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为世人所知,它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形式。它在建立和定义心理治疗的本质时起到了核心作用(Sander,1998)„它最初是处理精神症患者,采用的方法就是检测和重建神经症患者的童年冲突,而这些冲突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内驱力和外部经验的碰撞而产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精神分析成为在美国精神病学界的理论。在战争开始前不久,一大批欧洲精神分析师(包括E.艾里克森和弗洛姆为逃避纳粹统治而来到了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纪早期,美国公众就已经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随着这些治疗师的到来,精神分析法进一步为医学专家、学者、心理学临床师以及在社会学家和精神病学社会工作者所接受。确实,许多家庭治疗的先驱——阿克曼、鲍文、利兹、杰克逊、米纽钦、文尼、鲍斯泽门伊一纳吉——(很巧都是男性)都受过精神分析训练。其中一些人,比如杰克逊和米纽钦,后来背离了精神分析的基调转而赞成系统思维,然而另一些人(鲍文、利兹、文尼)则继续忠于其早期理论维护其发展。
弗洛伊德对家庭治疗的影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20世纪初精神分析的建立者,他深刻认识到家庭关系对个体性格形成特别是对症状行为产生的影响。例如:在他著名的小汉斯的个案中,这个5岁的男孩由于害怕马可能会咬他而拒绝走出家门到大街上去,对于弗洛伊德解释说汉斯是以此转移他与俄狄普斯情结有关的焦虑。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相信汉斯无意识中对母亲有性渴望,但是与此同时意识到与父亲的竞争,并对父亲产生了敌意,也害怕父亲对他的敌意进行报复。汉斯曾经目睹一匹马摔倒在街上,弗洛伊德解释说他无意识中把这个场景和他的父亲联系起来了,因为他也想让他的父亲受伤。依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汉斯无意识把他害怕被父亲阐割的强烈恐惧改装成被马(汉斯先前视之为没有伤害)咬的恐怖症状。以马代替父亲,汉斯从而把内部危机转变为外部危机。恐惧被指向某一客体,这是恐怖症的标准的发生过程。在这个发生于1909年的著名案例(Freud,1955)中,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男孩真的被父亲治好了。
儿童心理一性欲发展以及防御机制(移置作用)的理论。所谓防御机制就是个体所唤起的抵抗焦虑的无意识的自我保护装置。而且,这个案例支持了弗洛伊德当时正在形成的观点—心理性欲发展的特定阶段的问题如果解决不适当的话,将会导致神经病症诸如恐惧症。从技术上来说,正如布洛奇和拉佩里尔(Bloch & La Perriere,1973)指出的,小汉斯是儿童分析和家庭治疗历史上的第一个案例。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所选择的解决方法针对的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家庭,而是鼓励汉斯的父亲(一位内科医生)在弗洛伊德的指导下去治疗他自己的儿子因此临床千预依然是个体指向的而不是以交互作用为基础的;最终,汉斯解除了他的恐惧症状。
从历史上来说,小汉斯的案例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来说,它使弗洛伊德归纳形成了他早期关于心理分析思维提供了丰富的诊断帮助。他认识到家庭为神经性恐惧和焦虑的发展提供了早期环境或者说是背景,但是他没能往前走一步去确证当前的或持续存在的家庭关系是如何维持不适应和问题行为的。
从小汉斯案例和弗洛伊德发表的论文中的其他类似案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家庭关系为弗洛伊德的早在四年前,即1905年,弗洛伊德曾经写到精神分析师"必须更多地关注……我们病人的纯粹人文和社会情境,如同关注收集躯体资料和失调症状一样。首先,我们应该把兴趣指向他们的家庭环境"(Freud,1959,第2526页)。然而在实践中,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弗洛伊德更愿意治疗个人,他的理论和技术着重于个体内心冲突的解决而不是重建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或交互作用。他如此强烈地反对同一时间内处理超过一个以上家庭成员的问题,以至于他的消极评价实际上变成了精神分析师们的一种教条,他们多少年来一直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这种禁忌而反对分析同一家庭的其他成员(Broderick & Schrader,1991)。
实际上,正如鲍文(Bowen,1975)所指出的,有一条精神分析的原则可能延误了家庭治疗运动的早期成长,那就是治疗者与病人关系的隔离,以及与之相关的认为与患者亲属的接触可能会"污染"治疗师的担优。鲍文报告说,一些医院安排一位治疗师负责处理患者的内心冲突过程,安排另一位治疗师负责实践事务和管理程序,第三个治疗小组成员(一位社工)则负责和亲属谈话。依照鲍文的早期经验,不遵照这样的界限就被认为是一种"不适当的心理治疗"。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条原则才开始被打破——常常是为了研究而不是为了临床治疗目的——家庭成员开始在治疗上被看作是一个整体。
阿德勒和沙利文:作出贡献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