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記得一個波蘭朋友對台灣的疑問，是關於小孩的。她說：「你們台灣街上沒什麼小孩，他們都到哪裡去了？」在場的另一個台灣朋友回答：「因為妳上街的時間不對。如果晚上九點出來，妳就會看到滿街從補習班出來的小孩了。」
在她提出這件事以前，我根本沒注意到台灣的街上有沒有小孩，甚至還覺得她的問題很奇怪。「需要有小孩嗎？小孩不是應該待在家裡？在街上亂跑沒人管不好吧？」後來在波蘭住久了，自己也生了小孩，才發現：在波蘭，真的可以在街上看到許多小孩。波蘭人的平均生育率沒有比台灣高很多（根據2013年的統計，波蘭是1.32，台灣1.11），但是波蘭小孩的「能見度」遠超過台灣(註)。
會隱身術的小孩
在我居住的城市克拉科夫，許多電車或公車都有低底盤，方便娃娃車停放，有時候上車還會一口氣遇到兩三輛娃娃車。走進餐廳、咖啡廳、政府機構，有給小孩玩的遊戲角落，美術館和博物館定期舉辦讓小孩參與的導覽及工作坊，而一家藝術電影院更是每周日提供兒童電影放映。為了讓身心疲倦的父母有機會享受娛樂，這家電影院還會在新片上映時安排音量調低、燈光半亮的特別放映，讓父母可以帶小貝比去看賈木許、柯恩兄弟的新作（燈光半亮是怕小貝比怕黑，放映時小貝比可以在毯子上玩耍或睡覺）。
在波蘭當媽媽三年，我一個人帶小孩去過餐廳、美術館、博物館，和他一起買菜、買衣服、吃飯、逛市集。印象中，我從來沒受到異樣眼光，也沒有人跟我說：「妳的小孩太吵了，真沒家教。」這不是因為我的小孩特別乖，或是波蘭人超乎尋常地有愛心。我想，他們只是習慣了小孩，習慣小孩是日常生活風景的一部分，習慣小孩會吵鬧或跑來跑去。因為小孩很多，所以大家把小孩看成是理所當然。他們不會想：「要是沒有小孩就好了。」而是在既有的環境中建築對大人及小孩都友善、兩者都覺得舒服的空間。
反觀台灣，小孩在餐廳或公車、火車上大聲一點說話或嘻笑，就會引起旁人的側目或警告。有些店家貼出「禁止小孩入內」的告示，引起網民一片韃伐，但同時也得到廣大的稱讚與支持（支持派的說法是：「我只是想安安靜靜吃頓飯不被小孩打擾，有這麼困難嗎？」「家長不把小孩教好，妨礙別人權益，沒有資格抗議店家。」）。表面上，這似乎是個不喜歡小孩、不需要小孩的社會，但是同一時間，台灣人非常擔心少子化、人口老化，對於「孝道」、「一夫一妻」、「女人就該結婚生小孩」這些傳統家庭價值觀也有著異常的執著。
也許情形是這樣的？台灣人不是不喜歡小孩、不需要小孩，而是想要會隱身術的小孩。這樣的小孩在需要的時候可以看得到、聽得到，在不需要的時候則能隱形、消音，不會妨礙大人的生活，也不會和大人唱反調。這樣的小孩從小就很「乖巧」、「聽話」、「懂事」，早早就學會自己吃飯、大小便、打理生活、適應環境和父母的需要。他們像成人一樣有能力，甚至比成人還有能力 ── 只是，他們不是小孩，或者說，他們身上小孩的特質不能被看到，必須隱形，甚至必須被閹割。
童年消失的一代
仔細觀察台灣的媒體和主流價值（尤其是所謂「教育專家」說的話），會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所有和小孩有關的特質如「小孩子氣」、「天真」、「依賴」、「不成熟」、「情緒化」都是負面、被譴責的，另一方面「早熟」、「獨立」、「有責任感」、「犧牲自我」則是受到高度的鼓勵和推崇。我們的文化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要求我們、期待我們成熟獨立，卻沒有發現，它其實是以不正常的手段加速生長（就像打荷爾蒙），讓我們變成小大人（Adult Child）。它只注意到早熟帶來的好處，卻完全忽略其背後可怕的代價。
小大人（也譯為「成年小孩」，王浩威醫師將其稱為「當年早熟的小孩長大以後」）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於匿名戒酒團體之中，指的是那些因為父母過去酗酒而變得比其他小孩更成熟的孩子。後來心理學家發現，小大人的現象不只存在於酗酒者父母的家庭，所有功能不足的家庭都有可能養育出這樣的小孩。這些孩子早早就被迫長大，負起照顧自己和家人的責任（像是《非關男孩》中的Marcus），他們看似成熟、能克制自己的情緒，但其實他們的早熟是為了生存下來、不得已習得的手段，而非值得表揚的天賦。
《非关男孩》剧照
為什麼台灣社會對於正常的、應該在小孩身上出現的孩童特質如此憎惡，反而對反常的、不該在小孩身上出現的早熟特質大加讚揚？我的假設是：我們的上一代因為貧窮和各種因素，被迫提早放棄童年、快快長大進入成人生活，等到他們成為父母，他們也要求自己的小孩遵循他們的道路。如果不這麼做，他們便無法認同、肯定當年的犧牲，同時，如果小孩可以毫不費力地實現他們當年無法實現的事（在孩童時期當一個小孩），他們又會感到嫉妒 ── 雖然，讓下一代過好生活曾經是他們奮鬥的動力。
貧窮的恐懼深深烙印在大人心中，即使他們今天有錢了，這份恐懼依然揮之不去，反而變本加厲（因為害怕失去現有的生活水準，害怕再次變窮）。為了讓小孩出人頭地，有份好工作，他們拼命讓小孩補習、學才藝、上名牌大學。社會競爭越激烈，他們給小孩補得越多；他們當年因為貧窮而犧牲了童年，他們的下一代則因為富裕被剝奪了童年。當他們發現，補再多習，投資再多時間和金錢，小孩也無法擁有競爭力，無法適應今天這個高速改變的世界，依然要依賴父母的幫助，他們便感到困惑、憤怒。他們忿忿不平（同時也帶著一份自豪）地說：「當年我怎樣怎樣，還是可以如何如何…你的條件比我好，卻無法達成我成就的十分之一，一定是你不夠努力、沒有能力、不肯長大。」
這些父母沒注意到的是：世界改變了，當年遍地機會、可以讓人白手起家的台灣，現在已不復存在。以前那一套「只要努力就會出頭天」、「教育水平是提升社會地位的保證」的價值觀在今天不一定適用，搞不好還會造成反效果。父母其實也很恐慌、不知所措，但是他們面對現實的方式還是以不變應萬變，拒絕看到世界的改變。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保守的大人是最無法適應世界的一代，是最不成熟的一代。
被冷凍保存的小孩
這些童年被迫消失、被迫在成長過程中跳級的大人們很像是《夜訪吸血鬼》裡面那個小女吸血鬼克勞蒂亞的相反，他們的身體雖然成了大人，但內心依然像小孩。他們不是晚熟，而是內心的孩童特質像是冷凍水果一樣被凍結、封印了，從來沒有機會和成人的特質進行整合（其實成長的過程就是孩童特質和成人特質的融合，而非與孩童特質完全切割）。
被冷凍保存的小大人抱著小孩的眼光看世界，他們喜歡重複，不喜歡改變，不會以溝通解決問題，總是以情緒化的方式處理自己和他人的關係，以情緒化的方式看待別人的合理要求（在他們眼中所有的要求都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自己從來不被允許對世界有所要求）。但是他們和真正的小孩不同的是：他們沒有好奇心和對現實的想像力 / 創造力，不會像小小孩具有冒險犯難的精神，積極想學習新東西，積極渴望長大。他們是假小孩，是拒絕長大的小孩，因為沒有經歷過童年，所以對童年有一種虛幻的鄉愁和錯誤的浪漫憧憬，以為童年就是無憂無慮的伊甸園，卻沒有注意到身為小孩的無力和匱乏。
在台灣，青春期總是被大人說成是叛逆期、是家庭風暴、是危機。當然，青春期帶有危險的元素，但這就像是毛毛蟲蛹化蛻變，雖然可能致命，卻是變成蝴蝶不可或缺的過程。如果因為恐懼而扼殺蛹化，毛毛蟲不只無法成為蝴蝶，也無法繼續當毛毛蟲，只能成為一個怪物。沒有經歷過依賴、失敗、崩潰、贖回（就是可以一再探索、嘗試、再修正的權利）、依附（把自己交出去，交給不安，讓自己愛與被愛），這樣的小孩不可能真正長大。他們以為履行了自己的義務、有一份工作、成家生子、符合上一代的期待就是成熟，但是他們不了解這一切事物與他們個人的關係以及對他們人生的意義，就像英國詩人艾略特在〈四重奏〉中所說的，這些人「擁有經驗，卻錯失了意義」。
現在的台灣，父母和孩子的角色互換了。大人玩起Hello Kitty、看黃色小鴨，理直氣壯地逃避現實，就像是伊藤潤二漫畫〈父之心〉裡那個附身在小孩身上，想要好好玩耍的父親。雖然這些大人沒有真的進入小孩體內，但他們一樣是在以小孩的未來為籌碼，滿足自己童年無法完成的夢。另一方面，小孩卻被迫擔負起未來的使命，要煩惱核四不安全怎麼辦、經濟不景氣怎麼辦、服貿是否會對台灣的產業造成衝擊、環境汙染要如何解決…就像是少年漫畫、少女漫畫預言的一樣，在大人全是廢物的世界中，小孩成了救世主。這種漫畫雖然看起來很大快人心，但是當它真的成為現實，其實是很令人悲痛而且惶恐的。
諷刺的是，雖然小孩被大人無意識地當成救世主，他們卻不承認小孩是救世主，也不願相信這個救世主。在他們眼裡，今天的小孩就像過去的他們一樣，不會長大，不可能成熟。他們說，今天的年輕人沒有吃過苦，缺乏社會歷練，沒打過仗，不好好念書（等於背叛了父母的栽培和期待），只會上街頭抗議、浪費民脂民膏。他們覺得年輕人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害怕他們被政治人物煽動、利用，但是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相信的理念是什麼、還有它是否忠實反映現實，亦或只是幻象。他們緊抓著這個信念不放像緊抓一塊浮木，近乎一種偏執。他們害怕失望，於是不敢期待、不敢夢想、不敢相信現實有別的可能，也不准別人相信。這是新保守主義的開端：對現實完全缺乏想像力和改變現實的創造力。而想像力及創造力正是我們能從童年時期繼承而來的，最寶貴的人生資產。
瘋掉或崩潰？這是個問題
在過去一年的台灣，我們看到台灣的小孩離開補習班、離開學校、離開咖啡廳，走上街頭，去向社會訴說他們對現況的不安及不滿，去表達他們的訴求，要求大人還給他們選擇和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這些小孩在大埔，在文林苑，在華光社區和紹興社區，在樂生療養院，在反核示威，在洪仲丘案的抗爭現場，在支持關廠工人的場合，在擁護多元成家的遊行。現在他們到了立法院，以和平抗爭的手段要求政府重新照規定來，審查關在黑箱中的服貿協定。
之前一直隱形的小孩突然被看見、聽見了，不只如此，他們還有自己的聲音、自己的主張，而不是鸚鵡學舌地重複大人的意見。許多保守的大人都覺得，小孩有自己的意見是背叛了他們，是不孝，是倒戈，是不知感謝父母的犧牲（「沒有我們拼命工作，你們今天哪有閒情逸致上街頭啊？」）。然而感謝父母和孝順，以及小孩擁有自己的意見及感覺，兩者之間並沒有衝突，而且根本不該扯在一起。這些成人的憤怒，其實不只和服貿不服貿、核四不核四、都更不都更有關，同時也混入了對於小孩的忿怨不滿，不能接受他們竟然想要脫離父母的思考模式和價值觀。他們希望小孩繼續隱形，這樣他們就不必面對小孩活生生的存在，以及自己內心被冰凍起來的小孩。事與願違地，他們的小孩拒絕了隱身術。
大人的希望破滅了，他們失去腳下踏著的、原以為堅實可靠的地面，惶惶不知所措。但是在此要記得的是，會經歷到破滅的不只是大人而已，小孩也經歷著嚴重的幻滅。他們看到他們所相信、仰望的大人其實一點都不可靠也不成熟，本來想像中應該保護人民、維護人民權益的執政黨和反對黨，其實根本無法也不願保護他們。在這雙方皆失衡、失重的狀態中，大人和小孩可能會雙雙陷入瘋狂，但是也許也可能有別的出路。就像波蘭詩壇泰斗魯熱維奇（Tadeusz Różewicz）所說：「我們不需要把眼睛矇上 / 我們不需要各種信仰和宗教教派 / 的天堂 / 帶著碎裂的背部 / 我們匍匐前進」，大人與小孩不必對立，不必互相指責，而是可以利用這次的崩潰作為成長的開始。大人可以打開冷凍櫃，讓自己內心的小孩解凍，小孩則可以透過艱苦的蛻變（不斷的嘗試、失敗、再嘗試）邁入成年期。這樣兩者都可以成為真正的、結合成人及小孩特色的「成人」，也就是完整的人。
英國小兒科醫師及兒童心理學家溫尼考特曾說：「要崩潰需要極大的勇氣。」台灣的大人和小孩是否有崩潰的勇氣？這是個問題，而且是極為重要的問題。因為生命的成長，其實就是不斷的幻滅和捲土重來。拒絕崩潰，拒絕幻滅和受傷，拒絕失敗，拒絕失去原本的信仰 ── 其實就是拒絕成長和活著，也等於死亡。
註：雖然平均生育率是1.32，但是許多我認識的波蘭家庭都有兩到三個小孩，少數家庭甚至有五到九個小孩（不過這些父母的年齡大概在四五十歲之間，算是上一個世代）。
作者介紹：林蔚昀，1982 年生，臺北人，多年來致力在華語界推廣波蘭文學，於2013 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是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臺灣人。著有《平平詩集》，譯有《鱷魚街》、《給我的詩 ── 辛波絲卡詩選1957 – 2012》、《走路的藝術 ── 魯熱維奇詩選1945 – 2008》等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