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自古对于月亮就有特殊的情感,我们以月亮的盈亏来记日子,我们也以月亮的盈亏来比拟人间的沧桑。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谁说不是呢?难怪李白要举杯邀月,「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了。不过,「天上月圆,人间月半」,月亮还有一面,从未面对人间。
左图:英国生物学家华莱士;右图:华莱士之蛙,出自其1869年出版之著作《The Malay Archipelago》。
达尔文与华莱士
天择理论是现代演化生物学的基础。达尔文发明天择理论,为生命史的研究开创了新的篇章,史称「达尔文革命」。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这么说。这样干燥的叙述,虽然缺少血肉,也有它的优点:它要言不烦、简明直截、无可推委。反正我们对达尔文的认识,早已累积了大量的知识,并已转化为各种不同程度的报导文字, 广为流传。所以对达尔文的生平与科学勋业,一般人都能说上两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达尔文可以无憾。
不过,第一个以公开 的论文形式向科学界宣布天择理论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 1823-1913)。华莱士其人,大家知道的不多;教科书或一般的科学史对他的着墨最多只能算是素(速)描。简言之,华莱士在演化论史 上扮演的是个「催生」的角色:催促达尔文生产日后当选「改变历史的书」的《物种原始论》。《物种原始论》问世后,当然也就没有他的事了,可应了古人的那句话:过河拆桥。所以每隔几年总有人攘袂而起,为华莱士打抱不平,要纠正「历史的错误」。
华莱士是什么人?
华莱士与马尔萨斯
先从1858年谈起吧!这年,华莱士到马来群岛快要四年了。采集生物标本是他赖以维生的行当,他一箱箱地把采集到的甲虫、蝴蝶、剥制好的鸟类标本,寄回伦敦给一位生物标本经纪人,这人让他预支了款子去「探险」的。经纪人出售这些标本后再分润他。这个工作并不好做。以甲虫来说吧,他一箱得装上一千只,还得 一一标明采集地点。
一月他到达香料群岛中的特内岛(Ternate Island,在西里伯斯东方、新几内亚西北方)。找了一个供日后数年居停、整理标本的处所,他就到附近的岛屿探访采集。途中疟疾发作,于二月底回到特内岛休养。每天寒热交缠,难以行动,只好卧床冥思。一天,恍惚悠闇的思絮里,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论证,电光石火般闪过脑海,眼前柳暗花明,「物种变化」 的机制豁然开朗。
马尔萨斯的书他十多年前早已读过,这会儿让他产生感触的,是马尔萨斯对于「野蛮人」的讨论。马尔萨斯肯定了人 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几何级数之后,必须说明为什么那些「不文明」的人种,人口一直很稳定,没有成长的迹象。根据他的看法,是「战争、疾病、饥馑、灾害」等因素,箝制了他们的人口成长。华莱士立刻想到,它们不仅是「人」口增长的箝制因素。自然界生物族群的大小,同样的要受环境箝制,而不由生理性因素(如生殖力)来决定。关键在能不能禁得起环境的考验。每一个物种,成员之间总有差异,各有不同的形性,它们适应环境(以及环境变化)的潜力也不同。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比较不适应的,必然很快遭到淘汰。而存活下来的成员又会再繁殖出新的变异,它们同样要接受环境的考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生存着的族群可能与原先的母群在形态上发生很大的差异;新种于是诞生了。
事实上,在这整个论证中潜伏着莱尔《地质学原理》的基本观念:地球的表面自古就因各种地质作用而变动不居。生物的生活环境也因此时时变动;环境的变化是生物演化的原动力。马尔萨斯让他想到适应与生存、繁殖之间的因果关系。一群个体中,那一个能成功地生养众多,那一个不行,并不是「没什么道理的」、「只是幸运罢了」。否则,我们怎么解释普遍可见的生物适应呢?
晴天霹雳
华莱士没有浪费时间,病体初愈即动笔写作。他的文笔简净,不到四千字便完成一篇历史性的论文。他把这篇论文寄给达尔文,看看达尔文是不是同意他的「创见」。要是达尔文认为值得的话,就请转交莱尔过目。三月九号,这封信先送上一艘荷兰船带到新加坡,再越洋送回英国。不久,华莱士复原,即动身到新几内亚。 他是第一位登上新几内亚的自然学家,在那儿他停留到八月。
达尔文的照片(摄影/Julia Margaret Cameron)
三个月后,也就是六月十八日,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厚」信。他正为着村里流行猩红热,家里也有人感染而忧烦。华莱士的论文对达尔文而言,不啻晴天霹雳。 他立刻给莱尔写了一封信,把他的感受描写得淋漓尽致:我从来没遇上过这么巧的事。即使华莱士读过我1842年的手稿,也写不出更精简的摘要了。甚至连他使用的词儿都是我的书中专章的题目。
令达尔文懊丧的,是「他的理论」要给人「抢」先发表了。两年前他的良师益友、名地质学家莱尔已警告他,要他赶快发表他的理论。否则,难保没有他人想出同样的结论。达尔文听从了这个建议,全力以赴了两年。只是这部书似乎愈写愈长,因为他不只是要提出个「假说」而已。他还想尽可能地呈现这个假说的魅力,以大量的、不同性质的资料来证明:生物演化是个事实,而演化的机制是天择。要把二十年间搜集累积起 来的资料整齐排比,再「吾道一以贯之」一番,本来就是件大工程。
微妙的安排
华莱士的论文让达尔文产生的懊丧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十年的心力,眼看就要「为他人作嫁」。将来大家记得的:是达尔文以坚实的证据,巩固了华莱士在科学史上的地位。(1957年 吴健雄并没有得诺贝尔奖,不是吗?人生在世不过名利二字而已,达尔文献身科学,自费研究,无怨无悔,图的不过是个历史地位。比起欺世盗名、曲学阿世之辈,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令后学者思慕不已。)
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华莱士并没有请达尔文安排发表他的论文,而是达尔文认为他有 「义务」推荐这篇论文发表。什么义务?这是基于「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真理为学术之准绳」的认知,以及「同行必须互相扶持」的道义,所产生的义务。缺少了这种认知与道义,科学社群就没有存在的可能。
六月二十八日,达尔文一岁半的么儿夭折了,死于猩红热。他还有个女儿仍在和白喉挣扎。达尔文心力交瘁,还得配合莱尔、虎克的「阴谋」,以保卫他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