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挫的爱”到“钟情妄想性的转移（移情）”
De l’amour contrarié au transfert érotomaniaque
作者：吕克.弗雪（Luc Faucher）[1]译者：潘恒
“处于精神分析的开端处的，正是爱”，索拉乐.哈比诺维奇（Solal Rabinovitch）[2]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事实上，正是通过转移（移情）的初步显现，关于爱的问题才从分析的一开始就被引入于分析思想中。无需再重提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对安娜.O的治疗，也用不着回顾拉康曾在一整年的讨论班中对这一问题所做的那些强调了[3]。
不过，我希望通过“钟情妄想”这种疯狂的爱情来着手关于“精神病的临床实践”的研究；而且要研究这一主题，不可避免地要触及精神病主体的转移性问题。
通过这则临床叙述——它将既能告诉我们钟情妄想性的解决方式能给主体带来怎样的好处，又能展现其令人失望的一面——我将尝试证明精神病人的转移以及在治疗中的相关操作。
当这位女病人在劳工医生的推荐下向我寻求咨询时，她已经53岁了。她之所以寻求我的帮助，是因为她卷入到一场针对一位年轻的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的诱惑游戏中。
在陈述这例“爱情精神病（la folie amoureuse）”之前，我必须要向你们讲述她的经历中的那些关键元素。
她出生于一个朴实的木工家庭；然而由于从未对这行产生过任何兴趣，她的父亲转卖了家族企业，改行成一个乡村小镇的书记。在病人尚处青春期时，他就因梗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她的描述中，父亲很矜持，对几个孩子的教育也不甚操心；此外，其配偶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位置。我没有在她身上发现任何依恋父亲的迹象，既没有爱也没有恨，只表现出了某种漠不关心。表现于她的精神病中的所有现象都让我如此假设道：“父性隐喻”丝毫没有建立起来；也没有任何他者来替代这位父亲，以便保障此种能够定位母亲欲望的父性功能。
其母一直居于外省；在病人的描述中，她是非常专横的。尤其是面对两个女儿时，她显得非常严酷；此外，病人认为这导致姐姐和自己都与外地人结婚。她说道：“她（母亲）挤对我们，故意找我们碴；时至今日，她仍要替我们作主。”然而，某些时候，她却又把母亲描述成她的真正支柱：“没有她，我会崩溃。”在她的话语中，母性大他者（l’Autre maternel）会一下子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是迫害者；另一方面则是生命的支撑者。这完全类似于施瑞伯与其 “神性钟情妄想 （l’érotomanie divine）”中的上帝之间的关系。
对于其童年，除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氛围外，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她是长女，还有一个妹妹以及两个弟弟。唯一值得注意的元素就是她遭受着抽搐之苦，而且这种抽搐会引起一种头部运动——用这种头部运动来说“不”。因此，这不是一种无关紧要的运动，而是“违拗症”的表现之一。可以把这种现象解释成“父性名义（Nom-du-Père）”被排除(la forclusion)后所引发的身体性效果。
青春期时，她有过几个情郎；她甚至曾在恋爱关系不足一年之时就订立婚约，然后又突然断定这个未婚夫不好；就在一切将获官方认可时，她溜了,以“互惠女生（une fille au pair）[4]”的身份了登上前往英国的船。这是不是其精神病的初次发作呢？很有可能。几乎就在刚抵达英国的时候，她就遇到其未来的丈夫——一个苏格兰人、巴黎美术学校的学生（他观察事物时目光的敏锐度不断地被她强调着）。这次邂逅赖以展开的方式必须要得到定位，因为它构成了她的第一次钟情妄想性的固恋（la fixation）。他们邂逅于一个图书馆内。她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自己一见钟情（英语中的love
at first sight）；很快她就让自己上勾并在五个月后与之步入婚姻的殿堂。
她说道：“我们俩的生日仅相差四天，都是摩羯座；我们生性放荡不羁；我们彼此极为相像，就好像找到了自己的复制人一样。这是一种同生共死的关系；我们确信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
这着重指出：对于精神病人的爱情的动力源而言，首当其冲的正是想象性的俘获（la capture imaginaire），也就是说仍固定于a——a’轴（拉康L图中的想象轴）之上。她用“支柱”这一“能指（le signifiant）”来形容丈夫——与形容母亲时所用的能指完全相同。这标志着丈夫的角色就像是想象性的补形术——以爱情的形式来确定大他享乐（la jouissance de l’Autre）的位置。事实上，通过修复出一种与享乐有关的性化版本——尽管这不是一种俄狄浦斯性的版本，钟情妄想能够节制这种不能忍受的享乐（大他享乐）。另外，她注意到她的抽搐在婚后消失了；直到丈夫逝世后才短暂地重现出来。在这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绝妙平衡中，外国以及远离母语并非毫无用处，甚至可以说它（外国及远离母语）是一种限制“「母性大他者」所带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享乐”的方式；我们也经常将它确认为（某人）前往外国（非母语国家）的动机。
在此，我们能够判断出钟情妄想者处于确定性中，也就是确定他或她是他人眼中的唯一的且宝贵的客体，而对于这点，癔症则不断询问“为什么他选择我呢、他觉得我哪里特别呢、或者我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当日常的爱情生活使我们不断重提这一疑问时，她（钟情妄想者）却不仅不怀疑这些情感的相互性，还对之抱有坚定的信心。
她有两个儿子；受产科并发症以及幼儿精神病的影响，长子患上了智力障碍；次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在父亲逝世时表现出“代偿失调”。事实上，可以从这里看出，我们所说的夫妻型钟情妄想症并非未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
他们在苏格兰生活了十三年；按照她的说法，那是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不过，在一次流产之后，她表现出抑郁性的症状；紧接着，她的丈夫也跟着表现出抑郁性的样子。这促使夫妻俩决心重回法国，而她更是坦言要尽力回到“母性支柱”身旁。
于是，她在政府部门担任秘书一职，并且直至今日都在做这项工作。她追念和丈夫在一起时的完美生活，虽然存在着来自丈夫方面的各种不忠以及频繁的嫉妒发作，但是两人的关系一点也没恶化。
然而，当患癌的丈夫去世时，这种完美的平衡开始晃动起来。她再次陷入抑郁期；她的全科医生开始对她实施抗抑郁治疗。可是，这一治疗除了使后续的那些事件更快出现外，并未使她走出抑郁。
事实上，正是在同一年，一位30岁左右的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当时她49岁）来到了她所工作的政府部门。在她看来，他将开始拥有许多意中人。他的外号是“帅小伙”。她说道：“他被一群姑娘围着；他本可以拥有16区的一位模特，为什么会是我呢？他先是朝我的腿上抛来挑逗性的目光，然后转移到我的腹部。”需要重申一次，这个疑问——“为什么会是我呢”——只不过是其“妄想性确信”的辩证法中的辩术罢了，而且根本上对立于癔症性的“你想要什么呢？（Che vuoi ?）”。这一切持续了很多年，且伴随着许多细微的、逐渐地支撑起她的确定性的信号（爱的暗示）。在他入职两年后，一件普通的事情在她这里触发了“一见钟情”。其实，他不过是在看见她被各种信件困扰时提议要帮帮忙而已。一段时间后，她觉察到他再次用他的因爱情而忧郁的且好色的目光来实施“点火”游戏。她向我坦言道：“这开始令她兴奋。”
正值“期望”期[5]时，诸多新的信号的出现确证了他对她的兴趣。于是，她决定冒险一试，先是跟他简单聊几句并发送一些无关痛痒的邮件，接着越来越明显地表露出自己的情火。她开始注意到等级制度的问题。她说道：“我们的等级制度太森严了，我们的关系是不被允许的。”由于她爱的对象被迫开始抱怨她，她估摸着他应该遭受了许多压力。
然而，这并没有很好地阻断她，以致于在一次假期中她给他寄了许多明信片以便追忆他们的“受挫的爱情”——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个词语来概括它的话；就在假期结束后，她被等级制度召唤至这位帅小伙面前。他抱怨她的纠缠；因此，他们俩当中的一方必须离开工作单位，也就是说即将离开的人就是她。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待她。她已处于气恼期，不过并非放弃了一切期望。
一个轻度治疗就这样开始了，并且持续了七年；她从未缺席过任何会谈——下文中将会呈现其原因。
她对其受挫的爱情进行了回忆，她不断地将这与她和丈夫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在这第一个阶段结束后，在她与她的状况（与帅小伙间的关系）之间开始出现一定的距离；这一切会令她感到好笑，并且觉得“坠入到这位勾引者所撒下的网中”是件愚蠢的事情。在这一阶段中，我的态度正是通过细心地倾听她的故事和妄想、通过“做精神病人的秘书[6]”——这个术语是拉康从让-皮埃尔.伐乐赫（Jean Pierre Falret）那里借用来的——来支撑她的言语。与此同时，在我的帮助下，她能够把她的经历——尤其是被她以受迫害的方式所经历的等级制度的态度（由于在妄想中她成了享乐的对象，所以这也是一种缓解“不可忍受的享乐”的方式）——考虑成“常见的、非例外性的经历”。处于这个位置是件棘手的事情，因为要尝试起到平息妄想的作用，则需要避免占据大他者（l’Autre）的位置，比如如果分析家占据医学话语的位置，那么他将使自己成为她的迫害者。
然而，在她与治疗师之间，一种钟情妄想性的转移关系还是被建立起来了。它基本上通过这两方面的特征表现自身：一方面，她在会谈中表现出某些挑逗性的姿势；另一方面，每当会谈结束后我要和她“握手”时，她总不失时机地抚摸我的手心。这种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钟情妄想中的客体总是处于“知的位置”的男人。由于我处于医生的位置，这只会促成此类转移；不过这未必一定是由我的功能或位置所引起的，还有可能出自于我的某些不谨慎，比如表现出某种亲切的态度。在精神病人的长期治疗过程中，钟情妄想性转移的出现是相当常见的；对于这位病人而言，这不过重复了其妄想性的解决方式。识别出此种转移性的关系并非没有引起我的担忧。克莱朗博对纠缠性的或会杀人的钟情妄想者的描述浮现在我的头脑中。不过，这似乎不符合她的情况。
鉴别出此种转移关系后，要做的正是谨慎地处理它。因此我继续在言行举止方面保持警惕，避免留下过多的可供其解释的地方，且停止用信号来喂养她的钟情妄想倾向。然而，我又想起克莱朗博所转述过的那位钟情妄想者的话语：“他（克莱朗博医生）的目光和声音总是暴露出他的言不由衷[7]。” 因此，不管我怎么说，她都能沿着支撑其确定性（确定对象爱她）的方向来进行解释。那么，今后，如何在一种精神恋爱的方式上处理转移呢？如何处理才能避免使她滑入于可能会吞没她的致命性的钟情妄想中呢？
我长期倾听她的抱怨。这些抱怨会以“各种身体性的或焦虑性的症状、工作上的不快、孩子的问题、以及在看到别人因满意的性生活而表现出幸福时自己所感受到的缺憾”为主题。由此可以发现：她通过认同于这些痛苦的方式将自己呈现在医生面前，以使自己成为医生的享乐对象。在她看来， “关于她的这些痛苦”的话语正是‘被其假设为享乐者’的医生期待从她这里得到的东西。
因此，在这个位置待了近乎一年后，我指出在她的话语中存在一种惰性，因为她既不力求定位自己经历中的那些坐标，也不思考自己的问题，而只是把自己献给“大他者”。因此，“不再使自己处于神经症式的享乐形式中”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对于强迫症而言，他所等待的正是“要求（la demande）”。拉康说过：“强迫症哀求别人向自己提出要求[8]。”所以说，（分析家）不要在主体安排给我们的位置上享乐，不过同时也要在转移关系中承担起某种耐心，不要急于动摇或支持这种关系的变化。
在其同事们的强烈要求以及我的谨慎的支持下，她逐渐开始寻找一位新的伴侣。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参加舞会，关注一个专供猎艳者阅读的期刊上的广告，最后注册了“Meetic”这一相亲交友网站。正是这个网站使她遇到了那位心仪的男士，并从此开始与之交往。
“他是一个日本人，” 她告诉我，“这会令我母亲抓狂的。” 当她跟我说出这些时，脸上写满了享乐!她也不再向我发出那些信号了。
虽然这段新的关系的确有些复杂，但是却令她感到很满意。她再次说起那个能指：“他是一个新的支柱”。其实，他有点古怪，比她更年轻些，
患有强迫症（TOC）。他对“熟妇”很感兴趣，以至于他和另一位熟妇也保持着关系。适应这样的关系对她来说并不太困难，因为她自诩为“肉欲型的女人”、“放荡不羁的女人”；而另一个女人，即她的竞争者，就像所有家庭主妇那样，却为此类薄情寡义的事情而倍感焦心。我们可以由此看到由钟情妄想的经典临床所定位出的“嫉妒感的缺位”——对“另一个模范性的或竞争性的女人”的系统性忽视。
从此以后，她的焦虑性症状连同其抱怨一起消失了。会谈的次数也逐渐减少 了，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这段新的爱情中。由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以及治疗师所发出的信号（爱的暗示）也都消失了。
埃斯基尔乐（Esquirol）从未否认这一种治疗过程或演变过程。他提出：与其固恋的客体结婚，是治疗钟情妄想的唯一药方。事实上，她和第一个钟情妄想性客体结婚了。在他逝世后，通过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生，她找到了一个新的客体；可是，在那里，她的爱受挫了。于是，通过暂时地固恋自己的治疗师，她成功地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尽管这样的关系是不牢固的，可是再次支撑了她。
在这个个案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钟情妄想性的解决方式，从精神病人中自生出的方法可以起到稳定病人的作用。为了避免致命性的关系的升起，临床医生应当能够找到一个关于其治疗目标的模型。就像弗朗索瓦丝.格罗格在她的那篇关于钟情妄想的文章[9]中所强调的那样，需要建立起一种可以限制享乐的功能。这正是她于2011年5月在圣安娜医院创立“精神分析住院部（L’institut Hospitalier de
Psychanalyse）”的目的之一。精神分析住院部旨在从事与临床实践相关的精神分析研究和教学，并积极开展与其他学科间的对话（精神分析住院部为所有需要精神分析治疗的人提供服务）。
[1]吕克.弗雪（Luc
Faucher），圣安娜医院精神分析住院部主任、精神科医生、国际拉康协会（ALI）中的精神分析家，临床经验极为丰富，并长期接待巴黎华人的分析。
[2]索拉乐.哈比诺维奇， « 转移性精神病 »，巴黎Erès出版社，2007，p.81。
[3]雅克.拉康， «转移»讨论班，1960-1961,巴黎Seuil出版社，2001。
[4]互惠生(“Au Pair”源于法语)，意思是“平等的”和 “互惠的”。加入计划的青年与寄住家庭在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上生活。寄住家庭为互惠生提供一切生活所需，每月更会给予他们零用。相反地，学生则为家庭照顾孩子做简单的家务。互惠生一般是年轻的女孩子，有时候是年轻的男孩子，被寄住家庭视为家庭成员之一。在计划期内，学生与家庭对于对方的文化都需要给予莫大的尊重和容忍。
[5]克莱朗博将钟情妄想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期望（爱）、气恼以及恨。
[6]雅克.拉康， « 精神病 »讨论班，1955-1956，巴黎Seuil出版社，1981，p.350。
[7]同上，p.233。
[8]雅克.拉康， « 焦虑 »讨论班，1962-1963，巴黎Seuil出版社，2004，p.64。
[9]弗朗索瓦丝.格罗格， «钟情妄想…次要的？»,已由译者翻译成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