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不知道科学灵感何时会来敲门。我当然不指望自己看犯罪类电视剧时能喊出：“尤里卡[1]！”在美国犯罪题材连续剧《数字追凶》的某一集中，正义阵营借助一些天才设计的数学模型，或者叫作“信任标尺”（trust metric）的工具，计算嫌疑恐怖分子的忠诚度，从而控制了一起恐怖袭击。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一点来离间潜在恐怖分子之间的信任关系。正是这个设定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但我怀疑这只不过是编剧和数学顾问共同杜撰的故事罢了。
可是对我来说，我的数据也许是构成现实版“信任标尺”的关键因素——是有承诺关系的伴侣之间的信任。数学的界定不仅让我证实了自己的理论——信任是爱的基础，还让我能够在实验室里对此展开研究。我可以通过信任缺失判断出伴侣关系出现危机，甚至比他们自己发现得还早。
在科学界，新发现总是建立在前人的成果之上。但我在探索信任的道路上，却没能从前人的成果中获益。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用数学方法研究信任度。在以往的大量研究中，伴侣间的忠诚度水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专家甚至把信任视为一种人格特质——你要么有，要么没有。但我不信。我敢肯定，大多数伴侣都会夸大他们之间的忠诚度，从而保护自己不受背叛，增大他们共同拥有幸福未来的胜算。
当博弈论遇见爱情
我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考虑两人之间的忠诚度，建立了我的“信任标尺”。为了深入挖掘信任的问题，我们要采用数学的方法。但是通常来说，数学的目标并不包括解决关系问题！博弈论在冷战时期颇为流行，因为那时分析师希望通过仔细审视决策过程，帮助他们在对抗时更好地预测敌对集团或者国家的行为。博弈论的基础便是数学，它是由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在他们的重要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中首次提出的 [2]。数学家们如今认为博弈论存在缺陷，但是博弈论的发展仍然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且激发了一批冷战专家的预见：计算机可以被用于评估各种外交策略的优势。我倒是对这种想法表示怀疑。这个工具如果不被用于赢得战争而是赢得爱情，它该多么有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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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标尺：一种用于计算忠诚度的数学模型，戈特曼将其发展为研究信任度和伴侣间忠诚度的数据研究方法。
零和博弈可能是博弈论中最广为人知的概念了。在零和博弈中，双方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取最大收益，阻止对方获得任何收益。橄榄球赛就是一种零和博弈：纽约喷气机队的胜利必定意味着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失利。但对手之间并非总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比如，在公司里使用零和博弈去寻求职业发展是不理智的。尽管两个同事竞争同一个岗位，他们仍然需要为了业务而彼此合作，因为工作的成功对他们自己至关重要。在这类冲突中，双方需要关注怎样使双方的收益最大化，至少使损失最小化。
大多数博弈论的场景都假设，为了让一方得到最大化的收益，必须影响另一方的决策。以一对新人为例。想象珍妮和阿尔刚刚搬进了新家，正准备想个好办法来处理他们最讨厌的家务活。博弈论自然会认为，珍妮和阿尔会像美国和苏联那样彼此不信任。这纯属无稽之谈。在通常情况下，新婚夫妇和刚刚再婚的夫妇都会比较谨慎。因为这些关系中缺乏历史记录，他们会相互奉献，尝试着去彼此信任。
作为理性博弈者，珍妮和阿尔知道他们只有4种处理家务的方法：没人做、一起做、某一个人做而另一个人不做。双方都想采用那个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至于是否对对方有利并不重要。双方都认为让对方做家务就是让自己收益的最大化的方式。
博弈论表1—1展示了珍妮是怎样排列她的选择的。她把这4种情况看作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然后用0～10分对收益进行逐项评估。
珍妮打扫 珍妮不打扫 总分
阿尔打扫 １２ ４ １４
阿尔不打扫 ２ ０ ２
总分 １２ ４ １６
表1—1珍妮的收益
珍妮不想生活在猪圈里，所以如果双方都不打扫，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收益，所以她给这个选项0分。如果只有她一个人打扫，她就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自己讨厌的事情——尽管这确实可以让她获得一点收益（一套干净的寓所）。这个选项得2分。她给阿尔一个人打扫评4分。她知道他做不好家务，因为他总是对面前的灰尘和杂乱视而不见。尽管如此，她还是宁愿让阿尔来打扫厨房，这总比她自己干要好。最后一个选项，分担家务活，让她既可以保持居所清洁，又不必承担过多的家务。所以她给这个选项打了最高分：10分。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你可以从表1—1中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至少，它说明不管珍妮做出什么理性选择（做不做家务），她的最高收益都必须有阿尔的参与，至少需要他分担一点家务。请看表1—1最右边一栏。如果阿尔做家务，珍妮的总收益是14分。如果不管珍妮有多累，阿尔连扫帚都不碰一下，珍妮的收益会直降到2分。换句话说，阿尔的行为可以给珍妮的收益造成12分的差异。这个差距是巨大的。要让珍妮要获得最大收益，最重要的就是，她必须让阿尔和她一起做家务。表1—2显示了她丈夫的情况。
珍妮打扫 珍妮不打扫 总分阿尔打扫 ８ ２ １０
阿尔不打扫 ７ ２ ２
总分 １５ ４ １９
表1—2阿尔的收益
阿尔的收益和他妻子类似，尽管不完全一致。和珍妮一样，阿尔不想让家里太乱，但他当然不愿自己做家务。他只给自己做家务这个选项打了2分。他给珍妮一个人做家务打了更高的分数，7分，但不是最高分。他知道如果让珍妮一个人干活，她会不高兴，会发脾气，会不愿跟他做爱（他的收益）。我们再看看这张表就会发现，他的两项最佳选择都是珍妮干活。从表中最下面的一栏可以看出，造成阿尔收益差异的根源在于珍妮是否干活，他自己干不干不重要。珍妮干活时，阿尔给出15分。珍妮不干活时，下降到4分。如果他改变自己的行为，则只改变了1分（10减9），相反，如果改变珍妮的行为，他就能多得11分（15减4）。为了使阿尔的利益最大化，他就要说服珍妮做家务。
阿尔和珍妮也可以像敌对国那样隔着桌子瞪着对方谈判，都坚信如果能说服对方拆除导弹，自己就能获得最大收益。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将以永无止境的冲突而告终，就像他们总是试图让对方去叠毛巾或者扔垃圾。只要一句总结就够了——如果没人打扫或只有一个人打扫，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问题。
珍妮和阿尔分担家务的故事看起来不太合乎逻辑，但它精确地说明了不信任的后果。如果你不信任你的伴侣，就会改变对方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样，你的伴侣也希望改变你来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当你们缺乏信任时，就不会再考虑对方的利益了。
将这个描述颠倒过来，就是我对信任的定义。信任不是一种在两个人之间生长的模糊不清的品质。当双方愿意为了对方的利益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时，信任就产生了。你们的关系之中信任越多，对彼此的关爱就越多。你会得到爱人的支持，反之亦然。在信任的关系中，你会为伴侣的成功而高兴，会为他的忧伤而烦恼。损他利己的事情，你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爱的博弈论
信任，不是一种在两个人之间生长的模糊不清的品质。当双方愿意为了对方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时，信任就产生了。亲密关系中的信任越多，对彼此的关爱就越多。
一旦阿尔和珍妮更信任彼此，他们就不会再把洗衣篮当作烫手的山芋了。他们会合作，一起做家务，因为合作可以让对方获得更高的收益。阿尔关于利益最大化的想法不会再是“我最好吸一吸尘，这样待会儿珍妮会愿意跟我做爱”，相反，他会想：“我得去吸一吸尘，我可不希望珍妮担心自己变成她母亲那样的家庭主妇。我可不希望让她有那种感觉。”同样，珍妮的决定也会考虑到她丈夫的想法和需要。相信彼此并不意味着阿尔和珍妮会把对方的需要放在自己的之前——这不健康。但这意味着他们的幸福是彼此联系的。他们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增加对方的收益。
在博弈论中，伴侣作出共同承担家务的决定实现了“纳什均衡”，它是由获得诺贝尔奖的数学家约翰·纳什 [3]提出的。在“纳什均衡”中，双方最终会停止在一个点上，这时他们的收益均达到最大，而即使稍作改变也不会增加。但和典型博弈者不同的是，珍妮和阿尔彼此信任，他们是在试图增加对方收益的情况下达到“纳什均衡”的，而不是仅仅考虑自己。
“爱情实验室”VS.爱情大数据
当然，用博弈论去定义信任是一码事，要用数学公式去实际计算任何一段关系的牢固程度又是另一码事了。我能够进行下去，还得感谢“爱情实验室”的大数据存储，那里有关于伴侣互动的成捆的记录和资料。我的5个早期研究也被纳入了现在的研究。所有这些资料涉及来自不同年龄、人种、社会经济环境的伴侣们。其中一项针对新婚夫妇的研究从他们结婚最初几个月开始，进行了长达6年的跟踪记录。我的老同事罗伯特·利文森（RobertLevenson）、劳拉·卡斯滕森（LauraCarstensen）和我也对160对伴侣进行了20年的跟踪研究，从他们十四五岁开始。在第3项研究中，我分析了100对伴侣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他们年龄各不相同，对关系的满意度也各不相同。另一项实验中，我研究了低收入伴侣是怎样作决策的。在第5项研究中，我在实验室里对100对伴侣做了结构化干预。我接下来的研究都是和上述这些研究的参与者们共同进行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将他们在实验室中的行为和他们恋情的结果作比对。
在所有这些实验中，我记录下了参与者们在讨论一个冲突事件时的言语和肢体语言。这让我了解他们在不同意彼此观点时是如何表现的。多亏有了回放转盘，我能够记录下伴侣对彼此行为反应的数据（见图1—1）。这种仪器有点类似新闻直播总统大选辩论时使用的那种，它可以让现场的选民们做出及时的反馈。尽管这种仪器对于一项复杂实验来说看似过于简单，但是研究证明，它在测量人们的态度时还是很精准的。
在测量信任的过程中，回放转盘（video recalldial）非常关键，它就像一个小“信任测量仪”。比如，我录下了约翰向玛丽承诺（终于！）自己洗车的视频。我不能就此假设他的承诺会提高玛丽对他的信任度。也许她根本就不相信他。也许她把这个承诺当作他投下的一大摞空头支票中最新的一
张。我不可能中途停止实验，在玛丽脸上粘个小麦克风，问她结果会怎样，所以我只能使用回放的方法。
图1—1回放转盘：我的“信任测量仪”
视频刚录好，每个参与者就会分头观看，一边观看一边扭动回放转盘以给出积极或消极的反馈。检查过这些信息后，我才可以说：“当约翰答应洗车时，玛丽很高兴。”因为在看到这里时，她给出了“极端积极”的反馈。
婚恋关系研究的一个挑战就是，在一场谈话过程中，被试者的情绪可能会在我们所认为的积极和消极之间来回变化，呈现几个阶段。即使那些最快乐的伴侣也会有看似不那么默契的时候——一个人伤心，而在另一个人的反馈中却没有体现出伤心。同样，有些关系不太好的伴侣仍然可能有相互同情和支持的时候。为了创建一种通用的信任量表，我在研究中必须去掉这些噪音，并且挑出那些在彼此信任的关系和危机四伏的关系中都常见的互动方式，并指出这些互动方式的类型和频率。这些信息对于那些寻求帮助、试图挽救自己婚恋关系的人们来说作用十分巨大。所以，为了方便管理这些数据，我把所有这些数据归类进3个盒子：糟糕的盒子、中性的盒子和美好的盒子。糟糕的盒子里装着所有消极行为，包括发火、指责、打架、威胁、防卫、悲伤、失望、恐惧、紧张、哀怨、恶心、消极抵制和轻视。相反，美好的盒子里装着积极的情绪和行为，比如兴趣、消遣、幽默、大笑、激动、愉悦、认同和同情。剩下那些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我把它们放进中性的盒子里。
如果我让这些伴侣知道我是如何处置他们这些行为的，他们可能会不赞同我的决定。但他们的想法不会左右我，因为我在将他们的言语和肢体语言分类时采用的是心理学上所谓的“观察编码系统”（observational coding system）。这个“规则手册”是心理学研究标准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被反复验证过无数次。 [4]皱眉或嘴角向下常常被编码为“消极”，一个“由衷的”笑容被编码为“积极”，诸如此类。一旦我开始这样描述伴侣之间的冲突，我就可以将他们的关系状态可视化。图1—2中，照片下面的坐标图描述的是一对不开心的伴侣持续15分钟的争吵。就像你从图中上上下下的数据中看到的那样，他们针对对方的情绪起伏很大。我们都知道，人们在吵架时情绪是瞬息万变的，但从总体上说，这对伴侣的趋势是越来越消极的。
图1—2伴侣计分表
开发“信任标尺”的最后一步是让参与者们拿着回放转盘观看他们的视频。通过打分，我可以知道他们伴侣的幸福度会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收益。
三个盒子，三种结果
想象一下，简和菲尔是参与我的新婚夫妇研究的一对被试。尽管他们的关系在近期内不会结束，尽管他们过得很开心，但他们吵架时的表现也不总是处在同一个盒子里。有时简表现得“美好”，她的丈夫却表现“糟糕”；或者简表现“糟糕”，菲尔表现“中性”。比如有一次，简的肢体语言和言语清楚地表现出她在“美好盒子”里。她身体前倾，显然在认真倾听菲尔说活。但菲尔的言行却明显地传递出不悦。简看到这段互动时，调低了回放转盘。那一刻，因为丈夫的不悦，她没有从“美好盒子”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样，当简高兴地说起她为自己事业成功而感到骄傲时，菲尔在之后的评价中对这一刻给分很高，尽管他在录像带中的言语和肢体语言显得中性。这种回应显示出他们是具有默契、高度信任彼此的伴侣。他们的回报取决于对方的感受。在对方感到悲伤和烦躁时，不管自己感觉如何，他们都会对那一刻给出偏低的评价。
当我研究中的伴侣在相互信任方面出现问题，结果就会非常不同。我经常会看到一个人高兴地回顾伴侣烦躁的片段，或者不为对方的喜悦而感到高兴。除了经常能同时站在“糟糕盒子”之外，他们的其他任何反应都不具有相关性。
研究显示，快乐的伴侣会更多地表现出那些能够得到高回报的行为（美好和中性的混合），最少地表现出低回报的行为（糟糕和糟糕、糟糕和中性的混合）。另外，他们特别喜欢那些相互依赖的回报，这可以使得双方的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当对方的言语和肢体语言暗示出积极情绪时，双方对这个时刻的评价最高。通过对比长久的和没能持续的婚姻出现于不同盒子（糟糕、中性和美好）中的频率和伴侣所得到的回报，我最终建立了一个计算一切关系中信任水平的公式。现在，这个信任标尺让我能够给任何经过“爱情实验室”测量的伴侣打一个0～100%的信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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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伴侣会更多地表现出那些能够得到高回报的行为（美好和中性的混合），最少地表现出低回报的行为（糟糕和糟糕、糟糕和中性的混合）。
你不需要用数学方法去解码我的发现，也不需要访问我的实验室。在第14页，你就能找到一个基于信任标尺的自测表，它会让你知道自己的婚恋关系中的信任水平。不管你的结果如何，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你都将找到大量基于研究得出的建议来帮助加强你与伴侣之间的信任关系。
可信度：相互的牺牲
在建立了信任标尺之后，我又接着建立了另外两个相关的量表，同样用来预测婚恋关系的幸福水平。首先要量化双方的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可信度和信任的程度是不同的，尽管差别微乎其微。两个人相互信任的程度是指他们感情有多深，他们有多袒护对方。相反，可信度是指一个人有多愿意为这段关系牺牲自己，有时会为了两个人的利益而置自己的需要于不顾。信任度和可信度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对伴侣的信任度很高，他们的可信度往往也很高。同样，如果信任度低，可信度也不会高。但情况也不总是如此，新婚夫妇（或刚结婚的再婚夫妇）之间表现出高信任度和低可信度也并不罕见。当这样的夫妇来到实验室，他们常常因为这样一些事情争吵，比如：“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会选择我而不顾你的朋友们吗？”“我伤心时你会陪在我身边吗？”“你会对我保持忠贞吗？”最终，如果关系牢固，他们之间的可信度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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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是指一个人有多愿意为一段关系牺牲自己，如果一对伴侣的信任度很高，他们的可信度往往也很高。
伴侣相互可信时，会向对方发出一种信号，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我将两个人协商过程中的这种行为叫作“造神”，因为“神圣”和“牺牲”有共同的词根——两个词都发源于早期宗教活动，“牺牲”正是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形式。从长远来看，婚恋关系中，两个人都会同意恋爱关系高于个人利益。对于没有情感维系的两个人来说，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这样的“伴侣”可能多年以来一直过着相互独立而平行的不幸生活。改变这种习惯很难，但确实是可能的。
我也可以建立一个“背叛标尺”（betrayalmetric）来计算伴侣不愿为对方和婚恋关系牺牲自己的程度。如果一对伴侣的背叛标尺的读数不断增加，他们可能面临不诚实或者严重的背叛。当两个人将他们的指针旋转到相反的方向时，背叛就会上演。她的失就是他的得，她的得就是他的失。他们会在对方感觉糟糕时自我感觉良好，就好像他们一直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跳棋游戏。我想澄清一下我所谓“我的实验可以预测离婚”是什么意思，因为媒体有时会将我的结论和其他类型的发现相混淆。统计显示，美国的离婚率在43%到67%之间（取决于具体研究）。这些全美范围内的数据建立在对拥有40年婚史的夫妇的离婚率的预测上。我的研究和这些计算没有任何关系，我研究的是什么态度和行为导致伴侣分手，而不是测量或者预测长期范围内的离婚率。我的研究聚焦于某一特定信息的出现是否能够预测分手；如果的确如此，该怎样精确预测。
下面谈谈我怎样确定预测的准确性。想象一个碗里随机放着130块幸运饼。6年后，我们得知其中113块幸运饼里的字条写着“这段婚姻会长久”。另外17块的则写着“这段婚姻可能走不到尽头”。如果你想知道哪17块中包着坏字条，随机猜中的可能性为0.000 000 000 000 000 00003%。但在实验室中，如果理论正确，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提高挑出坏字条的概率。我知道我的新公式是有效的，因为在猜测这些伴侣的命运时，它的准确率高达85%。
你可能会想，尽管背后有复杂的数学原理，我关于信任和背叛的结论看起来却颇为不证自明。你确实不需要专家告诉你“信任对婚姻是好的，背叛是坏的”，也没有必要通过在实验室里给伴侣们录像来确认他们生活在幸福还是冲突中，有时你只要跟他们吃顿晚饭就会知道。但大多数婚恋关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伴侣对未来感到不安很正常，即使没有任何问题。我和很多误判自己处境的伴侣有过合作，尤其是在需要理解他们的回报和为对方的付出之间的关系时。这时，数学给了我巨大的帮助。通过测量伴侣间任何单一互动中的信任，我能够洞察所有婚恋关系的深层次运转方式，包括未来不甚明朗的那些。基于这项研究，我可以给所有伴侣拯救和保护爱情的有效建议。科学研究令人着迷的一点，就是你并不总能预测到结果。意外会时常发生，因此我认为那些基于个人经验和未经证实的理论而给出的建议都很愚蠢。比如说，不管你的婚恋关系如何，我们假设你对三个盒子都有体验，但这对你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呢？置身于中性盒子只是为了不落入糟糕盒子吗？让你们难以继续留在美好盒子中的激烈争吵是不祥之兆吗？一不小心就掉进糟糕盒子会为你们的关系敲响警钟吗？这些答案也许不符合你的预期，然而对未来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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