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所提出的综合观虽有鲍德文和库利的心理社会学说可供参考，但是我们对社会心理学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关系不能作胶柱鼓瑟的解释，而必须根据实际的问题作恰如其分的处理，有时个体的因素受到较大的注意，有时集体的因素受到较大的注意。总之，个体和集体，人和社会的交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一、人有求同的倾向，容易接受社会的影响
作者曾于1988年用心理学观点评价天津海河塑料厂厂长的“群体经营工作法”，可借以说明人与环境的交互影响。这篇文章指出，工厂不仅是个体，而且是一个单位的成员，而成员的行为则一般是受单位的风气所影响或决定的。同样的个体，当他们成为有不同风气的单位的成员时，就有不同的表现和行为。厂长正是注意处理好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重视建立良好的厂风。在他承包以前，海河厂年年亏损，濒临破产。职工上班时吵闹、打架、喝酒、赌博、偷摸等等都不是罕见的。其余职工也就认为，大家如此，我何必独异?随波逐流，反可以得到同伴的同情和赞赏。在这样的环境中，工厂怎能办得好?厂长承包以后，让工人在厂内自由选择能够发挥自己才干的岗位，关心每一个工人，激发每一个工人的创造热情，于是海河厂的风气一变，正气上升，邪气下降。职工们看到，增产、节约，既有利于工厂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切身的利益，他们开始“像在家里干活一样给厂里干活；像爱惜自己的彩电、冰箱一样爱惜企业财产；像管家里事一样操心企业的事”，谁怠工，谁消极，谁就被厂里成员们看不起。在这种环境里，人们怎会不奋发向上?由此可见建立良好风气的必要。企业如此，学校、机关等可以类推。
该厂厂长改造海河厂的厂风，不采取直接进攻而采取迂回取胜的策略，这也是符合心理发展规律的。心理学实验证明：在某种条件之下，如果要达到一个目的，直接进取，急于求成，往往劳而无功；反之，如果暂时把目的搁在一边，兜一个圈子，迂回以求，反可望得心应手，有志竟成。该厂长深谙此理。承包之初，当他面临工人无理取闹时，“尽量减少那种消极的、反面的、惩治性的处罚”，好像良医治病，不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要查究病原，然后对症下药。厂长从根本上认识到一个工厂应以职工为主人，由他们当家作主，而各级领导包括厂长在内，都只是公仆。他把厂内唯一的一辆小汽车给一位工人患癌病的父亲看病使用，而自己端个小板凳坐在敞篷的三轮卡上顶着寒风奔驰办事；他尊重职工的意志，建立各种民主组织，吸引工人参政议政，为了照顾女工的具体困难，毅然撤销了由他亲自确定的联营项目；……如此等等，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观念：“厂子怎么变，工人主人地位不能变，而且要落实。”该厂还将企业的利润与职工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使工人的主人翁思想在经济生活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正是因为抓住了根本，海河厂内人与人的关系状况也有了根本性变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厂对不好好工作的职工的一种特殊的惩罚方法，这就是工资照发，奖金停发，但让他离开岗位，每天到办公室坐着。有人问，“那不是把调皮捣蛋的养起来了吗?”该厂厂长回答说，“放心吧，被养的滋味并不好受。”这个方法的效果很好。凡是受此待遇的职工，短则1至2天，长则3—4天，就找到厂长一再检讨，立保证，要求回岗位工作，《文汇报》报道“海河的学问”时以为这是由于受不了同事们的轻视和八小时闲坐的无聊。我们以为这也可能是由于求同于其他职工一起劳动而不可得的失落的结果。
海河塑料厂办厂的经验证明人之求同的倾向可使“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但求同有时也可使人虚伪，屈服于群众的压力，“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以致团体大受其害。
二、求同的随和性和危害性
对于求同的这种恶果，我们可引实验的研究和政治的实践以为证。
(一)实验的研究
阿希(S.Asch)用一条五口寸长的直线为标准刺激。画在一张卡片上，而在另一卡片上绘着4吋、5吋、6.25吋、4吋三条直线为比较刺激，命令被试在比较刺激中任选一条与标准刺激线等长的线。这个课题本来是不难完成的。被试七人，其中六人由主试告以实验的目的，要他们在哪几次实验时，作正确的选择，在哪几次作错误的选择。另有一位被试是不知情的，全凭他自己对这些直线的长度的比较作出选择。大家按席次在桌子旁边坐着，不知情的被试坐在最后一席。实验时被试按席次一一作答。第一、二两次大家以5吋配5吋，并无分歧。第三次可发生了争论，那不知情的被试选得不错，但其余六人齐声说他选错了。第四次实验情况也是这样。
这个实验以三个不同大学的学生为被试进行了多次的研究，结果不知情的被试123人中约有百分之67不受多数人的影响，坚持正确的答案。可是奇怪的是却约有百分之33附和了多数人，作出了错误的答案。赖文(B.Raven)和罗平(J.Rubin)在评论阿希的实验时，不无感慨地说：“令人惊奇的天真的被试约有三分之一求同于集体的错误的常模。……阿希的被试是大学生，有些批评家指出这个实验仅仅表明学生有从众的思想而已。但是后来有许多实验用了教师、管理员、商人、工业领导训练设计的人员以及电话工人等为被试，都得到了完全类似的结果。”
为什么这些被试放弃他们自己的正确判断，而接受集体的错误判断呢?其中有些人自称受了集体的影响，以致产生了错误的知觉，似乎6.25吋的直线很接近于5吋线。但也有一些被试知道别人错判了，与其异于他人而不错，不如同于他人而错误，反可望得到表扬。阿希对于屈从而撒谎者没有好感是不足为怪的。
(二)政治的实践
在政治上，这种舍己从众，随声附和的社会行为还可以导致严重的后果。1961年1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就职后第二天，接受了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预备组织古巴流亡者在猪湾登陆入侵古巴。他把这个建议交由他的顾问团讨论决定。但是古巴在美国的流亡者只有一千四百人，而卡斯特罗的军队多达二十万人，所以美国入侵古巴之后一败涂地，给美国带来了耻辱。事后社会心理学家贾尼斯(I.Janis)对顾问团的讨论经过进行了分析，称之为群众心理的思维。他说，肯尼迪政府以为自己无敌于天下，正如施莱辛格(A.Schlesinger)所指出的：“乐观笼罩了一切，我们那时以为世界在我们掌握之中，未来都受我们的安排。如果我独与众不同，那么其错在我而不在他们了。”贾尼斯以为如果有人不同意那个行动计划，就会感觉到他自己的落伍，犯错误了。这个现象与阿希的实验结果完全相同。这也说明人与社会的交互影响的复杂性和评价不同学派的社会心理学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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