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功能的抑制(Freud 1926;Anthony,1961)
48.焦虑和抑郁情绪。随后你的大脑可能就停止了这些(本能化的)自我功能,以保护你远离这些感受。因为这种防御活动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将会描述这种防御是如何对众多的自主自我功能实施运作的。
一旦你对一种自主的自我功能(比如智力、抽象能力或者说话能力)赋予了一个性欲的或者敌意的象征性含义,这种自我功能可能就会跟你的超我发生冲突,并引起内疚、精神运动性控制
一名跟母亲住在一起的25 岁女性出现了严重的手臂无力惑。在分析性心理治疗时,我们发现她曾经对想要打自己母亲的那些愤怒的愿望感到内疚。她手臂的无力感防止了她凭自己的敌意愿望行事,甚至也防止了她认识到自己对母亲怀有任何敌意。
手臂的无力感,除了惩罚她自己,又阻止了她使用自己的精神运动功能,换句话说,这个转换症状(无力感)是产生于她侵犯化的精神运动性控制的自我功能的抑制(即,强有力的手臂=打母亲和感到内疚;因此,无力的手臂=惩罚和不打母亲)。
说话能力
在一个涉及说话能力的抑制的案例中,一名67岁的内科医生O医生,由于最近出现严重的口吃问题前来做咨询,来之前已经排除了其他可能的器质性病因。他表示自己的口吃是两个月前在一个会议上开始出现的,虽然他已经忘记了会议的具体内容是关于什么的。
当我试探性地对他解释说这个口吃的表现,肯定是由于那个会议的背景里面有着某种象征性的含义时,O医生挖苦地轻声笑了下。他的思绪跑到了关于他对医学专业工作的不满上面,但是他马上又试图为政府对他业务的干扰找寻借口(合理化离题)。当我进一步解释这个作为防御的合理化(借口)时,他表现出强烈的烦恼和愤怒。他好几年以前就曾经计划要退休,但是他相当喜爱的一个年轻医生同事,说服了他在医疗小组中担任上级医生的角色。O医生意识到他对自己想要离开工作感到惭愧,也为自己会让那个接受他指导的医生失望而感到内疚。我暗示说他的这些想法和感受可能会跟口吃有关系,口吃的结果是限制了他的说话。他回应道:“是的。那么我就无法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我要辞职! ”
在接下来的一周他回来做随诊晤谈的时候,他的口吃已经消失了,而且他也为自己在下一个月的退休做了计划。他报告说自己感到稍微有些忧伤,但是同时为能够脱离每天的临床医疗工作而感到宽心。
对O医生来说,说话的行为担负了象征性的辞职(由于他的沮丧和愤怒而采取的行动)的攻击性含义。他的侵犯化的说话功能于是跟他的内疚(超我)相冲突,而结果就是出现一个急性的说话功能的抑制(口吃)。
儿童里面。对于他们来说,注视的行为担负了性的象征含义。在学前儿童里面,性念头的刺激可能会淹没了大脑(自我裂解焦虑);在学龄儿童里面,性欲化的功能和道德良知之间的冲突产生了超我焦虑(内疚);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这些焦虑都可以造成大脑防御性地关闭注视功能。于是,在其他跟注视有关的情况,比如阅读,受到性欲过度刺激的儿童可能会因为注视的象征性含义(注视=被淹没或者=成为“坏的”)而拒绝或者无法阅读。这些儿童需要跟那些神经性受损的儿童和那些先天性发育迟滞的孩子区别开来(Marcus,1991)。
感知能力。注视能力的抑制,即感知能力的某一个方面的一种防御性限制,可以发生在那些曾经反复暴露于成年人性交活动的注视的抑制通常被认为是心因性(或“歇斯底里性”)失明的发病机制——此时注视担负了一个敌意的或者是性的含义,于是就被关闭了。“……这种解析可能跟弗洛伊德所概述的实际的神经症性失明的发病机制有关。本能化或者再本能化可能妨碍或者促进了自我的发展。”
记忆。有时候,记住某些事情是那么地令人感到冲突以至于简单的压抑并不足以奏效。相反地,这个人可能会抑制记忆功能。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心不在焉的专家”的状态。
婚姻持续了多长时间、自己的周年纪念日的日子,或者美国国税局的支付日(4月15 日)。我把她送去做神经学检查和神经心理学测试,两项检查结果都显示阴性。当我随后向N女士表示她的记忆问题可能是由于某种保护性机制造成时,她哭了,并且羞愧地承认她对自己的前夫、自己的父亲以及所有的男人,都有着杀戮和施虐的念头。
N 女士,一名32 岁离异的受过教育的女人,请求用洞察取向的心理疗法来治疗自己的焦虑和抑郁。在她第一次的面谈中,她无法回忆自己的
无意识地被保护起来不受焦虑影响。在向她解释了这些冲突以后,她的记忆功能明显地进步了。
N 女士的记忆(现在是愤怒的象征)和她的羞愧心两者之间的冲突引起了超我焦虑,而通过关闭她的记忆使得她智力。由于象征性含义而对这种功能进行防御性限制是很常见的。举个例子,如果学术性科目担负有性别的内涵,那么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科目也许就变得不可能去学习了。社会风气和教师与其他人的态度都跟这个问题的产生有关。在美国,女孩经常把数学和科学看作是“男孩的学科”。男孩则倾向于把艺术和人文学科看作是“女孩的学科”。这些象征性的看法可能是有意识的和/或无意识的。即使最近性别平等在专业领域中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女生去申请工程学或男生去主修艺术史依然是少见的。
一个孩子的观点以幽默的方式阐明了这种防御方式:一名6岁的小男孩的母亲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而他的父亲是一位皮肤科医生。在问及他长大以后要做什么的时候,这名男孩回答道:“一名皮肤科医生。”在问及他为什么不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他说:“不。那是给女孩子的。”
在临床上,有多种严重的问题都与这种防御有关。一些男性会认为任何有关心理治疗的都是“女子气的”,并且因为这样的性别象征(性欲化) ,他们会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对心理治疗的阻抗。一些女性,虽然跟女性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很健谈,但是在男女混合的群体里时就会变得安静,因为她们把毫无保留的谈话视为——就像一个女人有一次在治疗中所提出的那样——“一些自我中心和好胜的男人才做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样的女性可能就会放弃自己的“声音”,假如这担负了男子气概的象征性含义。Gilligan(1980)也描述了一些女性的畅所欲言的抑制的其他方面。
关于智力的抑制的这个主题,引起精神分析师很大的兴趣已经有好几十年了。Baruch(1952)描述了他对一名据称有学习障碍的男孩的分析性治疗,这名男孩在经过治疗以后,表现出了优秀的智力和成绩。
精神科住院医生,在一次激烈而充满活力的关于敌意的班级讨论期间,就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会把自己“划分出去”。他保持着相对的清醒(意即他虽然没有显得警觉,但是实际上他并未睡着)在其他时候,他都很好。他向我澄清说他对敌意方面的冲突有"障碍"。在他这件事中,警觉功能已明显地变得侵犯化,于是就防御性地被限制了。
感官系统。有时候清晰的感官能力的抑制可能也会作为一种特征性防御方式发生在一些人身上。一名与现实的关系或者现实感。现实感的抑制发生在38岁的T女士身上,她向我阐述了自己和丈夫在20世纪80 年代美国侵略格林纳达的加勒比岛时差一点就被打死的事。(她也使用了行动上的否认,就像之前描述过的。)
T 女士和她丈夫无视国务院禁止向格林纳达航行的警告(他们觉得是太夸张和限制性的),因为那里可能会有共产起义活动。不管怎样,他们还是把自己的帆船开向了格林纳达,在那里他们很快就遭遇到了古巴的游击队。虽然他们在美国军队开始进攻的时候逃脱了,但是T女士说她感到“惊奇”因为“那里真的有古巴人而且他们真的有机关枪!”她说虽然她曾得知那个警戒通知,但是她“并不相信里根总统”。 (她认为里根把每件事情都看成是战争。)
在回顾中,看起来T 女士不只是通过一个航向该岛屿的行动来否认现实,她还把自己由于恐惧和内疚而在自己身上抑制了的、侵犯化的现实感(她是唯一一个与国务院斗争的人)投射到了里根总统身上。同样地,她也隔绝了来自外界的现实(国务院的警告) ,因为她在面对外部或内部的攻击性时的抑制。当现实本身提供了她显而易见的证据时,她的现实感的抑制就解除了。(她能够检验现实,虽然有点晚了!)
现实检验。现实检验的抑制在神经症人群中很常见,他们倾向于对一个人或状况作错误的臆断。他们认为对他们的感想进行核实是一个“过于好事”(即过于攻击性和无礼)的做法,换句话说,检验现实的举动担负了破坏性的攻击性(或有时候是性好奇)的象征意义,于是就被防御性地关闭了以缓解内疚感。现实检验的抑制跟精神病中所见的现实检验力的缺失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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