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开端对社会心理学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主张综合观，认为宜于融合，不宜于顾此失彼。因为顾此失彼难免走向名为社会心理学而实质上则类似于普通心理学；只有善于融合，才可成为兼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性质的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又是心理学的分支的社会心理学。近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似有日益明显的融合的趋势，也就是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综合观的趋势。本书拟以鲍德文的心理发展的研究为这个综合观的起点。
一、鲍德文的心理社会学说
鲍德文(J.M.Baldwin,1861—1934)是美国哲学心理学家。他曾在普林斯顿刊行两部关于心理发展的著作，即《儿童与种族的心理发展》和《心理发展的社会和伦理的解释》。他把进化论的原则应用于心理学，同意霍尔(A.S.Hall)的重演说，以为儿童心理的发展是种族心理发展的重演，犯了相信过了时的心理概念的错误。同时他又太信仰了模仿的机制，尽管他扩充了模仿的意义，仍不免有落后于时代的嫌疑。但是他是社会心理学的综合观的先驱。例如据卡普甫的评价，“鲍德文对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性在于他找到了人的发展历程的社会意义，借以调和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个体主义与社会学的集体主义，克服了大部分的最麻烦的而且是一向认为无法协调的对立。”
鲍德文从儿童心理发展研究出发，以为幼年的孩子对环境的反应有识别人和物不同的能力。出生后第二个月的婴儿在黑暗中能够区别他的母亲或保姆的接触。通过学习，他知道握、抱、抚慰的特点，随不同的动作作出自己的反应。对待其他事物，他的行为须有所不同。鲍德文说：“我想这是儿童对于人的特殊性的认识的最初步。这个摇摆无定的感知随着他同人的交涉而日益加强。”这便被鲍德文称为儿童个人意识的外感期(projective stage)。
鲍德文接着指出：“对于儿童的进一步的观察可见这个外感期过渡到儿童对人格的主观认识，而这个过渡的工具则是儿童主动的身体自我，方法是模仿的活动。当儿童逐渐成熟，扩大其活动范围，谋求新异的适应，他便不满意于外感性，而代之以思考，开始他的模仿的远大前景。”在鲍德文看来，模仿是个人和社会生长的主要机制，虽然他自称这个模仿不同于塔特的模仿。
鲍德文又说：“人是能够活动的身体，而在这些活动的、具有外感性的身体之中，儿童发现他自己的身体是特别有兴趣的。它有其他事物所缺乏的东西──如奋勉、努力、抵抗、痛苦等等一系列的内部感受，加上新的一系列的模仿。但只当一种叫做奋斗的特殊经验发生了，才表示出意志，划分出一系列的主观的经验。于是从前所谓外感的，现在成为主观的了。这就是自我发展中的主观期。由己及人，儿童便从而推知别人也必有主观经验与他自己一样。于是主观的又成为推知的，叫做推知期(ejective)。因此，‘我’和‘他’是同时产生的。我对自己的感知产生于我对你的模仿，而我对你自我的感知则产生于我对自己的感知。但是我和他主要是社会的。彼此是同伙(socius)，是模仿的产物。”鲍德文把个体和他的伙伴的这个取予的关系总称为“个人生长的辩证法”。
为了把二者综合起来，鲍德文说：“总之，我不了解这个儿童的人格如何能用非社会的术语予以说明；也不了解这些社会术语如果不考虑发展的个体，如何能取得任何内容或价值呢?这是生长历程的一个循环，而这也就是我的论点。我们如果不讲同伙的心理学和他们的自然史，就不能有社会的学说；另一方面如果不描述人平常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以及他对同伙的动作和他们对他的反应，就不能对这个同伙有正确的看法。”
二、库利的心理社会学说
库利(C.H.Cooley)从社会学出发与鲍德文的观点互相呼应。他的重要著作有《人性与社会秩序》(1902)、《社会的组织》(1909)、《社会历程》(1918)，而尤以第一本与社会心理学有更密切的关系。
库利与鲍德文不同，鲍德文的《心理发展的社会和伦理的解释》发表于1913年，是在社会心理学已经初步成立以后。至于库利的《人性与社会秩序》早在1902年出版，那时社会心理学还没有从社会学中分化出来，库利以为自己在论述社会学说，却不认识他那本著作已涉及社会心理学，对后来的社会心理学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因时，鲍德文纠缠于霍尔的生物发展的重演说和他自己对模仿的揣想，致令他的读者难以理解。相形之下，库利的文章比较直接了当，所以影响也较大。
库利也采取了达尔文生物进化的观点，以为“人的生长在于适应，这是每个人都明白的。我们都各有精力和性格，但除非与他人及环境发生交通和适应，否则一个小时的发展也不可能。这就一个社会团体或生活于互相通话和适应的共同环境来说都莫不如此。所以人生是一个统一的、不断地互相交流的整体，但这个整体也被区分为我们所看到的人、派系、趋势、学说、制度等精力的各色各样的形式。”
库利的心理学以为各种部分的社会现象造成一个统一的互相依存的整体，而他反对人类行为的各种特殊的解释，不管它是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的。例如有些学说认为“个体的意志加以人身化的神的意志，作为一切未来生活的原始因素”或者相反在“外在条件如气候、土地、动植物界中寻觅原始的冲动，认为学术及社会活动只是人的生理需要在这些条件中追求满足的结果。”总之，他以为“这些思想的错误就在于假定生活依存于某一特点，而不是这样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现在发展为一整体，而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过去也常是这样的整体。没有任何东西是固定的或独立的，一切都是有弹性的，受影响于其他事物，也给予影响于其他事物。”
库利用这个观点讨论个体和社会，所以他说：“一个分散的个体是经验不到的抽象。社会如果脱离了个体也是这样。人生是现实的，我们可以用个体观，也可以用社会观或概括观予以讨论，实际上是个体和一般。‘社会’和‘个体’都不是分散的现象，但只是相同事物的集体方面和个体方面，可以指完整的团体，也可以指团体的成员，如军队与士兵，班级与学生，社会上任何或大或小的集体如家庭、城市、国家和全人类都莫不如此，一个团体，不管它如何巨大、复杂，或持久存在的都没有充分理由可将它看作在这一方面，在基本上与最微小的，最简单的或忽即消逝的团体有所不同。”
但是相反，库利说，大多数人不但认为个体与社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和对立，而且把前者(个体)看作后者(社会)的先件。似乎人造社会是自然而然的，至于社会造人多认为是奇谈怪论，尽管我知道没有充分理由把分散的观点看作比集体的观点更有根据和道理。一般人为什么倾向于分散观，大概是仅仅因为个体是具体的，可以感觉得到的，至于团体、国家、全人类只是通过主动的受了启发的想象才可有现实性。依据我们的揣想，通常把社会当作仿佛是物质的方面，如一群人体，而不是活生生的整体；因此，不看成像其他事物的那么原始或生动的，而怀疑其背后的任何现实性。”
这种观点，库利称之为朴素的个体主义思想，对个体和社会都没有正确的看法，是由于我们受了传统教育的结果，根深蒂固，不容易摆脱，以致由库利看来，“分散观几被排他地接受着，而集体观反被视为次要的，偶然性的。”
与此相反，他说：“我所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个体性在时间上不领先于社会性，在道德地位上也不低于社会性；二者常互相依存，而为同一事物同时表现的两个方面，由较低形态进展为较高形态，但不是由前者(个体性)进展为后者(社会性)。假使社会性这个词只适用于心理生活的较高形式，它也不应当是个体性的对立面，而是动物性、感性等词意味着精神或道德上低形式的反面。如果我们回溯到过去古代祖宗那个时代的状态不值得称为社会性的，那么那个状态也同样地够不上称为个体性的；这就是说，不管用分散观或集体观看来都是同属于低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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