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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首次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莱比锡,1934年)
巴霍芬的《母权论》初版于1861年,几乎在同一时间,另外两部博大精深的著作也面世了:一部是达尔文的《特种起原》,一部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者均于1859年出版),这三部书有着同样的引人注目的命运。它们探讨的均是专深而又博学的学科,但所引起的学者和门外汉的反响却远远超过了其本身专业性的狭窄限制。
就马克思和达尔文而言,这个事实不言自明,无须赘述。巴霍芬的情况则由于种种原因而显得很复杂。首先,母权制的问题似乎与那些对维护资产阶级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无甚关系。其次,母权制理论获得了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相互激烈对抗的两大阵营的热情赞同。巴霍芬最先被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等人发现和称赞。然后,经数十年的相对沉默之后,他又被象克莱克和鲍姆勒之类的反社会主义的哲学家们重新发现和大肆吹捧。
与这两种极端态度成鲜明对比的是那时官方的学术界的态度,那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拒绝或全然漠视的坚固的前线,甚至象海因里希·卡农这样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者也在其内。然而,近年来母权制问题在学术讨论中已成为人们越来越热衷的话题。一些人同意母权制的观点,一些人驳斥这样的观点,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情感上介入了这一论题。
重要的是要理解,为什么母权制问题引起了如此强烈的感情反应,它怎样与活生生的社会利益相联系。我们还希望揭示为什么母权理论赢得了革命和反革命这两大阵营同情的潜在原因。然后,我们便能够看出这个问题对于当今社会结构及其转换的研究的现实意义。
母权制反对态度中的一个共同因素是他们与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都保持一定距离。假如一个人想通过神话、符号、法规等证据来调查并理解一个社会的结构的话,那么,这样的距离显然是必要的;当然,这个社会应根本上有别于资产阶级社会,不仅是在特定的方面不同,而且在基本的社会心理特性上也不同。巴霍芬本人相当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正如他在导言中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