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为女性的数学能力平反：
学界的轩然大波和实验证明
我们认为，导致女性学生在数学测验中表现欠佳的真正原因是女性学生背负着一种压力，她们想要证明这种污名效应是错的。但是令我们感到困扰的是，经过慎重思考不难发现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女性在生理层面上存在数学能力的缺陷，而这种缺陷会在应对高难度数学问题的时候才体现出来，由此导致女性学生在高难度数学测验中表现不佳。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卡米拉•本鲍（Camilla Benbow）和朱利安•斯坦利（Julian Stanley）这两位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以“数学表现中的性别差异”为主题的大型研究，这些研究的结论被发表在蜚声遐迩的学术期刊《科学》上。他们同样选择了数学能力很强的学生作为研究被试，他们挑选的是初二年级的男性和女性学生，被试们在校期间所接受的数学方面的教育非常接近，而且他们在初二年级的标准化数学测验中都名列前3%。在研究中，被试需要接受SAT数学测验，这对于初二年级的学生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他们得到的研究结果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十分相似，较之男生，女生存在明显的表现欠佳的情况。由于本鲍和斯坦利对被试样本的选择非常严格，他们挑选的被试的数学能力同样优异，而且这些学生接受数学教育的程度也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就被推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结论面前，这个结论就是：或许女性在生理层面上欠缺数学能力，而只有在应对高难度数学问题时，这种欠缺才会表现出来。
我们的社会会习惯性地为各种问题寻找基因层面的原因。从酒精成瘾到多动症再到幸福感，我们都想从基因上找到其根本原因。在面对“为何数学表现会存在性别差异”这样的问题时，人们注定会去寻找基因层面的原因。类似地，一说到不同种族的运动员的运动表现存在差异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去找遗传和基因层面的原因。举个例子，2005年1月，在麻省理工大学（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举办的一个以“女性在科学中的地位”为主题的会议中，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拉瑞•萨姆斯（Larry Summers）发表了如下演说：
在关于女性从事高精尖科学工作的文献记录中（纵观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文献，以及在此之前早已存在的大量文献），存在一些本质性的分歧，究其根源可以大致总结出三种假设：第一种假设被我称为“孜孜不倦假设”，第二种假设我想称其为“在高精尖领域里的天资差异假设”，第三种假设被称作“研究领域里的歧视以及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假设”。我的个人观点是，这三种假设都在起作用，而且这三种假设的重要性与我所陈述的先后顺序一致。
在萨姆斯校长演讲的过程中，一位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著名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愤然离场。很快会场就陷入了一片骚乱，大部分人都在针对萨姆斯校长演讲中所提到的第二点假设暗含的意思进行争辩。之后不久，大会开始通过广播控制局面，主办方请一些与会者为萨姆斯校长的讲话作证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在整个会议期间，电台、电视台以及权威专家们都对萨姆斯教授的发言及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论战给予了大量关注。很快就有人呼吁萨姆斯辞去校长职位。在会后的几周甚至一个月的时间里，哈佛大学校内的抗议之声不断加剧。在同年3月15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成员以218票比185票的投票结果表示他们不再欢迎萨姆斯继任校长职位。但是萨姆斯挺过了这次否决性的投票，因为他得到了哈佛董事会（该会是执掌哈佛大学管理委员会的实体）的支持。不过，为了不再遭到文理学院委员会的第二次否决性投票，一年后萨姆斯主动提出了辞职。这次，在他就任校长职位期间的另一些问题（比如他的领导力问题）也浮出水面并被人们广泛讨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拉开关于萨姆斯问题论战序幕的，恰恰是他在那次会议上提到的“第二个假设”——在数学和科学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萨姆斯认为从遗传基因角度看，男性和女性的数学能力存在先天差异。
我和斯蒂文都不太认同这种用基因论来解释数学方面存在的性别差异的理论倾向。我们认为是污名效应造成了这种局面，而且污名效应的影响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不过我们明白，即使是在萨姆斯教授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基因论早就在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了。如果硬要从基因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的实验结果，也可以说得通。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排除这种基因论的可能性。
在研究初期，我有很多关键的问题要处理。我们仔细筛选出了一些数学能力势均力敌的男女学生，让他们完成一个难度很大的数学测验，结果女学生比男学生的测验成绩差——这是一种典型的表现欠佳状况。但是对于这种简单的实验结果，我们有两种解释，虽然这两种解释截然不同，但是这两种解释完全都可以说得通。我们自己的解释是：当女生在测验中遇到挫折时，她们会担心自己的这种表现恰恰验证了女性缺乏数学能力这种社会普遍存在的看法，而这种担心和焦虑会反过来干扰她们在测验中的表现。这就是我们的假设，我们认为是污名效应这条“衣领”干扰了女性学生的数学表现。
另外一种解释也很直截了当，那就是女性在数学测验中的欠佳表现是由女性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女性自身的原因包括：女性心理比较脆弱，或者一些其他类似萨姆斯的“第二假设”的原因。
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实验来告诉我们究竟哪种解释更适合我们的研究结论。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两个不同的假设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比较，这是科学研究中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同时也非常重要。如果你能设计出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那么你就有希望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我们这个实验而言，这个清晰的结论可能意味着两种结果：要么这个清晰的结论能够说明我们的研究确实探索到了一个未知的领域，并且发现在美国社会中，与污名效应有关的性别身份权变事件会对女性在数学领域的表现产生不良的影响；要么这个结论可能仅仅会指向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观点，即女性缺乏数学能力，而这种缺陷只有在完成困难的数学任务时才会体现出来。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实证研究是有风险的。
不过，应该怎样做这个实验呢？
在进行实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了另外一些与我们研究解释相关的问题。对于有上进心的女学生来说，当面对高难度的数学测验时，她们会感受到一种想要推翻刻板印象的压力。我们认为在做高难度数学测验的时候，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体验。能够触发这种体验的因素就是受挫感，而在接受复杂数学测验时几乎无法避免挫折感的产生。挫折感能够轻易唤醒女性脑中的刻板印象，并且让她们将这种刻板印象与自己当前的处境进行关联。这就说明只要让一名在数学方面有进取心的女性接受困难的数学测验，就能自动地触发她的刻板印象压力。不需要其他任何附加条件，无论在真实生活中还是在实验室情境下都是一样。
这样一来，为了设计一个精巧的实验范式，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如何让女性在数学测验中感受到刻板印象压力，而是如何才能够去除这种刻板印象压力。换言之，我们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在女性接受高难度数学测验时，把污名“毛衣领”从她们的脖子上摘掉。
如果能够通过降低刻板印象压力来提升女性在数学测验中的成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之前的研究中所发现的女性数学表现受抑制的情况是由刻板印象压力造成的。
问题是，如何才能降低这种压力呢？
最初，我们想告知女性被试关于女性数学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是错误的，如果她们不相信这种刻板印象，那么她们或许就不会为此感到焦虑。但是我们马上就意识到，即使我们能够说服她们接受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也没法说服她们相信其他人也对此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她们认为除研究者之外的其他广大群众都持有关于女性数学能力的负面刻板印象，那么她们在接受数学测验的过程中仍然会担心自己的表现是否恰恰印证了这种刻板印象。
我们陷入了僵局，为此我们有些焦躁不安。之后我们想到了一个很简单的主意，我们是否能通过某种呈现方式让女性被试感觉到这种社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刻板印象与她们这一次的数学表现没有关联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们可能都听说过女性在高难度的标准化数学测验中表现不如男性优异，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标准化数学测验中就不存在这种情况，比如在接下来你们要接受的这个测验中，女性和男性的表现一样优秀。”（这个表述和我们在真实实验情境中的指导语相差无几。）
这个实验介绍非常简单，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呈现测验，就能改变女性对于她们在测验中所遇到的挫折的理解方式。即使她们在测验中遇到困难，她们也不会认为这就是女性在接受此类测验时会出现的典型状况，因为在眼前的这个“特殊的测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性别有关的，更没有什么东西是与女性的特征有关的。她们现在可以跟男性并驾齐驱，如果她们在测验里遇到解不开的难题，只代表她们个人在数学方面还有所不足，但是这不会说明因为她们是女性所以才缺乏数学能力。
在困难的数学测验中，与性别有关的权变事件通常会令女性倍感困扰。而指导语的一个小小变化，就能让这个权变事件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计划按照原先的模式进行实验，我们还是招募优秀的密歇根大学数学专业的学生作为被试，然后依次让被试在一个房间内单独完成高难度数学测验。只不过，我们希望其中一组女性被试不要体验到污名效应的影响，因此我们会告诉这组被试在这个特殊的测验中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万事俱备了，在这个实验中我们就能让之前提到的两个可能的假设正面对决。如果在消除污名效应组中，女性和男性被试表现得一样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之前的实验中是污名效应带来的压力造成了女性表现欠佳的结果，也就是说，这种污名效应的压力对女性在数学测验中的表现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境下女性的表现仍然比男性差，就说明降低污名效应压力并没有对女性的数学表现产生什么影响，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污名效应压力并不是导致女性表现不佳的主要因素；有别的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女性的社会化方式，抑或者……如萨姆斯所言的“第二种假设”在起作用。
研究进行到这个阶段，我和斯蒂文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发现什么更重大的研究结论，但是我们深知这次的实验具有很高的风险，所以我们感到既紧张又兴奋。
研究的结果颇具戏剧性，关于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个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复。在得知测验结果会存在性别差异的组中，女性被试会感觉到污名效应的威胁，而她们的表现和之前的研究中一样，确实比男性表现差。但是对于被告知测验结果不存在性别差异的实验组来说，女性被试不会体验到任何与女性身份有关的压力，这些女性表现得和男性一样出色，也就是说表现受抑制的情况消失了。?? 在本次实验中，与真实生活情境最为相似的就是被告知该数学测验成绩存在性别差异的一组。在实验中，我们故意告诉被试这一信息。在此后研究中我们逐渐发现，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这一点。因为拥有较强数学能力的女性学生，即使未被告知上述信息，在测验中也会比男性学生表现差，这是因为女生很自然地就会认为数学测验本身就是存在性别差异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一研究结果改变了我们的研究道路。这一实验结论让我们有了第一个实践性的证据能够证明我们的假设，我们证明了污名效应压力确实足以影响女性在处理数学问题时的体验，并进而影响其表现，在面对那些挑战她们能力极限的数学问题时，这种影响尤为明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体验到受挫感）。我们同时还发现，其实女性在数学方面表现不佳并不是一个既定事实。它的发生与否、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一成不变。只要能够消除那些萦绕在女性周围的、与她们的数学能力有关的刻板印象，就能够出人意料地改善她们的数学表现——这种做法类似于艾略特老师去掉学生的领子后就能改善学生的表现。
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我们已经对该问题有了全面的认识。本书对这一问题还有很多深入探讨。而且，我们在对研究结论进行扩展时需要格外谨慎。比如说这个研究结论并不能说明去掉污名效应的威胁就能消除在数学表现中可能存在的全部性别差异。通常我们在探讨数学表现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样本并不是“具有同等数学能力和同等数学动机的男性和女性”，这只是我们在这次实验中选择样本的标准。我们最常见的样本是一些在数学方面具有不同能力水平和不同动机水平的男性和女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接受数学教育的程度不同，他们对数学感兴趣的程度不同，他们在生活中受到污名效应的影响程度不同等。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去除污名效应威胁，有可能会起到弭平性别差异的作用，但是并不一定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能产生这种效果。
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结论清晰地向我和斯蒂文揭示出我们需要去研究这种重要的现象，女性在与数学相关的领域中取得成就和进展的过程中，这种污名效应的抑制作用可能会扮演一种非常不受欢迎的角色。
有研究显示，女性在数学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她们就越难以坚持下去。有很多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比如：在社会化过程中女性被赋予的性别角色，抑或是在数学领域中对女性的歧视，抑或是她们对自己的数学能力期望偏低。我和斯蒂文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一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关于女性数学能力的负面看法让女性体会到威胁感和担忧，每当她们在数学领域即将取得新进展的时候（也就是她们将要超越能力的极限，打开一片新天地的时候），她们都会遇到这种威胁。
正是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的研究生涯，也正是它为我们吹响了前进的号角。
不过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这种设想并不寻常。我们是通过各种零散的信息得出这一设想的，这些信息包括：我们对学生的访谈、那些显示了女性学生数学表现受抑制的经验数据，以及我们关于女性在数学测验中的表现所进行的实验室研究。基于这些信息，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基于群体的刻板印象（比如，关于女性群体的数学能力的刻板印象）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其破坏力可以严重干扰那些原本具有优秀数学能力的女性学生在标准化数学测验中的表现，而且这种刻板印象甚至可能对女性在数学领域的去留产生影响。尽管这些帮助我们形成以上观点的信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我们的观点与主流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的观点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认为即使在没有任何恶意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也不会消失。举例来说，即便没有“持偏见看法的人”作为媒介，这种影响也不会消失。在我们的研究中，被试都是在房间里单独完成测验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施测者对女性有偏见，她们所能意识到的只有社会文化背景中普遍存在的观念——在美国文化里数学能力就是一种男性比女性更有优势的能力。这些被试知道她们的行为可能会验证这种观点。所以在这些女性接受数学测验的时候，这一系列想法令她们沮丧和分心，最终导致了她们的表现欠佳的结果。
在实际解释各种现象的时候，也的确很少有人会用到我们的观点。大家都在从各种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很少有女性在高精尖的数学和理工领域作出突出贡献，而我们所提出的这一观点却很少出现在原因列表里。我们在学术会议上报告了我们的理论构想及其发展变化。与会者对于“通过去除对于女性数学能力的负面看法，就能显著地改善女性的数学表现”这一研究结论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很难记住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这种比较独特的解释。他们会自行从这个研究结果中提炼出其他的解释。比如，他们会这样问，你的结论是否说明女性学生对自己的数学表现期待较低，当她们在测验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们就“自我实现”（self-fulfill）了这种低期待？我们会对这种解释加以考虑。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我们的研究结果，因为我们选择的都是在数学方面一贯表现优异而且对数学有较强期待的被试，更何况在我们告知这一测验没有性别差异的时候她们就和男性表现得一样好了。如果说复杂的数学测验能够导致期待的降低，从而通过自我实现来抑制女性的表现，那么即使告知被试该测验不会体现性别差异，也不会改变她们的数学表现。可是实验结果却并非如此。
我们认为我们的理论是独特的。不过我们也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们比较确定的是，我们的理论与其他理论有何不同，但是对于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还存在很多疑问。这种压力究竟是如何对表现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的？是通过影响记忆力？还是对认知系统增加了额外的负担？抑或是心理层面的破坏？它是否只对在乎成绩和表现的人才产生影响？只有女性在面对数学情境的时候才存在这种影响，还是说各种群体在各种不同的任务情境中都有可能遭遇这种影响？通过努力是否能够克服这种影响，还是说这种努力反而会使情况变得更糟？学校或者教师是否可以做些什么来降低这种影响？作为个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这种影响？
以上这些重要的问题在未来都会被研究、被解答。但是基于当时我所拥有的各种合作关系，我的兴趣点仍然聚焦在少数族裔学生的学业成就问题上。影响女性学生的数学表现的因素，是否也是导致少数族裔学生学业表现欠佳的主要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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