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临床设置中团体分析的运用
由于分析性团体对健康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分析性团体也可以团体工作形式用于帮助团体中的个体。 但是这些团体体验也进一步让我们认识到团体心理。团体分析让我们对于团体成员间的关系，以及团体成员对于创造团体文化的能力犹如个体的性格具有特殊能力同时也具有冲突一样，带来新的认识。团体具有超越个体的能力这一点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分析师面对一个团体如家庭、夫妻以及机构一样，谁是真正的咨客。传统的回答是呈现症状的病人，但是最早挑战这种说话的是家庭治疗。家庭治疗师认为系统本身可以产生病人，以此维持系统自身的稳定性。很多情况下，是家庭中最依赖系统以及最不成熟的儿童，注定了由他们为整个家庭传播症状而承担了这个病人的角色。因此，需要治疗整个系统，而并非单一个体才能有所改变。在儿童治疗中，需要父母的参与。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非临床取向的团体也显示了他们对个体成员特殊影响的“个性”，导致必须在劳动力领域内、工业以及团体的动力中观察这个机构。“团体分析师越来越被请到一些组织或机构如消防队、学校、志愿者机构，运用分析师的专长来帮助机构维持良好地功能。环境新的制度与快速改变可能会增加压力，这会导致职工旷工或频繁请病假，迟到”等；“所有这些行为均会危及机构的工作效率。。。。。。”（P 232）。当然，在你们的国家中你们也能看到这些问题。团体分析师能够理解诱发表面行为的关系性过程。下面这句话体现了治疗性团体和机构中的分析性工作的共同目标：“这两种治疗的任务都是允许新的事物以一种对成员、对在团体中的角色和任务有用的方式出现”（Rancestry2003 zit. P. 232)。但是临床工作中所运用的团体分析在非临床场合运用时需要做一些修改。
在机构中开始分析工作所需要做的准备
- 在开始团体分析之前，分析师需要了解这个机构：结构、各级组织、信息流通以及工作目标。
- 分析师必须找到产生问题的外在原因，如改革、管理上的变化、财政压力等。
- 分析师必须尽可能多地知道，寻求咨询的人的意识层面的期望。当然，分析师必须考虑他自己的伦理是否符合这些目标。如果不符和，最好拒绝这个合同。
分析师最初的调查也可能会揭示咨询者潜意识的期望。分析师决定了是否要在团体进程中去揭示潜意识的期望，尤其当这些潜意识的期望与意识层面的期望发生冲突时。
- 分析师需要找到谁是咨客。谁应该参加团体治疗以及谁不必参加。分析师的分析工作是需要在一个等级水平上涉及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是仅仅涉及一些专家或是其他人员？答案取决于问题是何时出现的，由谁负责。有一点很重要，即知道机构不同等级是否均有代表参与。
- 然后，如同分析性团体，必须讨论、接受与维持设置： 是必须参加还是自愿参加，对于团体工作的时间、地点以及费用的考虑。特别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清楚分析师需要向谁汇报。在我看来，必须如同治疗性团体，团体的进程是保密的，任何信息都不能泄露到外面去。这一点尤其在一些上级权威可能会获得对团体工作的了解的机构中是尤其重要。分析师不能承担向机构提供信息的任务，这一点必须从一开始就要非常清楚。
当所有这些都清楚了，团体可以开始：
- 分析师的第一个目标是“促进团体成员交流他们关于工作场所的想法、感受、希望、害怕与失望的自由联想”。“这能够让参与者在机构组织中对自己看得更清楚，认识到潜在的力量的挣扎以及冲突的方面，并且在与他人交流中增加他们积极、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潜力”（p.234）。有时团体进程倾向于变得更象治疗性团体，因为自由联想地进行交流鼓励了团体成员揭示个人的困难。分析师的任务是预防这种倾向的发展，将讨论限定于围绕与工作有关的方面。
- 如同治疗性团体，分析师可能会识别团体潜意识的幻想、愿望以及关系。如果这些幻想、愿望以及关系与机构的问题有关，分析师可以开始解释，就象他在治疗性团体中所做的工作一样。
举例：
在一所规模较大的诊所的一个部门，救护车不能很好地工作。虽然病人约诊等待时间很长，通常仍需要等半天。诊所已经为此出名，导致病人不想到这里来看病。而且负责预约和联络病人的工作人员工作得也很不愉快。这些工作人员总是听到等了很多时间的病人的抱怨与愤怒情绪。诊所的管理者决定改变一下这种状态。管理者从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管理人员那里得到的信息，使他改变了病人与医生之间的现有平衡，延长了咨询的平均时间。但是这没有用，什么也没有改变。然后诊所的负责医生以及管理者决定雇用一位分析师来帮助发现解决问题的方式。诊所的所长支持部门医疗主任建立合同。分析师决定与医生以及救护车队的管理人员一起工作，但是不包括诊所中这个部门之外的上级领导。团体会议在诊所的另一幢楼中进行，而且也不是在工作时间之内进行。参与者同意进行一周周末2个小时、共4次的团体活动。他们对于在这些额外的时间的参与得到了额外的补偿。
在自由进行的讨论中，分析师看到了下述情况：病人长时间的等待事实上是由于医生总是晚到所致。一段时间后，等待的时间就变得很长。由于医生在其他事务中非常忙碌，诊所的管理人员容忍了医生晚到的行为。在团体讨论中，医生感到报酬少于实际的付出，并且感到被领导忽视了。他们误认为他们的工作付出没有被领导注意，只有当他们的工作出了差错才会被领导注意。然后他们感觉到这是不正确的。女性管理者们会重视医生，体谅医生，然后变得潜意识中将病人变为替罪羊，而失去了他们作为消费者、病人的地位。在分析师的促进性帮助下，团体得出结论，医生使用迟到作为自己很小的机会来确定自己的存在。迟到给了医生一种力量来反抗常规，获得对自己重要性的关注。将自己的不满发出声音这种小小的能力，以及意识到整个隐藏的情景缓和了他们的不满。
如合同的约定，最后，分析师与所长以及部门负责医生进行了一次会谈。按照合同，分析师没有泄露任何关于团体会谈实际发生了什么的信息，但是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性报告，以及提出了如何解决的建议。他强烈建议改变管理的方式，即不仅看到问题，也注意成绩。
社会机构中的分析工作：
“外面的人被叫来对一个机构的内部进行检查会诱发恐惧，如同病人被医生检查的体验一样”（p. 235）。这种恐惧在帮助类的专业机构中会比较少。工作人员对于治疗的语言比较熟悉，而且也更容易信服分析性团体的作用。但是这些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匮乏的咨客，容易受他们的抑郁或者愤怒所影响”（p.235）。由于这个原因，团体容易变得象一个治疗性团体。但这在工作场所是不恰当的，因此分析师必须努力继续自己的任务。他“运用自己的干预、解释以及将注意力拉到团体叙述发生的背景：工作场所上，使团体不会成为治疗团体”（p.235）。为了让工作人员与日常工作以及与之有关的压力保持一定距离，如果可能的话，在工作场所之外的一些地方开展团体谈话是非常有帮助的。
举例：
某康复机构想将现在以及以往失业的人重新组合在一起提供就业培训实习机会。那些由于心理或者社会原因而停止工作的人可以再学习如何适应回归机构工作。这个机构有一些车间，如木工车间，主要任务是根据一些企业或者餐馆的定单制造产品，在这些车间，工人在特定的监督下工作。同时这些工人在寻找住所、申请工作已经其他类似的事情上也能获得帮助。他们可以在这个机构最多工作一年。一年到了，他们就要转到普通的工作中。
这个机构存在一种习惯，即定时对团体进行督导。在督导中，人们讨论他们与其他人或者工人接触中遇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机构领导也作为团体的一个成员参与其中，因为他和他的下属一样，也是直接与工人接触，这位领导的风格相当民主。在其中一次的团体督导中，团体成员们报告了工人如何获得进步的几个情景。但是一年快结束时，当大家觉得这些工人已经掌握运用在车间学到的新技能时，但是这些工人却表现出不能运用新学到的技能。例如， 一个年轻女性，在车间实践中进步很大，却表现出瞬间忘记了所有她在车间获得的技能。当她的师傅们知道这个评估时简直不敢相信，无法接受评估报告。
团体其他成员就对这个女性的一些印象以及体验进行自由联想，并在团体中进行交流。在分析师的帮助下，这个困惑犹如拼图的各个碎片被拼在一起而变得清晰了。大家尊重她，支持她，为她的成功而赞美她。团体中有位女性成员，与这个年轻女性只有很表浅的接触，也注意到她的进步与能力，但是对她的印象没有另外二位男性成员那么深。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团体得出结论，在二位领导与这个年轻女性之间发展了一种相互的钦慕，近乎于爱的情感。对于领导来说，这个女性工人是“百里挑一”、他们工作成功的一个典范。为此，她得到认可以及羡慕。潜意识中，领导不想让她离开，而她也不想失去夸张的认可以及必须去依赖自己的资源独立生活工作。这些新的认识导致工作人员对于车间工人分离的过程的更多的关注。在许多情况下，这个机构的工人体验了一些在他们以往生活中没有体验到的或者不知道的感受：被认可、指导以及理解。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这些礼物让他们也很难离开这个地方。在工作人员与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之前从未被认识以及被顾及到。
这些认识使得机构领导帮助团体安排与离开车间的工人进行定时的见面活动。类似于青少年分离的阶段，工人们现在有机会可以临时回到车间，讲述他们现在的工作经历，能够再见到以前在这里共事的其他工人们以及指导他们的工作人员。
总结
在机构中开展分析团体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建立一个对于隐藏的关系所进行的有效交流。这种工作应该注重团队建设以及发展团队的精神。与分析性团体不同的是，团体的讨论应该聚焦在工作上。因此分析师给于团体更多的指导。无论如何，他必须促进一种开放、坦诚的交流，这意味着他也会往后站，让团体选择谈论的主题并且引导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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