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ewenstein（1991a）回顾了治疗分离性遗忘和分离性漫游的总体原则。他认为，在使用创伤心理治疗三阶段模式的前提下，这种参考框架的运用是适应性的而不是精神病理学的。治疗师应该将分离理解为不仅是对创伤记忆和不能接受的潜意识欲望的一种防御，同时也是对创伤反应本身的防御。若将遗忘看成一种适应性的安全闸或是断电器，则表明如果分离性资料被患者充分意识到，患者可能无法忍受。这些分离性资料包括对创伤事件叙述性的自传式内容，创伤事件对个体的强烈影响，创伤事件对于个人的意义，以及与创伤事件参与人的关系。某些强烈且冲突的感情（例如绝望、罪恶感、羞耻、愤怒、自我仇恨、无助感、恐惧和惊吓 ）可能也根植于创伤资料之中。无人承担责任的事件可能干扰和改变个体对自我、对其他重要的人、对世界本质、对大体人类关系的看法。对事件意义的假设和认知方式以及事件之间相互影响的表现可以指导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行为，然而这些可能会被遗忘所掩盖。因此，如果以上内容没有被识别或是治疗的话，个体也许仍然会有持续的症状。尽管患者的个性和适应方面的主要特点因为遗忘而掩盖，但某些关键的历史数据和动态数据可以解释以上内容。
患者与治疗师的关系至关重要。为了促使患者能说出自己的创伤经历，首次面谈时应让一个有责任心、能为患者提供心理支持、公正和关心患者的事件见证人一起参与，这对事件意义的重建十分重要，同时对将打乱的、让人不堪重负的创伤记忆转换成正常记忆至关重要，尽管这些记忆有些不愉快。除此之外，治疗师应该热情、善于表达、态度友善。做不到以上这几点，受创伤者的反应要么是拒绝或羞辱治疗师，要么反应平淡，漠不关心。
患者应该接受治疗师的帮助，以建立理解自身情况、症状和治疗过程的有序框架。让患者理解遗忘的本质是一种适应反应，并以尊重、关心和缜密的方法去克服它。
安全考虑是创伤治疗中最重要也是最易被忽视的方面，尤其当遗忘症状出现时。 Loewenstein 提醒大家，不论是治疗师还是患者都不要屈服于需要马上缓解遗忘的压力和冲动。一般来讲，遗忘发生越快，所需的治疗时间越短，但仍需要小心的、逐步的将患者的分离资料带入患者的意识中。治疗必须按步骤有结构的进行，以患者可以承受这些分离资料的恢复。正在恢复和（或）加工先前分离资料的患者，需要在每次治疗后期重新获得稳定。 Kluft（1991）的三步原则认为，如果重新回收或加工的创伤性资料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么最好是在每次治疗的前 1/3 开始、中间 1/3 的时候结束，而最后的 1/3 则用于重新加工分离资料或是使患者重新回到稳定状态。
非典型形式的分离性遗忘和分离性漫游（见表 34-2）的患者已承受多次创伤发作。在试图逆转患者遗忘的过程中，患者会再次体会到创伤，常会促发对其他创伤事件的闪回并伴有强烈的、闯入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失代偿和自我毁灭的冲动可能会发生。
急性遗忘和漫游可以是自杀和人际暴力的心理学转换形式。如果遗忘障碍在个体未得到强化和重新稳定之前就被解除，患者自杀的危险性会增加。 Coons 和 Milstein（1992）观察到分离性漫游和分离性遗忘可以由显著的家庭、婚姻、性和（或 ）人际关系问题引起，这意味着一些分离障碍患者在回到他们熟悉的人际环境之前，需要进行家庭和（或）婚姻治疗。这些对工作场所或学校也适用。
催眠或其相关的技术常涉及安全和限制的问题。当强烈的情绪体验已经出现，暗示治疗是有用的。分屏技术（split-screen techniques）有助于囊括每次治疗之间的内容。患者可以在屏幕的一边看创伤资料，在屏幕的另一侧则看到安全 / 令人愉快的场景。然后，我们告诉患者，当他 / 她需要在创伤场景中休息的时候，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安全 / 令人愉快的场景中。另一种方法是，让其中的一侧屏幕扩大以完全覆盖另一侧，这对信息的处理或安全性的提高也许合适。
如果患者的遗忘与个人身份、生活环境和近期事件有关，那么治疗将起到恢复这些领域有关信息的作用。分离性的资料将被重复处理以重建分离经历所蕴含的意义，而治疗将着重于获得解决的办法和重新整合。辅助性的精神药物学、家庭治疗、婚姻治疗和小组治疗可能有用。
治疗的各阶段
在治疗中，确保躯体安全是必须的。患者应该远离任何创伤性的环境 （例如，直接的战斗，暴力行为的场景，灾难地带等）；接受合适的医学评估和治疗（留意可能的头部外伤和性侵犯）；提供心理支持，食物和休息场所。如果有需要，可以用镇静剂改善睡眠。为涉及社会混乱（灾难、战争、政治骚乱）的病例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就是为患者提供基本的安全和服务。
全面遗忘或是分离性漫游患者可能出现广泛性遗忘，在遗忘或漫游前以及遗忘或漫游过程中，对个人身份和事件的意识丧失，因而我们应该评估上述内容。强奸性侵犯事件会促发这两种障碍。在患者离开产生遗忘情境并进入安全环境之后，其记忆的自动恢复可能随之发生。再加上食物和足够睡眠就可治愈许多与战争相关的病例。如症状没有消失，在战士撤离前线之后，接着就需要进行更多权威性的治疗。对大多数撤离了前线但症状并没有自动缓解的患者，需要持续治疗。在平民环境中， Abeles 发现 75% 的患者一旦处于医疗安全环境之后，症状就会自动、快速的缓解。
那些没有自动恢复记忆的患者，常在他们提供精神病病史或是当临床医生保证和（或）暗示记忆会恢复的时候，记忆就开始慢慢自动恢复了。临床医生应该让患者放心，当他 / 她准备好恢复记忆的时候，他 / 她就会慢慢记起来，以自己的速度回忆，不需要一次性回忆起所有事情或是所有细节。同时告知患者，医生有帮助患者管理分离性资料所需要的技巧。文献强调随意暗示对于回忆的重要作用。遗忘的患者常常非常担忧控制和信任的相关问题。随意的方法使患者能够有能力控制重新恢复分离性资料的进度，让他们在治疗过程中有自主掌控和自我效能的感觉。有隐蔽非经典表现的患者将需要更为广泛的心理治疗，这类治疗试图解决事件所致的复杂的心理后遗症，强调产生遗忘的先前环境，并常常重现创伤。
如果患者处于对自身和他人都有危险的紧急状态，或是有严重的药物滥用，那么可能需要主动的干预。一些典型的难题包括自杀企图，自残，酒或药物滥用，进食障碍，被虐待或是破坏性的关系，暴怒或暴力行为，虐待自己的小孩、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缺少足够的食物、衣物或心理支持。针对酒精 / 药物滥用或进食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和 ( 或 ）其他特别的治疗项目可能有用。
许多患者也会有严重的（标准性的 A 事件可能出现，也可能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安全和稳定期，这些症状将会被包含其中，而并不会得以探究或处理。可以通过单独或联合的方法处理它们，方法包括动力学的、催眠的、支持性的、认知行为的和精神药物。目前尚没有特别针对治疗分离性遗忘或是漫游症状的药物，但对合并症或共病的药物治疗可能会为治疗遗忘打下坚实的基础。
许多遗忘症患者，尤其是那些有再现创伤体验的患者，不知道如何区分自身安全的优先次序并有一些使自己陷入潜在危险的行为。由于他们容易再次受到伤害（又称呆鸭综合征 ），故他们必须学会重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然而，对环境的保护性限制对患者是无益的。
共患有慢性 PTSD 的遗忘患者常用自伤和（或）物质滥用作为对抗痛苦的闯入性症状、促成遗忘（support amnesia），使自己远离痛苦经历的手段。自伤行为可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内源性鸦片神经递质。重要的是，临床医生要让患者知道这些方法只能起到短期的作用，而长期的后果将会导致自我破坏和自我毁灭。对状态改变（ the state-alterting）和以上这些行为所带来的成瘾问题的研究，能让患者对自我调控的其他方法感兴趣，例如自我催眠。
分离性障碍和自我调控功能不良这两者都应该被视为患者对适应的一种主动努力，而不是必须摒弃的不良行为。尽管这些努力适应不良，然而却是患者主动、机智的去掌控他们创伤经历的表现。对于其他一些方法的寻求会促使患者去创造真正安全的生活环境。
遗忘的直接治疗
分离记忆常与强烈的不良情绪和不良自我认知有关。在让患者接近分离性材料之前，要强化和稳定患者，建立好的治疗同盟。有时，由于闯入性的痛苦记忆破坏性过大，会使患者达不到治疗早期阶段的预期目标。对于这种病例，在稳定和强化前就处理创伤问题是危险的。一旦处理创伤问题，治疗就应该重新回到稳定和强化的阶段，而不是继续创伤问题处理的工作。
在决定处理创伤问题是否合理时，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 患者是否是自愿、合作的参与者，并已经对处理给予了知情同意？
- 患者的动机是否合理，或是这种有害的治疗安排可能阻碍创伤问题的处理或者会扭曲已经发现的问题，又或者实际上是创造了已经发现的问题？
- 患者的生活环境是否充满应激，患者是否非常缺乏支持？因为这些会使处理创伤或分离性遗忘的效果得不到稳固。有时患者仍能得到某种最低程度的支持；患者和治疗师必须共同规划患者将怎样处理创伤的影响。
- 共患的躯体和精神疾病是否得到了合适的治疗？这样患者在处理创伤问题时，就没有不必要的风险。
- 患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承受治疗而不会有代偿失调的风险？
- 患者是否已经达到了治疗早期阶段的目标？
- 从技能和情感稳定两方面而言，治疗师是否有所准备，能实施治疗并忍受创伤资料给患者所带来的影响？
- 对于准备进行的工作，后勤是否都安排好了？除治疗之外，每次治疗间的电话联系和必要的药物治疗是有必要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如果预期治疗会提前中断或患者面临不可改变的重要的学术或职业期限，那么不应该安排上述治疗。
在症状闪回、复发或是分离状态中，患者可能变得高度激越，行为紊乱，错把现在当成过去，甚至认为治疗师是虐待自己的人或者是自己不认识的人。再次体验创伤可能让患者身临其境，以至于患者确实相信他 / 她正处于过去，可能丧失与当前现实的联系。患者可能回到过去或是换到另一人格，而这一人格并不认识治疗师。
治疗师必须帮助患者再适应和（或）终止、限制再次体验创伤所引起的失控。基础技术帮助患者再次回到眼下的现实情景，减低过去经历的影响与破坏强度。治疗师可能需要从患者特异性的自我识别开始，因为完全重新体验到过去创伤经历的患者可能丧失了双重性（duality）( 当生动体验过去经历时，一种保持当前定向力的能力），患者可同时体验到临床医生好像是在创伤事件中复活的人。
基础控制技术要求患者：①睁开他 / 她的眼睛（如果患者的眼睛是闭着的）或者改变他 / 她眼睛注视的内容（如果患者看起来像正在与过去体验中出现的人或事进行互动时）；②向四周看看，认出在办公室或治疗室里熟悉的“标志”；③感觉他 / 她自己的脚放在地板上，或手放在椅子上；④深呼吸。还有其他一些针对某些特定情况的干预手段。对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患者，可能会要求那些没有被治疗或处理的人格重新适应改变了的身份。接受过催眠训练的临床医生还有其他的选择，包括 ( 有或没有正式的诱导）诱导一个想象的画面来压制创伤性场景；使用分屏技术暗示，屏幕一侧是创伤场景，另一侧是眼前的情景，要求患者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眼前的情景；采用“拒绝”痛苦暗示技术（“你会注意到一个钟，控制不安……”）的干预方法；进行患者年齡的演进，从创伤发作的年代进展到现在的年代；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常常有用的办法是，让患者记住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他 / 她自己已经从中活过来了，现在所处的地方是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
努力限制（containment efforts）技术可能涉及想象的应用，无论有或没有正规诱导。常见的想象包括：想象创伤资料是放在关闭的心理电视机里，或者想象创伤资料 / 记忆是放在安全的储藏室、房间或是文件夹、书中等等。治疗师应该在开始创伤处理或者消除分离性障碍之前创建一些适合患者的想象，同时教会患者用这些想象在日常生活中控制痛苦和自发的闯入性思维。
分离性漫游（或完全性遗忘）患者可能在稳定中表现出复杂的问题。大多数漫游的发作时间都相对短，患者漫游的地方较为局限，而有些患者的漫游却是持续几个月或更久，同时会漫游很多地方。如今乘飞机是常见的事情，这使得即使在一次短暂的漫游发作中，患者也可以做环球旅行。漫游者表现出一系列遗忘的症状，包括伴有丧失身份记忆的广泛性遗忘，对漫游发作的完全遗忘；对近期的局限性遗忘（仍然是自己但是生活在更早期的自己）或伴有个人身份的改变。可能有争议的是，最好将身份的保留但和时间脱节这一情况考虑为年龄的回归，并分类为未另行规定的分离性障碍（ DD-NOS）。
一些漫游者甚至对催眠和药物诱导治疗无效，不能表现原始的人格。在导致漫游发作的众多因素中，起一定作用的家庭问题、性问题、职业和（或）法律问题可能会在患者身份和生活情况得以澄清时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家庭治疗，婚姻治疗，法律参与和社会服务的干预可能是必要的。
罕见的是，一个以新的身份在另一个地方发展了职业和社会关系。当偶然发现了其原始身份后，困境可能随之而来。患者可能变得混乱、情感反应强烈、甚至自杀。也可能有更进一步的分离症状，包括另外的漫游和刚塞综合征。
患者可能不得不承担非法行为所带来的法律责任，它可能会加剧漫游或者实施新的身份（例如重婚），这使鉴别诊断陷入两难境地。如：原发和继发的获益是什么？做作性障碍、诈病或是真正的分离性障碍可以区分开吗？诚然，这些问题并非完全相互排他，可能共存，这就使情况更为复杂。这种病例的司法问题不在本章讨论之列。患有分离性障碍其本身并不是适用于精神错乱防卫机制的基础。然而，一些分离因素由于某些特殊条件或者凭借患者同时患有的其他障碍而具备减轻法律惩罚的依据。
随着安全得以保证和治疗同盟的形成，治疗的主要目的就变成试图帮助患者重新意识到自我身份和整体的个人情况。许多患者可重新找回自我身份或是能够提供其他信息内容。然而，完全性遗忘（伴有或不伴漫游）的患者，可能会既没有法律也没有媒体呼吁所带来的确定身份的信息，而这些患者对临床医生的努力没有反应或是确实有抵抗，并且无法进行催眠治疗或是进行药物诱导的面谈。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评估者要研究患者分离症状中所隐藏的信息。心理测验、自由的回忆、正式言语的相关测试、随机产生的语言、画画、或运动行为可能会暴露一些暗含的个人信息而患者不会意识到。临床医生应该仔细观察这些信息，并为难治性遗忘的患者提供这种自我表达的机会。
遗忘的患者常会描述他们无法解释的反复出现的想法、梦、想象或感觉现象。而对这些内容的探究可能有助于恢复一些分离的信息，就像是经典的自由联想。临床医生要求患者毫无阻碍的反映内心，报告所有内心的想法，想象和感觉，无论这些内容是多么不相关或者看起来多么不重要。然而，患者会被进一步要求将上述内容联系起来。这可能会逐渐使得自传信息得以整合。催眠也可能会促进患者对反复出现的这些现象的理解。
治疗师可运用含蓄的语言使患者与分离资料的情感强度保持一定距离，从而让患者更好的忍受分离刺激的再现。治疗师会鼓励患者讨论在面对这些分离刺激时，他们能做些什么，但患者并不需要提供每个细节。治疗师首先需要一个总的概括；细节和感觉可以再慢慢提供。治疗师也可能仅仅要求患者提供他们在面对创伤资料的时的想法，而不需要谈到感觉和影响。
精神疏泄
精神疏泄（abreaction）是一种“在回忆压抑已久的、意识中不能耐受的痛苦经历后的一种情感释放和排遣，有时通过部分排遣或对痛苦情感的内省和脱敏产生治疗效果” (APA1980 ， p201）。关于分离性遗忘中的治疗因素有争议，有人坚持认为强烈的情感释放是关键的治疗因素，而另一些则认为整合分离的情感、认知和自我感知才是治疗遗忘的关键。后一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将分离的情感带入意识中可能导致慢性的失代偿，而并不能起到治疗作用，而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则认为情感释放对达到最理想的治疗效果很重要。
情感的单次释放很少能确切地减少患者的痛苦。因而，分离症状的全面解决是个复杂的过程，常需多次治疗，不需要采取任何单一而特殊的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如果精神疏泄经过缜密安排、仔细按步骤进行、采用限制和逐步“滴定”的新技术，如果只应用于那些自我强健、稳定性好的患者，副反应是少见而暂时的。如果分离症状的全面改善在没有精神疏泄 ( 经常是可以的）时发生，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精神疏泄。然而，如果症状经过处理后（但没有进行精神疏泄）仍然是混乱的，那么精神疏泄可成功解决剩余的难题。
移情现象
创伤迁移（ transferencephenomena）( 基于与伤背景关系下临床医生形成的无意识感知和期望）在创伤人群的早期治疗中常较重要。治疗师可能被当作一个在战场上牺牲的人，或当作一位没有必要将部下送到不利地方的不称职长官。而患者则作为一名受害者、一位施虐或是没能帮助到患者的人 ( 例如，一位父亲 / 母亲对患者母亲 / 父亲或其他兄弟姊妹的虐待视而不见）。 Davies 和 Frawley(1995）提出特征性的模式：治疗师可能被看成一位施虐者，一位受害者，一位营救者，或是一位失败的保护者。在有遗忘的患者中，治疗师对特征性创伤迁移的认识可能会有助于遗忘的缓解。这些模式的讨论可能引起对产生这些内容相关事件的回忆。
在有严重创伤并伴严重分离性遗忘的患者中，迁移 / 反迁移困难、治疗实施困难、发生明显的治疗僵局都是常见的。患者与治疗师的互动将促进创伤迁移反应的重复，治疗师对这些迁移富有同情的对抗、坦诚直率的操作和对反迁移反应的慎重分享可能加强患者承认和重视从过去分离性经历中来决定当前行为和态度的能力。
有关记忆的心理治疗问题
治疗分离性遗忘、分离性漫游和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包括努力使患者能够回忆起被遗忘的事情。针对这一问题引起了不少争议，即这种未曾使用的记忆是否是准确的，即使这些回忆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已经有人提出过这样的担心，即这些记忆是虚构的，或者是由治疗师的干预、态度或者细微暗示而产生的假性记忆。当这种争议还存在时，有观点则认为这些记忆应该认为是准确的而应被接受，或者说事先将这样的记忆看成是不准确和站不住脚的。恢复而先前得不到的准确记忆已经可以证实，一些已恢复记忆的不准确性也可以证实。 D.P.Brown 等（ 1998）的结论是某个记忆是否一直处于意识中或是否在数年的遗忘后又出现，这与决定它的准确性无关。 Dahlenberg(19%）尝试证明真实记忆与恢复回忆的准确性如何。她发现真实记忆 74% 可以证实，而恢复回忆也有 74% 可以证实。
“尽管存在与自传记忆有关的争论，尤其是当记忆的各组成部分都恢复的时候，然而大多数权威认为，除非记忆得以处理，否则要实现全面恢复是困难的，这种全面恢复应该包括对个人身份得以持续保留并且能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些什么事情”。暴露在治疗创伤中是个很关键的因素。导致分裂、剧烈情感和痛苦症状的那些记忆，不管它们的真实性，总体上均需要治疗，通过治疗这些记忆，使分离的痛苦转换成仅仅是不太好的记忆。
应该以共情和尊重的态度倾听患者的叙述，患者记忆内容的准确性可能永远得不到肯定或否定。共情而非怀疑的态度对创造一个安全、有效的治疗环境和联合治疗都是相当重要的。以尝试证实或否定患者记忆的方式来开始治疗是不合适的。患者的叙述和解释，即使看起来没有根据也应假定是正确的。对患者陈述的质疑和细致观察不一定有效，有效的办法是让患者注意他们对事件描述的不一致性，并询问他们应如何理解这些记忆内容所产生的混乱或是困惑。
临床医生应该告知患者并与其讨论处理创伤自传记忆的重要性；应该和患者一起回顾与记忆恢复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临床医生只有在获得知情同意后，才能探究患者的记忆，而相关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州之间各有差异。从业医生应该了解在自己的从业地点有哪些规定。
知情同意的过程包括与患者讨论过去及可能用到的任何技术 ( 例如，催眠、药物促进的访谈、指导性想象），并告知其使用这些技术的预期好处和可能后果，同必须时告知患者经过这些技术处理所得到的材料不一定真实。这样的记忆在司法上可能被认为没有可信度；考虑采取可能扰乱患者或是其他人生活的行动也是不成熟的。患者应该接受帮助，知道心理治疗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作为对历史真实性的研究。针对遗忘症患者的治疗中，其中主要的方面就是帮助患者理解这些回忆内容以及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做，这些也可能是心理治疗的主要内容。
与那些在回忆中被患者看成是施虐者的个体进行对质的主张是妖妇的情歌 (Siren ’ ssong），诱使患者和治疗师在心理治理和法律的浅滩受害。这种对质几乎总是弊大于利。
治疗模式
认知疗法对受到精神创伤的人可能有特定的益处。识别由创伤引起特异的认知扭曲也可能是了解被遗忘的自传记忆内容的一条途径。
催眠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治疗，但它是促进许多治疗过程的催化剂。尽管许多人认为创伤后和分离性障碍的治疗可以在没有正规催眠（ heterohypnosis）的情况下进行，分离性障碍患者中的某些人群有很高的催眠易感性，临床医生不能限制或是阻止患者自发产生的昏睡或自我催眠。催眠技术，可能有或没有正规的诱导，都可以被用来限制、调节、弱化觉醒过度症状的强度；促进记忆的恢复或是精神疏泄；限制精神疏泄和症状闪回；提供自我强化和支持；促进分离刺激的处理和整合。可以教会患者进行自我催眠，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限制和平静技术，这有助于患者更成功的控制令人痛苦的症状。许多临床医生将治疗用磁带记录下来，供患者在治疗间期使用。那些治疗创伤后和分离性障碍患者的医生应接受催眠训练，并将催眠应用于这些患者。临床医生应该掌握一些基本诱导技术和限制想象技术。然而，帮助患者发现合适的想象治疗常是最好的办法。 D.P.Brown 在催眠方面有所建树。催眠对分离性身份障碍的治疗作用将在下面讨论。
安全地点想象（ safeplaceimagery）包括创造一个平静、安宁和安全的场景，让患者处于平和状态，远离创伤或应激。教会患者扭曲时光，使舒适的主观体验得以延长，而感知到的苦恼持续时间得以缩短。限制想象在前面已经讨论过。
一旦患者已经稳定，工作联盟（ workingalliance）已经建立，而远离、平静和限制的策略已经学习过了，这些使得解决分离性遗忘成为可能。认真计划治疗程序是有用的，明确治疗场次的安排，讨论每次治疗的结构。计划中包括使用什么样的资料，运用哪些技术，缓和情感强度等级的设定，预期到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处理措施。同时也应该处理治疗后的一些问题，例如残余的情绪反应和对其他材料的突破，应对策略和潜在支持。治疗应该以详细而结构化的方式执行，同时注意留出合适的时间（可能需更长的治疗时间）并确保按“三步规则”执行 [ 例如，应该在每次治疗的前 1/3 进行探究或是精神疏泄的工作，中间 1/3 的继续，在最后 1/3 用于重新稳定患者并帮助患者掌握资料或是与允许性遗忘（ permissive amnesia）重新隔离 ] 。
一般来说，患者必须重复处理分离性资料，常以不同的强度水平，来实现它的解毒（ detoxiftcation）和整合作用。常用的明智做法是，以一种更为认知的方式开始，并对已经不能接近的记忆作出大致总结。随之，资料能被处理得更加集中和透彻。一些在治疗过程中稳定的患者，已经显示出他们能在计划疗程中解决创伤资料，当治疗中有创伤资料闯入时，他们也能处理。然而，资料一般会在以后才得以限制和处理。
许多人试图解释分离体验的四个维度 BASK【 行为（ behavior）、情感（ affect）、感觉（ sensation）和知识（ knowledge）】，并追踪那些使人烦恼的情绪（例如，绝望、悲伤、痛苦、恐惧、害羞、无助、暴怒、罪恶感、混乱和极度痛苦），弄清楚在患者中哪些最常见，哪些最少见。了解那些还没有成为主要表现或是主要讨论对象的影响可能有助于遗忘的解决。害羞尤为重要，因为它是一种连通器，与分离障碍之间有许多让人感兴趣的联系。如何处理害羞将在分离性人格障碍中讨论。
创伤事件本身的某些方面，例如创伤意味着什么，或患者的反应如何，对于治疗遗忘都是十分关键的，尽管创伤也影响其他方面。临床医生必须随时问自己“可能漏掉了什么 ? ”，常见的情况是，要么是难以忍受的羞耻感，要么是造成明显影响的背叛。许多有过被父亲性侵害记忆的女儿，并不会提供相关的记忆资料，因而临床医生难以发现这一事件对受害者造成的极具破坏力的影响，最终才发现在侵害当时其母亲正走进房间，居然没有制止而是转身离开。还有许多类似的情况，只有当受害者分享她在侵害经历中的性唤起的羞辱和恐惧情绪时，许多被强奸的精神创伤才能得到解决。只有当这些“不能说的细节”得以与他人分享和处理后，闯入性症状才会开始消失。“不能说的细节”在它们保持于意识和被处理之前，可能已经出现多次分离。
催眠的年龄回归或者 Watkins ’（1971）情感桥梁促进了隐藏于遗忘之中的信息的回忆。许多技术在 Hammond（1990）中有所讨论。
这些技术可能是治愈疾病有力的手段，但对重新找回资料的潜在不准确性仍应多加注意。它们的治愈潜力不应该促使临床医生将它们使用于那些无法承受的患者。
尽管存在先前的创伤经历，但一些分离性遗忘和分离性漫游患者的表现是内心矛盾引起的，他们的希望或行为与内心深处的道德价值和行为准则相矛盾。一些鲁莽行为（例如，个人的、性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可能引起分离发作。在另一些病例中，与自身愿望有冲突的行为，可能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道德上的问题（例如，参军只是执行一位有虐待倾向父母的意愿），但与本人信念或是价值观相冲突（例如，本人想一直待在家里而建立家庭生活）。而不可解决的羞耻感、痛苦的冲突、或者无法控制的绝望也可能引起急性遗忘或是漫游。
不借助分离性防御有助于患者忍受这些情感或者冲突。那些难以忍受愤怒或暴力的患者常出身于家教严格和体罚严厉的家庭，因为愤怒和暴力会引发患者对早期创伤经历的回忆，例如体罚或者其他创伤，常以症状闪回的形式出现。治疗目的在于减少患者对自身鲁莽不合理、冲突的期望，也针对分离症状中伴随的和（或）具有病因学作用的罪恶感和羞耻感。治疗不仅只针对急性分离症状——还要努力解说、处理和重建患者的想法、感觉、自我感知和与早期创伤有关的性格问题。
对于有假想新身份的分离性漫游患者，新身份表现出一些不能接受的经历、记忆、认知、识别、情感、努力和自我感知，它们都太过冲突而不能被承认或者太过强制，因而也不能成功的控制它们。在分离身份中，它们的表达常是经过升华而表现出偏倚，以至于难以推断它们原始力量的强度。当临床医生可以接近分离身份时，那么最为理想的结果是促进它们的整合和解决导致分离产生的一些问题。适用于分离性身份障碍的技术都可以应用。
对广泛性遗忘或者严重的局限性遗忘患者（例如，局限于过去 20 年），尚无快速的解决办法，而缓慢和部分恢复的慢性过程是可能的。有些分离性身份障碍患者仅表现为产生于青少年 / 成年期创伤背景下的新身份，而与其他的身份并没有建立联系。
设计一些促进功能和防止慢性失能的支持性结构群体（groups）可能对催眠疗法有辅助作用。这样的群体提供了恢复和处理患者记忆的证据，但总体上讲，分离性障碍患者常因群体的过度关注或是对创伤的过分强调而被扰乱。大多数专家同意对分离性障碍患者应该建立一些有明确操作规则的结构性支持群体，以维护此时此地的焦点问题。
理想的情况是，在治疗的最后阶段，患者应该能够体验那些已经分离成自传记忆的信息，回忆它们或将它们丢开。不应该有闯人性的景象、情感、或是感觉，也不应该有记忆的裂缝。在意识中能忍受曾经充满冲突、罪恶、或者羞耻感的矛盾或问题。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来承担对缺点、失败、失误的责任。用一种新的感受来体会那些以前被视为难以承受、具有破坏性的经历。有足够的精力处理生活中的事务和满足自己的嗜好。用于整合和掌控的催眠想象可能有助于进一步的掌控与治愈有关的想象、完整、平静、成熟的反应、平和与安宁。为忘记过去、展望现在和将来、重新统一自我而设计的催眠想象对创伤分离症状可能有用。
躯体治疗
尚没有分离性遗忘和漫游的药物治疗。药物促进访谈在创伤治疗中有悠久的历史，尽管报告异戊巴比妥钠在产生临床有用信息方面并不优于盐水安慰剂。麻醉精神疗法（narcosynthesis）涉及处理在正常警觉状态下通过药物促进访谈中所获得的资料。有时催眼被用于药物促进访谈状态。
* 访谈必须在有复苏设备和急救设备的地方进行，以防发生呼吸停止这一罕见并发症，同时需要用视频或是音频设备记录。一些病例需要重复的程序处理。通过恢复而得到的信息也要注意上面提到的内容。
疗效数据
Kardiner（1941）指出二战中的战争遗忘和漫游患者有 63% 可以通过休息，服用镇静剂和催眠得以改善。 Lamber 和 Rees 报道二战中的遗忘病例中有 82% 通过药物促进访谈后症状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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