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其社会背景
文化传承涉及一个社会如何以某种方式将社会成员共有的价值观、知识体系、谋生技能和生活方式一代代传递下去，它是文化或文明积累的基本方式，也是一个民族或社会能够不断前行的基本条件。文化传承和社会学中所说的“社会化”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涉及人类共同体如何接受先前的社会创造出的文化财产，后者则着眼于个人如何通过对人类文化的接受从一个自然人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不论社会发生过怎样的变化，文化传承和社会化的内容有何不同，其传递方向和教化者与被教化者的角色总是固定不变的：就文化传承的方向而言总是从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与此相应，在家庭内部，亲代总是扮演教化者的角色，子代总是扮演被教化者的角色。亲子两代在生物繁衍链条上的前后相继性，决定了双方在社会教化上的不平等性。社会教化过程中的“父为子纲”称得上是一切文明社会文化传承的基本法则。
但是，上述法则及其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自近代以来逐渐开始面临挑战。自17世纪起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遍及全球的社会现代化运动在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也使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知识体系和社会行为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这种改变的深度和广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日益明显可见，以致我们常常能够从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之间发现明显的差异、隔阂乃至冲突。早在40年代末，对社会文化变迁怀有浓厚兴趣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对这种被称作“代沟”的现象给予了认真的关注：杰弗里·戈诺注意到由于迁徙到新的环境中去，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常常会遭受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拒斥（G.Gorer，1948，Chapterland2）；费孝通则描绘了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于新旧两种文化的交锋所引发的亲子两代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费孝通，1981：117）。自那以后，描绘这种冲突或曰以社会生活中的“代沟”现象为主题的研究著述不断涌现（C.A.Reich，1970；I.Bates＆G.Riseborough，1993；J.E.Norris＆J.A.Tindale，1994；张永杰等，1988；周怡，1994）。
亲子冲突的出现，预示了单向的由父及子的传统社会教化或文化传承模式的危机。由于社会的急速变迁，以及面对这种变迁亲子两代的适应能力不同，对新事物的理解和吸收快慢不同，在亲代丧失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子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注意到，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受教育者（晚辈）反过来对施教者（长辈）施加影响的现象。这种“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急速的社会变迁背景下，不仅文化传承的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而且亘古不变的文化传承的方向和形式也有了变化。
最先出色地描述这种变化的，是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1970年，在风起云涌的美国青年“大造反”运动结束之后，她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出，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主要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及今的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通过对三种文化模式尤其是后喻文化模式的深入分析，M.米德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急速的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所以能够“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是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经历如此巨大而急速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M.米德，1987：85－86）
在米德畅谈“后喻文化”之时，中国社会正处在大动荡但却鲜有变迁之际。但仅仅10年之后，当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之时，在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很快同样出现了传统的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甚至颠倒的现象。在1978年后的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知识乃至各种新器物（如牛仔裤）、新的生活方式的引进和接受中，年轻一代都扮演了“始作俑者”的角色。1988年，在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我们第一次，然而却是十分准确地创用了“文化反哺”这一概念来指代这种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现象。我们将“文化反哺”定义为“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的过程。”（周晓虹，1988：23）
从1988年到1998年，又是一个10年过去了。在这个10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变化：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中，年轻一代依旧独领风骚，他们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切新事物——从电子计算机到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不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体现出了远远胜过父辈的接受和适应能力。具体在家庭生活和亲子间的文化传承中，两代人在授受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上的这种差别，使得前述“文化反哺”或“反向社会化”现象变得愈加鲜明。如果说10年前亲子两代在接受牛仔裤、流行音乐等时髦玩艺上的差别尚未能判定亲代确实“落伍”了的话（尽管亲代最终也接受了这些东西，但这种接受一直伴随着不情愿、反对甚至激烈的批判），那么今天两代人在电子计算机面前表现出的优劣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作为一例个案，本研究访谈的一位父亲（AF）在一次有关如何使用计算机的私下讨论中，竟使用了在他看来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反驳自己的同事：“不对，不对，我儿子说……”。对比我们小的时候常用的引经据典式的语言“我爸爸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美学教授的论证方式不但证明了新的文化传承方式的出现，甚至还预示了一种全新社会的到来。而在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生存时代，亲代心甘情愿地“拜”子代为自己的电子计算机“老师”的现象，不过是我们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亲子两代人之间传统的教化者与被教化者关系出现“颠覆”的无数事件中的一件特例罢了。不久以前，郭于华就深入地描述过“孩子得自于市场、广告、同龄人的食物信息和知识，有时甚至超过其长辈”，因此父母有关食物的知识常常是来自孩子们的（郭于华，1998）。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这样一系列类似事件的描述与分析，证实家庭内部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的革命性变化，并由此反观当今社会与先前社会迥然不同的文化变迁历程。
二、研究设计与资料的获取
尽管早在1988年的题为《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一文中，我就提出，“文化反哺”现象广泛地存在于一个变迁剧烈的社会的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但按照本研究的基本设计，这里对“文化反哺”这一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仅限于家庭内部的亲代和子代之间。做这种选择的基本考虑在：其一，在一个特定的家庭内部，“代”的界限十分清晰，这使我们能够较为方便地比较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差异；其二，由于“文化反哺”现象出现不久，而这种文化传承方式又和传统的教化模式截然不同，人们可能会碍于亲子关系而回避或不愿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因此，对这种社会现象定性分析可能就比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更为合适。而在一个亲子间互动频繁的家庭中使用以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有可能会获得有关代际关系的比较深入、丰富的感性资料。
基于同样的考虑，我们在访谈时采取了现在十分流行的典型小组访问法（R.A.Arueger，1988；D.W.Stewart＆P.N.Shamdasani，1990；李冬莉，1998），即将那些在亲子互动方面富有特色的不同的几个家庭组合在一起进行访谈。这样做的好处在：（1）多人参加的热烈的小组讨论能够给予参与者以有益的刺激，从而激发出个别访谈时可能忽略或想不到的意见和互动细节。事实也说明，经过互相的刺激和启发，亲子两代最后谈出的“文化反哺”现象之多大大出乎研究者和被访谈者本人之料。（2）从亲长的角度说，多人参加的小组讨论能够比较有效地抑制双亲因自我尊严的考虑而产生的过分严肃，显然这种严肃不利于亲子两代畅快地交流。（3）从子代的角度说，我们都知道孩子有“人来疯”的特点，因此多人参加的讨论能够激发、鼓励他们比较大胆地“犯上”。
本研究的讨论资料主要来自1998年10月和1995年8月完成的涉及9个家庭的4个典型组访谈。1998年10月在南京实施的第1、2、3三个典型组的访谈都是在城市家庭中完成的，1995年8月在北京“浙江村”实施的第4组的访谈对象是由进城农民构成的“移民”家庭，表1是这4个典型组9户家庭的具体构成情况。需要交代的是：（1）为了了解同龄孩子的情况，第1组还约请了这两个孩子的班主任，一位李姓老师，26岁，名牌大学毕业生；一位苏姓老师，55岁，两人恰巧都是数学教师。（2）第四组的两户人家是由温州农村来北京“浙江村”的移民家庭。选择移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考虑是，从农村到城市里生活可能会对年长的父辈造成比其子女更大的困难，而那些能够很快适应城市生活的移民家庭的子女不但会对其父母的生活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极有可能要大于一般的城市家庭。
上述访谈，除第4个典型组是在“浙江村”村民H家完成的以外，其余都是逐个邀请由7个家庭组成的3个典型组前往研究者自己家中完成的。每个典型组的访谈时间在2—2.5个小时。4个典型组的访谈都由研究者本人担任主持人，同时聘请了研究者本人的几位研究生担任研究助理，分别完成四场访谈的录音和整理工作。为了叙述的方便、清晰，下面我们仍然用表1中的A、B、C、D、E、F、G、H、I九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9个家庭，而每家的父亲以F（father），母亲以M（mother），儿子以B（boy），女儿以G（girl），孩子的教师以T（teacher）来表示。比如，前述那位大学美学教授家庭A的父亲的代号就是AF。
三、有关亲子互动中“反哺”现象的若干讨论
尽管4个典型组的访谈都力争在最为自由的气氛中进行，主持人也尽可能让每一位发言人都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全部访谈的内容是极其明确的，那就是围绕亲子间的互动和文化传承，看看是否出现了和传统的由亲代及子代的传承方向不同的家庭内部的文化传承模式。访谈和讨论的主题主要有四个：即（1）在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中，是否出现了父母向孩子或长辈向晚辈学习的现象？（2）如果存在上述现象，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3）孩子为什么有能力指点或教育自己的父母？或父母不如孩子的原因是什么？（4）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会影响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两代人对此的看法和评价如何？接下来的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和讨论就围绕上述四个主题展开。
主题一：在亲子互动中是否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
围绕这一主题，我们的访谈和讨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其一，在现实生活中是否出现了父母向孩子学习的现象？其二，在以往的时代，究竟存不存在这种现象？
对获自4个典型组的访谈资料加以分析，我们能够比较明确地获得以下两个结论：
结论1.亲子两代人都承认，在我们这个变迁急速的时代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反哺”现象。
尽管研究者本人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并始终对这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但鉴于10年来整个社会及传播媒介在此问题上一直持未知可否的态度，甚至在不久前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题为“向孩子学习”的成果发布会上，学者和记者们都或持“谨慎肯定”或持“沉默不语”的态度（王珲，1998），使得我们在从事访谈之前对这一现象能否得到被访者的认可不敢肯定。尤其对父母是否会当着孩子的面承认自己不如孩子、子女是否会当父母的面直言自己可以作父母的老师更是疑虑重重。但是，访谈的结果却大大出乎研究者的预料，几乎所有的被访问者都认为在现代社会包括在自己的家里，父母向孩子学习或孩子“指点”父母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十分有意思的是，不仅文化程度低的父母承认在许多方面不如自己的子女，就是那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也一致肯定了向孩子学习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在我们的访谈者中一共有两位大学教授，这两位教授年长的不过50岁，年轻的只有44岁，可以说都是中青年中的佼佼者，但他们都毫无顾忌地承认，孩子常常是他们生活中的“老师”。那位大学美学教授（AF）甚至对此问题早有思考，他将孩子对父母的影响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知识性的，现在父母的许多科技知识、医学知识以及历史知识都是从子女那里来的；另一类是信息性的，现在的孩子对各种社会、文化、生活、消费方面的信息的了解明显多于父母，因此，他们在家庭中和父母进行的交往往往是向父母提供信息的过程。
和父母的“谦虚”相对应，在我们的访谈中，几乎所有家庭的孩子都肯定自己有能力也确实影响了父母。在我们选择典型组的成员时，在一所普通中学中遇到了年龄最小的一位被访者（CG），这位初中二年级的小姑娘只有13岁，人很瘦小，看上去也很腼腆。研究者担心她到时候在父母面前不敢说话，因此专门问她敢不敢在父母面前说真话？结果她一点犹豫也没有，说“敢”。就是这个孩子，发言时一脸童言无忌的样子，但说的话却十分老道。而在“浙江村”，当我们问到那个从事个体服装加工业的家庭的儿子（HB），是否有父母不知道而请教他的事情时，她的姐姐（HG）插嘴道：“那多了，如果没有他，父母在北京一天也呆不下去。他们一不懂北京人说的话，二不知道北京人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还怎么做生意？”
第一组约请的两位中学教师也证实了“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广泛性，他们都说不仅父母现在在许多方面不如孩子，即使作为孩子的教师，在科技知识和文化信息方面不如孩子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教师AT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没几年，但他已经感到学生知道的许多新东西，自己不知道或知道的比较晚。而教师BT教了几十年的书，却“越教发现孩子知道的越来越多，自己知道的越来越少。所以，现在我的年纪虽然越来越大，但却越愿意倾听孩子的意见。”尽管父母、孩子和教师对“文化反哺”现象的感受不一样、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但对这一现象存在的现实性都给予了一致的肯定。
结论2.以往的时代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父母向孩子学习的现象，但1949年和1966年前后是两个特殊的时期。
中国社会在近代以来发生了迅猛的社会文化变迁，这种变迁在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变得愈加明显，而“文化反哺”现象也正是在这种整个社会大变动的背景下出现的。从我们的访谈中能够了解到，以往在亲代和子代的交往中，文化传承的方向沿循的是由亲代及子代的途径，基本上不存在子女对父母的反向影响。我们访谈的9户家庭的父母年纪最大的50岁，最小的38岁，他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大都是在50—70年代度过的。据他们回忆，那时基本上不存在子女影响父母的现象，这是因为一者自己的知识大多来自于父母，因此很难比父母知道的更多，二者即使在某些方面知道的比父母多一些，由于传统的亲长权威的存在，也不敢和父母论理、争辩。家庭G的父亲（GF）在转业到地方银行之前是空军飞行员，据他回忆，“我的父亲封建思想严重，他长期担任生产队长，在村里一言九鼎。不要说我，就是村里的其他大人都不敢违拗他。后来我出来上航校，当了飞行员，在当时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每逢我回家探亲，明知父亲的一些看法或做法不对，也不能直接反驳的。……所以，我是从来没有影响过父母的。”
不过，这种现象也有例外。据被访者FF回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当“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外面到处都贴满了反映“文革”动向以及各种被打倒人物内幕的大字报。当时他的父亲，一位郊区中学的校长因为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不敢进城里去看大字报，就经常向他打听大字报的内容以及“文革”的具体情况。另外，在我收集资料期间，一位已经退休的大学教授也告诉我，1949年前后也是一个特殊时期。当时，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失败，共产党接手了大陆政权，中国大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和新变化，包括划分阶级成份、土地改革、实行新婚姻法以及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等。“这些事父母往往知道得不清楚，也不能够理解，而我因为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各种政策都很熟悉，父母就经常向我请教。”从这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一个社会出现大变迁或大动荡的时代，也常常是父母原有的知识失去传承价值，并有可能转而向更能够顺应这种变动的子女寻求新知识或新信息的时期。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发生在1949年和1966年前后的那两次社会大变动，一者带有明显的人为性质，二者主要局限于政治文化领域，因此和今天出现的社会文化变迁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决定了当时所出现的父母向子女学习的现象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
主题二：亲子之间的“文化反哺”现象究竟出现在哪些层面
在确定了“文化反哺”现象的广泛存在之后，我们的访谈关注的第二个主题是，这种子代反过来影响、教育亲代的现象究竟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哪些层面？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其一，今天的子代对亲代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在文化的表层（日常行为或器物层面）这种影响最为明显。其二，子代对亲代的影响层面也同两代人各自的文化水平、职业特征以及个人爱好有关，比如，普通中学的学生对父母的影响多限于流行的时尚和器物方面，而大学生和重点中学的学生对父母的影响则往往会涉及电子计算机、高科技知识和文化思潮方面。我们对这方面的资料加以归纳、分析，能够获得以下四个结论：
结论3.在涉及事物的好坏、对错判断的价值观方面，父母也受到了孩子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比较其他方面而言可能要小一些。
我们知道，价值观是人们用来评价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的基本观点。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构成了一个人的人格基础，主导着人的社会行为，人们正是基于此对对象世界作出好与坏，对与错，可行与不可行的基本判断。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的核心，还是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基础，一般说来，价值观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发生变化的。即使在传统的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也都知道价值观的养成决非一日之功，它是长辈对晚辈不断教化的结果。那么，今天子女对父母的影响是否会触及价值观的层面呢？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我们的访谈中，子女大都认为要在价值观方面影响父母很难，父母也认为来自孩子的影响一般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父母们也承认孩子的影响会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比如，前述家庭C的父母都在一个效益比较好的大公司的基建处工作，父亲也读过大专，收入也不错，平时自然自我压力不大，总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他们的13岁的女儿因为学校离家很远，整天早出晚归。有一天，公司里的叔叔、伯伯见她整天背个大书包，风里来雨里去，就说：“CG，你这样辛不辛苦啊？”她人小鬼大地说了句：“那，怎么办呢？为了生存嘛！”他的父亲（CF）说：“我当时听了这话有两方面的感受。一方面心里很心痛女儿；另一方面感到这话对我和她妈妈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觉得我们也得不断地‘充电’，否则也要落伍的。”“浙江村”的H家庭的父亲也说，尽管由于从小在温州长大，无论对流动或是商品经济都不陌生，也能够接受，但这些年在北京做生意没有儿子的进一步“启发”肯定不行。“他不仅知道什么商品好销、如何和北京的工商税务打交道，而且对国家的各种政策非常了解，他吃得透‘上面’的精神，所以我就让他管家。”同这些家庭相比，家庭G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不仅说明子女对父母精神世界的影响之深入，而且听起来也令人动容。GM前几年得了乳腺癌，一时间又是吃药又是化疗，心理压力非常大。但她的两个孩子一面鼓励妈妈树立信心，战胜疾病，一面到学校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回来告诉妈妈这样的病有三分之一能治愈，有三分之一经治疗有好转，……“你一定能成为第一个三分之一”。“现在，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我的病基本控制住了。说实在的，我非常感激我的孩子，也庆幸自己有这样的一对好儿女。他们不仅给了我有关疾病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信心。”
结论4.孩子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对消费和钱的看法以及审美和生活情趣都开始影响到父母，使后者的生活态度在无形中发生了明显可见的变化。
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也构成了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相比较价值观而言，它毕竟处在较为浅表的层面，因此发生变动的可能也要大得多。在我们的访谈中，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承认在生活态度的不同方面自己受到了子女的影响。初步归纳，这些影响包括：（1）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按照一般的看法，作父母的社会阅历丰富、经历坎坷，他们在理解社会和人生体验方面能够给孩子以较大的帮助或影响，但事实上今天的孩子有时比父母更能正确地看待社会。前面提到的GM告诉我们，她原先对社会上的许多事都看不惯，不能理解，但是自己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同学却常常能够很好地劝导她。“这些孩子现在有的在重点大学读研究生，有的分在省市机关工作，他们对现阶段出现的许多现象的看法比我全面、深刻。比如说那些消极现象，他们说体制改革时期就是这样，不要大惊小怪。”（2）对消费和钱的看法。这常常是父母抱怨子女的地方，但抱怨归抱怨，通过访谈能够发现，父母在抱怨的同时仍然在受着子女的影响，并悄悄地改变着自己。AF说，原先他的儿子买CD唱片，他总觉得那是一次性消费，不值得。但是，时间长了他发现，即使是像塞琳·迪昂的东西也是有反复听的价值的，“后来看到好的CD也会买回家了”。IF的工作是往返于温州和北京之间采购和运输纽扣，具体的销售工作由在北京“浙江村”里摆摊的女儿和儿子负责。他说，“我出差时总是很节省，但女儿受北京人的影响总爱买什么《时尚》、《女友》杂志看，有的要十几或几十块钱一本。开始我很生气，觉得她不知道挣钱的艰难。但后来我发现，她对服装和纽扣式样与行情的把握比我要准确得多了，问她才知道是那些时尚类杂志给了她很大影响。从那以后连我也帮她买，有时自己也会看看。时间长了我感到，这些杂志不仅对我的生意有帮助，而且也改变了我自己的生活形象。”（3）对审美和生活情趣的看法。一个人的审美和生活情趣是其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的反映，以致鲁迅先生会说贾府里的焦大不会去爱林妹妹。作为两个时代的人，父母和子女在审美和生活情趣上出现差异乃至对立是十分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却发现，现在这种差异和对立的化解往往不是以子女的退让，而是以父母不自觉地接受子女的影响而结束的。比如，家庭G的父亲原先是飞行员。母亲是普通技术干部，他们本来都不喜欢看新潮的或西方的小说或电影，但现在受在大学读西方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女儿的影响，母亲对各种先锋派小说极有兴趣，父亲则非常欣赏各种西方大片。GF感慨万分他说：“我们在以前怎么也不会看这种小说或电影，这在以前都算是‘黄色的’，看了要开除党籍，不能飞上天的。”如果说看小说和电影还只涉及审美和情趣问题的话，F家庭亲子互动的结果则是整个居家模式的变化。3年前，F家从两居室搬到三居室时，刚上大学一年级的儿子（FB）就忙着设计水电线路和房间装饰，当教授的父亲（FF）不高兴了，心里想：“这种事要你烦什么呢？弄那么多插座干什么！”但短短几年过去，现在已经发现插座不够用了。事实改变了FF的态度：“最近又要搬家了，我和他妈妈已经商量好了，这次全部交给儿子设计。他觉得怎样舒适、怎样雅致，我们就怎样装。”
结论5.父母在日常行为方面受到孩子的影响既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受影响的领域也十分广泛。
同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相比较，人们的日常行为处在一社会的文化表层，因此它在变迁的背景下发生变动的可能也较大。认真观察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能够发现人们的日常行为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而在这些变化中，年轻一代或者说家庭中的晚辈总是扮演着弄潮儿的角色。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人都列举了大量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子代对亲代的日常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作用的，但它的力量却是巨大的。
消费行为领域是父母受到孩子影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研究发现，子女输送给父母的不仅包括有关消费品的种类、款式，品牌、特性、价格等方面的信息，还往往涉及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AM谈到，家里关于新上市的各种食品的知识基本上都来自孩子（AB），像南京大方巷的比萨饼、美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如果不是孩子，这些东西我们一般不会去品尝。有些东西我们虽然吃过，但孩子会告诉你哪种更好。比如，他向爸爸推荐一种不含糖还可以减肥的可乐。”家庭F和家庭G的父母都证实，他们对速冻食品、色拉酱的接受来自孩子的“示范”，而他们对请客去饭店这种消费方式的认同更是子女直接促成的。另外，几个家庭的父母也承认，他们对服装的理解也常常来自子女。比如，什么款式时髦、怎样搭配色彩和谐、哪种品牌流行，孩子都是当然的“参谋”和“评委”。作为一种补充，教师AT谈到，在现在的中学里，忙碌的老师不知该穿什么，但有些学生对流行很敏感，他们知道怎样赶时髦，于是常常成为老师模仿的“楷模”。
休闲和社交领域是孩子影响父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家庭F和家庭G的父亲一个是银行的工会主席，一个是社会学教授，平时也常有机会去社交场合，但他们都说是在子女的影响下玩保龄球的。就像GF所说：“如果不是他们，我只会在旁边看看，不会动手的。”家庭C和家庭D的父亲原本都是足球迷，但他们现在感到，在家里谈论足球，自己的权威性已越来越不如各自的女儿。难怪DF会愤愤不平他说：“罗马里奥、巴乔、AC米兰、尤文图斯。任意球、越位……，我就不懂这些小丫头对足球的兴趣怎么会比我们都强？！”同做父亲的相比，母亲对子女超越自己不但显得更为宽容，而且也常常感到骄傲。EM是一个单亲家庭的母亲，她感到日益长大的儿子已经能够成为自己精神上的“靠山”，因此也乐意接受孩子的建议。“比如，以前去别人家里，我都会带点东西，但儿子觉得俗气，总对我说‘空手并不表示没有诚意或不尊敬’。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时间长了就听他的了。”
子代对亲代日常行为的影响还包括向后者不断提供各种生活常识。这在传统社会原本属于父母向子女传授经验的基本领域，但随着变迁的加剧，亲代能够提供子代的越来越少，而子代能够“反哺”亲代的却越来越多。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子代现在向亲代提供的日常生活知识包括医学保健、家庭烹饪（尤其是各种新食品）、交通法规以及后面还要论及的电器使用方法，在移民家庭还涉及道路信息、商业网点、差旅常识等。有意思的是，今天的父母一方面在抱怨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生活能力差，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己在这个充满变化的社会中生活得越来越难以得心应手，而被自己抱怨的孩子倒生活得无忧无虑。
结论6.孩子的“话语权力”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新器物的使用和对新潮流的了解上，在这方面父母对来自孩子的“指点”的接受几乎是无条件的。
如果说无论在价值观、生活态度或是在日常行为方面，父母对来自子女的影响或“文化反哺”还多多少少有选择、抵制及反驳的可能的话，那么他们在新器物的使用及包括明星在内的新潮流的了解方面则几乎没有“发言”的余地。对这些领域你要么不关心，要关心就只有听孩子的“指点”，他们是今天这个新物品、新偶像层出不穷的消费主义时代的“先知”和“上帝”。对父母们来说，电子计算机是他们人生的“滑铁卢”。在我们的访谈中，9户家庭有4户有电子计算机，但这些家庭的从38－50岁的父母没有一个敢于说自己的电脑知识高于子女。家庭F的父亲是社会学教授，对各种社会问题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面对家中计算机软件的不断升级却常常一筹莫展：“输入软件换了好几次，每换一次，我就对他（FB）发一次火，好不容易学会的又都改变了。然后要他重新教一遍，哪个键是哪个功能。说实在的，新换的确实不错，我只是担心，什么时候他又要换？”同FF相比，年轻的美学教授AF因为英文好，又肯钻研，计算机知识在同代人里算是不错的，会用来写文章、排版、打印、上因特网、发E－mail，即使如此，遇到安排软件、文件下载、网页制作或远程登录时，在儿子（AB）面前仍然只能甘拜下风：“不如儿子的不是我一个人，你看系里为教师配电脑，哪个家不是儿子开‘配置单’，决定CPU、CD－ROM、MODEM的型号，内存和硬盘的大小。”确实，在电脑面前，说难听一点，父母的功能常常如那位原先是飞行员的GF所说：“他们（指子女）说配什么就配什么，我们只负责掏钱。”
除了电子计算机以外，在VCD、音响、寻呼机、移动电话、传真机、扫描仪甚至微波炉、空调、电视机、录音机等各式各样的新器物面前，父母的知识以及动手能力都大大落后于自己的子女。“浙江村”的H家庭有“大哥大”，但父母不会用，他们要让儿子或女儿接通了以后才会和别人讲话。F家庭的传真机只有儿子会用，所以他负责为父亲收发传真。尽管所有的家庭几乎都有电视机和微波炉，但父母只会最简单的一些操作。FF说，“我们家的电视一出现收视故障，他妈妈就会喊‘FB，电视机不行了’”；BM则说，“BG不在家，我家的微波炉就只用‘启动’和‘解冻’两个键。”其实，最大的落伍还在后面：面对刚刚开始的轿车进入家庭的浪潮，所有年过40的父母恐怕都已经意识到，儿女将是“开车的一代”，而自己只能是“坐车的一代”。
由各种时髦或时尚人物构成的偶像群落，也是充分体现子女们具有当然“话语权力”的领域之一。父母们总是不明白，子女们对莱昂纳多、麦克尔·杰克逊、麦当娜、辣妹三人组、四大天王、王菲、崔健、麦克尔·乔丹、辛迪·克劳馥的了解怎么比他们背单词的速度还要快？BM说：“有时我想和孩子谈一谈现在流行的歌星，刚说上两句，她（BG）就会说‘这些早就过时了’，然后告诉我一大串最新的”。和BM一样，AF感到不论和儿子谈谁，是塞琳·迪昂还是唐朝乐队，儿子都像如数家珍。对于这种影响，DM的一段体会很有意思。她说，前不久刘德华和周华健接踵到南京开演唱会，按演唱水平好像后者还强于前者，可她就不明白为什么刘德华更受欢迎？“一问女儿，结果她（DG）一句话就把我说明白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刘德华是偶像派歌手，周华健是实力派歌手呗！’”面对这样的“指点”，大多数父母不能不思考，他们和子女确实是有着云泥之别的两代人。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和自己子女之间的巨大落差呢？
主题三：孩子“反哺”父母的能力或他们的“话语权力”从何而来
文化反哺是我们这个物质生产高度繁荣、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独有的现象，因此，它的产生一方面同亲子两代人各自的身心特点有关，另一方面更是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造就的。在我们进行的访谈中，4个典型组的被访问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造成亲子两代之间的文化传承模式出现“倒置”的基本原因，我们可以将这些探讨归纳为下述4个结论：
结论7.社会变迁的加剧，新事物和新规则的层出不穷，一方面使亲代原有的知识、经验甚至价值判断丧失了解释力和传承价值，另一方面使子代第一次获得了“指点”父母的机会，这是“文化反哺”现象出现的宏观背景。
在各种球类比赛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原本十分优秀甚至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球员，会因为无法适应新制定的比赛规则名落孙山，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新手此时却常常会脱颖而出。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赛场，在这个赛场上角逐的真正对手是年长的一代和年轻的一代，而前者的失利和后者的高歌猛进原因常常和球类比赛一样：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新的规则。在这些新变化和新规则面前，年长的一代茫然不知所措，而年轻的一代却顺应良好、运用自如。
从世界范围内看，这些新的变化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激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以及现在日渐兴盛的以“克隆”为象征的生物遗传工程，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无以逆转的变化。女权主义、丁克文化、单亲家庭、超级市场、绿色和平组织、关贸协定、“白领”阶级和消费主义……，这一切与科技进步相伴而生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新事物和新变化，在加深我们对社会的“变动”性质了解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先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游戏”规则。这使得年长的一代有如来到新大陆的“移民”一样，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就像M.米德所说成了“时间移民”（米德，1987：73）。
中国社会近20年来的变革举世瞩目。它在以极快的速度将年长的一代从传统带入现代，使他们以往近乎奢望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也废弃了他们在前半生中获得的许多知识和经验，在孩子面前他们感到自己成了无法留下精神“遗产”的第一代人。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父母都感到自己的青春被耽误了，自己该学习的时候却什么都没有学到，而孩子们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因此，他们超过自己是必然的。另外，作为一种特例，中国的农村因为离现代化更远，因此在目前这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那里的人民经历的变化、震荡和挫折也最为强烈（周晓虹，1998）。在访谈中我们看到，“浙江村”里的H和I两个家庭的父母的双重“移民”身份（他们既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时间移民”，也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空间移民”），使得他们的“精神落伍”比其他家庭的父母更为明显。具体说，在他们的子女已经在北京生活得如鱼得水的同时，他们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的适应仍是勉为其难的。用IF的话说：“如果不是为了挣几个钱，我一天都不愿呆在北京。”
结论8.面对同样急剧的变迁，亲代常常受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子代则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吸收能力，这是造成两代人在了解和接受新事物方面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
社会变迁的迅急是造成年长的一代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失去传承价值，并因此无法从容对应时代的重要原因。但紧接其后的一个问题是，面对林林总总的变化在父母们手足无措的同时，子女们为什么能够“感觉良好”？
造成亲代落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仔细分析起来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1）就一般而言，随着年龄的增加，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都已经定型了，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度降低了，对很多事情也不会再发生兴趣；（2）对特定的这－代父母而言，1979年前的保守封闭的社会氛围以及不正规的教育，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文化基础和外语水平很低，无法吸收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知识和新文化；（3）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谈到，传统和经验的束缚常常是使年长一代和新事物、新潮流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FF说：“我们一般是按照原有的经验处理事物的，只是在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不够用的时候才会想到学习新的东西。但孩子们没有什么经验，也就没有包袱，他们干什么都学新的、用新的，所以，新知识就比我们多，适应力也比我们强。”
在FF的谈话中，已经涉及子代形成自己的“文化强势”的部分原因，那就是年轻的一代不会受制于旧有知识的制肘。对年长的一代来说，当出现与旧有的经验不一致的新知识时，新知识可能被视为是怪异的；但对脑袋里根本没有旧框框的年轻一代来说，新知识则是天经地义的。除此以外，年轻的一代好奇心强、吸收能力快以及现今的正规教育打下的基础牢（所有的父母都承认，他们当年上学学的那点东西起码比现在的子女落后5个学年），也是他们对新事物能够很快适应的原因之一。DG在典型组访谈时当着自己的父母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好奇心强，愿意接触新事物，但爸爸妈妈他们对什么都没有激情，从来不愿做深入思考。”DG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孩子的看法，在他们眼里，父母常常教育子女要好学上进，自己却往往是得过且过的一代。
结论9.与同学或同伴的交往是子代获取各种新知识和新的价值观念的途径之一，因此，同辈群体成了子代影响或“反哺”父母的知识“蓄水池”或“扩展内存”。
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论述过同辈群体或同侪群体（peer group）对青年个体社会化的影响（C.E.Bowerman and others，1959）：较早在纽科姆关于贝宁顿女子学院的那项经典研究中就提出，和同学的交往是使高年级学生的个人生活风格和政治倾向趋于自由的主要原因（T.M.Newcomb，1943）；北京的一项研究表明，13—l5岁的青少年将心里话告诉他人的首选对象是同性的同龄伙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与管理系93级，1994）；而美国学者布郎芬布伦那的研究也证实，美国学龄青年与同辈群体交往的时间是他们与父母交往时间的两倍以上（Bronfenbrenner，1970）。
在我们的访谈中，“浙江村”内的H和I两个家庭的4个子女提到，与年龄相仿的同伴的交往是他们了解社会、观察市场以及学习北京话的主要途径；而南京市内的7个家庭的8个子女则无一例外地提及，与同学的交往是他们获得大量的知识和信息的来源之一。在“浙江村”里，对北京、对市场、对经济形势最有发言权的不是年长者，而是那些捷足先登来到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从开拓北京市场中获得的经验是父母原有知识库存中的缺环，因此，他们是后来者的楷模。南京市内的8个孩子现在年龄最小的上初中二年级，最大的在攻读硕士学位。除了学业知识来自课堂和老师以外，他们的社会知识、科技新闻、时尚动向、人生阅历最主要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后面将要提及的大众媒体，另一个就是同辈群体。BG说，来自同学的信息常常是父母和老师不知道的；FB则说，大学生宿舍里每天晚上睡觉前的“卧谈会”是最密集的信息交流会，内容也是应有尽有：“我有时回家住一个星期，再回学校住，好些事就不知道了”。就这一点而言，父母也都深有体会。G家庭的一对儿女都在大学里，周末一回家就像开信息发布会。GM说：“他们的知识和信息有些来自学校里的教授，但更多的来自同学，来自同学间的交流，而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就缺乏这种交流。”确实，对这些年青而充满智慧和求知欲望的孩子们来说，相互间的算数级数式的交流使他们的知识和信息获得了一种几何级数式的增长。这样一种状况，使得我们的父母现在实际上不是单和自己的孩子，而是和他们那一群人或那一代人打交道。在一个不起眼的孩子后面可能站着一个个联系密切的同辈群体，它们成了孩子向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的取之不尽的知识蓄水池。
结论10.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大众传播媒体的广泛影响，使得孩子第一次能够从父母、老师以外获取大量的知识和信息，这是他们在与父母的互动中获得“反哺”能力或“话语权力”的最重要途径。
无论孩子们相互之间传递的知识和信息如何丰富，按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的说法，这些知识和信息都不过是大众传播的人际延续（P.F.Lazarsfeld andothers，1948）。换句话说，除了得自操作性经验的知识外，孩子本身并不是各种知识或信息的制造者。他们相互交换的学业以外的知识和信息，其主要来源是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尤其是电视在内的各种大众媒体。另外，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家用电子计算机走进中国城市的普通家庭，同电脑有着“天生的”亲缘关系的孩子从四通八达的互联网（Internet）上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中国大众媒体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日渐普及是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就之一。20年以前，中国的老百姓对电视机、录音机、电脑十分陌生，很少有家庭会订报纸，有一台熊猫或红灯牌收音机的不说显赫起码也是中上水平的人家。在那个时代，知识和文化的传递基本上是以耳闻目睹的方式完成的，因此其渠道也十分狭窄：不是从父母到子女，就是从老师到学生。但是，1979年以后上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80年代中期黑白电视机进入市民家庭以后，不过10余年，中国的电视机总数已经超过美国达2.2亿台，其中有8000万台彩色电视机，而90年代开始的“家用电脑热“同样来势汹猛。据统计，到1997年底，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四城市家庭的彩电普及率已达到96.63％，其中有1／4的家庭已有两台以上彩电。另外，拥有家用电脑的家庭上海占9.8％，广州和北京更是分别达到15.7％和15.8％（IMI市场信息研究所等，1997：891，1083）。这使得孩子完全可能从父母、教师、课堂里读的书本以外去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而这些知识和信息对父母、老师及其他成年人来说也常常是闻所未闻的。尽管从理论上说父母也一样可以看电视，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往往因为工作和家务事的干扰，兴趣单一，以及在某些方面的理解与吸收能力差，从电视上获得的知识与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大大不如自己的子女。在我们的访谈中，许多父母都说，平时工作和家务累一天下来，看电视自然就选些轻松的看：或是球赛（父亲），或是言情剧、肥皂剧（母亲）。但对他们那些求知欲强烈的子女来说，无论是波黑冲突、海湾战争、女权运动、印尼骚乱，还是绿色食品、微软公司、公牛队和NBA以及克林顿丑闻，都会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如果说低龄儿童如前述郭于华的研究所说，常能从电视中获得有关食品、玩具等方面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所研究的这些从13－23岁不等的青少年从电视中获得的知识就要多得多。进一步，如果说电视对父母的影响还只是大与小的问题的话，那么电脑对他们的影响则常常是有与无的问题。显然，操作电脑和“上网”不像看电视那么轻松，它需要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英文基础（Internet上的资料和信息大多都以英文呈现的），这使得大多数父母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无可争议的是，由于孩子具有电脑操作和语言使用上的优势，他们基本上垄断了对互联网及其信息的“话语权力”。
主题四：亲子双方对“文化反哺”现象的看法与评价
“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及其涉及领域的不断扩展，在使年轻一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想象和创造能力的同时，也使在年龄和家庭事物管理方面位于优势地位的父母常常处在尴尬的境地：教育和培养孩子是自己的责任，但现在承担这一责任却变得如此困难。那么，我们如何来评价或看待在亲子间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本末倒置”呢？最后两个结论涉及到亲子两代对“文化反哺”所持的基本态度，以及这一现象对亲子关系和双亲的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结论11.子代对亲代的“反哺”一般不会影响亲子间的情感，但它确实改变了原有的亲子关系模式，尤其是提高了子代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家庭事务的发言权。
关于父母是否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子女的“反哺”，以及子女在“指点”父母时是否会感到有压力，是我们访谈的中心话题之一。在我们的访谈中，9户人家的父母，包括“浙江村”里的两户来自温州农村的父母（I家庭母亲缺席），都大度地表示，孩子胜过自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谈不上丢面子，也就没有必要不开心。不过，这种情况有两点限制：（1）子女的态度必须好一些，否则即使儿女说的对，情感上也难以接受。在部队担任基层领导的BF说：“对这种现象倒不是道理上想不通，而是情感上难以接受。你想想，在部队都是下级服从上级，回来有时倒要听女儿的，这个弯确实不好转。”（2）如在长途汽车站工作的DM所说，“如果‘指点’来自自己的儿女接受起来要痛快的多，但如果来自其他晚辈则不会太舒服。”好在子女们的看法都令父母们对他们的地位大可不必担心：其一，孩子们都表示，告诉父母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是为了和他们共同进步”（CG），而不表示看不起他们。一个女孩子（DG）甚至说了这样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不认为我们对父母的尊重与爱戴是建立在他们什么都知道的基础上的。”其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认为，告诉或“指点”父母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尽管有些孩子承认这样做起来可能会有困难（这里也有一个情与理的问题）。亲子双方的上述态度使得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尽管有可能出现一些偶发的冲突，但一般说来“文化反哺”如大学二年级学生GB所说：“会改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比如，我就觉得爸爸现在不仅脾气而且水平都比刚转业到地方时好多了。不像以前总爱用命令的方式，而是用商量的口气。其实，这也使他在单位里能够很好地与同事相处。单位里的年轻人现在都说他是一个称职的工会主席。”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尽管父母们说来自子女的“指点”并未使他们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尊严，但从访谈的结果来看，“文化反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悄悄改变了亲子之间的相对地位，或者说，它不可避免地提高了未成年子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现在许多家庭在决定日常生活用品的购买或集体行动时，不仅会征求子女们的意见，甚至常常干脆由他们去做主。做主的范围小到买何种饮料、早点、服装，大到电视机的品牌、尺寸、型号（G家庭现在准备买一台29或34英寸的电视机，任务已经交给了19岁的儿子GB），或房屋的装修式样（前述F家庭新居的设计任务已交给21岁的FB），再或孩子们自己的专业和前途。当然，最突出的是在“浙江村”的H和I两个移民家庭中，不到20岁的子女已经全面接掌了处理家庭事物的大权。对这种变化在大学里攻读外国文学硕士学位的GG十分敏感，她说：“这种‘指点’父母的现象当然会影响到我们在家里的地位。比如，现在在家里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和弟弟（GB）说话的分量增加了。最能够表现这一点的是，父母现在下的直接命令越来越少，而商量的余地越来越大。”
结论12.来自子代的“文化反哺”不仅使亲代了解到了许多原先陌生的知识、开阔了他们的眼界，而且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如果说“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仅仅提高了孩子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发言权的话，那么，对那些含辛茹苦的父母来说多少有些不公正。但事实上，这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在赋予孩子们以自信、知识和力量的同时，也开阔了父母们的眼界，提高了他们对这个变得越来越陌生了的世界的应对能力。
从我们的访谈结果来看，父母们从来自子女的“指点”中获得的知识、信息确实是广泛的、全方位的。如果没有孩子，许多父母都说，他们不但可能不会有进肯德基、麦当劳的经历，不会像年轻人一样通宵守着电视机看世界杯赛，不会谈股票、玩保龄球、穿牛仔裤，不会知道皮尔·卡丹、阿兰·德龙和梅艳芳，……而且也可能不会知道克隆羊“多利”、秦山核电站和“长二捆”火箭，不会关心水土流失、生态平衡和大气污染，不会重温在中学里学过却没学好的中国历史、唐宋诗词，不会去接触Windows’95、Internet或Yahoo，不会理解市场经济、工商法规和“个调税法”……。确实，今天的父母们从孩子那里学到的决不仅仅是新的消费方式或消费习惯，也学到了在这个变化迅即的社会中安身立命、从容应对所需要的胆量、知识和能力。我们真的可以说，没有孩子，今天这个新中国和新世界的窗口在他们的眼前不会开得这样大。
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我们所访谈的两个有大学生子女的家庭为我们这里的观点提供了佐证。在我们一再提及的6家庭里，那位原先被人公认为“刻板僵化”的工会主席说，其实，即使从子女那里获得的有关休闲、娱乐的知识也对他的工作极有帮助。比如，孩子们爱看VCD，知道哪些电影有艺术品位或热闹、好看，他受到启发就在公司工会里集资办起了“影碟交换中心”，并请孩子帮着推荐影碟，深受员工好评。和孩子一起玩过保龄球后，就由工会组织了员工的保龄球比赛，丰富员工生活。而F家庭的父亲既当教授，还兼任着学校研究生院的领导，儿子交给他的电脑知识派上了大用场，写点什么自己就能完成，打印出来就和印刷的一样。不过，从“依赖”儿子的亲身体验中，善于观察社会的FF也从中感悟到了忧虑，一种和社会上的通常观点相反的忧虑：他以为，现在要担心的倒不是子女的独立性问题（多少人像“九斤老太”一样，为我们的下一代“不如”自己忧心忡忡），而是对子女的依赖所导致的父母生活能力的下降问题。“试想想，如果有一天子女因工作、出差或出国离开了我们，我们也许不知道怎样听音响，怎样选电视节目，怎样开微波炉，怎样使用空调的定时装置，怎样办理人生保险，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病应该去看哪个科室，更不用说发电子邮件、上Intemet、开车去会老朋友……。”是啊，这个变化万千的时代不但使父母和子女的角色换了一个个，也赋予我们这些尚不算老、仍有学习潜力的父母以新的历史使命：向子女学习，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四、简短的结语
从发生在亲子之间的社会互动来研究沿袭了千百年的文化传承模式的变化，能够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急速的社会文化变迁运动所具备的同先前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具体说，今天的这场涉及人类价值观、知识体系、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的大变革，已经不是先前社会持续不断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简单的延续，其间确实已经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或转折。单就亲子间的文化传承来看，从我们的访谈资料及其讨论中能够发现：（1）亲子之间的“反向社会化”或曰“文化反哺”现象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成了与传统的文化传承（社会化）模式相对应的新型文化传承模式，这种现象在城市家庭以及居住在城市中的“移民”家庭中尤为明显；（2）在亲子之间发生的这种“文化反哺”现象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从价值观的选择、生活态度的认定、社会行为模式的养成，直至对各种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而在文化的表层（行为或器物层面）这种现象更为明显；（3）子代向双亲进行“文化反哺”的能力主要得自于他们对新事物具有较高的敏锐性和接受能力，他们受旧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束缚较少，以及他们凭借语言和器物（如电视、报刊和互联网）接触的优势而获得的从媒体、市场及生活本身获取社会信息的便利性，对生活意义进行解释的权威性；（4）最后，“文化反哺”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使得双亲常常会遇到来自子女的各种反叛和挑战，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他们对变迁社会的顺应能力。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对“文化反哺”或家庭内部反向社会化的论述，并没有否定一般社会化或传统的文化传承模式在今天依旧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只是希望这里所作的论述，能够使人们对尚未得到社会重视的一种新型的文化传承模式给予应有的关注。“文化反哺”是变迁社会的产儿，它表明传统社会单向的文化传承模式正在向现代社会双向的乃至多向的文化传承模式转变。事实上，这一文化传承模式的出现，不仅为年长一代顺应社会生活、继续追赶历史潮流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加重了年轻一代的历史责任感。一般社会化和反向社会化或“文化反哺”的共生互补说明，社会的发展所赖以借助的文化延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地存在于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的沉浮与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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