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ud 1918a 处女的禁忌(爱情心理学 III)
作者: Freud / 3112次阅读 时间: 2016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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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 1918a 处女的禁忌
Beitrage zur Psychologie des Liebeslebens II Das Tabu der virginitat  GW VII 161-80
The taboo of virginity  (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y of love III ) SE XI 193-208

在原始人的性生活细节中,很少有像对处女的态度(女人保持从未被人碰过的状态)那样令我们感到陌生的。今日女性的追随者对其贞节的高度重视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好像这本该如此,以至于当别人问其理由时我们却不知所云了。要求女孩不应把与另一男人性关系的记忆带入自己的婚姻之中,这不过是男人对女人绝对占有权的逻辑性延续,这便是一夫一妻制的实质,整个历史都是如此。

从这一点出发分析女人的性生活,我们不会有任何困难就可证明一些现象看上去是颇有偏差的。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之下,只有经过漫长、艰苦的自我控制,处女才能初尝禁果的美妙,而一旦与某个男人结合,她便委以终身,再也不能将爱的心扉向其他男人敞开。这一经验(即与某男人的结合)保证了女人为某一男人占有将永不受到干扰,使得她能抵住任何外界的新印象、新诱惑。

埃宾(Von Krafft—Ebing,1892)曾用“性臣服”(sexual bondage)来描述下列情形:一旦一个女人与某一男人发展了性关系,她就对他产生了不寻常的高度依赖,失去自我独立。这种“性臣服”有时会发展到极端状态,以致于失去所有的独立意愿,并对自我利益做出最大程度的牺牲。埃宾同时认为,“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一定的时间、一定程度的依赖是绝对必要的。”要维护文明的婚姻,反对威胁这一婚姻的多偶制(polygamous)倾向,一定程度的性奴役绝对不可或缺,我们的社会群体应不时地对这一因素做出估计。

在埃宾看来,“性臣服”形成于这样的组合:“一个极易产生爱和性格软弱的人”与一个极度自我中心(egotism)的人产生了结合,然而,精神分析的经验却很难使我们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解释。我们宁肯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需要战胜的性抗量(amount of sexual resistence),以及这一战胜过程仅能集中精力一次,只能发生一次。这种臣服状态,女人的频度与强度都胜过男人,尽管在男人中发生的频度已超过古代。在我们所研究的男人性臣服中,它均源于通过某一女人对心理性阳痿的克服,他与这一女人的关系便固定下来。许多奇异的婚配和悲剧事件(有些事件甚至影响深远),似乎均可依这一根源予以解释。

现在让我们转向对原始人的态度问题。如果认为他们不看重童贞,并用女孩在婚姻中的性关系之前就已失去了童贞(defloration)的证据予以证明,是不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对女孩子来讲,婚前失贞同样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不过这已变成了一种禁忌(taboo)——一种宗教性的限制。不让她们将童贞献给新郎及未来的婚伴,习俗要求他们避开这一行为。

我无意搜集所有的文献以证明这种习俗性限制的存在,也无意寻求它在地理上的分布及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我只想陈述这样的事实,在今日仍存在的原始部落中,这种在婚前弄破女孩处女膜的行为是相当普遍的。诚如克罗莱所说:“这种由丈夫以外的人穿破女孩处女膜的婚姻仪式,在文明程度较低的阶段是很普遍的,尤其在澳大利亚。”

然而,既然失贞不是婚姻中第一次性交的结果,那以,它一定发生在婚前——不管方式如何,也不管由谁操作。我将引用克罗莱书中的一些章节,以证明这一点,同时也为一些富有批判性的观察提供基础。

在第191页中,他写道:“在澳大利亚的笛里(Dieri)及邻近部落,在女孩进入青春期时弄破其处女膜是普遍的习俗(《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第24卷,第169期),在波特兰和哥里尼格部落,通常由一位老妇人为新娘子做,有时则请白种男人让新娘失贞[见史密斯(B.Smith)1878年的著作,第2卷,第319页]。”

在第307页,他写道:“有时在婴儿期就弄破处女膜,但大多在青春期……在澳大利亚,它常与性交仪式合并进行。”

在第348页(摘自斯宾塞和吉伦[Spencer and Gillen,1899]的通讯。在澳大利亚部落中,异族间的婚姻限制是强制的。)他写道:“处女膜先人工穿破,然后男人们按顺序依次接近这个女孩(看来是仪式性的……)这一行为分为两部分:穿破与性交。”

在第349页,他又写道:“在马萨(Masai,赤道非洲的一个地方),婚前的一个重要阶段便是对女孩施行手术(见汤姆森[J. Thomson],1887,第2卷,第258页)。在萨克斯(马来)、贝勒斯(苏门答腊)及西里伯斯岛的阿福尔斯部落,女孩的处女膜往往由父亲在其做新娘前弄破(见普洛斯和巴勒斯[Ploss & Barrels]1891年,第2卷,第490页)。在菲律宾,假如在童年期没有老妇人将处女膜弄破,那么某些职业男人将会去做(见费瑟曼[Featherman],1885~1891年,第2卷,第474页)。在一些爱斯基摩人部落,让女孩失贞通常由巫医(angekok)或牧师予以操作(见克罗莱,第3卷,第400页)。”

以上所引的内容有两点是很关键的:第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报道未能将“无性交而简单地弄破处女膜”与“通过性交弄破处女膜”区别开来。只有一处说到将这一过程分为两部分:弄破(用手或其他工具)及紧接着性交。普劳斯及巴勒斯的材料尽管更丰富,但对我们却无助益,因为他们对“破贞”的描述仅有利于解剖学,而根本不谈其心理学意义。第二,若“仪式的”(cerenonial)性交(纯粹正规的或官方的)与一般的性交有何区别能为我们所知,那就令人高兴了。在我所援引的作者中,要么为讨论此事感到尴尬,要么再次低估了这些性细节的心理学意义。我真希望旅行家及传教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完整和明确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由于这类材料大部分是国外的,眼下我们还得不到,故我还不能肯定到底有多少适于这一问题。此外,如果我们承认,仪式的性交不过是代表了或完全取代了早先本该完成的行为,那么第二点中的疑问便可攻破。

下面我将简单地列举一些可适于解释对处女的禁忌的不同因素。处女一旦“破贞”必然会流血,因此,对视血为生命之源的原始氏族而言,这是恐惧的,这可以成为第一种解释。血禁忌(blood taboo)可在许多与性无关的活动中观察到,显然它与禁止谋杀有关,从而形成了反对原始人嗜血和以杀人取乐的防制措施。根据这种观点,处女的禁忌又与月经的禁忌有关,(月经几乎随处可见)。原始人很难将这种每月流血的困惑现象与施虐观念区别开来。他们把月经,尤其是第一次,解释为某些鬼怪动物(spirit animal)所咬的结果,或者是与鬼怪性交的迹象。偶尔的报道又证明这一鬼怪是一个祖先,其他发现便支持了这一结论。我们认为,所以视经期的女孩为禁忌,因为她身上附有祖先的灵魂。

然而,关于其他问题的思考提醒我们,不要高估惧血(horror of blood)的因素。因为在同一民族中,惧血尚未强烈到压制下列现象的出现,如割掉男孩的包皮,更有甚者,切除女孩的阴蒂和阴唇。这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习俗,当然他们也不放弃其他涉及流血的仪式。所以,若第一次性交时对血的恐惧的克服是为了丈夫,那就没什么令人惊奇的了。

第二种解释也与性无关,只不过比第一种涉及的范围更广。如同精神分析理论所研究的焦虑神经症一样,原始人长期受害于潜伏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所有不同寻常的情形下都表现得异常强烈,比如新事物或未料到的事情出现时,遇到不理解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这种恐惧还是各种仪式的根源,后来被宗教所广泛采用。比如,在新的行业开始之初,在每一新时代的开始,在人和动物初添新子及植物新果来临之际,都会举行形式不同的仪式。对焦虑的人而言,对威胁自己的危险的期待远较实际的危险为甚。同样他们也只是通过期待来保护自己。因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婚姻中初次性交前的预防措施不可或缺。“惧血”与害怕“第一次”,作为两种解释并不矛盾,而且是相互强化的。初次性交举足轻重,若发现流血,岂不惧之更甚了!

第三种解释(即克罗莱所偏爱的)强调,对处女的禁忌是整个性生活禁忌的一部分。不仅女人的初次性交受到禁忌,而且几乎所有的性交都受禁忌,我们或许可以说,女人整个都受禁忌。女人不单单在一些特殊条件下,诸如经期、孕期、生孩子及坐月子时,其性生活被限制,而且每次性交都受到严格的、多重的限制,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野蛮人性自由的说法。的确,在一些特殊条件下,原始人的性活动不受限制,然而,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受到了比文明程度更高的人的更严格限制。当男人需要做一些特殊事情时,像出远门、狩猎或出征,他必须远离妻子,尤其不能与其性交。否则,她就会麻痹他的精力并给他带来厄运。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远离异性的趋势。女人与女人住在一起,男人与男人住在一起。许多原始部落根本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家庭。这种分离有时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连呼喊异性的名字都不允许,于是,女人便发展了自己的特殊词汇,当然性的需要会不时地冲破这种分离之障。既然如此,在一些部落中,甚至丈夫与妻子的相会也要在室外秘密地进行。

原始人的每一种禁忌都代表着一种恐惧。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回避规则中,都存在着对女人的概括化了的恐惧,这种恐惧也许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女人与男人不同,她们总是不可思议、神秘兮兮、奇异怪诞的,因此,也必然是充满敌意的。男人害怕因女人之故而软弱,因染上女人的特征而变得无能。性交释放了男人的紧张,使他变得软弱乏力,这可能是男人恐惧女人的原始心态。女人常通过性交获得力量,对男人施加影响,这种意识更加剧了恐惧。所有这一切并非已绝迹,而是仍活在我们当中。

许多人在对现存原始民族的观察后指出,他们的爱情冲动比较微弱,从未达到文明人的强烈程度。当然,另外的观察者会有反词。无论如何,我们所描述的每一种禁忌都证明,确实存在着反对爱的一种力量,那就是因为女人奇怪而有敌意。

克罗莱用几乎与精神分析的当代术语相差甚微的语言表述道,个体间的分离源于“个人隔离禁忌”(taboo of personal isolation)。更确切地讲,本该相同但却存在着细微差别的人们,会体验到对方的奇怪与敌视。由此很容易溯源至“细微差别的自恋”,人际间的敌视成功地战胜了同伴之情(fellowship)及人人互爱的训诫。精神分析学相信,它已发现了潜伏于男人自恋式的反对女人的许多背后原因,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及其影响下的对女人的看法,共同左右着对女人的鄙视程度。

然而,第三种解释已远离了我们的主题。对于女人的一般禁忌,并不能使我们明白它与处女的初次性交有何关系。就此而言,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前两种解释,即惧血及害怕第一次性交。即使如此,也还未触及到对处女禁忌的核心。显而易见,隐藏在这一禁忌背后的意图是,对与未来丈夫第一次性交有关的事情予以拒绝或解除,尽管根据我们所介绍的观察,正是这种关系使得女人与某一男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现在无须对禁忌礼仪的起源及终极意义进行讨论,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中,我已讨论了原始人的矛盾心理在禁忌形成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同时,从导致人类家庭的史前事件中追溯了禁忌的起源问题。从现存的原始部落中,这种禁忌的原始意义已无法辨认。我们很容易忘记,要在这些原始人身上找到这类事情是多么不易,因为这些原始人毕竟生活在一种远离古代的文化之中,虽然与我们可能有差别,但我们的祖先怎能与其后代完全相同呢?

今天我们已发现,原始人的禁忌已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系统,如同今天的神经症者在其恐怖症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我们也发现,原动机已为新动机所替代(保持和谐的动机)。撇开这些起源性问题不论,我们将转向原问题,即原始人害怕什么就建立什么禁忌,概而言之,这种危险都是心理性的,因为原始人不像我们这样对此必然做出区分,即物质的危险与心理性危险、真实的危险与想象的危险。在万物有灵论(animistic)观点支配之下,他们认为,任何危险都是像他们一样的有灵者的恶意使然,将来自自身的危险等同于来自他人或动物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习惯于将内在的敌视冲动投射于外部世界,也就是说,指向自认为不合意的或仅仅是陌生的对象。这样,女人便被视做这样的危险之源,于是,与女人的第一次性交便成了具有特殊强度的危险。

我相信,如果我们对今日文明阶段上的女人行为做更缜密的检查的话,那么,我们多少会清楚这种强烈的危险是什么,以及它何以威胁到未来的丈夫的。作为这一检查的结果,我预先声明,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因此,对处女的禁忌乃是原始人对真正感觉到的(虽然是心理的)危险的防御。

我们认为,女人在达到性高潮后拥抱丈夫,将其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将此视为女人感激与永远服从男人的一种表示。然而,我们也知道,初次性交却未必都有这种行为,经常出现的反而是女人的失望,她们保持着一种冷淡与不满之态,一般在经过了很长时间和多次性行为后,女人才会从性交中获得满足。就女人而言,情形也未必相同,有的性冷淡仅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消失;有的却是永久和顽固的,无论丈夫如何温柔都无济于事。我相信,对女人的这种性冷淡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这种性冷淡不是由于丈夫的性能不足造成的,那就需要综合性的研究予以阐释了。

在此我并不想对女人逃避第一次性交的现象做出分析(虽然经常这样做了)。因为这可有多种解释,最主要的(虽然不是全部)观点认为,这是一般的女性防御倾向表现。与此相反,我相信有关病理学的研究确实为解开女人的性冷淡之谜起了拨雾作用。有些女人,在第一次性交后,甚或每次性交后,都毫无掩饰地表达出对丈夫的敌意:辱骂他、举手打他或强攻他。有一个典型例子我曾做过全面分析。虽然这位女子极爱其夫,常主动求欢并能获得充分满足,但事后的敌意依然存在。我认为,这种奇怪的、矛盾的反应,是同一冲动的结果,只不过它通常表现为性冷淡。这种冲动使温情反应受到抑制而无法有效地表达出来。在这种病理条件下,正像我们早已在强迫性神经症中所发现的“双相症状”(diphasic symtoms)一样,这种情感分成了两部分,而在经常出现的性冷淡当中,两者联合起来产生了抑制效果。女人失贞所导致的危险便是使她对某人产生敌意的原因,而丈夫当然有足够的理由避免这种敌意。

分析已使我们毫无困难地认为,这种矛盾性行为是由女人的冲动造成的,我想用此解释性冷淡问题,第一次性交使得许多冲动超出了女性的态度范围,其中有些冲动便不会在以后的性交中出现了。我们认为,女人所遭受的“破贞”痛苦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必要再找其他因素了。但我们没有必要夸大这一痛苦的重要性,“自恋性创伤”(narcissistic injury)倒是重要的,它由器官的破坏生成,并以合理化的形式表征——失贞使性价值降低。然而,原始人的婚俗却反对对失贞的夸大。我们知道,在有些时候,这一仪式分为两阶段:弄破处女膜(用手或其他工具)和性交或与丈夫的代理者“假交”(mock—intercourse)。这表明,这种禁忌规定的目的仅仅通过解剖学的“破贞”是实现不了的,还需要女人对这种痛苦伤害的反应及丈夫对其他事情的宽恕。

至少对文明的女人而言,初次性交的失望原因还有它与女人期望的不一致。在此之前,性交总是受到严厉的限制,而合法允许的性交则不然。这种限制常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欲结婚的女孩努力将自己的爱情关系对外保密,甚至不让自己的父母知道。这实在无必要,当然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可言。女孩们常说,若别人知道了她的爱情,其价值就丧失了。有些时候,这种情感会变成主导的,并彻底阻碍婚姻中爱的能力的发展。这种女人的温情体验只有在秘密进行的非法关系中才能恢复,仅仅在这种关系中她才可确切地知道:她的意愿是不受影响的。

然而,这种动机却不会发展得很深,此外,它仅发生在文明社会,无法对原始人的情形做出满意的解释。因此,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建立在力比多的发展之上。精神分析的研究已表明,力比多是多么的普遍,其早期分配又是何等的强烈。婴儿的性愿望(女子将力比多固着于父亲或接替父亲的哥哥、弟弟)常与这样的愿望相连:指向他物而非性交,或仅把性交作为一个模糊知觉到的目标。丈夫总是一位替代者,而不是正宗人选,正是父亲,才是女人第一个性爱对象,丈夫充其量只是第二人选。当然,这一现象取决于固着的强度及替代者是否因不满意而遭拒绝。因此,性冷淡便成了神经症的病源因素。女人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越强烈,力比多对第一次性行为的抵抗力就越强大,丈夫对其身体的占有就越无法忍受。性冷淡甚至会变为一种固定了的神经性抑制,为其他神经症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男人轻度的性能力下降又会大大加剧性冷淡过程。

原始人的习俗似乎考虑到了这种早期性愿望动机,于是让老人、巫士或贤人作为父亲的替代行使“破贞”之命。在我看来,中世纪极为烦人的领主“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似乎直接由此沿袭而来。斯托福(A.J.Storfer,1911)有过类似的见解,而荣格(Jung,1909)在他之前就对作为主教(patriarch)之特权的广泛流行的“多比亚司之夜”传统做过解释(指结婚前三天必须节制的习俗)。如同我们所期望的一样,只要父亲的替代者带有“神祗”的意象(images of gods),就可委以“破贞”之重任。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女人的处女膜被迫献给木制的男性生殖器像(lingam)。据奥古斯丁(S.Augustine)所言,这一习俗也有在于罗马的婚礼之中(是否指在他那个时代),只不过做了些改变,新娘只需在石制的普里阿普斯的巨大阳具上坐一下就行了。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还有其他的动机影响着女人对男人的这种矛盾反应,并对女人的性冷淡产生影响(我是这样认为)。这便是,初次性交激起了女人的其他冲动(以上描述的及长期存在的),这些冲动与女人的角色与功能是完全相悖的。

通过对许多女性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早期她们曾嫉妒其兄弟的男性生殖器,并因自己不具有它而感到自卑与羞辱(实际上是因为它太小)。我们将这种“阴茎嫉羡”视为“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所理解的“男性特征”(masculine)包含着想成为男人之意,那么,这种行为就可称为“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了,这一说法由阿德勒(1910)首创,并认为它可以解释所有神经症的起因。在这一时期,小女孩经常公开表露自己的这种嫉妒,并对所喜欢的兄弟表示敌意。她们甚至学着兄弟的样子站着小便,以证明自己与他们相同。在前述的例子中,即女人在性交后总是表现出对丈夫无法控制的攻击性,而丈夫又是她所爱的。在我看来,这一时期存在于对象选择之前,只是再往后,小女孩的力比多才直接指向父亲,此后,她不再想有阴茎,而只想有个孩子。

如果在其他情形中,这些冲动以相反的顺序出现,阉割情结的这一部分只是到了对象选择完成之后才起作用,那我并不感到惊奇。然而,女孩嫉妒男孩阴茎的这一男性时期总是先发展的,与原始自恋的关系更近。

不久前,我有机会对一位新婚妇女的梦进行了分析,这个梦是对其贞操丧失的反应。它同时暴露了自己的愿望:阉割年轻的丈夫,并把他的阴茎安在自己身上。当然,将其解释为原先行为的延续和重复并无不可,然而,梦的一些细节却不符合这一意义,这位妇女的此后行为与性格表明它有更严肃的意义。在阴茎嫉羡的背后,肯定存在着她对男人的敌意。这一敌意从未在两性关系中消失,这可以在女人的奋斗及表现“解放了”的女人的作品中明显看出来。费伦茨从古生物学的角度追溯了女人这一敌意的起源(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是这样做的第一人),它产生于性别分化期。在他看来,交媾先是产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以后,一方变得强盛起来并迫使弱者臣服于这种两性关系。这种臣服的痛苦体验依然存在于今日女性的天性之中。我认为,若我们不是太看重它的价值,这样的假设也无什么害处。

女人对破贞矛盾反应的动机,在性冷淡中总会留下痕迹。经过以上的仔细分析,我们可总结为:这是女人“不成熟的性心理”(immature sexuality)对与其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男人的释放。既然如此,那么对处女的禁忌也就有足够的理由;同时我们也可理解,这个禁律注定了要使与她共同生活的男人避免这些危险。在文明的较高阶段上,由于女人对男人的屈从及其他动机与引诱的原因,这种危险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于是,贞操只能为丈夫占有而不能弃之。然而,关于问题婚姻的研究告诉我们,促使女人对破贞的报复动机,即使在文明妇女的心理生活中也未完全消失。我想下列情形不能不令观察者感到惊奇:许多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有性冷感,且不幸福,然而,在离异后即变得温情脉脉,极会使第二个丈夫幸福。因此可以说,女人的原始心理反应在第一个丈夫那里已消耗殆尽。

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论,对处女的禁忌在文明社会也未彻底消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作家不时地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安泽鲁波(Anzengruber)曾写过一部喜剧,叙说一个单纯的农村青年,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将被吞噬掉而不与所爱的人结婚,倒是同意她嫁给别人,只有到她成为寡妇,不再有危险时,才娶她。这部剧的名字为《处女之毒》,这使我们想起了驯蛇的习惯,为避免危险先让毒蛇咬一块布。

在赫贝尔的悲剧《朱迪思和霍洛芬斯》中,对处女的禁忌及其动机做了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朱迪思是一位受到禁忌保护的处女,其丈夫在新婚之夜由于神秘的焦虑而麻痹,从此再也不敢碰她。“我的美,有如颠茄”。她说道:“谁碰它,必疯必死。”当亚述的(Assyrian)将军带兵占领了朱迪思之城时,她便设想以其美色诱其上钩,并将其毁灭,于是用爱国动机掩饰了她的性动机。当这位以勇猛、鲁莽著称的将军强暴了她之后,她便愤怒地砍掉了他的头,成了人民的救星。我们都知道,砍头是阉割替代的象征。朱迪思(Judith)是阉割了使她失贞的男人,这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新婚妇女的梦。显然,赫贝尔有意赋予《伪圣经》的爱国式故事以性的色彩,因为据说朱迪思回去后仍夸口自己清白如初,整个《圣经》对她神秘的新婚之夜也只字未提。然而,赫贝尔以诗人的敏感,嗅到了古人的动机(这在《伪圣经》的叙述中已经绝迹),并在这一素材中复原了原始内容。

萨德格(Sadger,1912)对赫贝尔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他所以选择这一素材,乃是恋亲情结所致,而且他在两性的不断斗争中站到女人一边,用自己的方式体验女人心理的隐蔽冲动。萨德格还引用了诗人自述的动机,说明为何对这一故事做了改编。他发现,这些动机是人为的,不过是在表层对外展示一下作者的潜意识,深层上却是将其掩蔽的。照《圣经》的说法,朱迪思是个寡妇,而赫贝尔何以使她成了保持童贞的寡妇?萨德格做了解释,对此我不想争辩。他认为,这是由于在童年的幻想中,孩子会否定父母间的性交,因而将母亲变成了保持童贞的处女。不过我要补充的是,诗人既然为其女主角建立了童贞,那么,他敏感的想象便对破贞后的敌意反应大做文章了。

因此,我们或许做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文明的结果,女人的破贞不仅意味着永久地屈从于一个男人,而且还产生了对男人的原始敌视反应。这种敌视反应可转为一种病态形式,使得婚姻的性生活受到抑制。这就是为何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美好的原因,使我们感到奇怪的对处女的禁忌,即原始人的恐惧,使丈夫避免破贞的行为,完全可用这种敌视反应予以解释。

有趣的是,精神分析者竟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当中存在着屈从与敌视两种相反的反应,且能保持两者间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女人,一方面似乎很爱丈夫,另一方面又想努力摆脱丈夫。当她们试图去爱别的男人时,第一个丈夫的意象(虽然该女人已不再爱他)却常常干扰和抑制了她。精神分析告诉我们,这样的女人事实上仍屈从于第一个丈夫,只不过已不是情感之爱。她们之所以离之不去,只是尚未彻底报复,但即使在极端的例子中,这种报复冲动也未被自己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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