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
几年后，我受邀到西北大学的一个文学艺术学院做研究报告，这个学院虽小，但是在国内声名显赫。校方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向我咨询如何才能帮助少数族裔学生进步（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谓少数族裔学生基本上就是指黑人学生）。之后的岁月里，这就是我最寻常的工作内容。不过无论积累了多少咨询经验，我总是能从新的咨询经历中获得新的启发，通过与校方交流，我总是能够重新了解弱势群体所面临困境背后的那些我不曾了解的部分。
在我的巡回报告之旅中，那次西北大学之行算得上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我接二连三地与黑人学生团体、教职员工和校方管理人员进行交谈，由此我从多种角度了解到不同对象对该问题的不同理解，而且有些阐释颇具戏剧性。
校方管理层和教职员工为黑人学生所遇到的问题而感到担忧，这些问题包括：他们的学业成绩相对较低、他们的辍学率相对较高、随着学习的深入他们的职业抱负却逐渐降低、他们倾向于回避与数学有关的专业、他们在大学生活中的社交融合比较差、他们的朋友圈具有明显的（种族）隔离性等。西北大学校方管理层和教职员工所列出的黑人学生的问题与密歇根大学“少数族裔学生补招委员会”所列出的学生问题具有高度一致性。
我们进行交谈的会议室面积不大，里面有一圈浅棕色的会议圆桌，落地窗从房顶一直延伸至地面，让早春的阳光洒满房间，而窗外却仍然是一幅春寒料峭、雪压枝头的景色。谈话的氛围友好而温暖，不过仍然保持严肃谨慎的气氛，这样的环境有益于提升成人间相互沟通的信任感。来参与访谈的校方工作人员肩上的担子都不轻，在这所知名院校中，黑人学生的困境并不是他们唯一需要操心的问题。他们希望能够把整个学校运作好，最好能够对每个学生都好。
他们主要还是从“观察者”的角度去理解黑人学生的问题。他们关心自己是否在招生的过程中做了正确的选择？他们想知道是否应该在入学考核中加大学术能力考核的权重？他们不确定家庭背景是否应在招生决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对“表现受抑制”这种现象不太了解，他们也不清楚其实这些学生遭遇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学术层面。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仿佛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团火正在燃烧，这团火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做一些带有种族色彩的事情，或者默许一些具有种族歧视性的事情。然而，这团火实在是过于炙热，以至于这些教职员工都不想靠近它，所以他们希望我来说些什么，看看我是否能提供一些好点子。
另一方面，我跟黑人学生进行交谈的环境就比较压抑了：用于访谈的是一个狭长的房间，而且房顶很低，它原本是教学楼的一层，后来被改建为学生服务中心兼会议室。约定时间一到，大概有75名黑人学生鱼贯涌入这间会议室。他们确实希望我能给予一些专业见解，但是总体上说，他们自我陈述的欲望更强，他们很想表达他们在学校中的种种经历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他们说在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没有任何归属感，因此他们经常感到不开心，他们周末经常回家。说完这些，他们想听听我的意见。
有的时候黑人学生会提到学校里一些带有种族主义的因素。他们会让那团火焰变得更灼热。他们会提到与助教之间发生的小摩擦或者老师和其他同学对他们的评论。但是随着讨论的进行，我学会从他们的角度，一种当事人的视角去看问题：一方面，个别人所持有的种族主义态度给黑人学生带去了不好的影响；另一方面，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渗透着的种族主义色彩，这对黑人学生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作用。
举例来说，黑人学生有一种边缘感，他们知道自己是学校中的一小撮少数分子。校园文化，包括对于“酷”的评判和理解、主流价值观、社会规范、偏好倾向、穿着潮流、对完美形象的诠释、对音乐的喜好、宗教信仰……凡此种种均由白人引领，因为学校里的白人群体数量最庞大，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白人群体也是对学校认同感最强的一个群体。在这种背景下，黑人学生自然会对他们的归属感表示担忧，他们也怀疑在学校生活中他们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这种大环境下，如果他们没有选择“随波逐流”，而是选择坚持自我，他们能受到认可吗？别人会认为他们是受欢迎的人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群体规模（一个群体所包含的个体数量的多少）在边缘化现象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白人在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就得益于白人群体的庞大规模。
友谊的建立和社交关系也明显受到了种族的影响。很明显，这种影响也波及到黑人学生，不过他们能感受到的基本上都是他们为这种影响而付出的代价。举例来说，在美国，超过85%的人是通过熟人关系得到工作机会的。而如果一个人的友谊关系具有明显的种族单一性，那么很多重要的人都会被隔离在这个人的关系网以外，致使这个人失去很多重要的机会。学生们也提到学校里的黑人教职员工数量稀少，难道这与社会关系网的种族特性毫无关系吗？上述各种事情难道不会影响到黑人学生对学校的归属感吗？
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对大量黑人逐渐聚居在美国北部城市的贫民区，并且长期定居在那里的现象给予了解释。他认为这是由很多因素的“集合”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黑人长期自南向北的迁移过程；公立学校条件有限且数量不足；在他们所定居的北方城市以外，其他城市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正在进行的职业运动和职业改革；工作机会的减少；地理隔离和社会隔离等。借用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的哲学概念来表达，上述种种原因共同对聚居在贫民区的黑人起到了“向下构成”（downwardly constitute）作用。换言之，这些因素所组成的“集合”降低了黑人的效率、弱化了他们行为的效果，从而使这一群体处于不利地位。
在欣欣向荣、井井有条的大学校园里，并没有所谓的种族贫民区。而且在校园里，能够对黑人学生起到“向下构成”作用的因素并不像“工作机会减少”这类原因这般显而易见且易于理解。但是听过了学生们的诉说，我感觉到学校里似乎存在着一个由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导致黑人学生在学校中的表现受到了抑制。现有的主流解释都不够全面：教职员工和其他学生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们并不认为用“种族偏见”就足以解释黑人学生表现不佳的状况，毕竟黑人学生所提到的种族偏见的现象并不像他们的学业表现不佳现象一样广受瞩目。但是一味地认为是文化背景差异和黑人学生的学习动机不足等原因导致了他们表现不佳的状况也是不全面的，毕竟这些黑人学生是来自他们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通过了最高标准的学术考核才考入到这么优秀的学府。所以说，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一系列原因共同影响着黑人学生的表现，更具体地说，是大学生活中的一系列种族差异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比如：种族边缘化，学习和社交网络中存在的种族隔离，在重要的校园角色位置上代表性不足，甚至包括不同种族的学生在课程选择上存在的差异）。其实校园中的这些具有种族特征的组织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的种族构成模式。
虽然以上假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正如我前面所述，这些可能的原因都只是社会组织架构的某一维度，它们并不像“失业”、“教育经费不均衡”等外在因素一样显而易见。它们是否能够带来如此严重的影响？它们是否能够影响黑人学生的在校表现？特别是，对于那些面对种族不平等待遇却仍然秉承“加倍努力”信念的黑人学生来说，这种隐性因素的影响是否也同样难以摆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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