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我还在北大心理系读研究生，当时《临床心理学》是必修课。这门课的主讲教师是王登峰老师，也是国内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2003年4月1日，发生了很多中国人都记忆犹新的事件，就是张国荣自杀了，他从一座大饭店的高楼上高坠死亡。
我当时除了是心理系的研究生以外，还算是一个蛮有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当时讨论这个案例时，我大概会这样说，“抑郁症那么难治疗吗？”因为当时我已经治疗过很多抑郁症，实际上抑郁症有很多很好的药物，效果也很不错。除此之外，还可以做电休克——我没有看过做电休克无效的抑郁症患者。
但是13年过去，我差不多在2010年的时候提出关于自杀危机干预的理论，叫“树理论”。简单讲，一个人之所以会出现自杀的问题，基本上是由三部分因素组成的：
o树根，一个人成长的原生家庭和环境。如果一个人原生家庭有很多问题，他很容易出现抑郁或者绝望，甚至自杀的问题；
o树干，主要是指他的社会知识系统，以及他的信仰、理想和价值观。
o树叶，是一个人的成就感、自我肯定。
当我在五六年前提出这样一个“树理论”时，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绝大多数个案都是源于家庭的问题。实际上，无论是家庭治疗、精神动力治疗还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都有很多成熟的方法可以去改变原生家庭对于个人的影响。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心理伤痕，这种伤痕可能是我们痛苦的来源，是我们感到抑郁甚至于绝望的原因。
但是这种状况在最近五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中国，尤其在我每天都面对的大学生当中。问题变得越来越特殊，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我刚开始工作一直到研究生毕业的那十年中，大多数来访者都还是神经症水平的问题，人格障碍还很少见。
而我们现在的临床工作中遇到越来越多的是人格障碍水平的个案，是那些看起来亲密感有严重问题、人际关系有严重问题，界限不清楚而且情绪特别容易失控，经常自杀自残的个案。
最近三年中，无论是大学还是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中，咨询量都在倍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是什么因素造成了精神障碍的爆发，以及出现一些新的形式呢？它们比强迫症、神经症障碍以及人格障碍还更困难，甚至让我们感到束手无策。
而更困难的个案大概是从四年前开始我所接触的一个个案。我今年刚送走一个我们的学生。三年多前，他大一，是一个成绩非常优秀，高考准省状元的同学，进入大学第一个月就有尝试自伤的行为，第四个月期末考试阶段就有尝试自杀的行为。
第一次危机干预是我做的。我发现他自杀的原因和我以往所有的经验都不一样，我没有看到非常典型、非常明显的家庭问题，也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创伤经历，我们看到的是他对学习有种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心态，这个心态是既一定要让自己考第一名，一定要让自己什么都能够做到最好，但同时对学习，尤其是考试又极其地厌恶。这种厌恶甚至强到不惜用尝试自杀来回避或者处理这样的冲突。
这个同学在第一次尝试自杀行为之后——他当时也诊断为抑郁症，看过精神医生，也用抗抑郁药治疗，而他自杀的工具恰恰是抗抑郁药，我们及时发现，将他送往医院抢救，救回来，继续做咨询。但是咨询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位同学咨询的疗效和抗抑郁药治疗疗效都不明显，还是有明显的自杀倾向，所以就将他送往医疗机构，送往精神科专科医院住院治疗。
我记得当时，医院里国内非常好的精神科专科医生告诉我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容易治疗，我们有非常好的药物——这跟我在2003年时的心态是一样的。但过了两个月，当我到医院里去探望这个同学，和他的主治医生交流他的情况时，主治医生告诉我们“看来疗效不太明显，他现在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自杀倾向，其实不太有办法。”所以我们继续开始做咨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传统的咨询方法还是不奏效，药物治疗也不奏效，他又出现了严重的自杀倾向，最后不得不休学回家。
在休学期间我也联系和拜托了这个同学所在地方最好的心理治疗师给他做治疗，这个同学也参加了一些其它形式，比如说小组的心理治疗，但是当他休学回到学校，我去评估他的状况，我发现好像没有非常明显的进步。
又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有一天，他在心理咨询师紧急跟我联系，说他好像又在尝试自我伤害的行为。我们找到时发现他已经又一次用抗抑郁药物尝试结束自己的生命。又一次抢救，又一次救回来，但是这一次，也许是他，也许是他父母，都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所以决定退学。这是我曾遇到过的第一个典型的空心病个案。非常优秀的学生，以他的智力、性格、为人处事的情商，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优秀的学者。但是我们和他父母，和他所有的老师一起努力了四年，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让他真正好转起来。为此我们都感到痛心不已。
这样的个案在我过去三四年中经历了很多，而且越来越多，是这样的个案会让我想到一个词，叫做“空心病”。
“空心病”是什么意思呢？我征得一些典型个案来访者的同意，把他们写给我、说给我的一些话，呈现在这里：有一位同学说，
“我原来还站在一块极其不稳定、随时有可能四分五裂的小岛上，但是至少心里知道我在什么地方。现在是已经知道了，自己原来的地方是不对的。它就变成了茫茫大海上漂泊，看不到陆地，时不时感到恐惧。”
这是一位专业能力和性格都非常优秀的同学，在一次尝试自杀未遂后写下的感受。
又有一位同学这样描述自己的世界，
“我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迷雾的草坪，草坪上有井，但不知道在何处，所以有可能走着路就不小心掉进去了，在漆黑的井底我摔断了腿拼命地喊，我觉得我完全没有自我。这一切好难。”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会告诉我说，徐老师，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界，我过去19年、20多年的日子都好像是为别人在活着，我不知道自己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空心病”的主要表现
注：它不能算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诊断标准，但却是我过去三四年间通过接触这样一些同学不断总结出来的共同特点，他们往往是非常优秀的孩子，或者说是人们眼中的“好孩子”。
“空心病”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也许我可以把它姑且称为“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大概有这么几点：
1.从症状上来讲它可能是符合抑郁症诊断的。它会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但是和典型抑郁症不同的是，所有这些症状表现并不非常严重和突出，所以外表上看起来可能跟其他同学或其他大多数人并没有差别。
2.他们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这种孤独感来自于好像跟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人并没有真正的联系，所有的联系都变得非常虚幻；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他们也不知道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他们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和成就，这些成就似乎是一种瘾，一种毒品。他们似乎很多时间都是为了获得成就感而努力地生活、学习和工作。但是当他发现所有那些东西都得到的时候，内心还是空荡荡，就有了强烈的无意义感。
3.通常人际关系是良好的。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需要维系在他人眼里良好的自我形象，需要成为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好丈夫、好妻子。但似乎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别人而做的，因此做得非常辛苦，也非常疲惫不堪。
4.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我们有很多个案，在国内最好的精神专科医院治疗，用了所有的药物，甚至用了电休克治疗，一次、两次、三次，但是都没有效果，也就是说看起来生物因素并不是导致他们问题的主要因素。
5.有强烈的自杀意念。这种自杀意念并不是因为现实中的困难、痛苦和挫折，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我不是那么想要去死，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我完全不知道我活着的价值意义是什么，每天的生活行尸走肉，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早点结束。”所以他们倾向于不用那么痛苦和惨烈的方式来结束自己，比如烧炭、自缢、服药。
6.通常这些来访者出现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两天。可能从初中、高中，甚至更早就开始有这样的迷茫，可能他之前已经有过尝试自杀的行为。
7.最后，传统心理治疗疗效不佳。他们的问题大概不是通过改变负性认知就可以解决的，甚至不是去研究他们原生家庭的问题，不是早期创伤可以解决的——你会发现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不错，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冲突，但是总的来说不是那种典型父母离异、早期依恋、早期寄养的问题。
“空心病”产生的土壤：
功利的应试教育已成为一种癌症
首先，我们看到一些现象使“空心病”在青少年中变得越来越严重。
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现实中的成就感、成绩、聪明这样一些东西在来访者身上都是不缺的，甚至于是很多的、超人的。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最典型的表现是：他们经过了非常典型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公立的应试教育。
最近10年左右，中国农村中学那种极其追求考试成绩、高考升学率的教育体制已经成为一种癌症，弥漫到几乎所有的学校，很难有幸免。这里面所有的价值观就是只关心分数，基础教育者忽视甚至放弃了对人的培养，一切让位于考试。
这种让位于考试不仅体现在对题海战术、学习成绩的盲目追求上，更重要的是它背后代表了一种强烈的价值观，即“我只要能够达到一个好的分数，我可以放弃一切、忽视一切、抛弃一切、践踏一切。”就像钱理群教授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到很多大学里的大学生都是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是他们自身是这样的——我们的孩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的问题都是我们的教育者造成的。
● 钱理群教授指出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们的教育是怎么实现这些东西的呢？比如已经不再重视能够培养出什么样好学生，而在于我们怎么“掐尖”，把所有高分、高智商的学生不择手段弄到自己的学校里来，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排名机制从商业上证明我是一个好的学校，所以可以收更高的费用，收更多自费的学生。
然后，我们整个教育的价值观都变成了在升学考试中考试的内容并不是课上教的。你要取得好成绩，就必须参加各种高昂的课外班，完全把教育商品化。
我不仅仅是在批评这样一个教育观。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观培养出来的同学，已经完全被训练成分数的奴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只知道高的分数可能获得奖赏，获得成就感，获得别人不能得到的东西。
学生不仅仅在经历压力，他们的价值观也在被扭曲、在被功利化。在这种功利化的巨大压力下，这已经不是一个挫折教育的教育模式，而是一个挫败教育，就是通过排名不断使更多的学生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所有的人都对分数非常敏感且在意，因为考试成绩，已经成为评价一个人唯一的标准。
在这样的价值观下面，我们大概很难真正健康起来。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如此脆弱，是因为支撑自己的东西是如此薄弱而不容易控制，哪怕是考场上的成功者也一样会经常自我贬低。“屌丝”这样的词是我从北大学生来访者那儿学来的，为什么这些考场上的成功者都会称自己为“屌丝”？这是整个教育的结果。
我到现在为止做过的危机干预当中，遇到过的最困难的同学个案，父母都是中学老师，而且是所谓名牌中学、超级牛校的中学老师或校长。这是整个教育观扭曲的结果，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同样是用非常残酷的方式去压榨和逼迫，考进名牌大学已经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大概是出现“空心病”非常重要或根本的原因。
在大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最近在知乎上看到，北大清华又到了一年一度互掐的时候——北大清华的招生处在争夺所谓高分学生。我前两天在北大西门外等红灯时听到，有些同学可能是参加了招生组，他们也在相互抱怨，为了得到状元考生，要去伺候、讨好这些状元。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本来报考北大或清华这样的最高学府，一定是心怀敬意、满怀梦想的。但他们一开始就接触到这样一些同样带着功利价值观的招生文化，在这种文化下他还能够留下多少对高校的向往和对老师、对学校的尊重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改变？
其实价值观对人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是好的，知道做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发自内心地感到喜悦和自我肯定，是支撑我们的重要因素。
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巨大的生命主题。
也许我们可以向现在的积极心理学那样，去找到所谓的幸福感，去找到亲密关系，去找到当我们有成就感时那种流畅的感觉，也许这样一些方式就会有帮助。但是那些高尚的情感，善良、公正、诚信、尊重、责任感能不能使我们内心当中更加充实？能不能帮助我们看到更美好的自己？能不能使我们体会到人生之美、人性之美？
弗洛伊德时代是强调神经症的时代，很多神经症的产生是因为强大的超我和道德感。而我们这个时代，道德感已经一步步让位于非常即时的满足，像婴儿般当下获得的名或者利。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有越来越多物质的满足，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失去自我。这并不是一个居于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我们看到现实的临床现象。
是不是这样一些问题导致了今天的人格障碍越来越多发，以及越来越多的“空心病”的问题呢？
有没有比积极心理学更加超越、
也许更有力量的东西？
一年多前，我曾经有过一次危机干预，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北大同学，他有非常具体的计划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当时就是“空心病”的状况，内心中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美好。
我特别希望帮助他，所以也穷思竭虑。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相信我们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所以我们谈到了一件事情。
在北大的未名湖畔有一个著名的雕像，它在很偏僻的角落，这个雕像是我们的老校长，北大历史上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北大校园里有很多非常著名、伟大人物的雕像，但我在北大15年间，唯有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会有一道风景，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在那里献的花。也许是路人，也许是师生，也许是游客，他们会在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敬奉鲜花，而且会写上他们内心的感受。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路过他的雕像，会顺手拍上几张照片。这是一个雕像，并不是他的坟墓或纪念碑，一年四季都有人献花是因为什么？
我当时跟我的学生说，这件事情说明，虽然元培先生过世很久了，虽然他并不是主流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对北京大学的贡献，他传承下来的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是刻骨铭心地留在每一个北大人以及来访问北京大学的游客、友人的心中。
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糟糕的部分，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真善美还是始终存留的。所以，在我讲心理咨询伦理时也经常喜欢用这样一个题目，叫做“不忘初心”，初心是助人之心，不欺本心。本心是，当我做美好的事情时，当我做对和友善的事情时，我内心的自我肯定是快乐的；而当我在做一件不那么道德的事情，或者我在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时，我内心同样会有愧疚，这是人的本性。当我跟这位同学讨论到这一点时，我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反应，他告诉我说，“我非常感动”，他连说了三次。
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在这样的一个公开演讲中提出这个观点：有没有比积极心理学更加超越、也许更有力量的东西？比如我刚刚说的真善和美是不是同样有疗愈的作用？或者有时候正是我们内心当中自我的缺失和迷茫，导致了我们的困扰和抑郁，所有的抑郁、焦虑、恐惧，所有的病态都是其结果而不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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