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说明，对特定父母人物的特殊认同，可能加速（或减慢）道德或心理性欲序列的自然发展，也可能赋予特定发展阶段以特定的内容和情感意义。反过来，儿童的发展阶段又赋予亲子关系以特定意义。不过，我也说明，对特定父母任务的特定认同，既不是道德或心理性欲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
在别处考察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必要根据独立于特定亲子关系或认同来解释道德和性别角色发展的一般趋势。
1、与儿童和年轻成人不像同一社会阶层的任意父辈个体一样，他们在道德水平或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水平上也不像他们的父母。所有报道过的研究表明，男性青少年或年轻成人的道德成熟阶段或水平（如，用我的方法界定的）与他们的父母没有明显的相关。尽管“原则水平”的母亲比其他更低阶段水平的母亲更可能拥有“习俗水平”的儿童，但是这不能归因于认同机制。如果真是认同机制起作用，习俗水平的母亲应该比原则水平的母亲拥有更多的习俗水平儿童。
2、对同性父母认同（知觉到的相似性）的测量并不明显清晰、稳定地与道德和性别角色的成熟相联系。或者与道德和性别角色的“内化”（如，对习俗道德、性别角色的态度和标准的接受）相联系。关于性别角色，女孩的女性气质测量往往与对异性父母（而不是通信父母）的认同测量相关。大多数（但不是全部）年龄阶段，男孩的男性气质测量与对同性父母的认同测量相关。关于道德，发现对父母认同测量与习俗道德规范的接受之间存在低水平的显著相关。这些都不是性别特定的。例如，与对异性父母的认同相比，对同性父母测得的认同没有跟冥想地联系于道德态度。这些相关最好根据温情和喜爱来解释。例如，如果儿童喜欢他们的父母，那么他们就倾向于与父母保持一致，并且从父母哪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道德态度测量和知觉到的相似性测量所反映的那样。
3、儿童人格中没有概括化的“认同—内化因素”。道德测量与性别角色态度（或发展）测量之间互不相关。认同测量在某一年龄阶段也不能预测在另一个年龄阶段的认同测量。
4、同性父母的存在不是正常的道德或心理性欲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以色列集体农庄中生活的儿童与在没有父母的单亲家庭中生活的儿童，在道德、态度、行为和性别角色等方面（观测到的）“规范性”或发展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于完整家庭中的儿童。
人们对那些表明“父亲对儿童性别角色同一性发展的重要性”的研究结果，存在普遍的误解。关于对女性气质-男性气质态度的测量，实际上没有研究表明有父亲的男孩与没有父亲的儿童之间存在任何明显差异。麦科德等人（1962）所作的一项自然助于纵向研究表明，在女性气质或同性恋的发生率上，有父亲的男孩与没有父亲的男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尽管这些研究结果同“主张特定的认同或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正常的社会性发展所必要的”任何理论相矛盾，但是一些研究结果却表明，糟糕的父母亲关系会阻碍或破坏这种正常的社会性发展。例如，麦科德等人（1962）发现，存在强烈婚姻冲突的完整家庭，比没有冲突或没有父亲的家庭更经常产生“女性气质”的男孩。赫瑟林顿也研究发现，父母极端软弱的男孩与父亲非常强权的男孩相比，前者在性别类型化上较低，对父母的模仿更少。不过，父亲强权的男孩与随机抽取的人群（甚至于史密斯研究中没有父亲的人群）没有什么区别。换句话说，尽管很糟糕的、异常的或冲突的父母关系妨碍了儿童性别角色态度的发展，但是“好的”或顺应的父母互动关系，既不是正常的性别角色发展所必需的（因为在这点上，它不能使有父亲的男孩优于无父亲的男孩），甚至也不是更有利于正常性别角色发展（因为男孩气质高且强权的父亲与在这方面中等程度的父亲一样，也不可能拥有更具男性气质的儿子）。
在道德领域，格卢克父母（1950）的研究结果清楚的表明，违法男童更可能来自非常“坏的”家庭（根据任何“坏的”标准界定的）。但是，与特别好的父母的特定关系，既不是正常或高级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因为父亲的缺失、父亲的道德水平以及“好的”育儿技术（在界定上）都不能预测这种道德成熟。
有关异常坏的父母对儿童的影响，有相对清楚的研究结果；而有关父母缺失（或儿童养育中的正常变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很缺乏。这一对比在几方面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就认同理论来说，我指出，精神分析的认同理论（特别是对攻击者认同的概念）用于解释不合逻辑的、病理学的或异常的认同。我也指出，在某种概括意义上，一个关于男孩为什么想成为男孩的理论，不是一种关于为什么一个男孩想成为女孩的理论。在概括意义上，对男孩为什么想成为好人的一般解释，也不是对某一特定男孩为什么想学坏或认为自己是坏的解释。尽管我们不能得出，男性气质低的儿童或犯罪儿童已经形成一种确定的、异常的“异性的”或“坏的”父母认同，但至少一些坏家庭对儿童影响的研究可归因于这种认同机制。
目前，几乎没有却动的理由把“异性认同”看作是一种对性心理病理学有价值的解释，因为同性恋显然不是比异性恋更加“异性认同”。不过，关于道德的心理病理学的一些形式，不正常的父母认同似乎有更直接的相关。弗洛伊德认为，比他人（偏执狂患者）责备和自我责备（抑郁症患者）的病理性感受，需要一个固定的自我责备的结构。这种结构有点与自我不相容，但同时又内化与心理之中，并以认同为基础。这种推理似乎仍然令人信服。自我批评与自我惩罚在定义上需要在承担他人角色的广泛意义上的认同，自我惩罚和自我责备的极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儿童在年幼时模仿父母反应而形成，因为父母通常是执行严厉惩罚和责备活动的唯一代理人。对病理性内疚（如，在没有严重违法自我接受的标准时产生的内疚）的解释表明，存在一个特定家庭和儿童期经历的基础，对正常内疚（因违反自我接受的道德标准时产生的内疚）的解释则不存在这样一个基础。
遗憾的是，力图对心理病理性认同作出解释还尚未成熟，因为除了临床个案研究之外，几乎还没有相关的资料。研究文献还没有深入涉及这些问题，除了在“对性态度或道德态度发展滞后的测量，或者在习俗道德标注或性别角色标注的言语测量上得分低，反映了病理性的认同（如，在一个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测验上得分很低下，是对不合逻辑的或病理性的跨性别认同的测量）”这一暧昧的假设之外。对心理病理性认同的探讨，需要心理病理学方面的发展资料和追踪研究的资料，但现在还没有。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可能比本章为整合精神分析和认同发展这两种理论的概念提供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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