比，我国青少年的身高有所增长，但是我们调查结果里体重有所下降。我们也会发现，女生的月经初潮时间是提前，生理发育开始是更早的，尤其城市的女生。
在恋爱和性心理方面的特征，我们也做了一些有趣的调查，我们会问这些青少年你认为在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恋爱？大部分青少年是认为在大学以后才能开始恋爱，所以还是比较持传统的观点。我们在调查的时候，青少年的问卷应该不会通过家长传达的，但是有可能是通过老师收集的，我们整个问卷是匿名的。
关于性行为的观点，超过六成的青少年认为婚后才可以有性行为。
在其中的这一部分，我们后续也做了很多的分析，我们知道对于恋爱的观点，中国和西方有很大的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关键中间，很长时间认为青少年的约会是一种对异性交往非常有益的练习，而中国的传统有一个概念，在英文里几乎找不到很好的翻译，是我们造了一个翻译，这个词就是早恋。关于早恋的问题，我们是当作一个负面的影响来看待的，事实上我们调查的结果会发现，青少年的恋爱会影响到他的抑郁这类情绪的症状，也会影响到行为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恋爱破裂事件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影响。而青少年恋爱具有比较容易破裂的特征，所以它造成心理健康的风险。
同时我们调查的睡眠状况，这个问题是非常突出的，睡眠状况我们发现，如果按照国家教委的标准对照，大概有四分之三的中学生不能达到这个要求，我们调查了他们上学日和周末睡觉的时长，休息日会比上学日多睡1.6个小时，所以说明需要补觉。随着年级的增高睡眠不足是越来越严重的。其中睡眠质量也有很多的问题，超过半数的青少年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睡眠问题。
在这个里面提示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关于睡眠领域的研究发现，睡眠问题会对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都有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如何保障我国青少年的睡眠，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有一个补充，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青少年具有午睡的习惯，我们对他们做了分析之后发现，如果他有午睡的习惯，能够缓解晚间睡眠不足带来的心理健康的风险。
在家庭环境的部分，总体上来说，我们做了一些比较粗线条的调查，大概八成的青少年认为父母的关系比较和睦的，但是有一成报告了明显不利的家庭环境，比如说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在我们调查的样本里面，因为涉及到的相对比较贫困的地区比较少，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低估。
关于学校的环境，重点学校各方面的校风的评估，无论从教师还是从学生，都会更好一些。而城市里面的普通高中和农村学校相比的话，反而学习风气会差一些。而且和职业高中相比，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职业高中校风和学业方面的风气更差一些，但是也没有发现跟普通高中有什么差别。
其中教师的心理健康程度，有部分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初三和高中的教师，我们知道这对应着我们刚才提到的心理健康风险比较大的青少年，在这个年级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是低于负责其他年级的教师。
农村青少年，关于农村青少年我们会发现，他的总体健康水平是低于城市的青少年。其中会发现在城市里就读的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是更低的，因为我们区分了户口和学校所在地，所以我们农村青少年样本里面有一部分是他本身在农村，户口在农村，也在农村就读，一部分是户口在农村，但是在城市就读，显然这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流动儿童的现象。所以这是流动儿童心理健康水平比较低的一个侧面的证据。
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分析发现，直接的影响是不利的家庭环境，还有除了家庭之外，在他的学业和生活之间，也有比其他青少年有更多的压力事件。
对于非在校青少年，其实就是打工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是远远低于在校青少年的。其中有一成，有非常严重的情绪问题，有四成左右有人际交往不良的问题，三成左右对自我的评估，就是自尊水平是很低的，他们在很多指标上都出现比较凸显的问题。
刚才我介绍是总体上的一些数据结果，最后我补充一下后续做的一些研究分析，大部分是我们的硕士、博士生所做的一些论文。
一个主题是关于婚姻质量和教养行为，在这里验证了婚姻质量会通过教养行为进而影响到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另一个是教养行为在女孩早熟这个影响因素中间扮演了中介的作用。
人格相似度，在我们问卷里面计算父母和孩子，还有夫妻之间，就是父亲和母亲都答了问卷，通过计算出一个人格相似度的指数之后，我们来进入数据的统计，发现父母和子女的人格相似度会在教养行为和青少年抑郁之间有调节作用，如果父母和子女人格非常相似的话，好的教养行为和坏的教养行为会对青少年影响很大。父母跟子女人格很不想死的时候，好的教养行为和坏的教养行为，孩子收到得比较少，如果父母对孩子很能倾听和体贴，当然孩子并不因为这个有很多好的保护性因素。但是同时如果父母对孩子是有很多严厉的责打，当孩子跟父母差别很大的时候，似乎对他的干扰也不是那么的大。
另外一个，我们顺便也分析了，夫妻之间的人格相似度的影响，会发现有类似的作用，但是总体上人格越相似的夫妻之间，在压力之下的支持作用会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分析了丈夫如果收入很低的情况下，比如说低于妻子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人格相似度比较高的时候，婚姻质量受到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小的。
那么我们对课外时间做了一些分析，不同的活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各种不同的影响，比如说做作业的时间越长，抑郁就会越严重，运动的时间越长，抑郁也就会越少，通常符合我们一般的研究印象，就是运动具有对抑郁、焦虑预防和保护的作用。孩子如果搞很多体育锻炼，他有可能是不是对自己各方面的不小心，违反一下纪律方面，是不是会有一点影响。
久坐类的活动，这是很多人喜欢使用的悠闲活动，比如说上网，这类活动和抑郁是正相关，同时问题行为也越多。但是父母的陪伴是具有调节作用的。所以即使到青少年这个年龄，似乎父母的陪伴也还是需要的。
我们还对网络手机的使用对青少年睡眠的影响做了一些分析，这个就是我认为过时的地方，因为在我们当时调查的时候，手机成瘾还不像今天这么严重。但是在我们的数据里面已经明确的显示，手机使用的增多，会对青少年的睡眠质量有不利的影响。
最后是恋爱，恋爱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青少年恋爱会对心理健康有不利影响，我们还发现恋爱的年龄越早，他的不利影响也会越大。我们同时还发现环境的作用，如果他所在的班级恋爱的人数比较多的话，恋爱对他的情绪行为的不利影响会减小。
这是我们在各地实施调查的照片。相关的结果，我们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汇总了我们各项调查的结果。
小学生读写困难调查，我们在2014年，在四个地区做的一个调查，因为这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在国内非常被忽视的问题，所以我想说一下。我们编制了儿童读写困难的量表，这个量表衡量三个方面三组主要的症状，就是阅读和语言困难，就是他识别读字、识字量都会有些困难，书写困难，写字会非常难看，或者说非常的慢，还有动作协调困难，就是一些精细的肌肉运动的困难。在我们调查中间，推算的比例，我们的读写困难一次发生率，因为我们没有一一做面对面的诊断，在11%左右。在怀疑他有读写困难的情况中间，刚才说的三种症状里，只有一种症状占65%，两组症状的占26%，三组症状都有的占9%。读写困难与其他问题的共存，他们成绩更差，有注意问题，行为问题，情绪问题，因为父母不知道孩子是读写困难，而归因成孩子不听话，马虎，所以这类孩子的父母也有非常多的养育方面缺乏自信，感到焦虑不安的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可以从这个报告里面得到我们国家层面上的一个健康的水平，再次感谢！
下面是我们的陶然教授，有请他来给我们作报告。
陶然：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汇报的是住院病人网瘾和抑郁症这方面的关系。
我们从2003年开始收治网瘾的，到现在收治了8400多例网瘾的患者。收到我们单位以后，这些年来对1000多例的病人做了一个详细的研究，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从三个方面，一个是抑郁症发病的机制研究的进展。网瘾与抑郁症的关系，还有网瘾的国际标准。我重点把第一个问题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我们在收治网瘾的时候，就发现网瘾近70%的是和抑郁症共病。我到国外讲学，在国内讲学也好，他们老问我一个问题，是抑郁导致的网瘾，还是网瘾导致的抑郁。我们利用近十年来的研究，我们发现68%点几的，基本上是先有抑郁情绪，后来到我这里来住院达到了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应该说抑郁在前，是抑郁导致了网瘾。所以我们在治疗网瘾的时候，一定要很好的治疗抑郁症。
大家知道我们收治的病人平均年龄是17.1岁，主要是15到19岁的青少年，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重点的，因为抑郁症应该是因，我们在这方面，在我们住院抑郁症的患者做了一些研究，大家看，我们发现，中国的抑郁症近几年来非常高发，不光抑郁症高发，孤独症也高发，增加了将近100倍，特别孤独症增加了将近100倍，抑郁症也高发，高发大家都说与基因有关系，我觉得我们研究了十年，基因从哈文的疾病遗传学来看，比如一个病改革开放前这个病的发病率是10%，改革开放后最多就在10%左右。我国不论抑郁症还是孤独症，还是糖尿病这么高发，这个就跟基因没什么关系，应该与环境和生活方式有关系。所以我们很多人老用基因去研究，你想想改革开放我们的孤独症是千分之0.8%，现在接近1%，我们中华民族的基因在这30年内应该没有多大的变化。从哈文的理论来说，遗传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抑郁症、孤独症、精神疾病高发，与环境、与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关系。既然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系，在治疗上就可治可防。所以我在这里就说，大家看与环境，环境到底与什么有关系？与水、空气、食品污染的关系，还有遗传、压力、过敏、抗生素滥用等等，都有关系。
我国现在有抑郁症患者9000万，这是2015年的一个报道，环境污染造成我们的细胞自由基，从细胞膜到细胞，到细胞内的东西被氧化，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包括精神疾病。这也是我个人认为，这也是我国近期抑郁症、孤独症与基因的关系和免疫的关系还不是太大，就是与这些氧化有关系，我们的细胞被氧化以后受损，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是别氧化细胞了，氧化细胞形态是有改编的，我们免疫细胞是识别，杀伤和清除，当识别不了被氧化的细胞以后，它可能就参与了免疫了，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慢性炎症反应。这就是氧化应激，会造成生物学一系列的改变，就是对我们整个细胞的影响。
遗传因素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抑郁症与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压力因素会造成让我们压力以后会焦虑、抑郁的比较多，人的压力主要造成我们抗氧化物质在我们的体内消化比较多，我们上火，实际上是我们抗氧化物质在体内过度消耗的情况。
肠道应激反应，当氧化、压力对我们肠道导致一定的影响，在我研究里面，抑郁症百分之百都有肠道问题，应该先有肠道问题的，肠道影响了他们的情绪问题。这是一些肠道的应激反应，我们恰恰忽略了肠道对我们大脑的影响。除了我们肠道这些功能以外，大家知道肠道的细菌是一个肠道的微生态，现在也是研究比较时髦的。我也看了中医学对肠道影响情志也看了这方面的介绍，为什么和肠道有关系呢？这也是我们发现，我们在治疗抑郁症的时候，首先来改善他的肠道，改善他的微生态，改善肠道因为应激、过敏产生的慢性炎症，它比单纯的抗抑郁治疗效果好得多得多。肠道也是第二大脑。
性格方面，发现抑郁症有这些情绪不稳定、敏感多疑、人际关系紧张、自卑感强等等，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这一点我估计大家可能了解得比较少一点，我们就发现所有的抑郁症、网瘾的孩子，他都偏食、挑食，大多数以吃肉食、辣、甜食为主。一旦偏食、挑食以后，就会造成他的营养失衡，特别维生素、抗物质的缺乏，使得细胞的霉下降，造成抗氧化能力低，增加了抑郁症发病的风险。
过敏因素，我们在做的1100多例抑郁共并网瘾的患者，肠道过敏高达96%，一般主要是对鸡蛋、牛奶过敏，鸡蛋第一，牛奶第二，小麦蛋白第四位，临床观察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对这些过敏，导致肠瘘现象，这些因素都会造成他的营养吸收失衡，更重要的是，应该吸收的维生素、矿物质，特别一些矿物质都是很好的抗氧化物质，这种抗氧化物质吸收不了以后，过敏因素，肠瘘可以使一些不该吸收的毒性物质都吸收了，这个年龄段他的屏障是没有建立好的，肠瘘吸收的东西也可以通过血液进入大脑，所以过敏因素如何在我们治疗过程中不很好的进行消除，抑郁症的康复是有很大困难的。
还有抗生素，抑郁情绪的孩子都容易患有感冒，经常用一些抗生素的东西，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使肠道的功能减弱，包括过敏，包括一些肠功能因为应激下的肠功能失调，都会导致以致于神经蒂质的合成受阻。还有一些阿司匹林的应用，也会对肠黏膜导致屏障功能，造成神经脑细胞的一些损伤。
肝脏功能的解毒下降，在我们住院的抑郁症共并网瘾的患者，肝功能64%点多都不正常，比如他们的空腹血糖都是低的，这么小的孩子会出现一些肝功能的异常，这些肝功能异常主要是他肠道的应激还有肠过敏来的这些毒素，肠道首先要进行肝肠循环，可能对肝功能有一定的伤害，肝脏的解毒功能长期受肠道毒素的影响以后，肝脏的解毒会减弱，最终导致神经细胞的损伤。现在我个人倾向我们的抑郁症是大脑的一种细胞的慢性炎症反应。
我们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化验检查来进行证实，我们就发现所有的抑郁症的青少年，住院的青少年发现他们的血尿酸高，组胺高，百分之百的高，微量元素异常，抗氧化的微量元素减少，95%都有肠道的过敏源，能查到鸡蛋、牛奶过敏，还有他们的淋巴细胞比较高，粒细胞减少，这代表了所有观察他们近半年的淋巴细胞一直是高的，说明他们体内存在着慢性炎症反应。
经过多年的临床研究，网络成瘾75%共病抑郁及双向情感障碍，20%共病注意力缺乏多动障碍，如果不解决抑郁症的问题，这个效果是很不理想的。
我们在处理网瘾共病抑郁症的时候，这是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更主要要关注的几个方面，比如说他们都有抑郁，都有负性思维，他们百分之百的都有恐惧，因为他们教养的时候父母压缩了他们的成长空间，还有暴力的恐惧，忽视的恐惧，在他们身上百分之百的都存在。他们都有逃避，都有愤怒。另外还要关注一点，他们有神经质的完美。这在心理学上具体治疗方面，当然我们现在主要采取的团体治疗加个体、加家庭，结构和非结构。在我们做青少年心理工作的时候，我们心理治疗应该占到60%的话，我觉得教育应该占到40%，因为青少年我们老表示在一个中立，在治疗上，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有异议的，我们有些话不应该保持中立，比如15岁的时候说我就不想上学，我们应该对上学的意义，为什么要上学，我觉得我们单纯用心理学中立保持你不上学这是你的选择，这个有点问题了。我在下面也接受到很多来自下面来治疗的，60%是心理治疗，40%是教育，因为他们毕竟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还没有建立，你靠他自己不行，我们保持中立的话很多。甚至有些家长就不让他做治疗了，说你看这个心理医生，我儿子17岁不想上学，你不想上学这是你的选择，就不上吧。网瘾在心理干预上，这四个具体的问题如果干预好了以后，是对他网瘾共病抑郁症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我们团队搞了一个网瘾的国际诊断标准，被纳入DSM，后面在研究版里，我最近也接受了跨国研究，现在DSM工作组告诉我，你除了研究中国的学生在诊断分析，现在给我欧洲的，还有日本的，我们现在和澳大利亚合作，在跨文化、跨人种诊断方面的研究。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下面有请王倩和我们分享！今天能和大家一起有机会更好的了解家庭系统测验这个工具，表示了解它在我们国家应用的一些结果。下面有请王倩。
王倩：这是一个十年以前的研究，是在我读硕士的时候做的第一项研究。我在想父母工作的议题下重新思考，在投射的情景下面所展示的定量和定性结合的实验，也许能让我做动力学的思考。
我当时学派是系统家庭的治疗，对于家庭治疗来说，那时候考虑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家庭的评估。在评估这个议题上，我们考虑评估工具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量表的评估过于极限，很多时候过小的年纪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量表，所以这时候找到一个适时的工具，就可能成为一个干预之前的首选。
大量的筛查，或者文献的综述之后，我们先锁定最关注的变量是深入，然后我们再看工具，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家庭的结构，我们就在想，我们用什么指标来界定一个家庭结构的维度。这时候我们考虑是两个指标，一个是紧密度，一个是权力等级。锁定这两个之后我们就在想，有什么样的工具能够呈现在一个动态的家庭现实之下，这个家庭结构的特点。这个家庭是和谐的还是不和谐的，这个家庭是失衡的还是平衡的？我们并没有拿到太多的适应性的动态的指标。
当时的工具还有一个缺点，没有办法去研究家庭的整体结构和它的亚水平的结构，比如说我们观察整体家庭的现实，也许我们还有兴趣观察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代继之间的关系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工具，能够兼顾所有的方面，就是结构和亚结构不同的水平，同时尽可能呈现动态的特点。
当时我找到了这样一个测验，是在斯坦福大学，托马斯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提出这样一个测验，这个测验有很多的优势，一个是它呈现了不同的情景，平时你们家里是什么样子的，第二是理想情况下你希望这个家庭是什么样子的，第三个是冲突的时候，你们家起了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他可以通过一些玩偶放在一个九乘九的方格上计算等级，用这样的方式完成粗浅的一个定量的工作。同时它还提供一个开放性的访谈，帮助梳理和呈现他想描述他家庭现实的话。
首先他是在美国建立的常模，在7个国家完成的修订。这个测验应用起来就发现有很多在国内不同的经验，首先我们是在中学做一个试修订的测验，当时因为方便，所以我们选的是初中和高中的抽样班级，我们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我们看到，确实在6、7岁的时候能够理解权力等级象征的意义已经非常困难的，他不知道摆放的人物增加就代表在家庭里面有权力，所以下限是6、7岁。
但是在之后的几个群体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之后我们做了多动症，我们发现让他们做外化家庭的现实测验几乎不可能，他们就在屋子里面不断的走动，基本上没有办法能够完成一半以上的情景，所以这个测验被放弃在这个群体里应用。
然后我们尝试在病房的住院病人里面做青少年的进食障碍，他们非常阻抗这个测验，不乐于在这样个白板上呈现他的家庭现实，或者描述他和他父母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样本量是不够的。
之后我们也尝试在其他的儿童群体里做测试，在北京儿童医院有一个白血病的病房，家长和儿童有机会在这个病房里面一起居住、生活，当时由美国引进了这样一个整体的协同医疗模式，允许一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教育学家进入到这个研究团队，所以我们有幸尝试了一些白血病的儿童和他们的家长，我们发现扳机的作用，当你要求家长呈现这样一个家庭现实的时候，基本上一个家长的小组工作是需要伴随在后的，触碰创伤对于家长来说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艰难，有的时候测试完之后，我们需要做两三次小组治疗的工作，所以我们得到的样本量不是很大。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太过着力于个体的层面，但是这样关系维度的衡量，让我们至少在十年以前，让我们觉得是一个为之一振的工具。
所以我们在测验里展开系统和亚系统的结构，我们去观察家庭结构的灵活性以及发展和变化。这个测试很简单，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指导语，要求家庭成员依次摆出来三种情景，平时理想和冲突的，这时候我们要求核心家庭成员，当时我们测量独生子女的核心家庭做这样一个摆放。摆放完了以后，我们允许有一个简短的访谈，这个访谈是结构化的，全部测试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5到10分钟。这就是那个测试，我们是一个九乘九的方格，在玩偶的下面有高中低不同的木块，用这个木块代表家庭权力的等级，并且配了一些彩色的玩偶，在这样一个定性的测验的时候，有的来访者愿意使用我们也允许。
这是一个理想情景初中学生，当他被要求摆放情景的时候，他使用的材料。这是冲突情景。所以我们需要得到的指标，是关于紧密度的，这是由两个玩偶之间的距离来衡量的，第二个变量是关于权力等级的，是由每个木偶的高度来计算的。由于紧密度和权力等级的匹配，可以对应到特定的家庭结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家庭结构。在家庭的系统水平上可以呈现这样的现实，在父母之间和父母分别和他的子代的独生子女之间，我们尝试呈现这样一个亚系统的功能水平。我们刺激的情景是三个，平时、理想和冲突的情景，依次尝试来探索家庭结构的灵活性。
那个时候我是非常有幸，在北京市一所高中完成的测试，我们完成了200多个样本，初中、高级年级都有抽样，平均年龄15岁多一点，我们匹配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组。这是我们得到的结果，很有意思的一点，可能要解释权力的等级，紧密度我们能理解，大家在平时的情况下，孩子们还是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拿到了一个比较紧密的，或者高度紧密的家庭占的百分比比较高的现实。
而权力等级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在平时的家庭情景下，孩子也表现出来他们的家庭是不平等的，我们得到一个35%恩以上的失衡的家庭结构。在理想的状况下，我们似乎看到这些独生子女还不够，所以我们拿到更平等一个理想状态下家庭等级的分布，我们当然可以预期得到一个更高的失衡的百分比。
在冲突情景下可以好理解，家庭是更加失衡和混乱的状态。这是我们看到亚系统的家庭结构的特点。一些过于平等的家庭结构，是在独生子女家庭里面非常常见的，他们乐意展示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还是拿到一个不错的结果，有一个适度的权力等级和近乎平衡的家庭结构。
我们来对比不同的家庭系统情景的变化带来指标的变化，在灵活性和家庭的变化上面的一些指标。我们会看到，从平时情景切换到理想情景的时候，更多的孩子希望得到一个更加平等的结构，有的孩子几乎用光了我们所有的木块，我们告诉他说实在没有，可以给他来代表更高的等级。有的孩子在摆放过程中也很纠结，所以他会不断的垫他自己，然后是他父母。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期待之下，似乎是在孩子的眼中这个平等的家庭结构是一个常态。在冲突的情景当中我们会看到，现在大家看到正常的独生子女，在精神分裂症的家庭结构里面更加僵化的变化会出现，而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冲突带来的张力导致结构上的变化，不管是在亲密度还是在等级，还是在我们家庭结构特点上面。
我们尝试对精神分裂症的小孩子做了一些研究，这些都是住院的精神病人，他们还是比较配合的，年龄也基本匹配我们正常的样本。我们看到左边一列就是正常的样本结果，右边那一列是精神分裂症的家庭特点，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低的紧密的状况，或者说更加少的均衡的家庭结构，以及高权力等级的家庭结构。
这是理想状况下的结果，这是我们看到的家庭结构，变化并不大，最后一个图表你就能发现，在平时到理想，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预期在这里面展开。这是冲突的家庭情景，变化并不是非常大。
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家庭特点，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我们会看到权力等级似乎是一个需要被彰显出来的一个指标，更高的权力等级在家长和孩子之间代表着什么，这我们可能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这是我们看到精神分裂症的家庭特点。
当时做这个测验的时候，想法还是很多，可能会想取到不同的样本，我们会设计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周期，以及多子女的的情况。家庭的发展周期，我们也测试过一些成人，主要是一些毒品和酒瘾的病人，当他与他的家庭和子代在家庭结构里面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发现这个测验，当家庭成员增多的时候，去思考这样不同的亚水平的家庭结构遇到一些困难，如何去处理他和不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可能二维的平面不足以让他区分出来到底他把自己摆在哪里更合适。谢谢！
主持人：谢谢王倩！家庭系统测验听起来它把家庭的关系用非常形象的远近高低做了评估，虽然它不免受到主观测验的，一个人的觉察能力，或者是否愿意报告能力的影响。我听王倩汇报的时候非常好奇，进食障碍的家庭他们想掩盖什么样的真相。
我其实还有一个感想，台湾有一位林空辉（音）老师说，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什么样的要都会横尸在权力争斗的脚下。我觉得我们更要关注家庭里面权力的管理和斗争。
下面有请易春丽老师跟我们分享！
易春丽：我做的工作，有一部分是把老师讲的课和我们现实的视频做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再复习一遍你上了什么课。我们先开始放第一个视频。
这个小朋友他妈妈说要出去两天的时间，她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跟她说过了，所以她对她妈妈要离开所有的行为表示出来关注、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她要拿着箱子，想跟她妈妈走。
我们停在这里，这是小朋友的正常反应，有分离的，尤其是她的第一照顾者，就是妈妈的分离，她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不正常，尤其家长会不耐烦，这里面就会有很多冲突，你解释在这个时间就会有一个正常反应的话，他在处理上就是比较舒服的，他做的就是一个安抚性的事情。
大家能看出来了吗，爸爸和妈妈带养的时候是有区分的。你对不同的人其实态度是不一样的，你就能看出来这个里面是有差别的。很多自闭症小孩严重的时候是没有区分度的，其实当这个区分度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代表一种健康。
爸爸开始做的方法很好，就是转移注意力，大家注意爸爸的反应了吗？他在给她吃的时候，是从蹲下到坐下，身体在不断的向下，这个是对儿童的一种尊重，可以做到身体上的平衡的话，他做得是非常好的。还有这一点，这个小朋友有给她爸爸吃的东西，她爸爸就说你吃吧。我们中国文化里经常会出的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小朋友来喂养我们的，一旦小朋友喂你，你会很高兴的吃，你会鼓励这种行为。事实上有的时候家长才是喂养小孩的那个人，我们要明白我们做的这个过程里面，不要做出来真正的所谓的结构倒置有问题的部分。大家看很多小视频的时候是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东西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视频，大家看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表情，大家看他们俩其实是有眼光对视的，对视质量还是很好的，有的时候我们评估亲子关系好不好的时候，是看目光对视的。大家有看小朋友讲关于儿童的攻击性，正常的小朋友其实都是有攻击性的，爸爸有的时候是做一个陪玩儿的工作，就是帮助小朋友怎么恰当的释放他的攻击性，又能约束他攻击性释放的大小，这个小孩踢他是不疼的，因为他是演员，可以做的动作很像，小朋友为什么会很高兴？当她踢这一脚的时候，她爸爸就会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就会让小孩感觉自己其实是有影响力的。当小朋友对生活有控制感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她也是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状况，就是这个攻击到底攻击到什么水平，恰当的释放小朋友是比较有灵气的。我看到小朋友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当他做小坏事的时候，眼睛都是放亮光的，他的感觉是很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目光对视的准备是非常好的，影片里已经解释了，妈妈实际上对于孩子的安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第三个视频。我们能看到这个小朋友在依恋这一块儿，她自己其实也是有期待的，她期待跟别的小朋友其实是不同的，我才是妈妈的孩子，别人不是妈妈的孩子，我应该比他更优越一些。亲自依恋里面，她的要求其实是合理的，她是有动因的。所以依恋是双方之间互相形成的。
这个视频就是关于在戏剧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刻板的东西，还是这个家庭是比较灵活的。这个小朋友他爸爸要带他剪头。第一个爸爸很有弹性的地方说不用洗了，正常情况下是要洗头，顺序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还大概一岁半多一点，他已经有谈判妥协的能力了。大家看脱衣服的时候，他爸爸的速度是让糖从这个手递到另一个手，就是他父亲对他运动的协调性还是非常好的掌握，非常到位的。大家觉得一个家长的灵活性会从这个里面表现出来。虽然我们社会化要求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们随着小孩越长越大，可能是可以达到这个水平的，但是他在很小的时候，父母的灵活性决定了小孩的情绪反应好还是不好。
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第二个阶段我们的会议就暂时进行到这里，请大家休息15分钟返回我们的会场，准时召开我们下一个课程。
（茶歇）
提问：各位老师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老师，让我学到特别多的东西。我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我是做教育的，专门做青少年教育。可能有两点，有两个断层，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上，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执行，包括咱们一些指南，其实从开发到落实是有一个过程，这里有一个断层。
还有一个是知识的断层，我们平时培训主要就是学校的老师、校长，就是所有在教育体系工作的工作者。我们也会涉及到精神健康的问题，尤其我们针对西部的孩子，实际上他们有很多很多精神健康的问题。我们会有一些干预的方法和项目，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实践的过程里面，从专家到老师，在我们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像刚才各位老师分享的实践性的知识、技能非常实用的东西，可能我们教育系统老师是缺乏的。这是我个人的感受特别明确的两点，就是这两个断裂的东西。
所以我也在想，这就是我的问题，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好问哪位老师。英国的各位老师在，我还是想请问一下英国的经验，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除了干预，实际的知识和技能的传递之外，如何通过多部门的整合，通过多部门的合作，它绝对不是单一的系统可以解决的。从英国的经验来讲，从系统性的角度来讲，通过多部门的合作来解决儿童精神方面的问题，不知道英国老师能不能给一些案例？一些经验？谢谢！
薇薇安·格林：在英国我们也是会碰到同样的困难，英国的教师培训项目里面也不常涉及心理学的培训。我所涉及的教师培训项目会安排有心理学的内容，但是这个也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普遍的。最好的一个形式，就是每一个学校他们自己能够拨出一些预算，由他们直接来买进心理健康的服务，这样的话会有更直接的效果。当然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巨大的。
我还想说的是，在英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服务，以一种上门的形式来提供，也就是说那些需要寻求帮助的人，他们可能不是去这个专业机构，而是由这些专业人士能够更方便的摆放他们，这一点阿曼达·琼斯博士也会有所介绍。
阿曼达·琼斯：非常感谢你的问题，我会分享一些英国的经验。有些时候一个国家的效果研究，其实会有普遍的影响作用，甚至影响到其他的国家。所以在澳大利亚，他们设计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些已经有过精神病性历史的人，如果他们能够一直被同一个精神心理健康的服务机构，或者这样的一个团队照料的话，他们的恢复程度会好很多，连续的照料就是指他们在第一次发作之后的三年内，都由同一个团队来照料。
这也病人如果是一直被同一个团队照料，和这个团队建立起安全感、信任感，他们更愿意配合治疗，并且他们的家庭也更愿意参与到治疗里面去。所以英国的《自然》杂志也是做了类似的研究，并且整合澳大利亚的研究，让英国政府也推动了这样一个政策，现在在英国的全国范围内都是有这种服务机制的。现在这种服务的机制已经在法律层面被确定下来了。
我也介绍另一个角度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是一个难过的、哀伤的例子。这发生在我供职的机构里，我供职的是一个为围产期的家长提供心理服务的机构。在英国有很多群体试着去影响这些国民健康服务，影响我所在机构的一些运作。实际上我们不仅需要把钱投在对婴儿群体健康的关注上，我们也需要把更多的预算资金投在关心母亲的精神健康上。我们现在发现，如果母亲是有精神类的疾病，她们的婴儿就更容易发展出精神病性的问题，或者包括躯体的问题。
我说的比较哀伤的部分是，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母亲或者婴儿死亡的案例之后，政府和国家卫生健康服务机构才认识到这个工作的重要性，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模式也在全英国范围内得到了推广。所以我希望再过4、5年的时间，就是我们这种围产期的母婴心理健康的服务模式能够在全英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我也希望这个能在中国推广，但是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James Rose：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它需要我们去创造性的思考，并且去思考我们所提供这些服务，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易接触到，可以被有需要的人得到，而不是说在出现了危机的时候，或者出现危机之后，才把这个服务送上门去。比如说在做生育计划，就是在孕期的妇女计划怀孕的时候，她们可能就会做体检，做一些检测，可能还会提前服用一些准备的药物。
但是这个时候，相应的专业人士其实就可以做一些帮助，做一些干预。因为对于婚姻怀孕来讲，涉及到夫妻的关系，这时候就在这样一种体检，还有给药之外，其实可以让家庭聊聊他们的关系，聊聊他们这些方面的问题，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这个时候提供一些这样服务的机会。
我还可以再举一个情景，就是学校的场景，当一个人要从学校毕业进到社会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课程，或者说学校里面有一些老师、辅导者，会向他们介绍进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碰到的困难。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那些专业人士能够同时提出一些进到社会可能碰到的问题，可能有的情绪困扰，并且鼓励这些年轻人可以讲一讲这些东西，这就变成了一个切入点，可以从这个点入手为他们提供一些心理健康的服务。
最后我也想说一下关于相关的资源和效率的考虑，看起来我们提供这些服务，可能要耗费大量的资源，但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情，在未来我们可能会损失更多。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我是服务0到5岁早期儿童教育的机构，我的岗位是父母培训部，就是给家长上课，我们的形式一个是讲座的形式，比如说把依恋、情绪管理、小朋友社会行为的发展，等等儿童发展阶段的知识，或者一些家长应该如何做，来普及性的传递给家长，可能一个讲座下面可能会有几十，或者上百个家长坐下来听，我们大概有十几个这样的主题。
另外还有一个内容，家长当中小型的团体推广正面管教，我们现在在做的是这种工作，是针对家长的。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代继的遗传是一代一代往下传递的，但是现在客观的现实是什么，我们中国家长大概是80年代或者70年代出生的家长，他们成长的环境，父母的教养方式大概是偏向于严厉管教型，或者忽视型，或者是娇宠型，这些父母成长的环境，受教育原来家庭的影响就是这样的。相对来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成长问题，或者是丧失，或者遭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只是通过这样讲座的形式，或者是小团体两三天集中心理感受体验的课程，对于这些家长的改变能有多大的影响？多大程度上能够阻断这种代继遗传？像阿曼达·琼斯和薇薇安·格林老师提出的精神分析，我们目前做不到，另外很多人力资源都是要慢慢培养，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现在我们所做的工作，到底能多大程度上阻断代继的传递？谢谢！
薇薇安·格林：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尤其是对创伤代继这方面的传递。我对中国儿童发展的印象是，虽然确实孩子们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中国的孩子们也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他们的身边，这个其实在英国是很少的，很罕见的。虽然说也许有一些代继方面的创伤的传递，但是也有没有可能把外祖父母、祖父母视做一些资源，修复性的因素，这是值得思考的。
关于你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精神分析的工作方法在中国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条件。精神分析的思考的方式是起作用的，虽然它的方式当前还没办法普及下去，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培训，一些学习，我们能够获得一种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思考问题的方法，并且通过这样的思考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些理念转换到我们可以做的工作中。所以这个是一个思路。
阿曼达·琼斯：你的这些评论让我想起了一篇研究的论文，他是第一个真正走进育儿室，觉察出育儿室内幽灵的人，他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对父母做长期的漫长的工作才能够起效果，有些时候短程的干预也能够有效，而且这也是我的经验，我的大部分工作也都是相对比较短程的，而不是那些长程的。
如果你的童年期经历了很多的被打、被羞辱的经历，那么这样的小孩子就会变得非常沉闷，因为这是他们自我保护的方法，他们沉闷起来就能够让他们的父母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往往没有办法记住自己小时候的那些经历，尤其是没有办法从情感的层面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那些情感体验是什么。
但是通过这个研究者研究发现，当他们成为父母之后，只要能够帮助他们回忆起他们童年期的那些难过的感受，那些被压抑的经历，他们就能够有很大的变化，他们就能够意识到，就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会把这样的童年再复制给自己的孩子。但是这必须得是带着情感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在那之后这个父母就会说，天啊，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孩子也经历，也体会到我小时候体会到的那些情感。
对于那些和攻击者认同得比较强烈的家长来讲，可能确实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做工作。
洪炜：我很同意之前你们关于创伤的代继传递这个含义，从非健康角度来讲三种模式，娇宠、严厉和忽略。我在反思我自己，会不会有一种相对好一点的模式，毕竟我们经历的年代不太一样，至少我还是有幸回顾一下我个人的经验，可能还不属于你三种类型的某一种。当然可能我们经历得更复杂的一些社会背景，可能有来自外部的创伤。
还有一个中国的社会变化非常快，也非常大，我现在也在想50后、60后、70后、80后，每一代的经验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有一个特点，现在隔代养育，就是祖父母或者是外婆外公来养育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祖父母们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是属于严厉型，或者是骄纵，但是对待他隔辈的时候有一些变化，在中国可能养育模式里还存在某种竞争，所以创伤的这种传递模式，可能在我们更复杂的背景下如何去理解，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解，这是我的想法。
提问：祖父辈帮忙的问题，现在在中国家庭当中，这种隔代教养是很严重的问题，很多父母并不赞同爷爷奶奶的教养方式，甚至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冲突。我最近接触一个家长，他甚至想要不要搬走，就是另外再租一个房子，他觉得姥姥身上的脾气很不好，经常喜欢大声的说话，或者发脾气，或者是长时间的看电视，他觉得对孩子的影响非常不好。原因也是有的，因为姥姥的童年经历非常不好，就是父母抛弃她，这孩子姥姥小时候是比较悲惨的童年经历，所以导致她脾气比较古怪。
这种祖辈和父辈矛盾冲突非常大，还是希望我们帮忙做一些工作，让祖父母更多的理解现在的教育思想，能够达成一致，他们觉得很难搞。我们从理智层面上让他们有一些知识性的学习还是有一些改变，但是改变程度没有那么深。
武志红：我们都很焦虑，但是同时我还想说，如果我们做真正好的事情，就会一点点的发生改变。我最近做一个思考，因为现在和90后打交道越来越多，我会由衷的喜欢他们。包括我们说独生子女问题多，但是现在独生子女会比非独生子女的养得更好。50、60后脸很僵硬，70后也比较僵硬，但是已经好了一些，80后就灵活了很多，90后非常生动，随着我们专业人士没有做努力，但是这个社会环境的改变正在越来越好。
另外我也在思考一件事情，我想构建一个咨询师的队伍，比如说有可能涉及到几百人，也可能几千人，有些时候我们要先抓重点，只要能把专业队伍建设好，这个专业队伍就像种子，有了非常好的种子，种子经过几十年的传播，英国就受很大的影响，甚至全世界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慢慢来，相信好的事物就会带来好的转变。
有时候我们缺乏这种动力揭示出来，中国的隔代抚养里面具有严重的权力竞争，而且背后面临很深的死亡焦虑，或者被抛弃的东西，包括重男轻女，但是我们对这些动力理解得越来越深，我想我们整个社会这方面的焦虑也会变轻。相当于整个社会的焦虑都建立在很深的不安全之上，但是仍然能看到，当这个国家安定的发展这么多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能感觉到焦虑在减轻，一代比一代好。所以我们专业队伍对未来也抱有信心，有些力量在自动发生作用，同时我想我们专业队伍只要把握住一点就好，我们就朝越来越专业的方向发展，未来就会越来越好。
James Rose：我想你提到的给0到5岁的孩子家长做讲座，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们需要想一想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因为对于0到5岁的孩子来讲，其实他们的父母做的是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当他们面对整夜啼哭的孩子，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感觉非常的孤立无助，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搞的，为什么这个孩子还是不睡觉。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帮助家长去体会，去能够表达他们的焦虑，去思考、探索他们自己的焦虑，这个其实也是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环节。心理治疗的核心，其实也许可以被概括成怎么样用语言去描述自己的情绪。所以如果在这些将里面，或者用相应的一些办法，能帮助家长达成这一点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感觉好很多。所以他们可以探索，比如说在帮助孩子要入厕训练时候的一些情绪、情感，或者其他方面的。
王倩：时间原因，不能再给更多的时间了，我们需要短暂的结束。2002年8月的时候，中英只是一个讲座，那时候的邀请是两到三天的课程，我们在长城吸引他。我们做了第一次中英。在这里我感觉到，在中间学派的理论背景下，我们开始延展我们的头脑，我们在谈论社会，谈论环境，在谈论家庭，在谈论我们所能够依靠的，或者说是赖以从业的各种各样的专业机构、医院，我们的治疗室，以及我们不同的设施。
在这个其中我们去考量我们的研究技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同时我们也接壤于相关的各个学科。今天你们听到了来自精神医学，来自临床心理学，来自精神分析这样的一些观点，同时你也能听到我们的联合国儿基会老师问到的一些问题，听到武志红老师的反思，我们从各个层面上好像都聚焦在一个点上，关于父母，关于基本关系的构筑和再度修复的可能。
我们在不断投身其中的时候，我们越走越深入。可见，在中间学派的情况下展开思考，其实还是需要勇气的事情。在你的头脑当中不再是个体内在的幻想世界，你所要关联和搭建的层面，有的时候丰富到我们难以去交叠，不知道如何摆放他们。
我在想在这条路上我们都在尝试着在内心装载着越来越多的层面，还有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各方面的信息，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守护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连接，或者依恋，以及在这个其中一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