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他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思想和著作，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所以自1980年以来，美国论述米德思想的文章和著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可见他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一、米德的生平、著作和思想来源
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于1863年2月27日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188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到欧洲学习心理学和哲学，历时三年。1891年他在密歇根大学与杜威共事三年之后，于1894年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这时杜威正在该校主持哲学系，1904年杜威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米德继续在芝加哥任教，直至1931年4月26日逝世。
米德去世之后，由于他的学生和同事的努力，根据他的讲义的速记和笔记以及他本人的札记而编写的四大部著作得以整理付印和发行，这就是：《目前的哲学》(1932)、《意识、自我和社会》(1934)、《19世纪的思潮》(1936)、《行动哲学》(1938)。这些著作都享有盛名，而且一再重印。此外，还出版了两部书：《米德论社会心理学》(1956年初版，1964年增补第2版)和雷克编辑的《米德著作选集》(1964)。
二、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
米德首先是一位社会思想家，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他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他对研究个人机体与他所从属的社会集团的关系这个老问题采取了新的见解。他主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便是分析个人机体的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孤立地加以考察的，而是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作为某种社会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因此，米德把他自己的观点称为“社会行为主义”。
米德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说他的“社会行为主义”不同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决不否定意识是人的经验的内在方面，不否定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他只是否定意识的实体性质，不承认内省有重大的认识作用，而主张对意识的发展及其在人的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客观的研究。
米德认为，不应当用意识的术语来说明人的行为、行动，而是要以行为、行动的术语对意识作出唯一科学的说明。所以他强调社会心理学所要解决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说明意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要说明人“自我”或“自身”怎样在人的行为内部和从人的行为中出现。
三、符号的互感论
在米德的心理社会学说中，人和社会的关系进展为人我的关系。人即社会或集体，我即个体。自我概念的产生，鲍德文在研究心理发展时已经说过自我和他人是同时发生的，主要是社会的。库利以为自我要以社会为镜子，我们的面相、衣着、姿态、性格、事业等等是否满足自己的理想都可凭这面镜子照了出来，这就叫做“镜中的自我”。
米德也论及“镜中自我”，他说：“谁也不能知道自己，除非从别人那里发现自己的结果。”
詹姆斯讲社会我时，也说：“一个人有多少人认识他，心向带着他的形象，他便可有多少个社会我。谁损害了他的这些形象就等于损害他的生命”。但人是属于不同团体的，这些团体可能对他有一定的意见。因此，“团体中有多少人的意见是他所关心的，他便有多少个不同的社会我。”
所以米德认为自我主要是一种社会的结构，产生于社会的经验。
在米德看来，不能把人的有机体和“自我”混为一谈。人的有机体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其神经生理结构不过是“自我”出现的一个条件。只有当人的个体成为他自身的客体，成为所谓主体─客体时，自我才能出现。同时，只有在开始把自我作为客体来对待时，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否则，可能有意识，却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为了解释符号交感还必须理解符号的意义。
在米德学术活动的25年间，他提出了一个几经变化的意义的理解的理论。那么，什么是意义?在他看来，“意义乃是姿态(attitude，态度)的意识”，也就是“以手势(冯特和达尔文把手势看作是情感的外在表现，米德则认为手势是行为的要素)所要求的方式去行动的准备。”
米德曾经强调过，意义不是主观的东西，因而不应当在个人的心理中寻求意义之所在。意义属于社会过程，它是“某种客观上现有的东西的发展，是社会行动一些特定阶段之间的关系。”同时，意义在其展开的形式中，以三个条件为前提：(1)特定个人所作出的手势；(2)社会行动(即一个人作用于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的后果，手势在该社会行动中是初级阶段，并且是象征；(3)另一有机体对该手势的反应。这种反应是估计到上述意料中的行动后果的。虽然手势的意义最初与具体个人的某一具体反应有关，但是它就基本性而言是社会的，因而显示着普遍化的倾向。他指出：“有意义的手势或符号，为了具有含义，总是要求有该手势或符号得以产生的社会经验过程和社会行为过程。”
另一方面，米德指出，符号意义的意识是自我形成中的决定性环节。所以他说：“对意义的意识……与自我意识有密切的联系。”他还认为，这种有意义的符号在为人类带来自我意识之时，也为人类社团随之而带来了语言成分。正是由于语言 ，人类才能充分掌握思想的智能。通过和他人的姿势交流，大至人类的文化发展，小至具体的个人生活圈子，都出现了语言。正是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语言)的发展和使用，它首先用于相互交流，后来用于内心思考(思维)，以致我们就成了现在的这个独特物种。可见人类动作的社会性和符号性最为重要。这种理论，米德把它称之为“符号交互作用论”。
应该指出，这种“交互作用论”在杜威和库利的参与合作下(当时三人在密执安大学同事三年)，三个人从不同角度的研究，汇成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学派，这就是最后称为“符号交互作用论”的派别。除了杜威有较大的名望外，米德就是这一学派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了。
四、米德的自我结构论
在米德看来，“自我”有着复杂的结构。“自我”既然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是在社会经验中成长的，它就必然反映着社会经验的复杂性和构成社会经验的种种关系的多样性。同时，由于存在着对各种社会反应作出回答的各种不同的“自我”，这又证明了自我是具有变异性的。米德还根据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的思想，指出“自我”的基本的结构上的二重性。即把“自我”区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他称之为“I”和“me”。“me”表现着为个人所接受和领会的社会性的(即其他人所接受的)宗旨、规范、姿态之有组织的总和。对个人来说，这是直接存在于他的经验。他自己的意识中的“自我”，作为“me”，“个人在和其他人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别人相同的人，做着别人所做的事……”。换句话说，就是日常习见的个人，他具备所有人都有的习惯和反应，(在社会中扮演适当的角色)否则个人便不可能成为团体中的一个成员。”
那么，如何看待“I”和“me”的关系呢?米德认为“me”赋予“I”以形式。新东西不断在“I”的行动中出现，但“自我”依然保持着它平常的结构和形式。若用弗洛伊德的说法，“me”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监察者，实现对个人行为的以自己监督为形式的社会监督。但在冲动性的行为中，“I”却支配着“me”。
另一方面，应该了解，“I”和“me”并不是共存于个人身上的两个不同的“自我”人格的完全的分裂，只有在病态的情况下才会有这样的情况。一般“I”和“me”构成人的统一的“自我”的两个方面，只有加以分析才能把二者区分出来。“自我”是作为某种整体而起作用的，所以“I”和“me”，一句话是一个“自我”，同一个个人。而个人及其适应性行为乃是社会变化的源泉。
五、米德的有机体和环境的统一论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概念是行为，亦即行动或动作。所谓行为就是为了自我保存而适应环境的行动。这个概念被米德运用于考察自然界和物理客体、空间和时间、思维(包括科学思维)的任务和作用、真理问题等等之中。
米德把动作定义为“由刺激、反应、反应的结果所构成的持续事件。”在米德看来，动作是真正的“存在的单位”，它是一则现实的源泉。如从其内容来说，动作是对环境的适应；自然，它以环境的存在为前提。而环境决不意味着不以适应者有机体为转移的客观物质世界。有机体和环境是相关的术语：它们所表示的现象，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存在，它们总是被一块儿提出，构成不可分解的统一，而有机体则在其中起着主动作用。正是有机体为自己选择环境，作为刺激他本身的行为的条件。他的适应性行动决定着从而也就是创造着周围环境，赋予它某种性质。
米德是在有机体(包括人类有机体)与环境不可分割的联系中考察有机体的，这就是说他把有机体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米德的这种观点，被他的同行们形容为自然主义的。米德：《自我、语言和世界》，1975年英文版，第192页。但米德却始终坚持了他的基本论题：人类的任何行为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社会的，因此，它所创造的客体也是社会的产物。
米德又指出，有机体的活动过程就是经常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环境的影响带有因果性，而个体对环境的影响则带有选择性和决定性。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周围条件起着变化，同时，个体也改变着他自身和整个世界，使后者不断变化其意义。
米德认为，对环境的改造，在动物有机体的水平上是出于本能(或“冲动”)，在人的水平上则是通过意识、运用思维而实现的。思维在人类个体的重要行为中的作用在于有自我意识。思维着的“自我”乃是个体的理性行为的条件，是他对周围世界采取理性态度的条件，是他合理地参与他所卷入的社会行动的条件。
六、对米德理论的评价
米德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所描述的“自我”的形成过程、自我结构、符号交互作用以及有机体与环境的统一等理论基本上已如上所述。其中一些可贵的思想是：关于人类人格的社会性的论点；关于人格必须与他人交际并积极参与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形成论点；由于个人采取了别人对他的态度而转化为自身的客体，自我意识才会出现的论点。这些论点都很少地反映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而在更大程度上使他表现为一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家。
同时，也必须指出，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是要说明人的意识的发生过程，即要说明人“自身”如何在他的内部和人的行为中出现。事实上，米德在这里所描述的行为就是为了自己保存而适应环境的行动。这样，就为他的见解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和缺点。
首先，他竭力以行为、动作的术语描述社会生活、人的人格的形成以及人类关系的一切丰富多彩的形式；而行为又被理解为“生物对其环境的反应的总和”。米德谈到社会共同行动的种种形式，如家庭关系、争斗、游戏、觅食等等，他认为当个人参与这些行动时，他的意识和自我意识才能形成。唯有一种活动在他看来是不存在的，因而不予注意，这就是人们的生产劳动。实际上，生产劳动乃是人们语言和意识产生的基础。由于米德有这样一种观点，使他不可能正确理解语言的发生和意识的反映机能的发生，而这一观点又与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片面的意义观(把意义理解为个人或团体的现实的或可能的反应之总和)有密切关系。
其次，米德虽然坚持人格的社会性的论题，但却由于他的行为主义立场而不能自始至终地贯彻自己的观点。他把个人的行为或行为的基本类型仅仅理解为个体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这无疑是生物主义的论调，当然是错误的。
最后，米德在谈到“自我”与各种社会集团的联系和关系时，他认为这些集团的成分和本性是无所谓的，于是集团在他那里便成为完全抽象的东西。米德的论述根本不提像阶级这样的“集团”，事实上个人之属于这一或那一阶级是对他的意识的性质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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