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1885—1952)出身于德国汉堡，也是一位犹太人。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她曾就学于精神分析学家亚历山大的门下，自认为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但更多地倒是受了阿德勒的影响。她或许是精神分析阵营中最自命不凡的一位女性，一直在努力创造自己的道路。她说：“虽然我保留着我所重视的弗洛伊德教导的基本理论，但是我觉得……为了得到更好的理解，致使我的研究走向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方向”。
霍妮的新方向便是一种强调精神分析中社会和文化因素的方向。她认为弗洛伊德把文化与精神病之间的关系仅看作是一种量的关系，这难免失之偏颇，因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是一种质的关系。所以不仅要研究神经症患者的个性与个别差异，而且要更多地研究产生神经症的社会文化因素。霍妮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着疏离、惧怕、敌视和怨恨的感觉，这往往使人产生一种孤立无援的失落感，从而形成一种基本焦虑，埋下了产生神经症的隐患。1939年霍妮出版了她的名著──《精神分析的新道路》，为自己的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她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西方社会中所存在的这种异化现象作了分析，认为产生这种潜在的敌对态度的文化是以经济领域中的个人竞争原则为基础的，竞争性不仅支配着职业团体中的关系，而且渗透到人们的社会关系之中，渗透到爱情、友谊和家庭之中，从而在人们生活的每一种关系之中，都撒下了破坏性的敌视、猜疑和嫉妒的种子。
此外，霍妮还阐明了一个原则，即心理活动是文化的反映，也就是说，个人潜在的内心冲突，实际上乃是他所处的文化中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社会上神经病发病率的增加，表明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条件发生了问题。在霍妮看来，任何一种心理事件，都必然取决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因素。她力图表明，弗洛伊德认为起源于本能的一切发展中的冲突，都能够把它们归因于社会的力量。因而霍妮开始实行一种没有本能论的精神分析法，她不需要任何假设涉及某一自我或超我作为本能的压抑和冲突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转而强调工业社会的性质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作为“时代神经病人格”的一种基础。由于有大批的追随者，也由于其著述的广泛影响，霍妮几乎已成了精神分析的“一个社会学派的领袖”。她敏感地觉察到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而当她在40年代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时，时代精神已有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和文化的风尚都与前不同了，性本能不再受到重视，社会与文化因素日益引人关注。正如心理学史家墨菲所说：“20年代以后，心理学家开始在每一次有关人类行为的概述以后都加入‘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一短语，正如在上一个20年代中开始给‘本能’一词加引用号一样”。在这种“时代精神”之中，霍妮的理论日趋成熟，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应运而生。
“社会文化学派”即心理学史文献中的新精神分析。阿德勒为它开了先河，霍妮是它的主将，而学派的最后发展则归结于弗洛姆之手。高觉敷先生在他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中对它评论时说：“精神分析到了他们手里已由里比多说而演进为文化说了”，所以“新精神分析常被称为社会文化学派”。在这里，精神分析完全转向了社会心理学。个体的精神分析变成了对社会的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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