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伦妮·多伊奇是精神分析女性心理学的先驱者。对多伊奇独特的精神病理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首先，重点阐述其精神病理观，强调实际冲突在神经症形成中的作用以及由客体贯注的缺失所造成的"仿佛"人格；其次，深入探讨其精神分析治疗技术观，描述"治疗联盟"这一强调分析师与患者之间协作的治疗技术；最后，详细介绍其精神分析治疗过程观，阐述精神分析过程中的"理性"或"理智化"、"转向现实"和"转向内部现实"的阻抗防御形式，并对移情和付诸行动展开分析与解释。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审计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指导中心；
【关键词】： 多伊奇 精神病理学 “仿佛”人格 治疗联盟
【分类号】：B845 《医学心理学》2015年9月号
精神分析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流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学体系，更是一种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 弗洛伊德开创的经典精神分析学说中的精神病学思想主要是从男性视角展开，很少关注女性独特的心理特征。著名女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妮·多伊奇(HeleneDeutsch，1884年~1982年)是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之一，她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和母性经验，提出了其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独特观点。她是早期精神分析运动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弗洛伊德曾称她是“女性心理学的先驱者”。她创立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精神分析理论，更加注重女性和母性经验在儿童发展和分析治疗中的作用，这在当时是对经典精神分析学说的一种重要补充和完善，弥补了经典精神分析忽视女性特质的不足。
1多伊奇的精神病理观
1.1神经症的形成机制
经典精神分析在探索神经症性疾病的根源时强调三种因素：力比多固着、退行和所谓的当下或“实际”原因。多伊奇将退行和力比多固着看作是影响神经症形成的重要因素。但她强调，实际冲突才是诱发神经症的主要原因和决定性因素。弗洛伊德认为：“只有追溯神经症患者的过去历史和力比多发展的过程，其神经症的实际冲突才可被理解和解决。”
多伊奇认为实际冲突可能使个体遭受挫折体验，进而导致疾病的产生，即实际冲突被神经症取代。换句话说，神经症的形成是实际冲突无法合理解决而转为内在冲突的结果。自我作为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发挥重要作用。当实际冲突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时，自我为了避免力比多退行常会寻求妥协。如果这一努力失败，自我就会对外部世界感到失落并被迫寻求替代性的满足，进而走上退行的道路。此时，神经症作为一种病态的冲突解决方法应运而生。她强调，冲突自身主观上的不可解决性是实际冲突转变为神经症性冲突的主因；同时，这种不可解决性也是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神经症态度的表达。
多伊奇提出，实际冲突具有两个来源：“向外的剥脱”(outwardprivation)和“外部挫折”(external frustration)。她指出，当力比多无法在外部世界获得自我满足，或是自恋伤害(narcissistic injuries)不能通过升华获得满足时，内在的神经症冲突便会出现。她称这种情境为“向外的剥脱”，是神经症疾病的重要原因。“外部挫折”是诱发神经症冲突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当个体能够合理解决实际冲突以适应外部世界，抑或忍受挫折而寻求新的满足方式，便不会产生神经症冲突。但当实际冲突无法解决而导致外部挫折变成内部挫折时，神经症冲突便随之出现。外部挫折本身没有病态效应，只有当外部挫折将冲突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时，才会导致神经症的产生。
1.2精神分裂症的人格特征
多伊奇在自己的治疗实践中提出了一个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临床概念：“仿佛”(as-if)人格，其本质是个体的无个性特征(characterlessness)。她认为，“仿佛”人格或状态是奇怪、异常和疯狂人格系列的一种微小变式，很难将“仿佛”状态归为任何类型的神经症，它们与精神病患者的世界极为相似。她主张，客体贯注的缺失是“仿佛”人格的根源。对于“仿佛”人格的个体来说，客体保留在外部世界，其所有冲突都在对外部世界客体的认同过程中表现出来。
多伊奇对“仿佛”人格的描述主要是基于对女性的观察。她认为，“仿佛”人格是一种独特的心理人格类型，这类个体不会表现出任何病态行为，但缺乏创造性，且给人一种“仿佛”的感觉，似乎存在一种莫名之物介于这类人与他人之间。多伊奇进一步指出，“仿佛”人格的个体具有某些独特特征。首先，这类个体表面上似乎拥有一种敏感的情感能力和完整的情感生活，她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常表现得非常热情，具有强烈的情感体验，且被认为具有爱、友谊和同情心。
但她们如同演员一般纯粹地将情感表演出来，且都以同一种方式表达；她们缺乏真实的内部感受和生活体验，所有的情感关系都缺少“温暖”。其次，这类个体易受暗示。“仿佛”人格个体的受暗示性与癔症患者的受暗示性不同，后者是以一种客体关系为前提，而前者被归因为女性的被动性和类似自动认同(automaton-like identification)。第三，这类个体的攻击倾向几乎完全为被动性所掩盖。这赋予“仿佛”个体一种温和善良、仁慈友爱的特征，但却可能随时转变成各种邪恶。第四，客体的非恒常性和已往客体认同的记忆逐渐消失。“仿佛”人格个体的伪情感生活(pseudo-emotional life)聚焦在不断变化的新对象上。
2多伊奇的精神分析治疗技术观
精神分析自创立之日起，就被用于治疗各种心理疾病。多伊奇在临床实践经验和传统分析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治疗技术，即治疗联盟(therapeuticalliance)。尽管她没有对治疗联盟作出明确的界定，但却描述了这一技术的主要特征以及重要意义。弗洛伊德指出，“治疗的首要目标在于在患者和治疗师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情感关系，将患者与治疗和医生联系起来。为了保证实现这一目标，医生只需要给予患者时间。”
多伊奇赞同这一观点，将之确定为经典分析师的标准态度。她认为，这种态度是治疗联盟的核心，应该体现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作为一名经典分析师，多伊奇认为，只有具备建立成熟客体关系的能力，分析治疗才有望成功。她同样重视治疗联盟中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客体关系，提出分析师应该向患者展示一个真实客体的自我，而非像患者所想象的那样。为此，她在分析过程中会积极地向患者解释：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相互过程，其中一方具有提供帮助的方法，另一方则要做好接受帮助的准备。
此外，她还试图打破患者在治疗早期阶段存在的幻想，即分析师是一位魔术师，能够把患者变得与众不同。多伊奇强调，分析师的技术能力和有意识的人际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后者构成了治疗联盟的真正核心。多伊奇提出，治疗联盟在临床实践中的意义和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对消除焦虑尤其是分析初始阶段出现的阻抗和焦虑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创造一种良好的情感氛围。
其次，它能够补偿分析给患者所带来的剥夺感和痛苦体验。再次，它能够减少移情的消极作用，帮助患者维持和增强对恢复的渴望。最后，它能使患者和分析师的现实关系与移情性神经症的歪曲和不合时宜之间的比较变得可能。多伊奇尤其强调治疗联盟在处理移情性神经症中的重要作用，“在那些具有真实特征的移情性神经症案例中(常见于癔症)，很难使治疗联盟置身于移情性神经症之外。”
3多伊奇的精神分析治疗过程观
3.1理解阻抗
多伊奇认为，“理性防御”形成于生命早期，只出现在某些年轻的个体身上，这些个体童年早期的某些特定本能倾向已为该防御过程作好准备，且儿童(女孩)对父亲的认同具有关键性的作用。阻抗(resistance)是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对抗治疗进展及阻止揭露潜意识材料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多伊奇认为，防御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人格，其以阻抗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由分析本身所引起的。她系统探讨了三种典型的阻抗防御形式：“理性(intellectual)”或“理智化(intellectualizing)”的防御、“转向现实(turning to reality)”的防御和“转向内部现实(turning in ward to internal reality)”的防御。
“理性防御”是指患者并非积极努力地配合和提供帮助以理性地分析材料，而是力图使分析朝向某一孤立的方向，并用一种表面上的积极“理解”或否定的批判来取代分析体验。多伊奇将“理性防御”的患者分为三类：一类是真正达到升华高度的理性化个体。这类个体善于利用理智并或多或少地用于阻抗分析。第二类是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这类个体的“理性防御”是以一种直接的“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s)和“孤立”(isolations)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三类是情感受阻或扰乱的患者。这类个体压抑其生活中的情感而保留理性的一面，将之作为表达其心理人格的唯一途径。“理性防御”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分析材料的“修通”过程上。
通过这种防御过程，她们能够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本能满足。例如，个体的性好奇或任何与性有关的欲望可以通过“理智化”而获得间接满足。
“转向现实”的防御是指患者通过回避内部情境(internal situation)而成功地摆脱焦虑，其主要功能是保护自我免受难以忍受的情感和冲动的威胁。通过“转向现实”的防御，患者从忧郁的心理世界中逃向现实，并利用现实来反抗和驱逐分析过程所唤起的令人痛苦的情感。这类患者会迅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释转变为现实的语言材料。对于她们来说，修辞(figures of speech)、象征(symbols)和心理现实(psychic reality)都具有相反的意义。在分析过程中，她们时而给人以愚蠢的印象，时而又取笑精神分析治疗，这实际上是使其免于焦虑的阻抗防御方式。多伊奇指出，“转向现实”的防御起源于儿童的焦虑指向外部世界，且现实检测能够使儿童摆脱焦虑这一特定时期。在生殖器期开始之前，这种防御方式尤为有效；到了青春前期，它主要用于抵御新唤起的幻想行为，代表着一种比“理智化”更为完整且更具预见性的防御形式。
个体具有一种与“现实化”相反、对其内在过程的独特直觉能力，这种能力是“内部感知”(internalperception)的重要天赋。多伊奇认为，敏锐的“内部感知”实际上是一种防御过程，是一种通过转向内部现实而表达的防御形式，其本质是自我观察和直觉能力的增强。她指出，不仅接受分析治疗的患者会采用“转向内部现实”的防御，接受分析训练的精神分析师亦会如此。她们处于一种严重的焦虑状态，主要通过大量具有被害妄想特征的焦虑性的梦来表达内部焦虑；她们在分析初始阶段积极配合，认真对待和理解自身的潜意识事件，并努力排除任何干扰分析的可能性。分析促使她们将注意力指向内部生活，而这种转向行为明显伴随着一种对待真实世界的被动态度。多伊奇指出，“转向内部现实”的防御过程试图通过自我观察使被拒绝的心理内容具体化并加以控制。然而，这种防御形式逐渐变得不尽人意，且焦虑逐渐具有“移情”的特征，如焦虑转变成对分析师的偏执妄想态度。
3.2分析移情
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移情是“个体将先前对某人或事的某种情感转移到其他新对象上的潜意识心理过程”。弗洛伊德指出，移情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现象，是由精神分析揭示并分离出来的，而非精神分析的产物。多伊奇尤其重视患者对被压抑的潜意识情感的释放，认为移情的情感力量与早期发展阶段有关，可能代表具有前生殖器和生殖器特征的原始冲动，或是较为统一的情感体验的重复。移情的增强是对记忆恢复的阻抗，但同时移情所展现的又是过去经验最令人信服的部分，甚至可以将之视为一定程度的精神宣泄，因而有助于提高分析的治疗效果。
多伊奇认为，在一个有效的分析情境中，患者的自我具有使退行倾向重复发生的力量。因而，分析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情境。如分析过程受控于移情中的冲动成分，患者的自我无法进行理性控制而导致大量付诸行动的出现；或是自我能够合理、有效地应付移情的影响，并巩固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治疗联盟以分析移情；抑或自我的控制能力试图使移情行为合理化，并赋予移情行为一种“伪合理”(pseudo-rational)的特征。然而，分析情境会存在一种危险，即移情可能发生于患者与分析师之间友好协作的短暂时期，此时患者的许多过去经历被唤起，他会努力寻找过去记忆之间的联系，并通彻地分析记忆材料。这样，分析便进入“理智化”的危险地带，进而可能导致分析情境崩溃。
3.3解释付诸行动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付诸行动(actingout)是指患者以非理性的动作或具有潜在危险的行为来逃避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弗洛伊德用付诸行动表示患者的潜意识冲突和矛盾可通过行动表现，却不能以言语表达形式进入意识之中。多伊奇认为，临床分析过程中只有两种行动方式：通过身体的行动和通过言语表达的行动。付诸行动并不仅局限于分析过程，某种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付诸行动者，如艺术家能够在付诸行动中创作艺术品，神经症患者则通过各种症状来付诸行动。在临床分析过程中，付诸行动常常是移情的一部分，任何一种移情即使是轻微的移情都是付诸行动的一种形式，多伊奇称之为“预行动”(pre-acting)。
当移情的情感宣泄达到一定的强度时，这种“预行动”便具有实际付诸行动的特征。在另一些情形下，付诸行动则仅仅是内在冲突情境的重现，代表一种掩盖另一未解决冲突的努力，以及一种在罪疚感的压力下所获得的防御措施。她强调，这种分析过程中的付诸行动是一种从分离情境逃离外部世界的更为神经症的非理性表达。多伊奇指出，通过分析过程，分析师可以观察付诸行动的开始、功能及其阻碍的条件，进而能够理解患者的行动所表达的意义，以及何种特定的分析情境能够唤起、增强或干扰付诸行动。只有当患者离开隔离的分析室，在外部世界中实现移情，分析师才能真正地谈论付诸行动。
4结语
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创立的那一刻起就是一种治疗神经症的方法。多伊奇长期致力于神经症的治疗和精神分析技术的发展，她不仅根据其丰富的临床经验提出自己的精神病学观点，强调实际冲突在神经症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阐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仿佛”人格的特征；同时还提出独特的分析治疗技术，即治疗联盟，重视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相互协作。多伊奇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根据母性经验和临床发现构建一个全面的女性生命周期心理学的分析师。毋庸置疑，她对精神分析领域的最主要贡献是其女性心理学思想，但其在精神病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治疗等方面也具有重要贡献。
此外，她对精神分析过程中的阻抗、移情和付诸行动等作出详细解释。作为早期精神分析运动的女性代表，多伊奇首度开展对女性心理学的精神分析解释，她从女性的视角对精神分析治疗实践作出了很好阐述，其精神病理学的观点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略)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