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性与爱之间挣扎》第一章被剥夺的神圣空间
作者: 莎乐美 / 2882次阅读 时间: 2016年4月10日
来源: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标签: 莎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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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莎乐美回忆录,德语原名是Lebensrueckblick,直译为“生命的回顾”,是莎乐美去世后由后人整理出版的。

我们最初的体验是对失落的体验,

那种体验是自足的。在出生前一秒钟,

我们还是一切,和一切事物都没有区别,

是某种存在的看不见的组成部分——

然后被迫出生。

我们最初的体验是对失落的体验,那种体验是自足的。在出生前一秒钟,我们还是一切,和一切事物都没有区别,是某种存在的,但看不见的组成部分——然后被迫出生。因此,那个整体的一小点残余都必须避免那种越变越弱的命运,都必须挺立着身子,直面那个矗立在它面前的现实世界。那个世界的实在性与日俱增,而它已然从完满的宇宙掉入了那个世界,就像掉入一个正在剥夺你的神圣性的空间。

我们感到,我们早先的存在状态跟现在的是抵牾的,正如我在下文所要指出的,我们最初的“记忆”①既包括对失去那种存在状态的震惊和失望,也包括一种留恋意识——它应该继续存在。

这是我们在孩提时代碰到的最初的问题。在人的所有早期阶段里,自我意识的基础都是实际经验,再加上与宇宙一致的绵延的记忆,如宇宙权力系统中那个关于长生不老的神仙的传说。早先的人类保留着对那个权力系统的信仰,整个表象世界似乎都屈服于由人控制的魔力。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普遍有效性采取不信任态度,而且从未完全抛弃这种态度。他跟外在世界的关系曾经一度似乎是密不可分的,但现在两者之间有了一道鸿沟。在想像的帮助下,他不断地在鸿沟之上架设桥梁。他的自我形象本来是由神灵修正的,现在也不得不进行自我修正,以更加接近他对外在世界的越来越趋向于精确的观照。这个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之外的领域,这个根据想像复制的领域——是用来遮掩那些发生在人类身上的不幸的——它就叫作宗教

因而,如果今天的或昨天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他父母信仰的耳濡目染,那么他就可能会自动吸收那些宗教信仰。正是在孩童岁月里,孩子的辨别力还没有得到发展,所以他仍然会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对他来说,最高的力量可能像魔力一样地出现在人世间,而且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直到他自己跟这个现实世界中的庸俗和变异发生足够多的摩擦。

哪怕是一个从未接触过宗教的孩子,都可能会经历这一最初的体验失去的阶段。由于分析力不够强大,而欲望的力量又铺天盖地,每一个孩子都是在那个具有无穷可能性的领域里开始他的体验。当我们跟宇宙一体的意识让位于理性的判断,一道来自过去的微光照到了那些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事物上,或者笼罩在那些一开始就使我们深深感动的事物上,就像是变形似的,就像是在宇宙的怀抱中,它把那些事物托举到了更高的空间。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今天或者明天,时代的趋势可能会把一个孩子跟这个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但愿他不会有幻灭感。我们再来设想,在太小的年纪上,他可能就被要求发展他的批判力,不正常地压抑他的自然欲望,来锻炼他的想像力,而在他的理性能力发生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他的想像力一直是非常活跃的。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害怕反理性、害怕用想像力来报复理性吗?要知道,在想像的领域里,客观标准是要被抛弃的。

更加严重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正常的孩子往往会丧失他对宗教加诸他自身的那些教育的兴趣,他的批判性的注意力会转向外在世界对他的看法——正如他原先对童话的偏好会转变为对现实的浓烈兴趣。否则他的发展就会受到束缚,一边是趋向于生活的动力,一边是对生活的限制表示不满,这两者之间是有分歧的。

由于我们的出生本身造就了两类存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某种形式的调停还是需要的。拿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吧,当我已经开始让自己去适应理性判断的时候,我退入了一个纯粹幻想的境地。在那种境地,我的父母和他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被抛弃了(几乎可以说是背叛)。这有利于我进入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我把自己奉献给了某种更强的力量,去分享它的权威甚至它的万能。

也许有人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我已经离开父母的怀抱,出溜到了地面上,现在已经到了上帝的怀抱之中——他是一位老爷爷,他非常地宠爱我,同意我做任何事情,乐于赠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多得好像他的口袋一直是鼓鼓的。我感到他几乎是万能的——如果不能说是“至善”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结合了父母双方的特点——母性的温暖和父性的力量。(为了把两者区别开来,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作爱和力量,而我们如果真的把两者分开,那么我们最初的美好生活就会瓦解。)

是什么东西使一个人把梦想认作现实的呢?是拒绝。我们拒绝自己被限定在这个外在世界之中,拒绝某样外在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强加在我们头上,拒绝去完全认可那个把我们自身排除在外的世界。

当然,这就是我之所以奇怪地没有被上帝的力量扰乱的主要原因,这种力量是一点都看不见的,它比我父母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上帝最终将收回人们从他那儿得到的一切。他就是那样赢得所有虔诚的信徒的。而我的信仰则还有一个成因,它关系到一件古怪的事物,而这件事物又跟镜子有关。每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我都因为心灵受到扰乱而看不清楚,我看起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此而已——太拘谨、太放不开。身边的任何一件事物——哪怕是触手可及的——都能迫使我停住。如果我不照镜子,我就能使自己从这种感觉中解脱出来。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我自身的敏感,我似乎要求自己出现在每一面镜子中,就好像如果镜子中没有我的形象,我就会无家可归似的。这似乎是相当反常的事,因为我在后来的类似情景中也曾一遍遍地重温这种体验——尤其是当我感到镜子中的形象跟我本身的形象具有某种关系的时候——这种关系是无害而有趣的。从我自身来说,这些早年的想法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发现,任何事物都不会扰乱那无处不在而又无从看见的上帝。

当然,很明显,这样一个上帝的形象,由于它是由这么多早年的感情和感觉补缀而成的,它几乎不可能长久地留存——那些更加理性的、更加可解的心理形象会留存得更长久些——这跟祖父母一般都会死在父母前面是一个道理。

一个小小的记忆可以用来说明我不轻易怀疑的习惯。有一回,我父亲从一个宫廷宴会上回来,带着一个让我惊喜的小箱子,它可以“嘭”地一声突然打开。我感觉箱子里装着金色的衣服。可是父亲警告我说,箱子里的衣服是用纸做的,只是镶了点金边而已。我决定不打开它。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那些衣服始终是金色的。

我也不需要用肉眼去看从上帝那儿得来的礼物。它们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它们的数量也是无法数清的;我确信自己能收到上帝的礼物。而且,它们并不跟我的行为挂钩,不像有些礼物需要有好的表现才能获得。甚至于那些生日礼物,它们之所以在我的桌子上闪闪发光,也是因为我有良好的表现,或者是因为父母希望我有良好的表现。现在,我常常被认为是一个“淘气”的孩子,痛苦地承受着桦木树枝的鞭打——我总是在上帝面前狠狠地抱怨这桦木树枝。结果,他完全同情我。事实上,对于我父母用桦木树枝抽打我一事,他似乎感到非常愤怒。如果我碰巧心情好(这样的感觉不会经常出现),我会想办法说服他,让他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这些幻象经常自然而然地进入我的日常生活,对此我往往付之一笑。直到某一天,我跟一个亲戚家的比我大一点的小姑娘出去散步。当我们回到家里时,大人问我们:“小姐们,你们在散步时看到了什么?”我的回答如同一整部没有删减的剧本。我那个小同伴发现她那孩子气的荣誉和真诚受到了冒犯,便失落地瞪着眼睛看我,并且尖声高叫着打断我:“可是你在撒谎!”

我觉得,我后来总想要把事情陈述清楚的努力就源于那个时刻。尽管我为这样逼迫出来的小气感到深深的沮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丁点儿都不添油加醋。

在黑夜里,我并不仅仅告诉上帝那一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还要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整个故事,我这是出于一种慷慨的精神,因为他根本没问我。这些故事都有一个特殊的点。它们来自那种给上帝提供整个世界的命运。因为我跟上帝的关系比较特殊,所以他往往会使我的注意力偏离这个现实世界,使我在现实世界中反而感到不自在。因此,我从跟人、动物或其他事物的日常接触中选取故事的材料。人生具有神话的一面,这基本上不需要强调——实际上上帝就是我的故事的听众。我惟一考虑的是提供一幅可信的现实画面。当然,我很难跟上帝说他还不知道的事情,但我可以保证我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始讲每个故事的时候都不带任何自满的情绪,并且总是以这样的短语开头:“正如你所知道的”这种跟上帝的关系是想像性的、有问题的,当我接近老年时,我回想起了那突如其来的结局的细节情况。我在小小说《没有上帝的时日》中陈述过这种关系。②但是,在那个故事里,孩子是被安置在一个外国背景里,而且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也许那是因为我仍然感到那种跟这些亲密的细节保持某种客观距离的需要。

每一个冬天,仆人都会从我们在乡下的房子里来,给住在城里的人带来一些新鲜的鸡蛋。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他发现一对夫妇站在庭院中央我那个小房间的前面。他们想要进去,但他要他们走开。下一次他来的时候,我急忙问他那对夫妇的情况。毫无疑问,那是因为我担心那对夫妇可能饿死了或冻死了。他们会去哪儿了呢?他说,他们还在那儿。那么,他们仍然站在房子的前面吗?不。那对夫妇发生了变化,变得很慢但很彻底,他们变得越来越瘦小了。他们最终倒下了。有一天早上,当他在门前扫地时,他发现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那个女人的白色外套上的几颗黑纽扣和那个男人留下的一顶扁了的帽子。不过,他们曾经站着的地方仍然覆盖着他们冰冻的泪水。

这个可怕的故事使我感到悲伤,但最让我烦恼的还不是这种悲伤,而是他们谜一样的转瞬即逝,他们好像是融化掉了。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阻止我看到那显而易见的结论,只因为它太简单,而我体内的一切都在以日益高涨的激情寻求着答案。就在那个晚上,我跟上帝就那个答案争论了起来。一般而言,他跟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关联,他只是一只耳朵。这回我也没有多问他。他只需要让几个简短的词语从他那说不出话的嘴巴里吐出来、再溜过他那看不见的嘴唇:“雪人先生和雪人太太”。不过,事实是灾难性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灾难;它粗暴地撩开了幕布,显露出那隐藏在幕后的无法形容的险恶。由于那画在幕布上的上帝并不只在我眼前消失,他是完全消失——上天入地都找不着他。

当那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一个活人身上时,它会令我们失望。在某一点上认清事物,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存在的,我们可能已经改正了那关于他们的错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身上。在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发现这两者之间迟早会出现断裂。经验告诉我们,它是否是严肃的、可以补救的,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不过,在上帝那儿,这种差别是实质性的。这可以在下面这个事实例子中看出来:上帝信仰的消失绝不会导致上帝赐予的能力的失落,这一能力一般来说会使你相信一些想像中的事物。于是,我想起我们按照惯例在家里举行宗教献祭仪式时的情景,恶魔的名字会被高声喊出来,而我会被从昏沉中惊醒:他还在附近吗?他是否就是那个让我从上帝的怀抱中掉出来的人。上帝的怀抱真叫舒服啊。如果说他该负责,那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他决斗?

为了分析那样的情景(它消失得太快,但已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我想特别地提出一种调子:我没有那种要去分担上帝消失的罪责的感觉,但有一种同谋的感觉—— 一种预感到即将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前兆。那促使我去检验上帝的事件极其微不足道——尽管雪人先生和雪人太太是孩子们堆起来的,但我无法见证他们。

我体内的险恶意识被唤醒了,在我的童年时期它已不会有什么大的发挥:它只是加剧了那种使我在现实世界中感到自在的难度,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上帝。非常奇怪的是,上帝的消失在道德领域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使我变成了一个好小孩,比以前还要好,如举止更加文雅(因此没有上帝的我并没有变成魔鬼)。那大概是因为沮丧往往会对不规范的行为有一种抑制作用。不过,这其中可能也有一个正面的原因,即那种对我父母的出于本能的同情。我不想给他们惹麻烦,因为,跟我一样,他们也受到了打击——上帝在他们那儿也消失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

当然,有一段时期,我曾经努力想扭转局面,去模仿信仰宗教的父母,正如过去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们那儿得来的和学来的,我是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才相信现实中的事物的。我时常在傍晚时分犹豫地握紧双手,绝望而谦卑,就像是一个陌生的小孩,被从广袤的孤独之乡的边缘地带招来,被带到了难以置信的远方,但是那种想让新、旧两个地方的关系和谐起来的努力,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隐秘,它被证明是失败了。尽管我一直很谦卑,但这依然是迫不得已的事。对于一个截然不同、没有利害关系的陌生人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方式。去麻烦一个对事情一无所知的人,我会感到羞愧。这加剧了我的孤独感。

我在睡觉前,继续讲述我的故事。跟以前一样,我的故事都来自一些简单的素材,人物和事件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尽管它们也已经经受了决定性的逆转,因为听众走掉了。不管我如何努力地修饰它们,用一条更好的线索把它们引向结局,但它们还是消失在了阴影之中。你可以看到,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它们在上帝温和的手里没有得着一刻的休息,就像是那些他从其偌大的口袋里拿出来给我的礼物。因此,我甚至确信它们是真实的,因为我已经接受它们并把它们转交给了别人。它们变成了我莫名其妙的焦虑的原因。就好像我把它们推入了不确定的现实生活之中,使它们不再受到任何的保护。一开始,它们正是我从生活中得出的印象。我常常重复地做着同一个噩梦——当我因为出疹子而发高烧时,这个噩梦一再地出现。在这个噩梦中,我看到了许多来自我的故事的人物,我把他们抛弃了,不给吃也不给住。除了我,没有任何人能够让他们分开。当他们进行复杂的旅行时,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从他们所在的地方弄回家来,让他们回到庇护所里,我想,只有那样,他们才能得到安然的休息——他们中所有的人的个性都千差万别,而且在数量上不断地成倍增加,直到最后,他们会找不到回到上帝身边的途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把那些相当有分歧的外在的印象相互联系了起来。③

我对故事中的人物性格的考虑不是母爱的表现;一般人都认为那可能是一个小女孩的母爱的表现,甚至当我们在玩洋娃娃的时候,也有这种表现。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则会把洋娃娃放到床上,并让那些我们玩游戏所需要的动物回到圈栏里去。他们把这作为供我表演的机会。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哥哥的这些举动显示出他比我具有更强的想像力。

当我跟那些与自己同龄的女孩朋友在一起时,我不太谈论我这些神圣的“体验”。(我有一个特殊的朋友,他是我的远亲。跟我们一样,他母亲那方也是法裔德国家庭。)我使事情保持在一种暧昧的状态中,就好像我不太确信它们会唤起类似的体验。不过,过了几个年头,我对那些体验的记忆消失了。因此,我记得许久之后,当我碰见一张皱皱巴巴的、破烂不堪的纸片上有我曾经胡诌的一首诗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这首诗是在芬兰就着雪夜那神奇的白光写成的④:

哦,头顶上明亮的天空,

我把信任交托给你:

不要让欲望或恐惧

把你从我的视野隔离!

你伸展在我们的上方,

被风从这端扫到那端。

请让我在跌倒前看见

道路并再次看见你!

我并不奢望逃离痛苦,

也不要求爱情的真诚;

我要的是宽广的草原

好屈膝在你的下面。

我仿佛读着一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诗篇,我读了又读,甚至为它所具有的诗歌的价值感到了某种不折不扣的虚荣!不过,文字背后的基本感觉歪曲了我后来的行为和经验,就好像那种感觉不是慢慢地从高兴或悲伤的一般事件中升上来似的,而是来自我最初的童年时期。所有人在最初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时,都会感到震惊,他们会一再有这种震惊的体验,而且会贯穿整个一生。

管有种种可信的传记材料,但要认清这些问题还是很难。也许举个具体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在我的床头,放着一本小型的日历,上面有52条《圣经》中的语录,每周是不同的一条。其中有一条说:“要学会心平气和,做你自己的事,而且要亲手做。”这话肯定是早年那种逃亡感觉的回响,它也可以解释那本日历之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悬挂在我墙头上的原因。《圣经》中的那段话一点都没有孩子气,它贯穿了我远离上帝的所有岁月。我没有忘掉它,一是因为我父母,二是因为它穿透了我的心。当我移居到国外生活时,我就带了这本日历和其他的一些小东西。当尼采听到那段话时,曾说:“抛开那些中不溜的衡量标准,要下定决心过一种完整、完全、完美的生活。”⑤

事实上,这些印象都来自我非常早的童年经历,它们似乎会让人感到惊讶。我曾经说过,它们不仅跟婴儿期的衰退有关,而且跟婴儿期的发育不良有关。我心里很快就形成了“上帝”的概念,而这个概念跟上帝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化本质是不一致的。这种精神化本质的衰弱比在一般状态下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性,也更加具有干扰性。就好像我是第二次被投入这个世界似的,因而我往往跟冷静的现实发生冲突。

在我17岁的时候,由于某种外界因素,我第一次直接回忆起了我早年跟信仰斗争的情况。那个因素是:在改革后的福音派教会中,跟赫尔曼·道尔顿一起接受笃信教导。⑥由于上帝不需要那些作为教规的宣言和教训,我从儿童时代起,内心的上帝形象就变得很衰微。一种秘密、虔诚的愤怒情绪油然升起,我抛弃了关于上帝的存在、正义以及那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善良的理性证据。这使我感到羞愧,就好像他在被迫倾听我童年时代的所有一切,既震惊又迷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在为他说话。

如何确认信仰是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真正结果是:由于我父亲生病了,我让道尔顿开始对我讲述本来应该在第二年讲述的教义,以避免我在那时因为离开教会可能会引起的任何不快心理。不过,在那之后,我正式离开了教会。尽管理性地来说,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感到我做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但我还是做了。其实,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就不会让虔诚的父母既痛苦又担心。把我引到这种地步的,不是对真理的狂热追求,而是某种不可避免的、不可调和的内心冲动。

在我这一生中,我的兴趣和其他各种因素导致我钻研哲学、甚至神学,在这两个领域所花的时间比其他任何领域都要长。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反映出我作为一个小女孩的虔诚的品性,而且这跟我后来对信仰的拒斥也没有任何关系。我系统学习过、思考过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刺激过我早年曾经拥有的信仰——就好像那种信仰在“成人思想”的王国中失去了地位。结果,所有那些学术领域,包括神学,对于我来说,仍然保留着纯粹理性的兴趣。这些领域从来不曾跟我曾经一度体验到的感情领域有关,更不要说是两者之间的融合。可以这么说,它们有点像是我所确信的教规。当然,我承认,甚至常常羡慕别人能够通过研究,创造那些初始虔诚的替代品的本领——那种替代品也是相当具有精神性的——我还羡慕他们能用成熟的思想,把过去融合到现实中的能力。他们把自己推向前进的最好方式就是学习整个的人生课程,比我学得好得多;我每次在表达我对人生的看法时,总是结结巴巴。不过,对于我来说,这些方式仍然显得陌生而遥远,就好像我们在谈论某些完全不同的领域或主题。

有些人把他们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思想的事业。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他们最吸引我的一直是他们作为人的品质。不管他们在他们的哲学中把这种品质表达得多么微妙,你都可以说,从深层意义上来讲,对上帝的体验一直是他们的人生体验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体验。其他还有什么可以拿来作比的呢?我一直爱着他们,一直在用爱寻求那穿透人的心灵东西;在人的心灵深处,展开着我们最隐秘的对命运的感受。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我在我的生活中,不能在欲望与真理之间、在情感期待与理性知识之间取得平衡,而这种平衡往往只能慢慢地取得,那么,这些早期宗教情感在何种程度上会继续对我施加影响呢?我只能真诚地说,上帝消失了。不管生活和世界的表面如何变化,那些留存在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的宇宙已经被上帝抛弃了。也许这恰恰是我以前对上帝的信仰中的孩子气的表现;正是由于这种孩子气,当我后来想用别的东西来替代或调整我心目中的上帝形象时,我发现根本不可能。

不过,对上帝消失的孩子气的看法固然有这种否定性的结果,但它也有肯定性,它用同样无可挽回的事实把我推入了现实生活。我要对我最好的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本来这种判断应该是由上帝做出的,而我这么做,可能会在其中融合我自己的感情。我的判断可能只会限制、偏移并削弱这种结果。

所有这一切对我人生的初始影响都是极为肯定的:要有跟万物分担命运的感觉。从早年开始,这种感觉就在我混沌的心中苏醒,它具有某种持续不断、入木三分的力量。因此,称之为“感觉”比“知觉”要更好些,因为知觉总是跟客体相连。我们深信,我们拥有共同的命运。这种感觉不仅限于人类,而且跟宇宙中的尘埃相连。由于它不会被任何人性的衡量标准和价值观念所改变,就好像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来进一步调整、提升或贬低任何事物,就好像无论是谋杀还是灭绝都不能影响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事物。

人们可能会看到我早年跟上帝的关系在精神上的遗留。在我的整个人生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欲望比表现尊严更合乎我的本能——表现尊严是第一重要的,然后才是为人处事。

在我所要讲述的故事中,尊严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能只有尊严才是我的故事的主题。尽管所有其他内容都肯定是关于许多围绕着这个主题的事物的,但尊严这个最简单的词始终在所有这一切的下面,稳稳地、默默地。

我可能写得不合逻辑,但我必须坦承:任何类型的信仰者,甚至是最荒谬的信仰者,都在看到人类正在彻底地失去尊严意识的时候,自己感到了优越。⑦

————————————

① 在写作这部回忆录期间,即在1931年的早春,莎乐美给弗洛伊德教授写了封公开信,题名为《朝拜弗洛伊德》。如果读者把此处故作随意的表述跟公开信中那种跟理论紧密相连的表述进行比较,再把“渴望回到子宫的黑暗之中”(见那封信的第38页)跟“渴望回到万物的一致”(此处)进行比较,也许她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独特观点将更容易被理解。莎乐美描述了她与弗洛伊德的相似和不同:“他致力于重塑人类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并使之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做这一切出自理性而非本能。从一开始,我们之间的差异就是明显的,他宁愿将人类从危险的相互联系中解脱出来,而我更愿意感受那种力量,即使它是病态的、不正确的。”

然而,另一区别很快摆在面前:里尔克的第八首《杜伊诺哀歌》提到:“记忆,就好像是世人所求索的,以前离我们更近些。”“这儿的一切都很遥远,那儿的一切近得像自己的呼吸。”接下来提到了“那片旷野”,只有动物,即非人类的生物才能“用它们的眼睛”觉察到它的存在。“这片旷野”可以跟莎乐美提到的“庇护所”(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一简要的表达)联系起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寻找里尔克对莎乐美的影响,而是为了解释莎乐美在回忆录中所使用的特殊视角。莎乐美多次使用“Zurckrutsch”这个词,它生动地体现了莎乐美作为德国女人的特点;它是莎乐美对弗洛伊德的“回归”这个概念的解读,“回归”的意思是“利比多回归到它发展的早期”。

(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莎乐美回忆录的编者恩斯特·菲弗(Ernst Pfeiffer)所注。)

② 《没有上帝的时日》(Die Stnde ohne Gott),后来选入同名的儿童故事集。1922年由欧根·迪德里希斯(Eugen Diederichs)出版。1919年6月,欧根在荷恩瑞德(Hohenried)的海斯勒(Henry von Heisler)家短暂停留。那时莎乐美已“步入垂暮之年”,她再次忆起了有关的细节。故事写于这之后不久,开头是乡下仆人所讲的荒诞故事。故事讲的是一对神秘的夫妇站在自家狭小的房子前面,回答孩子提出的越来越深入的问题。从此以后,这个小女孩的生活直接展现在上帝面前,虽然这其中有一个诗性的转变,但仍非常接近她的记忆。比如,书中提到上帝在“明亮的阳光”中出现的情形:“在一个套间里,有一间单人房,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在这个房间里,她被允许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包括锁门。当然,这把锁对上帝来说是不存在的。”友善的仆人的第二次来访构成了故事的第二部分,即大灾难:“仆人看到了事情从一开始的全过程,但他自己无法解释,——不,人类无法知晓这类事情。她如何能忘掉这一切?难道得去问无所不知的上帝不成?不仅是现在,而且在以前——我们都会问:这对夫妇看上去很熟悉,他们是谁?——名字,她想知道的是这些人的名字!现在她站在那儿,聆听着。”

从莎乐美1900年跟里尔克一起远赴俄国的日记里,人们发现了她关于儿童时代的最初(现存)记忆:“最后一切都变成了梦想。最大的和最小的东西不加区别地混到了一起,生命也许已然存在,但谁能将之理顺呢……最后结束时,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一个小女孩,在黑夜中独自躺在床上,陪伴她的只有枕头边上的两个娃娃,一个是瓷的,另一个是用羽毛和蜡制成的。我看见自己在给上帝讲述最动听的故事,而不是在进行睡前祈祷。”莎乐美1936年的笔记中又提到了这一记忆:“当我回想童年的往事,我几乎凭直觉看到自己在临睡前给上帝讲故事。”

③ 在儿童故事《托尔和乌尔的联盟》(Das bndnis zwischen Tor und Ur)中,作者通篇都在描述这种想像式的过程。这是《没有上帝的时日》一书中的第3个故事。故事的开头有一个小姑娘,她喜欢把她脑海中的想像与她遇到的人和事联系起来。“为此,我们想到了许多人,其中有些还是现实中的而不是想像中的;因为我们觉得跟他们玩,才有过瘾的感觉。”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作者把许多人的特点综合到一个人身上。例如,她把“祖父”的特点给了她的伙伴特瓦德,这是因为她曾偶遇一位害羞的老头,他的眼神带有畏惧。当特瓦德注意到这种虚构的倾向,他惊叫(他只是莎乐美的“小亲戚”):“你在撒谎。”乌尔苏拉还记得,有一次,当她虚构另一章节时,她惊讶地批评说:“那是你杜撰的。”后来她决定绝不再增加虚构的成分。在作品的第7页,她写道:“当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后,或许这种习惯潜入了我的生活。”这句话意味着莎乐美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跟小乌尔一样),有特殊的倾向和能力。她不仅能创作出一个人物原型的多种模样,还能描绘出她所认识的这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样子。小说《房间》(Das Haus)中的人物巴尔杜因就有着年轻的里尔克的特征——在他们尚未相遇之前,她对他的想像。

④ 莎乐美第一次回忆起这首诗,是在俄国长途旅行即将结束时。她曾说,这首诗的灵感“来自许多年前在芬兰龙加斯(Rongas)的一个明亮的夜晚”。在第一个译本中她忆起了这些,在日记中,这一点有所不同,有一个额外的章节。

⑤ 参见歌德的诗《忏悔录》中的倒数两节:“如果你想奉献/就要彻底奉献给那些信任你的人/我们将跟随你/奋斗不息/抛开那些中不溜的标准/生活要的是果敢/全部、完满而美丽。”尼采是从马志尼那儿学到这一生活信条的。他们相遇于1871年2月,从那以后,这一信条成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座右铭。

⑥ 道尔顿注意到莎乐美的情形是这样的:有一次,他正在作关于上帝无所不在的讲演,说我们无法想像有一个上帝不在的地方。莎乐美高声说:“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地方——地狱。”这点给道尔顿留下了印象。这之后,道尔顿很想见她,但她已离开了教会。

⑦ 这最后一段用铅笔写成,是后来(约1936年前后)加上的。莎乐美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她将“乐于用类似说教的形式,强调这件事的重要性”。或许,正如她所补充说的,那是因为她在开始写作时,只是把基洛特牧师的许多布道词拼凑在了一起。有一次,在冥想时,她将“上帝的缺席”视为自己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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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 Andreas-Salomé is known as much for her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as her novels, her friendship with Anna and Sigmund Freud, and her personal involvement with 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et Ranier Maria Rilke. Brilliant, charming, and creative, her gifts allowed her to have contacts with some of the most noteworthy figures of her time. Her best known novels are Ruth (1895), Das Haus (1919), and Rodinka (1923), which was dedicated to Anna Freud, and a book about Nietzsche, Nietzsche in Seinen Werhen (1894). Her essays and other writings were widely read and her fame was widespread. Her affair with Viktor Tausk and his subsequent suicide are documented in Paul Roazen’s Brother Animal (1969). There are several biographies including Binion’s Frau Lou: Nietzsche’s Wayward Disciple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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