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身份的影响力为何如此强大？
——因为它带来了威胁感
法国评论家、作家阿敏•马卢夫（Amin Maalouf）是一个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的人。他出生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家庭，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他小时候上的是法语天主教会学校。1976年为了在家乡的战争中逃难，他移民到了法国，此后他就一直生活在法国并且以写作为生。所以，马卢夫至少同时拥有以下几种身份：黎巴嫩人、法国人、阿拉伯人、天主教徒、作家、男性、移民。或许正是因为他拥有如此多样的社会身份，才能撰写了一本见解深刻的著作——《以身份认同之名：暴力和归属需要》（In the Name of Identity: Violence and the Need to Belong）。这本书提出的核心问题在我们的时代中激发出深沉的回响：为什么很多人会以身份认同的名义从事犯罪或暴力活动？他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以身份受到了攻击为名义，一个人就可以做以一己之力或者以个人名义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情。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种族、自己所属群体，一个人可以做出在其他情况下无法想象的举动。《以身份认同之名》是一本非常有力量的著作，它阐明了恐怖主义、战争和种族灭绝行为等惨绝人寰的事件的爆发原因，同时他指出了身份威胁对我们灵魂的巨大影响：
人们通常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自我的：人们最关注的是自己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属性（身份）。有时，当一个人没有力量去与这种攻击抗衡，他会隐藏这种属性。当这种属性长期被深埋于黑暗之中，它就会等待复仇时机的到来。但是无论一个人接受这种属性还是隐藏这种属性，无论是小心翼翼地公开这种属性还是大肆地宣扬这种属性，这个人都要依赖这种易受攻击的属性来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那么，无论这种属性与肤色有关、与信仰有关、与语言有关还是与社会阶层有关，它都会对一个人整体的身份认同造成侵扰。与自己具有相同的属性的人就会相互理解、惺惺相惜。他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相互激励、相互鼓舞，一起与“对手”进行抗争。（摘自《以身份认同之名》26页）
马卢夫的观点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们都认为：导致某种身份在一个人的思维和情感过程中格外凸显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这种身份给这个人带来了威胁感。
我和马卢夫都认为具有威胁性的身份权变事件的影响力最大。由于具有某种特性而受到威胁会让我们格外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拥有这种特性。
通过反观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家庭中的一些重要经历，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观点。在这些情景中，如果你没有因为自己的特定身份（你是女性、你是老年人、你是黑人或者你有西班牙口音）而必须去应对一些额外的难题，那么在相应的情境中你的这种身份（女性、老年人、黑人或者有西班牙口音）对你来说就不会显得多么重要，那么它就只是你所具有的某种特性，仅此而已。你或许会出于某些原因而珍视这种特性，但是如果这种特性对你的观点、对你的认同感、对你的情感反应、对你的人际关系都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境下，这种身份特性就不会成为你进行自我认同的核心特质。
我想提出的观点非常简单：一个人认为自己拥有某种特定的社会身份，是因为这个人必须要应对与这个身份有关的身份权变事件，而且通常是具有威胁性或者限制性的身份权变事件。例如，由于你具有某种特性而必须要承受关于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必须要面对各种类型的群体隔离，必须承受偏见和歧视等。总而言之，让一种“特性”升级为一种“社会身份”的真正原因就是与这种特性相生相伴的权变事件，而且通常是具有威胁性的权变事件。
如果你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告诉我，因为我是黑人，我应该对我们非洲裔美国人的传统更感兴趣，那么我可能会提起一点兴趣听你讲一会儿。可是如果你告诉我，因为我是黑人，我去游泳的自由必须受到限制，那么即使我只有七八岁，也会感觉到我被自己的这种身份所拖累。但是我和布洛雅所承受的压力还不太一样。与他相比我算是小辈，在我的生活中，我所需要面对的种族身份权变事件跟他截然不同，何况我和其他黑人还有可能因为种族身份而遇到一些好事。我的种族身份对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其影响涉及我的品味、喜好、观点和自我感知。不过我绝不可能忘记，我之所以意识到我是黑人并且能把自己定义成一个黑人，究其根源还是我的黑人身份使我遭遇到的权变事件——也就是我只能在周三去游泳，而在一周里的其他时间只能在家待着这件事儿。
其实生活中也存在中性的甚至是良性的身份权变事件，换言之，就是一个人因为特定的社会身份而要面对的权变事件不具有威胁性，而是不好不坏的，甚至是有好处的。男人必须要上男厕所，女人必须要上女厕所，这种安排也是一种与性别身份有关的权变事件，而这种安排再平常不过，这完全是一种中性的权变事件。我们甚至都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因为如此中性的权变事件让我们看不到、感觉不到，更可能因此让我们总是从自己的性别角度去感受这个世界（除非我们进错了洗手间，或者我们的外显的性别特征非常模糊，那么这种区分性别的洗手间才会形成一种负性的身份权变事件，才会让一个人格外注意自己的性别身份）。
良性身份权变事件同样很少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比如说我们分组打篮球赛的时候，因为我是黑人，而且美国人对黑人的篮球水平持有正面的刻板印象，所以我总是被优先挑选。而正是因为能够被优先挑选这件事对我没有构成任何困扰，我很难注意到它。我会忽略掉我的这种优势，我会误以为别人对我和对其他人的评价都是一样的。恰恰是这种对优势的忽略，使我很难意识到与这种优势有关的身份。
所以说，最容易让你意识到自己的身份的权变事件就是具有威胁性的权变事件，正是这种威胁感让你觉得由于你具有这种身份，一些不好的事情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不需要确定这件坏事儿是否真的会发生，只要有发生的可能性就足够引发威胁感了。正是这种可能性让你时刻保持警惕，并且让你时时刻刻都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份。
那名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女学生也同样不能摆脱这个问题。她想要知道：“一个以研究身份认同困境为生的人，怎么可能没有提到她的困境呢？”“难道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如此不可救药以至于都不能提及吗？”她想要解读各种线索，以此来判断她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此来了解这种身份会给她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即使她真的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些问题。
詹姆斯•科莫尔（James Comer）是全美最成功的学校改革项目的改革家。很多教学质量平平的公立学校通过认真实践他的策略迅速提升了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而跻身于优秀学校的行列中。他深知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会在其他很多方面受到困扰，这些困扰类似于我所提到的身份威胁。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有时只会给出一条非常简单的建议：如果学生觉得自己的经历意味着环境中“有可能”存在对自己社区成员的不公和偏见，那么你只需要无视它！如果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他还是告诉这些人，请无视它！如果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那么就发一顿火把牢骚吐干净。
科莫尔的建议属于一种应对“可能性”的策略。“可能性”是种族或者阶级偏见存在的首要线索，但是“可能性”并不等同于偏见。我还记得我和吉姆对这个问题进行的探讨：线索预示着偏见存在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是30%，还是70%？这个比例是固定不变的吗？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我之所以欣赏科莫尔的建议，是因为它阐明了学生们的心理负担，总的来说，这些心理负担的来源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学生们担心自己的种族或者阶级特征会影响别人看待自己的眼光，担心身份权变事件的发生。但是如果学生们能够把科莫尔的建议牢记在脑中并且形成习惯，他们就会发现这种做法提升了能够引发焦虑的不确定性的阈值。直到事情变得明朗而确定之前，这种做法能够帮助我们把对身份认同的顾虑暂时搁置下来。
总的说来，正是威胁感使得某种特定的身份侵入了我们整体的身份认知。我提供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种关系，包括由特定身份引发的失业风险、社会拒绝、公开场所的尴尬局面以及各种类似的威胁。但是身份权变事件是不是真的如此严重，严重到它能够使得某种特定的身份成为我们个人运转的核心？社会心理学研究最令人激动的一个特征恰恰是它的戏剧性，它总是揭示出一些具有冲突性的结论。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话题上，这种戏剧性的结论就是：即使是一个非常细枝末节的身份威胁，它也足以让你按照引发这种威胁的身份特征去思考、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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