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这个词在中国还不太通用,有时候为了让人明白,只好用“性科学”。可是通俗挡不住人傻。迟到1990年,有一份材料中提到“性科学研究”几个字,某位文教界高层人士看后问道:“这里印反了吧?应该是科学性才对。”
究竟有多少人从来没有想过,或者干脆拒绝承认,性还需要科学,我没统计过。但是我讲性学课已经10年了,碰到的眼白肯定比眼仁多得多。
这不能叫“愚昧”,而是因为性学总是赤裸裸地揭示人类最敏感的活动,因此几乎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树起一道“隐私屏障”,来掩盖自己那些其实既不新奇又不值得害羞的性实践。
我也是如此。所以多谈学术,少讲个人。
性有什么可研究的?
如果仅仅把性理解为男女床上事,那么确实没有多大研究头。英国曾有一位性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做《性交的1053种姿势》,顿时抢购如潮。但是抱回家一看,读者都不禁哑然失笑,因为作者在故意开玩笑。例如男在上女在下的姿势(体位)中,角度稍有差异可以分为许多种。以此类推何止千种。作者是故意的,就是为了纠正在西方也很普遍的对性交方式变换的盲目崇拜。
十几年研究下来,我觉得广义性学的核心并不是“性”,而是“性存在”。通常所说的“性”,其实只是性存在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性的生物存在形态。
在这个层面上,性是指以特定身心反应为基础的、以高潮为中心和标志的一种生命现象的表现过程。
女性的性高潮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但是有的女性因此如痴如狂,有的却反感厌恶,还有的在内心里无动于衷。
还有一个子系统是性的心理存在。它是指性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形式中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人所感知到的性的生物存在。小到对某一性动作的心理体验,大到对性的期望与评价,都是性的心理存在,而且可以跟生物存在不同步甚至不同质。例如第三个子系统是性的社会存在,即前两种存在的社会表现形态,或者说是由社会的人所标定的具有性的性质的那些活动与过程。它也可以跟前两种存在不同步或不同质。例如对于异性交谊舞,有的社会认为那就是性活动,有的却不这样看待。再如亲吻异性的脸颊,有的文化认为是表达着友好或亲情,有的则认为是性的接触。
上述3个子系统加在一起,产生一个更大的系统,就是性存在。概括地讲,在特定的社会时空中,以人的活动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性”,就是性存在。它至少由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3种因素共同形成,绝不是单面体。
提出性存在的概念的过程,就是我个人的学术经历。1986年我写的第一本书《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198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被划入“内部发行”),首次提出性存在概念的雏形。1993年3月在《社会学研究》上我写了《当前中国的性存在》一文,基本上确定了这一概念。此文经《新华文摘》转载,扩大了获知面。一些同事则早在1988年就引用这一概念在高等院校授课了。1994年3月,《社会学概论新修》一书中收入了我写的《家庭婚姻与性》一章,其中《性社会学》一节则较细地阐述了性存在的概念。这本书是几十所院校所用的教材,修订前就已发行过7.5万册,现在又在全国首次列入性社会学一节,希望能至少给今后的大学生们一些新知识和启迪。
性存在的概念能否成立,并不是一个纯学术之争。它直接指向“性有什么可研究的”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此处只举几例。
如果认定性只是生物的,那么男人的阳萎、早泄、性欲减退和女人的性冷淡等常见难题,就只能吃药或动手术。但实际上现在中国人已经知道了,其中很多很多障碍和烦恼是由于缺乏情爱、精神紧张或观念错误而造成的。心病不能靠吃药。社会的因素也很重要,否则为什么既有“家花不如野花香”又有一旦外遇就阳萎?为什么有的妻子宁肯看着丈夫去嫖娼,也不愿做出某些特殊性行为?
如果认定性只是生物的,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离青春期发育还很远的幼儿园孩子,为什么会互相接吻和探查生殖器,结果就有人在报章上大呼:“救救孩子!”同样,我们也无法理解更年期之后很久的男女,为什么“老不正经”地仍有性要求,实际上又要求些什么。
如果认定性只是生物的,那么我们就永远也无法明白,为什么生理构造和功能基本相同的人类个体,竟会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性实践。如果不运用性存在的概念,就不会有任何性方面的文学艺术,不会有爱情这个永恒主题。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按照先验的观念,或者个人的狭窄经验,去评断别人的性实践,最终走向性的专制主义,去徒劳无功地改造别人的性。
从性存在的概念出发,我们会发现,几千年来人类所争论的几乎一切重大哲学问题,都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在性的方面。这里也只举几例。
关系,在性高潮中最让人千古迷惑。性高潮有3大特征:一是肌肉不由自主地收缩和律动;二是某些生理功能的改变,如出血减少、体能和协调性的超限度发挥等等;三是意识和自控能力的短暂丧失,会做出种种自己都不可想像的疯颠举动。人的意志哪儿去了?人的动机还有用吗?此时你还是你自己吗?说句玩笑话,何必去迷信崇拜什么“特异功能”或“超生命现象”?床上是常有这事的!在性高潮中、人类由子机体潜能的超水平发挥而体验到新生或再生,因此古今一切性崇拜都是在崇拜生命的伟大。但与此同时,人又体验到灵魂(自我)飘然离去或喷吐而出,甚至脑中一片空白,连听觉、视觉和触觉都丧失了。这像是死亡,是对死的切身体验。尤其是男人还有“不应期”,对新的刺激不再做出应有的反应,这就更像死。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就是加上当皇帝和百米冲刺,可曾有过这样同时体验到生与死的事?所以一切唯精神论者(包括纯情文学爱好者)碰到性高潮就除了骂不知说什么好。相反,所有唯肉体主义者也不能不至少在私下里承认,最诱惑的恰恰是精神上的感受。
精神和肉体的自私与无私的关系,是性生活美满与否的关键所在。性是最最自私的,因为性只存在于你自己身上,只有你才能感受它,而不大考虑对方的感受。唯一最符合这种自私要求的,只有手淫,因此它屡遭咒骂而永远不绝(其实在男人中有89%,女人中有50%,1991年大学生数据)。但是人是社会化过的,社会强制人不得不跟另一个人一起过性生活,不得不适应、照顾或迁就对方那些同样极自私的性要求,否则要么干不成,要么无缘享受对方性高潮对自己的额外刺激。结果每个人又都不得不无私一些。即使是暴力强奸犯,他可以丝毫不考虑女方,却不得不顾及时机与场合,还是无法彻底自私。双方总得协调,或牺牲一方,或寻找中间点。古往今来,无论是禁还是纵,男人为什么总要嫖娼?三妻六妾或者老婆千依百顺为什么也挡不住?妓女用放弃自私来换钱,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情感义务与责任吗?社会强制的婚姻已经散掉了多少?只见牛郎和织女还在隔河相守。西方人可不是在开玩笑,他们把60年代以来的性解放叫做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怎么不见国产文章从这个角度批批他们呢?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还是在性生活中最让人头疼。人们很少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带着一大堆社会框框投入性生活的。什么脏,什么丑,什么不像话,其实都是在我们成熟的过程中,由社会悄悄地强加给我们的。许多人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没“花”过,而是从来也没有尽情尽兴地、毫无顾忌地、甚至昏天黑地地过上哪怕一次性生活。若听他们讲,真是如诉如泣。人们常以为至少在夫妻性生活中,我面对的只是一个具体的男人或女人,其实他(她)同时也是某一性别集团的成员,是某一家庭或家族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他(她)身后矗立着某个巨大的社会阶层。贵族在床上是装不出来的,就像林妹妹即使爱上焦大,也无法使他在性方面满意。所以我们尽可以把“性自由”批上一万遍,却无法否认,人们至少在做爱时,都希望还是不戴面具好。牛郎织女的千古佳话,不正是表达着中国的老祖宗们,也渴望着冲决社会的罗网,以自由的性爱来缔结性爱的自由中不可避免的认知自身的最佳突破口。
总之,以性高潮为中心的性活动是人类独有的、无法替代的、性质与意义极特殊的生命现象过程,因此正是在这里,蕴育着多学科渗透与交叉的最优结合点和人类1981年我最初接触性学资料时,是对性感兴趣,尤其对性的历史感兴趣。198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开设和讲授《性社会学》课程时,是对人的情况感兴趣,所以1986年开始就全力投入社会调查。但是大约在1988年夏天,几个不眠之夜后,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能把性说清楚了,那还有什么不能说清楚?到1991年调查大学生的性行为时,我已经能够在自我介绍时自觉地说出:我只对性学的后一个字感兴趣,只对人类和人类之谜有好奇心。
弗洛伊德的学说,但我一直渴望着有一天能像他那样自豪地宣称:“没有人像我这样,把深藏于人类胸膛里的半驯化的魔鬼的大部分罪恶都召唤出来,并寻求与之奋力搏斗;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指望着经过这场搏斗而不损毫发。”
多么“害人”的好奇心!就像圣奥古斯丁说的:这是永恒的诱惑,把人变成奴隶的诱惑。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我的一些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但是9岁时父亲就倒霉被发配了,直到我30岁才平反离休。所以我并非高干子弟,那个圈子也绝不认我。15岁到35岁,我平均3年左右就换一个居住地,所以只能说是北方人,而不是北京人。当过红卫兵、狗患子、农场工人、大集体镀锌工、工农兵中专生和机关小职员,所以哪个阶层也不像,私下里倒希望是“土匪”出身。
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下乡等于白下,并没有真正了解农民,也没有增加任何异性交往的知识和经验,只是记住了一些东北和内蒙农村的口头性文学。有一次听一个不太老的老头唱“十八摸’,大概学生气的反应太明显了,老头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过去的人太穷了,娶不起媳妇,只好这么唱唱,快活快活嘴。后来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性学第一课。1975年以后有幸接触了“社会弃民”,包括卖自己眼球的人,知道不少当时两块钱一次的卖淫和解放后始终没断过的工矿区“买鸡蛋”的故事。所以直到现在也不肯同意“死灰复燃”或“贪图享受”这一类关于暗娼的人造神话。而且,当时没人听说过“西方性解放”。
这种经历在那一代人里太平常太平淡了,甚至是很欠缺的,所以我觉得生活经历跟日后研究性学,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压抑只能产生躁动和盲动,追求知识只能由知识来启动。
1981年,我在女儿8个月时,以同等学历考上了东北师大历史系的研究生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研究什么?世界中世纪史。为什么?因为我在自学历史时(那时还挺时髦),觉得只有这一段最糊涂。
上研究生是一种资格,看书和拜师的资格。导师不经意的一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一个人一辈子能干多少事?”正因如此,我才该抓紧干,至少把我占据的这点时空染上自己的颇色。正因如此,我才不该期望过高,挨骂或无成果是必然的。
学世界古代史要从原始时期学起,东北师大又保存了一大批50年代之前的英文著作,所以我一扎进书库,马上就迎头碰上许多记载原始性风俗与性文化的英文书。第一本看的是什么已记不清了,但第一年中印象最深的书是德国人弗林格尔1921年写的《原始人的性生活》。
弗林格尔在性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在人类学史上的作用,我也还没有考证过。但当年把我“震住”的,并不是他的议论,而是他所记载的、我这个中国已婚男人别说知道,就是做梦也梦不出来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人类性行为。例如,直到写此文之时,我也不能不对爪哇男子在自己阴茎上穿6个窟窿,再插上6根小木棍,以示其美感到强烈的好奇:不能不惊讶地中海西岸一些部落的母亲居然会用嘴含着青春期儿子的阴茎,以使他平静下来;不能不想像南美母亲在破身仪式上掏出并吃掉女儿的处女膜时,该是怎样一种情景。
当年的震惊,现在很难描述。不知查了多少英文熟词,甚至有好多次增删一个字母再查查字典,因为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生怕是我理解错了或者书上印错了。再早下乡的时候,有一个男知青姓焦。别人常故意问他:你贵姓?他总是回答:姓焦。别人就偷笑。直到后来全连男知青差不多都狂笑时,我才明白,原来是“性交”!(现在想起来,还为焦某扎心疼。)这就是那时我的性知识基础,怎么经得起上述“性描写”的狂轰滥炸?
一旦知道,就更好奇。我写第一本书时用过和没用过的资料卡片一共有5100多张,全都是读研究生时抄录下来的。有一次回家,小偷摸见我兜里装满卡片的笔记本塑料皮儿,以为是钱,连试4次终于偷走。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进行“性教育”吧,但愿他看不懂。
后来又查到一套30卷的《东方圣书》。除了神奇的印度经典(例如《卡马经》,又译做《爱经》,我就是在这套书中第一次读到),我发现居然还有中国道教的一些性的教规。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房中术”的皮毛。但当时既不了解道家史和道教史,也不知道还有房中术此物,再加上英文很难返译成准确的中文原文,因此当时并未深究。直到1985年,我表兄留学牛津,寄回来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原件的复印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房中术和中国古代性文化。说来有趣,当时海关的同志慕名找我,想讨论一下进口邮检中如何掌握尺度。刚谈两次,表兄的邮件便被检查出来了。科长哈哈一笑,子以放行。但此后再不为例,还打电话来解释:即使寄给你,也不行。换了我也会这样做的。
毕业后,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1985年,人民大学号召青年教师开设新课,我就报了一门《外国性观念发展史》。没想到领导专门在大会上予以表扬。于是就开讲了,而且是本科生的必修课,骂我“脸皮厚”(首届学生语),也得听。此后,副业和隐业变成了正业和显业,除了1989年下半年停了一学期外,一直讲到今天,不过已经扩展为研究生课程《对于性存在的社会学研究》了。如果加上成人教育和干部进修班,听过我的课的人已经超过孔夫子的弟子了。
既是切身经验,又是授课法总结,在讲一个学期(68个课时)的课时,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否则,听课的人一周受一次刺激,就根本无法听其中的学术了。这叫强制脱敏。刚开学时,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时,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而且脸不变色心不大跳。当然,如果是一次讲座,就要把性细节放到最后,可怜天下害羞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