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之为科学，其特点为方法，而非其所研究的对象。这些方法可用以研究文化史、宗教科学、神话学及精神医学，都不至丧失其基本性质。精神分析的目的及成就，只在于心灵内的潜意识的发现。
集中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的临床经验，我们发现，精神分析的方法，应该包括催眠术、烟囱扫除法、精神集中法等等精神病治疗方法。
我关于精神分析的最初观点，大多来自我的老师兼合作者——维也纳的医生约瑟夫·布吕伊尔——的一个关于歇斯底里症的临床病例。由于自古以来，医生对于歇斯底里症一直是束手无策的，最好的结果是保持其良性状态，不使其发病。所以，一旦诊断出病人所患的是“歇斯底里症”的时候，医生一般认为他们自身遭受的痛苦“歇斯底里”。“歇斯底里”一词源于古希腊词汇“子宫”，认为这是只有女人才会患上的疾病，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这种神经系统疾病被认为是巫术的一种，在中古时代，许多女患者因此被送上了火刑架。如今，在病理学界，对于歇斯底里症的普遍看法是——如果病人的情况还未深入到脑组织损伤的程度，最好采取药物治疗——但即使如此，大多数药物对于这种疾病往往无济于事，医生仍旧把歇斯底里看作是一种“伪装”或“拟态”，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一种特殊的“想象”或“假想”，看作是“妇女病”，把它诊断为“子宫的倒错”或阴蒂的病症所引起的，在治疗时一般要采取切除阴蒂的野蛮手术，或让病人嗅一种叫“缬草”的植物，以后可以引起一种特殊的反应——子宫的收缩。
1880年，一位21岁的女孩安娜·欧，找到布吕伊尔，请他治疗她积蓄已久的歇斯底里症。她原来具有出众的才华，但因为看护患病的父亲以后，在两年中却经历了一系列身心紊乱，出现了肢体麻木及严重瘫痪，甚至视觉神经障碍。当需要进食时，难以保证头部的协调，并伴随着强烈的神经性咳嗽、恶心，丧失了饮水的功能——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病人感到干渴得要命，然而却突然不能喝水了，而且来得毫无理由。当时我注意到的场景是：她手中拿着一杯水，可是一碰到自己的嘴唇就把它推开，就像得了恐水症一样。显然在这几秒钟内，她便处于失神状态，只能靠吃水果来减轻干渴的煎熬。在最后的一段时期内，她的语言能力也消退了，甚至无法说出母语，奇怪的是，却连续说出流利的英语。在一系列治疗中，布吕伊尔医生始终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体现出关心和同情，虽然不知道如何具体帮助这个病人，但显然经过多年临床经验，他积累了一定的方法。同时，他注意到一些特殊的地方，病人处于“失神”或“心理变态”时，常自言自语地重复几个词，好像是在他严密的神经体系中被疏漏的一样。
布吕伊尔有了一个伟大的构想：他决定采用催眠术使病人处于睡眠状态，在她陷于睡眠中对她反复重复她曾经吐露的词，并观察由此带来的联想。显然，这种提示使病人意识中断断续续出现的内容重新出现并连接在一起，使她用简单的渲泄方式表达出来；令人咋舌的是，她所表达的关于幻境的内容具有惊人的美，甚至超越了一般唯美派诗人的作品。布吕伊尔立刻意识到，他所采取的实验方法恰恰是对付这个病例中精神异常的良药。对此，我在《癔病研究》中总结了治疗歇斯底里症的关键内容——在为精神病治疗施行催眠时，如果病人能够回忆起他们最初出现的形式以及有关的联想，就能够为他们不良情绪提供发泄口，从而使病症消失。人在正常精神状态背后，在意识的深层，存在一种原始的意识形成。任何症状都不是单一的、有伤害性的情况的产物，而是由好些类似的情形累积形成的。所以，当一个病人在催眠的虚幻状态之下，回想起某一情景，而达到自由表达其情感，或表达原先被压抑的心智行为的目的时，症状就自然消失而不再出现。
布吕伊尔的具体做法是，把她催眠到很深的程度，然后要她回答他的问题，要求她说出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压迫着她的思维，折磨着她的精神。在她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并无二致，无法分辨出自己病态的具体所在，也无法说出病症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但当她被催眠时，她立刻就可以认清到底是什么引起自己的发病。情况正是这样，当反复实行这样的治疗后，病人终于谈到了使她在恍惚中厌恶水的原因。这源于自己厌恶的英国保姆，在数年前，当她走进厨房时，她看到保姆的狗正用餐桌上的杯子喝水，她保留了自己的情绪，把这段记忆埋藏在心里。更深入地讲，她所患的一切症状，都和她服待在病榻上父亲时的经历有关，其中每一个症状都具有它本质的含义，都是些积攒情绪的表现，十之八、九都是她在父亲病榻之侧所兴起的一些非压抑下去不可的念头，或冲动转移成症状性行为的后果。布吕伊尔发现，在病人发泄了这段长久以来压抑在心中不愉快的经历之后，她在干渴时，毫无异样地喝下了大量的水，那些症状从此永远地消失了。在治疗反复发作的抑郁性意识错乱之后，布吕伊尔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为她解除了各种抑制和肉体上的毛病。
正是这样，我开始在自己的治疗中采取老师的治疗方法，我逐步实现了自己运用精神分析治疗疾病的想法。然而，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却依然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正因为此，造成了我长期的困惑。在经过众多的挫折与观察研究之后，我终于明白，关键在于某一个病例上所发现的成果，并不能当作普遍的真理而广泛地应用到其他的病人身上。但不可否认，布吕伊尔的治疗发现，抓住了歇斯底里等一些精神病态的重要特性，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那种让患者自己用言语表达幻觉和想法的方法，被称之为“谈话治疗”或“烟囱扫除”。在与安娜谈话的时候，病人会忽然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德语，而只能讲英语。这就说明，在催眠状态下，患者失去了自控能力，原始意识状态从多种压抑的一般状态中恢复出来。于是，在催眠术状态下，她正常使用的也是长久的语言习惯，反而被压抑了，而原来被压抑的英语则反而上升为主要语言。
在接诊大量的临床治疗(其中大多数病人是神经症者)之后，我丰富了自己神经症治疗的经验，采用电疗、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治疗精神病，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用。之后，我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治疗歇斯底里症，在实践治疗所采用的一系列有效方法中，成效最突出的是催眠术，可以说正是催眠术治疗法在对歇斯底里症的治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一胜利，从而发现了“潜意识”，并成为我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
但是，在进一步治疗中逐渐发现采用催眠进行暗示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尤其是，催眠术的施用频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对某些意志强硬的病人就很难催眠成功，同时也无法将病人都催眠到袒露内心隐私所需要的深度。一切努力仍然没有触及歇斯底里症的最本质的内核。同时，我还发现，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对治疗效果存在着重大的影响，精神治疗取决于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个人关系的发展。如果双方关系和谐，则治疗效果倍增；反之，则进展缓慢，甚至治疗失败。
为了增强自己催眠的手法，1889年夏天，我带着一个女病人到法国的南锡，求教于当时经常采用催眠术的法国医生本汉斯。这位女病人与布吕伊尔所治疗的恐水的女孩安娜类似，是一个极有才华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我采用了催眠疗法，但效果并不理想，催眠疗法并不能彻底根治她的病，她的症状不时地复发。开始时，我自觉惭愧，认为是由于自己的知识有限，而不能使催眠达到使她梦游或记忆消失的境界。所以，将她带到南锡，同本汉斯一起研究、讨论，并让本汉斯亲自对她实际催眠疗法。结果发现，催眠疗法确实不能使她达到那种境界。于是，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暗示法所获得的成功治疗，也只是部分的。在后来逐渐摸索中，我全面研究了一般神经系统疾病的特点，改进了布吕伊尔“烟囱扫除法”的治疗技术，提出了所谓的“精神集中法”，这是从法国本汉斯的观点中得到的启示。按本汉斯的看法，所谓催眠术，就是把被压抑的、已被遗忘的经验疏导出来。所以，我设想可以用将手压在病者额头上的“精神集中法”，使病人回忆起被遗忘的事情，以便配合对歇斯底里的治疗。在发现“精神集中法”的功效之后，我便逐渐放弃了催眠术。
以上所述，好似我个人经历的缩写，对此，我不否认，因为任何经验的丰富必须伴随时间的推移。在精神分析中，分析方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催眠术”到加入暗示的“烟囱扫除法”，再到“精神集中法”，乃至于在此基础上通过梦的分析而引出的“自由联想法”，这一切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用——有利于精神病的治疗，而在不断地研究实践中，也完成了“精神分析疗法”的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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