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译)邓小平及孔子的孩子 – 中国人今日的身份认同模式
(意译)受市场经济和儒家思想共同影响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模式
Lecture Shanghai May 2016
2016年5月上海讲座
Michael Wolf
来访者的案例报告。
我的思考主要基于在上海的心理动力学培训项目中的小组讨论、和其他信息、以及与参与者的(互动)体验,还有在2005-2010年期间以及2014年春天至今所有关于他们宗教的根基。帝国倾塌,资产阶级政权在内战中衰败,共产主义也因其过度和基本赤字而失败,所以现在不再有什么可以来相信的了。对很多跟他们同时代的很多人来说信仰的是金钱;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相信它,因为利欲熏心导致了太多的犯罪、腐败、交易等等……也许,讽刺的讲,精神分析倒可以成为一种信仰。
在小组讨论中不断的被告知,中国人倾向于不再拥有文化的和以上思考加上与中德班成员的(互动)经验以及他们的来访者,推动我作出如下解释:
中国过去和现在都在经历一场激进的、快速的、集中式的现代化进程。我无法讨论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和内在冲突(与传统、宗教等)以及跨文化间可能存在或真实存在的差异。但总体而言,中国所经历的这个过程与几十年前许多欧洲国家(德国、俄罗斯等)的发展是较为相似的。君主制衰落之后,先是出现了一个不稳定的公民政府,随后经历了动乱时期和内战,然后是一个专制的“解决方案”与意识形态和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整合,最终进入了经济重建的市场导向阶段,且多少伴随一些民主制度。比如在德国,这一阶段就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即所谓的“经济奇迹”。在这一进程中,只有少数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保留下来稳定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新的模式还在不断探索之中。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欧洲一样——伴随着重大的社会变迁和动乱、战争、内战、阶级斗争、饥荒、迁移,以及数百万人的死亡。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些经历可被视作中国人民数代之间巨大的精神创伤。
个体与团体——每一个庞大的民族如民众或国家——都以特有的方式和步骤直面了这样的创伤性体验。
第一个阶段的反应是震惊,仅仅维持和稳定了生命机能(集中化处理等等,类似急性应激反应)。
第二个阶段的反应是情感和认知的解离和否认。本阶段反应的心理学原因是保留个体(和/或群体)社会和心理的功能。如此一来,创伤性体验就不能总是被记起,经历的(亲人、家园、财产,等等)的丧失也不能够被持续的哀悼,某些哀悼不能并不是一种缺陷的征兆,而更像是一种正常心理功能的标识,意味着希望克服创伤的意愿。
记忆,重新感受到并最终能够哀悼。但情感未必意味着哀悼,它还可能指向焦虑、气愤、暴怒或憎恨,至少主要地(指向这些)。这些强烈的感受通常不能忍受,所以必须投向他人,最好是陌生人或/和敌人(个人、群体、阶级、人民、民族,等等)。
只有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第三僵硬期(数月、数年或甚至数十年),个体或群体才能逐渐恢复第四个阶段,最终,创伤的等级、阶段、应对方式、克服创伤的方式(过程的模型详见Fischer/Riedesser 2009)都决定了人们在后期如何处理这先前的创伤经历。
从一种精神分析以及我的文化社会学观点,以及为了文化发展的评估,如何处理和应对创伤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们是否会重复自己或他人的模式(强迫性重复)?他们能否发现其客服创伤的解决办法?如果有,是通过什么方式,哪种方法,何种策略?对于有过相同经历的一整个社会群体,会不会存在某种综合性的特征描述?一群人或一代人呢?(Cf Loewenberg 1996, 245 ff)。
“我的”一位曾在上海之前培训项目的年轻同事对上述讨论谈了一些想法和考虑,这令我想起了有关德国上个世纪50年代“怀疑的一代”的文章,这一代人经历过二战,当时他们多为年轻战士,甚或是更为年轻的士兵助手,如今幻想破灭,不再相信任何价值观,只信任自己、自身的行动以及金钱。
德国社会学家Helmut Schelsky在二战结束十年后,提出了“怀疑的一代”这个概念。它属于20世纪德国代际序列辽阔画面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与中国进行比较,我在此简要地重述一下这个序列。
第一代被我们称为青年运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他们失望于工业化的技术世界,失望于隔绝于自然和人性,失望于道德沦丧的社会和尔虞我诈的商业和政治,所以其一直在寻找一个彼此亲近、自由的存在与社会。浪漫主义、真实性、反对一体化——但所有这些价值取向和实践都在一战中破裂,伴随着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年轻士兵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一战后,受战争影响,新的一代应运而生:即“政治青年”。这一代的成员包括政治党派中左派至右派的青年组织,以及属于各工会、宗教、特殊文化、地区、阶级和族群的青年,他们出于对战争中公民社会的崩塌无比失望,所以倾向于发展出寻找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政治取向。
上述形态各异的政治青年组织同样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破裂:即所谓的魏玛共和国(1918 – 1933)没落、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兴起的时候。多数组织解散,其成员迁入新的极权政权的青年组织,即“希特勒青年”。
受二战恐怖经历的影响,二战后新一代形成:号称“怀疑的一代”。
认为这一代的特征如下:
- -青年的意识呈现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有别于占领势力,尤其是美国的,新的政治启迪和再教化的倾向。
- -特别重视私人财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生活,从维护基本的(如经济的)稳定和安全开始。
- -摒弃对自由和本性的浪漫主义热情。转而追求实际,显然将注意力指向了自信、对现实的敏锐感受,以及掌握具体的真实生活的渴望。
引用Schelsky,第78页:
“看起来冷酷无情的怀疑主义的审慎背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需要,即去辨别和跟随重要的、基于规范感的对事和人的约束,但它也透着深深的怯懦,害怕被只言片语所欺骗。”
自我决定的发展。
人们强烈地渴盼理念、价值、规则或标准不要受到过去和其错误及失败的侵蚀。精神分析则代表了这样的一种理念,其价值观诸如开放式交流、真诚、自由、免于暴力和操纵,以及我们感到中国90后这一代(有时也被称为“机会主义的一代”)与Schelsky所说的德国“怀疑的一代”有些类似。
但这里讨论的“我们这一代”,即由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组成的上海中德班成员,需要另当别论。
在培训项目期间基于个体和团体自我体验的过程,展现出对心理过程、社会心理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互动、“美好生活”的道德和伦理要求等方面的洞察力存在一种强烈的渴求和兴趣。(Cf Dettbarn 2009, Plnkers 2011, Gerlach 2011, Markert 2013)。
这种兴趣同中国的“面子”概念以及中国人在20世纪的一些创伤性经历一样复杂。给面子和有面子都是十分必要的,和中国人沟通以及中国人之间沟通,这都是交流的基本的部分。真诚作为内在自我揭露的一种自发的反应,在美国和欧洲基于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一直在被提倡和实践,在中国仍不被赞同。中国式交流似乎仍在沿袭传统的方式,首先考虑的并不是真诚,而是策略,更注重影响和效果,也让人联想到那些同样适用于狡猾和欺骗操纵的方式(Xiao Zeping 2010, Rudolph 2013, Markert 2013)。
在中国,面子作为一种为了身份构建的传统价值,它与传统的家庭、行为和国家的道德观念相伴相生——不同于我之前提到的西方文化,后者强调个体自身的“拥有”,以及自身真实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