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自我功能的抑制
作者: balckman / 4685次阅读 时间: 2016年11月29日
来源: 101防御机制 标签: 自我功能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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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自我功能的抑制(Freud 1926;Anthony,1961)

一旦你对一种自主的自我功能(比如智力、抽象能力或者说话能力)赋予了一个性欲的或者敌意的象征性含义,这种自我功能可能就会跟你的超我发生冲突,并引起内疚、焦虑抑郁情绪。随后你的大脑可能就停止了这些(本能化的)自我功能,以保护你远离这些感受。因为这种防御活动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将会描述这种防御是如何对众多的自主自我功能实施运作的。

精神运动性控制

一名跟母亲住在一起的25 岁女性出现了严重的手臂无力惑。在分析性心理治疗时,我们发现她曾经对想要打自己母亲的那些愤怒的愿望感到内疚。她手臂的无力感防止了她凭自己的敌意愿望行事,甚至也防止了她认识到自己对母亲怀有任何敌意。

手臂的无力感,除了惩罚她自己,又阻止了她使用自己的精神运动功能,换句话说,这个转换症状(无力感)是产生于她侵犯化的精神运动性控制的自我功能的抑制(即,强有力的手臂=打母亲和感到内疚;因此,无力的手臂=惩罚和不打母亲)。

说话能力

在一个涉及说话能力的抑制的案例中,一名67岁的内科医生O医生,由于最近出现严重的口吃问题前来做咨询,来之前已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器质性病因。他表示自己的口吃是两个月前在一个会议上开始出现的,虽然他已经忘记了会议的具体内容是关于什么的。

当我试探性地对他解释说这个口吃的表现,肯定是由于那个会议的背景里面有着某种象征性的含义时,O医生挖苦地轻声笑了下。他的思绪跑到了关于他对医学专业工作的不满上面,但是他马上又试图为政府对他业务的干扰找寻借口(合理化离题)。当我进一步解释这个作为防御的合理化(借口)时,他表现出强烈的烦恼和愤怒。他好几年以前就曾经计划要退休,但是他相当喜爱的一个年轻医生同事,说服了他在医疗小组中担任上级医生的角色。O医生意识到他对自己想要离开工作感到惭愧,也为自己会让那个接受他指导的医生失望而感到内疚。我暗示说他的这些想法和感受可能会跟口吃有关系,口吃的结果是限制了他的说话。他回应道:“是的。那么我就无法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我要辞职! ”

在接下来的一周他回来做随诊晤谈的时候,他的口吃已经消失了,而且他也为自己在下一个月的退休做了计划。他报告说自己感到稍微有些忧伤,但是同时为能够脱离每天的临床医疗工作而感到宽心。

对O医生来说,说话的行为担负了象征性的辞职(由于他的沮丧和愤怒而采取的行动)的攻击性含义。他的侵犯化的说话功能于是跟他的内疚(超我)相冲突,而结果就是出现一个急性的说话功能的抑制(口吃)。

感知能力。注视能力的抑制,即感知能力的某一个方面的一种防御性限制,可以发生在那些曾经反复暴露于成年人性交活动的儿童里面。对于他们来说,注视的行为担负了性的象征含义。在学前儿童里面,性念头的刺激可能会淹没了大脑(自我裂解焦虑);在学龄儿童里面,性欲化的功能和道德良知之间的冲突产生了超我焦虑(内疚);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这些焦虑都可以造成大脑防御性地关闭注视功能。于是,在其他跟注视有关的情况,比如阅读,受到性欲过度刺激的儿童可能会因为注视的象征性含义(注视=被淹没或者=成为“坏的”)而拒绝或者无法阅读。这些儿童需要跟那些神经性受损的儿童和那些先天性发育迟滞的孩子区别开来(Marcus,1991)。

注视的抑制通常被认为是心因性(或“歇斯底里性”)失明的发病机制——此时注视担负了一个敌意的或者是性的含义,于是就被关闭了。“……这种解析可能跟弗洛伊德所概述的实际的神经症性失明的发病机制有关。本能化或者再本能化可能妨碍或者促进了自我的发展。”

记忆有时候,记住某些事情是那么地令人感到冲突以至于简单的压抑并不足以奏效。相反地,这个人可能会抑制记忆功能。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心不在焉的专家”的状态。

N 女士,一名32 岁离异的受过教育的女人,请求用洞察取向的心理疗法来治疗自己的焦虑和抑郁。在她第一次的面谈中,她无法回忆自己的婚姻持续了多长时间、自己的周年纪念日的日子,或者美国国税局的支付日(4月15 日)。我把她送去做神经学检查和神经心理学测试,两项检查结果都显示阴性。当我随后向N女士表示她的记忆问题可能是由于某种保护性机制造成时,她哭了,并且羞愧地承认她对自己的前夫、自己的父亲以及所有的男人,都有着杀戮和施虐的念头。

N 女士的记忆(现在是愤怒的象征)和她的羞愧心两者之间的冲突引起了超我焦虑,而通过关闭她的记忆使得她无意识地被保护起来不受焦虑影响。在向她解释了这些冲突以后,她的记忆功能明显地进步了。

智力。由于象征性含义而对这种功能进行防御性限制是很常见的。举个例子,如果学术性科目担负有性别的内涵,那么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科目也许就变得不可能去学习了。社会风气和教师与其他人的态度都跟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关。在美国,女孩经常把数学和科学看作是“男孩的学科”。男孩则倾向于把艺术和人文学科看作是“女孩的学科”。这些象征性的看法可能是有意识的和/或无意识的。即使最近性别平等在专业领域中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女生去申请工程学或男生去主修艺术史依然是少见的。

一个孩子的观点以幽默的方式阐明了这种防御方式:一名6岁的小男孩的母亲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而他的父亲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在问及他长大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这名男孩回答道:“一名皮肤科医生。”在问及他为什么不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他说:“不。那是给女孩子的。”

在临床上,有多种严重的问题都与这种防御有关。一些男性会认为任何有关心理治疗的都是“女子气的”,并且因为这样的性别象征(性欲化) ,他们会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对心理治疗的阻抗。一些女性,虽然跟女性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健谈,但是在男女混合的群体里时就会变得安静,因为她们把毫无保留的谈话视为——就像一个女人有一次在治疗中所提出的那样——“一些自我中心和好胜的男人才做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样的女性可能就会放弃自己的“声音”,假如这担负了男子气概的象征性含义。Gilligan(1980)也描述了一些女性的畅所欲言的抑制的其他方面。

关于智力的抑制的这个主题,引起精神分析师很大的兴趣已经有好几十年了。Baruch(1952)描述了他对一名据称有学习障碍的男孩的分析性治疗,这名男孩在经过治疗以后,表现出了优秀的智力和成绩。

感官系统。有时候清晰的感官能力的抑制可能也会作为一种特征性防御方式发生在一些人身上。一名精神科住院医生,在一次激烈而充满活力的关于敌意的班级讨论期间,就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会把自己“划分出去”。他保持着相对的清醒(意即他虽然没有显得警觉,但是实际上他并未睡着)在其他时候,他都很好。他向我澄清说他对敌意方面的冲突有"障碍"。在他这件事中,警觉功能已明显地变得侵犯化,于是就防御性地被限制了。

与现实的关系或者现实感。现实感的抑制发生在38岁的T女士身上,她向我阐述了自己和丈夫在20世纪80 年代美国侵略格林纳达的加勒比岛时差一点就被打死的事。(她也使用了行动上的否认,就像之前描述过的。)

T 女士和她丈夫无视国务院禁止向格林纳达航行的警告(他们觉得是太夸张和限制性的),因为那里可能会有共产起义活动。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把自己的帆船开向了格林纳达,在那里他们很快就遭遇到了古巴的游击队。虽然他们在美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逃脱了,但是T女士说她感到“惊奇”因为“那里真的有古巴人而且他们真的有机关枪!”她说虽然她曾得知那个警戒通知,但是她“并不相信里根总统”。 (她认为里根把每件事情都看成是战争。)

在回顾中,看起来T 女士不只是通过一个航向该岛屿的行动来否认现实,她还把自己由于恐惧和内疚而在自己身上抑制了的、侵犯化的现实感(她是唯一一个与国务院斗争的人)投射到了里根总统身上。同样地,她也隔绝了来自外界的现实(国务院的警告) ,因为她在面对外部或内部的攻击性时的抑制。当现实本身提供了她显而易见的证据时,她的现实感的抑制就解除了。(她能够检验现实,虽然有点晚了!)

现实检验。现实检验的抑制在神经症人群中很常见,他们倾向于对一个人或状况作错误的臆断。他们认为对他们的感想进行核实是一个“过于好事”(即过于攻击性和无礼)的做法,换句话说,检验现实的举动担负了破坏性的攻击性(或有时候是性好奇)的象征意义,于是就被防御性地关闭了以缓解内疚感。现实检验的抑制跟精神病中所见的现实检验力的缺失是完全不同的。

提示:

为了检验现实检验力的缺失和现实检验的抑制之间的差别,你可以把任何现实检验的失效都解释为一种防御。然后,你就等着看你所担忧的那个人,是提出了一个对抑制的整合性理解,还是重复了对现实的误解。

现实和幻想之间的辨别(没有检验的情况下)。现实和幻想之间的辨别功能的抑制可能会见于某些喜欢仿效类似于迈克·杰克逊(1987)的The Way You Make Me Feel音乐录像的青少年男生。这些男生可能会开始赞同杰克逊在音乐录像中使用的技巧,即结识一个性感女孩的方式就是跟踪和围堵她。这个音乐录像把男子气概等同于不把“不”当作回答,并暗示着尊重一个女生的辩白是娘娘腔的行径。

一个看了这个音乐录像的青少年男生可能很容易就产生一种观念,认为男子气概就意味着不必相信来自一名女性的“不”。这件虚构的事情事实上是通过一个父亲形象在音乐录像中被表现出来的,这个父亲形象告诉迈克要成为“他自己”,意思就是侵略性地坚持他自己的性兴趣而不顾这个女生的回应。

一个敏感的男孩看了这个录像以后可能因此抑制自己的现实辨别功能,因为辨别现实和幻想已经不合理地被等同于阉割(无男子气概)。在现实中,他很容易由于“潜随”别人而遭到逮捕。

专注力。当专注力变成一种对权威顺从的(侵犯化的)举动的象征时,儿童和一些成年人可能会无意识地抑制这种功能以维持自主感。那就是说,他们无意识地将身份认同弥散等同于注意。他们的分心可能是由于专注功能的抑制以便缓解自体一客体融合焦虑。分心也可以作为防御,是反叛性攻击行为的表现,这些表现可能会出现在儿童里面,当他们的父母要他们去做功课的时候。

与此对比,对那些也有专注力问题的爱挑衅的儿童,是很难去判断专注力这种自我功能是不是作为一种对攻击性方面的冲突的防御而被抑制了。这种专注力的问题可能会由于发展性的延迟,比如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以及儿童的对抗性而发生,这种对抗性是因为儿童对那些缺乏同理心的父母对先天有局限的儿童期望过高的态度感到沮丧而造成的。

定向力。定向力可能担负了认出(“承认”)一个关于外周境况的强烈愤怒的象征意义,因此大脑关闭了定向功能来防御这种情绪。

举个例子,在某一次晤谈中,一名40岁的女性对时间和日期都失去了判断力。当我跟她论述这种现象的保护性性质时,她开始回忆起过去的整个周末她对自己的丈夫是多么的恼火,因为他在没有跟自己商量的情况下,就制定了接下来两周的一些计划。

次级过程。如果时间感——次级过程思维的一部分——变得具有侵犯性(担负了敌意、限制性的象征意义),人们的行为可能会防御性地抑制时间定向性功能;作为防御性抑制,他们会发展出令人讨厌的不负责任、不可信赖、工作拖拉和耽搁时间等个性特点。如果时间感是性欲化(担负了爱恋的含义)的,一个人可能会不管任何理由(即便是充分的理由)而把拖拉看作是不被关心的证据,或者是错误地将守时等同于爱。

自理能力。当干净无意识地被等同于是对权力的屈服时,肮脏就可能象征了攻击性违抗一一侵犯化的自理功能的抑制。

社交技能。有很多个体有着短暂的或者固定的社交技能缺陷,因为这些能力担负了某种象征性意义而被抑制。经常性的是,使用社交技能意味着顺应,而对于某些人来说,顺从含有失去身份(被毁灭)的含义。他们可能因此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发展出一种可以帮助他们感觉到"分开"(换言之,他们的社交技能的抑制防御了身份认同弥散焦虑)的避群行为倾向。

电影《心灵访客》在故事主人公的身上阐明了这个防御机制。佛罗斯特,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一个人居住,常常把他的袜子反过来穿,并且拒绝离开自己的住处。他对社会现实有相当意识但是他抑制了自己的社交技能,作为对失去爱人而感到的悲痛的一种防御。在他的令人心悦的父—子行为风格遭遇到一个孤单的青年男孩致使他去哀悼以后,他的社交技能就有点去抑制了。他于是恢复了一些自己的自我功能并且在他去世以前能够走到公众场所里去。

自体可塑性适应一一与环境融为一体

一名医学专业的23 岁男性学生的两名室友对他的个人卫生进行了抱怨并威胁说要把他撵出宿舍。他承认自己不够整洁。也就是说他每次都把肮脏的衣服留在自己床上(他睡的地方)好几个星期。通过他的观察自我,他认识到这是对他那过于强调整洁的父母亲的一种持续的反叛行为。

他的适应不良是由于自体可塑性适应功能的抑制所致。对他来说,适应造成了因个性丧失而导致的羞辱感和焦虑感。这种关于适应功能的象征使他防御性地抑制这种功能(并因此无法适应他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他表达了对自己父母的愤怒(转换到了室友身上) ,并且惹得他的室友来羞辱自己(惩罚的受虐性挑衅以减轻负罪感)。

工作(从玩乐到工作的发展转变)。当工作担负了象征性含义时,大脑可能会抑制从玩乐到工作的心理发展线路,或者造成防御性的退行到更加直接的令人愉快的活动(玩乐)。

一名15 岁的男孩,他父亲是一名律师。这名男孩在学校的学习不合格,他透露他满脑子都是性和摔跤。这跟他的父亲截然不同,他父亲是个工作狂,并且不断地试着向他儿子反复灌输关于工作的优点。因为这名男孩跟父亲很少接触,他已经无意识地把工作等同于(关系的)丧失。

这种工作=丧失的象征使男孩无意识地关闭了自己的工作功能并且退行到能让人愉悦的幻想和活动中。对这些动力的诠释帮助了他发展更好的观点和养成更好的工作习惯。

预测。预测(推算和计划)功能可能担负了象征性含义,于是就被抑制了。在一个结构僵化的家庭里,一个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可能会把预测等同于乐趣的缩减,并且发展出一种自发=快乐的等式。

一名28 岁单身的银行副董事长抱怨说她只能在男人身上享受性爱,如果这些男人是她在酒吧里认识并带回家的陌生人。对她来说,这种倾向跟她想要结婚和生孩子的愿望是有冲突的【1】。有计划的约会让她感到厌烦,但是她知道那些心理上更加稳定的男士才会想要计划跟她的约会。然而,如果她需要去“计划”任何的社交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将不再被她认为是“乐趣”了。她联想起自己的家庭教养方式是多么的“单调——就像是蛋黄酱那样”。计划已经无意识地变得跟她对自己父母的敌意联系在一起。

判断。判断能力的抑制会发生在那些极端的理想主义者身上。本质上,这种人会无意识地把批判性判断的使用等同于敌意的破坏性。因此,当被号召去评论某个人或者对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有危险的品性的事实进行判断时,这些理想主义者是无能为力的。一个"荒唐的乐观主义者"会让已被裁定的重罪奸杀犯获得假释出狱以便给他"一次机会",因为他们理想主义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持续的批评性判断的抑制会导致天真烂漫的性格特征。

异体可塑性适应。异体可塑性适应的侵略行为,即使得环境按照你的意愿发生变化一一会导致人们无意识地把成功的操纵等同于邪恶的活动。这种适应功能于是就跟内疚感发生冲突,导致社交或政治操纵活动的防御性的停止。这里有一个需要被考虑到的鉴别诊断,那就是非精神病态的成功操纵者和精神病态的操纵者。精神病态者使用诡计和歪曲事实来达到成功。不是精神病态的成功者则是通过参加合乎道德的、但侵略性的社交或竞争性活动。发展人脉跟说谎是不一样的;在一辆新车上讨得一个好价格跟偷这辆车是不同的。

临床上,异体可塑性适应的抑制在那些没有把自己放到晋升的位置上的人当中显而易见。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可能会对成功的人感到妒忌并把他们自己无意识的、性欲化的动机,投射到这些人身上。举个例子,“她是睡进这个工作岗位的!”

观察自我。当观察自我担负了象征性含义时,它也可以被大脑所关闭。

L 女士讲述说自己的父亲在她童年和青春期时,经常批评她说她为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多了。

在治疗的早期阶段,在很多关于她的个人人际关系的谈论中,她总是忠实地汇报关于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真实事件但并不涉及她想法和情感方面的"内心世界"。当我使她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L 女士说,想或者说关于她自己的事情会使她感到内疚。

这种内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她与自己父亲的告诫的认用。她把自我观察体验为是"令人厌恶的、自私的”以及是对她父亲的敌意性反叛行为。她因此批判自己侵犯化的观察自我并且防御性地避免使用它。

自我兴趣。自我兴趣的抑制可以发生在某些情况下,当一个原先愉快的活动,诸如网球或音乐,被象征性地链接到,比如对一个失去了的爱人的痛苦回忆的时候。这个自我兴趣(活动)于是就被关闭了,作为对悲痛的防御。这种防御性抑制的后果可能是,人们会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避开网球场或交响音乐会一一不管有或没有清醒地了解到他们兴趣的抑制。

成熟的技能的抑制可以发生在成年期当自我兴趣的“再本能化过程”出现时。也就是说,已经造就的一种有益活动(自我兴趣)的升华(40) 不知怎么地变弱了,而随后自我兴趣又重新担负上它的象征性含义。一旦这种象征恢复了,它可以把自我兴趣拖进(通常是跟超我的)冲突中,致使兴趣本身防御性地被遗弃了。

Carson McCullers(1936)在她的短篇故事《神童》(Wunderkind)中描述了这一现象。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叫弗朗西思的15 岁女孩,她放弃了弹钢琴因为这种追求担负了象征意义并且变得冲突。她不再享受她的男老师对她的过分放纵_他帮她挑选初中毕业典礼的礼服,而且她在钢琴课结束后睡在他家里。她感觉自己在跟一名逐渐变得出名的男同学的手足相争中变得迷失。她感觉她的“激情”不再能够通过钢琴上的手指来表达,去取悦她的老师一一反之她把注意力放在了老师的裤子是如何地紧贴在他富有肌肉感的大腿上。而且她感觉自己被那些练习的时间困住了,这些练习阻止了她去参与社交活动。

换句话说,先前弹钢琴的升华的意义一一象征着她在跟她老师的妻子之间的俄狄浦斯式的竞争中胜利了,也超过了那个“兄弟”般的同学,还通过她的指端表达了“激情”——已经变得在意识上跟她的钢琴技能太过相关。换句话说,她所发展出来的自我兴趣(弹钢琴)变得再本能化了,从而把它带进了跟羞愧、内疚和丧失的冲突中。于是她防御性地跑出了她钢琴老师的家,远离了他,以及远离那重获象征意义的钢琴。

Cath, Kahn 和Cobb(1977)描述了一名平时是个好选手的女病人,在网球比赛中"灾难性状态下滑"的发展历程。在分析中,她非常准确地指出这个下滑的开始跟一个男性网球迷朋友的见解有关,他认为网球是一种“释放你的攻击性的极佳途径”。这个病人的妹妹在这个病人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溺水死了,而此后不久她的父亲也因为肝功能衰竭去世了。在一次晤谈中,她说:“……我不想去恨任何人,不管是在网球场上或是在其他任何地方。”

Cath 和他的合著者解析道:“……她仍然……对他们感到内疚,她相信自己通过她的嫉妒以某种方式促成了他们的死亡。结果,她……极度害怕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因此,当有人毫无恶意地提出说她是在网球场上‘释放自己的攻击性'的时候,她无法再发挥功能了。”也就是说,当她打网球的自我兴趣变得再本能化时(担负了真正的杀人的含义,这是从她关于自己父亲和妹妹的冲突中置换过来的) ,她感到内疚,并因此建立起对网球这种自我兴趣的抑制的防御机制。

自保。自保可能担负了杀害他人的象征性含义。这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并不少见,但是也可以出现在那些体验到“幸存者内疚”的人身上。基本上,这个人感到内疚是因为让某个人存活下来担负了杀害已死的人的无意识象征性含义(见上述关于自我兴趣的例子) 。当内疚与侵犯化的自我功能(自保=谋杀的等式)相冲突时,不仅仅是自保功能可能会被关闭,而且转向自身的防御机制会使自杀企图更有可能发生(见第八章)。

执行功能。负责驾驭性和攻击驱力的执行功能,也可以变得性欲化。在一个就像大学联谊会的处境中,可能存在一种(在那个背景中创建一种社会价值系统的)群众心理,把任何对性驱力的驾驭等同于娘娘腔或“胆怯”。换句话说,驾驭性满足的想法一一通过利用选择性、时机、谨慎和履行模式一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等同于女子气质或者缺乏男子气概。由于一个青春期晚期男孩的羞耻之心,不管怎么样有些过头了,让他显得像个胆小鬼,那么他可能会关闭这个执行功能作为对羞耻感的防御,并因此变得滥交。当逆恐行为和冲动控制的抑制进一步火上浇油时,滥交行为会变得很危险。

这种防御性的抑制不只局限于男性。在经典电影《最后一场电影》里,斯碧尔·谢弗德扮演了一名由于一个性选择,性=卑贱的心理等式,而抑制自己的执行功能以便融入群体的高中女生。她因此悲剧性地被一群富裕的犯罪同窗强迫进行了毫无感情的性活动,以避免槟弃(社交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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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她对"随便的性行为"的倾向是否可以被看作是病理性的这一点是存在争议的,如果它没有跟她所声明的想要安定下来的有意识愿望相冲突的话。有些人对于打光棍和拥有一连串的恋爱关系但没有婚姻承诺和孩子并没有明显的冲突。我曾经治疗过许多对于自己想要保待自由的愿望感到内疚的人,他们通过结婚来防御这种内疚感。一旦那样的情况在治疗中被阐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决定不再继续进一步的治疗以点出他们那些跟亲密感和承诺有关的问题。相反地,他们今后将会直接地避免结婚或者避免答应跟任何人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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