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是法国著名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儿童教育家和儿科医生。她在弗洛伊德的阉割理论和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生成性象征阉割理论，认为通过脐带阉割、口唇阉割、肛门阉割、镜像阶段、原初阉割和俄狄浦斯阉割等一系列生成性象征阉割，儿童就能放弃一些具体的、直接的、非人性的、被人类文明所禁止的欲望，而进入人类允许的、被象征化的、人性的欲望中。
关键词: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精神分析; 生成性象征阉割; 镜像阶段
中图分类号: B8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 2016) 02-0073-07
弗朗索瓦兹·多尔多( Françoise Dolto，1908—1988) 是法国家喻户晓的精神分析学家、儿童教育家和儿科医生，她与拉康共享着“法国精神分析父母般的人物”( parental couple) 这一殊荣。在一起合作的近 40 年间，他们共同为法国精神分析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建树和丰富的临床技术。与拉康不同，多尔多并不致力于将精神分析发展为一套容纳不同学科的普遍哲学体系，她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婴儿和儿童的临床治疗，更擅于将那些晦涩难懂的精神分析理论运用到更具实践价值的儿童心理治疗工作中。生成性象征阉割( castrationsymboligène) 就是多尔多立足于临床，在对弗洛伊德阉割理论和心理性欲发展理论以及拉康镜像阶段理论进行整合和改造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理论，用以描述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其欲望面临的种种限制，以及儿童因放弃原始的快乐满足方式而获得的促进性影响。多尔多在阉割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语言和象征的维度，不仅解决了前俄狄浦斯期的阉割问题，也让母亲拥有了规则赋予者的角色。
一、生成性象征阉割的内容
弗洛伊德最早强调阉割在俄狄浦斯阶段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阉割情结( castration complex) 是一种建立在阉割幻想基础上的情结，是儿童对两性解剖学的差异产生疑惑的结果。儿童认为男女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身体上的差异，是因为女孩的阳具( phallus) 遭到了阉割。阉割情结与俄狄浦斯情结( oedipus complex)密切相关，都是儿童在俄狄浦斯期因认识到两性差异、受到父性法则的约束而出现的情结，但二者的关系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的表现并不相同。对男孩来说，阉割情结的出现标志着其俄狄浦斯情结得到克服———出于对遭受阉割的恐惧，男孩放弃对母亲的欲望而进入潜伏期。而对女孩来说，阉割情结的出现则标志着其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生。这是因为，对阴茎的妒羡使女孩开始抱怨母亲，她认为母亲剥夺了自己的阳具，进而对母亲产生嫌恶之情。这种嫌恶感使她的力比多从母亲转向父亲。③但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对父亲的认同都使他们开始将父亲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内投于自身，最终导致其超我得到发展，其性欲也转向更为社会所接受的方面。因此，在弗洛伊德看来，个体在发展过程中只有克服阉割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才能真正进入社会，发展独立的人格。
拉康将弗洛伊德 洛伊德生物性的阉割理论改造成为象征性阉割理论( castration symbolique) 。在阉割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问题上，拉康与弗洛伊德持一致观点，也赞同二者密不可分。但是，他并不认为这两个情结在男孩和女孩身上有不同表现，在他看来，阉割情结的出现对男孩和女孩来说都意味着俄狄浦斯情结已经得到克服。这是因为，阉割情结出现于“真实”①父亲介入的那一刻，父亲的禁令使儿童放弃对母亲的欲望，即克服俄狄浦斯情结。因此，阉割情结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俄狄浦斯情结得到克服。换言之，阉割情结和俄狄浦斯情结的关系并不受性别差异的影响。拉康对“父亲隐喻”( métaphore paternelle) 和“父亲之名”( le nomdu père) 的强调意味着阉割不再是一种生物性的去势行为，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剥夺，其目的在于使儿童从想象的母子二元关系走向象征的“父亲-母亲-儿童”三元关系，从想象域进入到语言和符号构成的象征域之中，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主体性人格。
多尔多认为，在“阉割”之前加上“生成性象征”( symboligène) 这一形容词就赋予了该术语精神分析的意义。她在拉康“象征”一词的基础上加入“生成性”( － gène) 的词缀，从而将阉割理论发展为生成性象征阉割理论。与弗洛伊德和拉康都将阉割视为俄狄浦斯期的一次心理事件不同，多尔多将生成性象征阉割提前到前俄狄浦斯期，并认为生成性象征阉割是出现于儿童心理发展各阶段的普遍事件。在主体的发展过程中，欲望的满足并不总是有利于他的成长。相反，为了使主体更好地进入更为复杂广阔的生活空间，对某些错误欲望的禁止有利于他寻找更现实、成熟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欲望和潜意识冲动。例如，对母亲性欲的禁止使儿童转而去寻找与其他异性同伴的交往。这种阉割是对个体生物本能冲动的去势，这样才能使他登陆进象征秩序中。如此，个体就不再通过身体享乐这种唯一的方式去满足冲动，而能够将冲动象征化，将欲望和文明化的法律整合到一起，从而为自身开辟一条更为宽广的享乐的道路。多尔多将这种阉割带来的生成性象征的影响形象地称作“象征性果实”( fruits symboliques) 。她将生成性象征阉割命名为一种“禁止那些不被人类法则允许的欲望和企图的语言表达过程”。换言之，父母通过对儿童说出适当的话语，使其知晓世界的法则和秩序，从而切断其病态的欲望满足模式，帮助他进入象征域的社会关系生活中，学习以升华的形式表达自身欲望。
生成性象征阉割是一种引入禁忌的过程，它的出现意味着欲望和冲动开始遭到抑制，它们不能在主体的身体上获得直接满足，也无法通过其欲望乱伦的客体身体获得满足。每一次阉割都是对上一阶段被允许的欲望的禁止。例如，在生命初期吸咬母亲乳房的欲望是被允许的，而当儿童发展至下一阶段，长出牙齿并能够吃固体食物时，先前被允许的吸咬乳房的欲望就遭到禁止。需明确的是，禁止的只是吸咬母亲乳房的欲望，而非所有的进食欲望。因此，对欲望的禁止并非否认一切冲动的表达，而是使主体意识到，冲动的表达并不是只能通过某种唯一的方式，它有着更多、更为现实的渠道。阉割也是通过语言的象征性功能作用于主体，换言之，父母以言语或姿势等语言交流形式，与儿童建立一种爱的关系。对禁忌的说明必须采用适当的语言形式，例如，监护人员必须清晰地告知儿童: “你已经能够吃东西了，所以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喝奶。”这种阉割的过程对儿童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时刻，他会产生快乐欲望被剥夺的挫折体验，但通过情感性的言语交流，他就能够明白，被剥夺的只是部分快乐，被放弃的也只是部分客体，而这种放弃却能使他的欲望从此变得更为现实化。于是，他开始学会从新的视角去重新定义和体验快乐。这些新的视角有助于他去发现创造性的力量，探索新的可能。
二、生成性象征阉割的不同阶段
阉割并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在多尔多看来，主体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一种特定的阉割形式，具体表现为脐带阉割、口舌阉割、肛门阉割、镜像阶段、原初阉割以及俄狄浦斯阉割。这些阉割的发展并不遵循单一的线性模式，而是前后交织、相互影响，犹如一段音乐的主题变奏曲，共同作用于主体的心理发展过程之中。每一次的阉割都是主体心理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使主体经历一次人性化的根本性变动。在完成这一连串的阉割后，儿童的主体性就真正确立起来，正式进入代表着规则世界的象征域之中。
( 一) 脐带阉割
脐带阉割( castration ombilicale) 是儿童出生时面临的第一次阉割，它发生于脐带被剪断、胎儿被迫与胎盘分离的那一刻，标志着主体生命的开端。自胎儿从子宫中娩出的那一刻起，他就失去被羊水包裹着的安全感，无法再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也不用通过母亲的身体去感受阳光和气味。婴儿开始直接与空气接触，进食模式也发生改变，不再通过胎盘获取营养，而改用嘴巴获取食物。这些变化使得婴儿的身体意象发生剧烈变动，迫使他走出母婴融合共生的状态，去探索完全未知的外部世界。
脐带阉割是一种基础性的阉割，能够赋予婴儿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婴儿不仅能嗅到气味，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还能听见周围的声音。其中，最令婴儿兴奋、最根本的听觉经验就是那些有关他的名字和性别的言语。名字和性别是对婴儿作为一个主体存在于世的确认和标记，当父母喊出他们的名字，或说出“这是一个男孩! ”、“这是一个女孩! ”之类的话时，往往饱含着对婴儿喜爱或厌恶的情感。因此，脐带阉割是一种被语言象征化的阉割。同时，脐带阉割也是一种发生于父母身上的阉割，是对父母幻想的阉割，标志着父母与婴儿想象关系的结束。婴儿的出生不仅会对母亲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也会对父母的情感经验产生巨大影响。在婴儿出生之前，父母总会对他抱有各种各样的幻想，例如，他们为婴儿取的名字往往就能反映其对婴儿未来的某种期待，但婴儿的出生会打破他们的这种幻想，也会打破他们想象的自恋状态。
多尔多认为，当婴儿出生时，将他身上的经血洗净是为了使其放弃胎儿期的吸血鬼式的幻想，以避免长大后成为一个“吸血鬼”。这是因为，粘在婴儿身上的经血是其与胎儿期生活的残余联结的标记，将经血洗净象征着与过去生活告别，是另一种形式的脐带阉割。事实上，在分析过程中也往往出现这样的状况: 有些患者无法区分现实和幻想，也无法区分真实客体及其符号表征(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他们有时幻想自己无所不能，能够进入分析师的身体内部，攫取其所欲望的品质，并成为分析师的一部分; 有时又幻想自己如寄生虫般生活在分析师体内，行为极其被动，希望分析师为自己主宰一切。这些行为都是一种对分析师的病理性的投射性认同(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其行为表现就如同一个吸血鬼在试图吸分析师的血一般。
( 二) 口唇阉割
口唇阉割( castration orale) 是第二个施加于主体的阉割，它对应于婴儿出生后 3 到 9 个月的断奶期，是对“同类相食”( cannibalisme) 欲望的禁止。在这一阶段，儿童的身体构造和神经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开始长牙，这使他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进食———用调羹吃饭，而不再吸咬母亲的乳房。这种嘴巴与母亲乳房的分离就是口唇阉割的具体表现。
由于此阶段的婴儿尚未能区分自身和外在世界，因此，他总是将作为部分客体的乳房视为自身的一部分，并试图靠吸咬、吞并乳房来获得自身的完整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口唇阉割指的就是对其试图吞并乳房幻想的禁止。乳房的失去会使婴儿的嘴中产生一个空缺，因此他往往借助吸吮手指以填补这一空缺。这种象征性的替代满足使婴儿开始意识到，他的嘴巴并不是乳房的一部分，即便失去乳房，他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婴儿在走出与母亲乳房未分化的共生关系后，其嗅觉、听觉和视觉就开始变得更加敏锐，这使他发现新的与外界的交流方式，将原始的吮吸欲望升华为一种更具动力的交流欲望。此时，他的交流范围也从母亲扩展到周围其他人身上，如父亲、兄弟和姐妹等。
口唇阉割不仅是对母亲与婴儿之间身体联系的割断，还是对母亲自身的阉割。婴儿断奶后，母亲与婴儿之间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喂养关系，换言之，母亲不再通过哺乳和清理粪便等原始方式与婴儿交流，而是借助言语和姿势等不同的语言形式来建立与婴儿的情感联系。母亲开始去指导婴儿说话，纠正他的发音，使他得以在语言游戏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若母亲表现得抑郁而冷漠，就不利于婴儿将客体关系象征化，甚至表明母亲本人并不愿意放弃与婴儿之间的这种原始关系。对于那些本身没有经历口唇阉割的母亲来说，某些极端的示爱方式意味着她们企图以吞并的方式去完成和婴儿之间的身体联系。而事实上，儿童进入语言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和母亲都必须学会用语言联系来取代身体联系。口唇阉割的生成性象征影响就是，它使儿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与母亲身体分离的独立性，并逐渐将儿童引入语言之中。当儿童获得象征性语言之后，他能够将父母的声音内化进潜意识中，并通过语言的中介将直接的身体联系象征化，使其转化为与父母之间的更为牢固的内心情感联系。因此，当父母暂时离开时，他也能快速适应这种独处的状态，而不会再感到焦虑。
不适时的口唇阉割会对个体日后的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如若在婴儿吸食母乳时骤然断奶，他就缺少足够的时间将原本贯注于乳房的力比多转移到奶瓶等其他客体上，从而固着在被动的口唇满足模式中。在这种情况下，儿童会对外界缺乏兴趣，而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体或幻想上。这种固着于口唇的被动满足模式不仅对个体日后人格的形成具有消极影响，还可能因某些创伤事件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在多尔多看来，那些酗酒者、贪食者或吸毒者的成瘾行为可能正来源于其婴儿期不恰当的口唇阉割。同样，倘若口唇阉割未能及时施加于主体，其对乳房的占有欲就会表现在日后对性客体的选择上，他会要求伴侣必须能够扮演其哺乳者的角色，负责料理其全部生活起居，而自己则满足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舒适生活。这种人在社会上并不少见，如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男性常常乐于充当“皮条客”或“小白脸”的角色，女性则往往沦为“娼妓”或“情妇”。
( 三) 肛门阉割
肛门阉割( castration anale) 出现于儿童出生后第 18 到 24 个月间，是一种与排便有关的阉割。通过肛门阉割，儿童不仅能够通过控制括约肌来自主排便，还获得了清洁的能力。
在脐带阉割与口唇阉割中，主体无论与胎盘或乳房分离，其本质都是一种与母亲身体的分离。肛门阉割与前两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与粪便的分离是主体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分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在脐带阉割和口唇阉割期间，由于主体自主能力发展的匮乏，阉割对其而言只是一种被动的去势行为; 而肛门阉割则发生于主体已有能力进行自我控制的时刻，因此是一种主动的阉割行为。肛门阉割的引入意味着，儿童开始能够区分出自身好与坏的部分，并逐渐获得自主性。因此，肛门阉割不仅仅是一种如厕训练，也不仅仅意味着清洁能力或肌肉控制能力的获得，还是儿童与母亲身体更大程度的分离，是其获得自主性的开端。
由于此阶段的儿童开始确立起主客二分的概念，因此他开始意识到，无论排便与否，他都拥有这些粪便，并能自由处置它们。这种权力感的获得让儿童兴奋不已，以至于常常做出那些大人眼中无法理解的淘气行为，如故意在床单上大便。对儿童来说，这种行为有时代表着他想将粪便作为一个“礼物”馈赠给母亲的好意，但母亲对粪便的恶心反应让他意识到，自己拥有的并不全然是好的东西。为获得母亲的认可，他必须放弃掉某些身体的快感。如此，他开始学会做其他活动来替代玩弄粪便的行为，比如转而去揉捏泥土或沙堆。这些活动相对于玩弄粪便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也容易把儿童的手上和身上弄脏。在这个问题上，父母对儿童清洁的容忍度就常常决定着儿童日后是自由灵活地适应社会生活，还是循规蹈矩、尽责守分。
肛门阉割是一种新的禁忌和法则的引入过程。父母禁止儿童从事一切有害行为: 禁止他伤害自己或他人的身体，禁止他对别人做那些他不希望别人对他做的事情，也禁止一切谋杀或破坏的行为。这些禁忌使儿童意识到，他在获得快乐和自由的同时，也必须学会控制不合理的冲动。这种控制不仅是对姿势和行为等外部表现的控制，还是对征服感和侵略性等内部动机的控制。控制能力的习得将儿童引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在与其他同龄儿童的交往过程中，儿童发现，快乐只有在一个群体的整体和谐中才能产生，它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其他人。同伴间相互和解、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带来的快乐要远远大于身体本身带来的快乐。在这种情况下，肛门阉割就使得儿童学会与他人一起生活，并尊重他人，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在肛门阉割的施行过程中，成人榜样发挥着重要影响。多尔多认为，成人单独的言语命令是无效的，如果其言行不一致，就会给儿童带来一种病理性的不完整阉割，进而带来病理性的消极影响: 儿童可能会退回到原始的与想象中的内心母亲的私人化交流之中，以保存和展示粪便为乐。相反，在一个正确完整的肛门阉割中，语言与榜样的作用会使儿童将对冲动客体的兴趣转移到对外部世界的物体的操作上，运动机能的成熟使他能够用操作的快乐去取代排泄的快乐。因此，那些有用、有趣而富有艺术性的创造行为就会在儿童身上呈现出来，他能够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在外部世界中不断从事创造性的活动，汲取创造性的能量。
( 四) 镜像阶段
镜像阶段( stade du miroir) 在多尔多的生成性象征阉割理论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它是从肛门阉割通往原初阉割的重要时期，还因为它是儿童第一次打破早期的原初自恋幻想，真正确立起主体性的关键阶段。多尔多对镜像阶段的阐述直接来源于对拉康镜像理论的改造。拉康认为，人类的诞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早产”( prematurity) 。由于婴儿在出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神经系统都很不完善，因此他们无法随意支配自己的四肢、控制协调自己的行动，也无法把自己的身体感知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换句话说，婴儿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破碎的、片段的。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就只能感知到视线范围之内的物体，而并不了解这些物体究竟属于谁。他们的世界一片混沌，毫无秩序和意义。但在 6 到 8 个月的某一时刻，随着视觉器官发展到一定程度，婴儿就进入到镜像阶段。他第一次从镜子中看见自己的影像，镜中的自己外表完整，行动协调，这让他兴奋不已。通过镜像，婴儿第一次认识到自身的整体同一性，尽管此刻他还无法完全自如地控制身体活动，但他已经能把自己想象为一个连续的、能够自我控制的整体。② 多尔多在高度评价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改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镜像的本质方面。拉康理论中的镜像主要是一种视觉性的反射媒介( 主要来自婴儿对镜子或母亲的凝视) ，而多尔多所说的镜像则包括听觉、触觉等所有具有心理意义的感知觉经验。多尔多曾强调，相较于视觉经验，语言经验和听觉经验对镜像阶段的儿童更为重要。在她看来，一个先天眼瞎的儿童一般不会感到恐惧或焦虑，他们虽然无法看到母亲眼中的快乐或忧愁，却能通过声音、气息与母亲的情感产生联结; 而先天耳聋的儿童却常常易患恐怖症或被害妄想症，因为听觉经验的缺失容易使他们知觉到危险，进而引发内心焦虑。③ 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视觉经验对儿童来说只是一种信息的获取，而听觉经验还意味着一种确认，它能够通过语言赋予经验以意义。
其次，婴儿对自身身体状态的觉知。拉康认为镜像阶段前婴儿的身体是一个未成熟的破碎状态，而多尔多认为婴儿的身体并不是破碎分散的，而是连续一致的。在她看来，由于主体是父母欲望的象征性化身，因此，从受孕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是一个拥有原初自恋的欲望主体( 因为原初自恋来自于父母的欲望) 。原初自恋使儿童沉浸于对自己身体的美好幻想中，始终能感觉到身体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并保证儿童在进入镜像阶段之前其身体意象是一致的、统合的。这一观点意味着，相较于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主体初步形成的阶段，多尔多认为主体从受孕起就业已形成。
最后，婴儿在镜中看到自己影像后产生的影响。拉康认为婴儿产生的是一种欣喜( jubilation) ，而多尔多却认为是一种痛苦( douleur) 。多尔多认为，拉康所说的“欣喜”应该是指婴儿看到另一个婴儿神奇地出现时的兴奋之情。但是当婴儿意识到这并不是真人时，他就感到痛苦。④ 在多尔多看来，婴儿看到镜像的那一刻，也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身体真正的样子。他曾以为自己无比高大强壮、无所不能，却发现现实的自己远非如此。他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意象与其他人所见到的并不一致。理想的破灭使他震惊和痛苦，并因此形成一个“象征缺口”( trou symbolique) 。随之涌现的是大量的症状，以试图修补这些无法挽回的自恋创伤。⑤ 来自早期原初自恋的身体统合感被镜像经验打破，这使得身体意象遭到压抑并进入更深的潜意识之中，只能以梦或症状等形式返回到现实，⑥并继续维持着对主体的生成性象征影响。这时，随着婴儿视觉神经系统的不断完善，他的视觉经验逐渐丰富，视觉意象也慢慢成为身体潜意识意象在意识中的替代品。尽管多尔多同意镜像阶段是儿童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不赞同它使得破碎的身体意象开始统一起来。相反，她认为，镜像阶段正是儿童开始打破原初自恋幻想的关键时刻。
( 五) 原初阉割
原初阉割( castration primaire) 有时也被称作非俄狄浦斯的生殖阉割( castration génitale non oedipienne) ，指的是儿童在 30 个月左右时发现男孩和女孩的性别差异，并对自己的性别进行认同的过程。
经历镜像阶段后，儿童的神经系统和运动机能已经逐渐发展成熟，这使得他开始能够独立行走并随意支配自己的行为，但他对身体其他部分的探索仍在继续。儿童在游戏和与他人的交往中发现，从身体后面观察他人并不总是能够分辨出差异，换言之，每个人的背部形象都是大体一致的。然而，从前面观察就不难发现明显的差别: 不仅每个人的脸部特征各不相同( 脸往往是对一个个体身体确认和识别的最重要特征) ，更重要的是，男性有阴茎，女性有乳房。性征的差异是儿童在这一阶段探索的主要主题。儿童在这一时期会提出各种问题: 为什么男孩和女孩的如厕姿势不同? 为什么男孩和父亲都没有乳房? 儿童试图通过这些有关身体的言语去询问并获得解答。在父母的回答中，儿童第一次了解到性别的差异。他们开始明白，性别从出生起就无法改变，每一个个体都只能拥有一种性别，女孩不能拥有阴茎，男孩也无法拥有乳房。我们常常会看到小男孩抱着洋娃娃试图喂奶的情形，然而乳房的缺失使得他原本男女同形的身体的潜意识意象发生改变，并更接近现实的身体状况。随着男孩发现自己没有乳房，也无法生育，他就开始放弃这种全能幻想，并实现对男性的认同。原初阉割是由自然给予的，是人类生理局限的必然结果，因而是一种必然施行的阉割。只有正常地通过原初阉割的考验，才有可能顺利进入更广阔的两性交往的社会关系之中。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如果说同性恋是一种病理症状的话，或许可以用早期发展过程中原初阉割的缺失来部分解释这一现象。
( 六) 俄狄浦斯阉割
原初阉割使儿童发现了两性的差异并实现了对自己性别的认同，其直接的生成性象征影响就是使儿童顺利进入到俄狄浦斯阶段。俄狄浦斯阉割( castration oedipienne) 便是这一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它对应于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需面对的最后一个阉割。在这一阶段中，儿童会把性的欲望集中到异性父母身上，并产生视同性父母为情敌的敌对冲动。作为父母，对儿童施行的俄狄浦斯阉割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这种乱伦欲望进行禁止，并帮助他去认同社会法则和人性法则。
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视为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事件，多尔多赞同这一观点。在进入俄狄浦斯阶段之前，儿童的力比多主要贯注于身体，他分别靠口唇动作、肛门排泄以及手淫和性幻想等行为获得快感的满足。进入俄狄浦斯阶段后，随着儿童性意识到达高峰，力比多开始贯注于外部对象。由于母亲的爱抚和哺乳等照料行为会使儿童形成依恋，因而儿童最初的性欲对象通常会指向母亲。对男孩而言，由于父亲的存在总是对其想要独占母亲的爱的欲望造成干扰，因此他们会对父亲怀有敌意。刚开始，男孩采取以父亲自居的方式来对付父亲; 而当他们逐渐意识到父亲比自己更为强大时，便开始产生阉割焦虑，这使其不得不去压抑自己的性和攻击性的倾向，以缓解被阉割的恐惧。弗洛伊德认为，阉割情结对女孩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正好相反。在他看来，与为男孩俄狄浦斯情结的解体开辟道路不同，正是阉割情结的作用形成了女孩的俄狄浦斯情结。最初女孩对母亲的依恋与男孩并无二致，然而，随着她发现自己缺少阴茎，便开始抱怨没能提供给她阴茎且自身也没有阴茎的母亲，并将父亲视为自己的性欲对象。由于父亲具有她没有的器官，女孩会产生阴茎妒羡。最后，对父亲和阳具的欲望因不可能实现而被压抑进潜意识中。
在多尔多看来，女孩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要比男孩复杂得多，她将女孩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推迟到八至九岁，且更看重俄狄浦斯情结对女孩产生的积极影响。多尔多认为，由于女孩想要拥有阴茎的欲望遭到禁止，就会转而去勾引作为阴茎持有者的父亲，甚至渴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儿童作为礼物。女孩并不会过于仇视作为竞争者的母亲，相反，她会无意识地模仿拥有父亲爱的母亲的行为。最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她开始学会像母亲一样去梳妆打扮，或者以玩弄洋娃娃为乐，扮演着想象中的母亲的角色。这些游戏活动不仅让她的潜意识欲望获得了替代满足，还对她日后女性特质和女性角色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多尔多认为，乱伦禁忌必须通过言语得到清晰说明。父亲应该明确告知儿童，他与母亲之间绝不可能发生性关系，就好像父亲也不能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性关系一样。这是社会的禁忌和人性的法则，普遍存在于所有的家庭之中。同样地，儿童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允许有性的接触。最终，乱伦禁忌使儿童转向认同自己的父亲，将父亲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内投于自身，其结果是促进了超我( surmoi) 的发展。随着超我的发展和意识到对母亲欲望的不可能实现，俄狄浦斯情结逐渐被克服，儿童的性欲就转向更为社会所接受的方面，并进入到人类文明社会之中。他开始能够自主地面向外界，分辨并控制自己的欲望，并以一种合理的、现实的方式将其升华为促进性的、创造性的活动。
三、生成性象征阉割的必要条件
事实上，阉割的施行并不总会带来促进性的影响。一次阉割可能会使冲动和欲望得到升华( sublima-tion) ，也可能会引致压抑( refoulement) 或倒错。在多尔多看来，倒错是一种与法则不一致的象征化结果，是一种无益于主体取得进步的冲动满足。因此，为了使阉割取得“象征化成果”，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阉割的时间性。每一种阉割都对应于儿童发展的特定阶段，因此，应该在一个合适的时刻去施行相应的阉割。这个合适的时刻是指，身体图式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儿童能通过升华以其他方式使冲动获得满足，而不是只能在纯粹的身体接触中获得满足; 儿童也不再一味寻求需要的满足，而成为欲望的主体。① 换言之，阉割唯有在儿童身体图式的承受范围之内施行才具有生成性象征的影响，过早或过晚的干预行为只会带来损伤( mutilation) 。具体来说，那些未满十月怀胎的早产儿无法顺利地通过呼吸外部空气去承受脐带阉割，而若婴儿缺乏与母亲足够的身体接触，他在面临断奶时就会感到痛苦。而在肛门阉割之前，由于缺乏对身体灵活自如的控制能力，因此将粪便存留体内是婴儿保留自身主体性的唯一方法，过早的如厕训练反而容易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第二，阉割的关系性。成功的阉割依赖于作为阉割执行者的成人的品质。施行阉割的成人应该得到儿童的爱戴和尊重，并且他自己也应该尊重儿童，让儿童感受到一种纯洁的爱。成人应该在儿童的成长道路中予以支持和引导，成为儿童的榜样。对儿童来说，只有通过模仿和认同榜样的行为，他才能将人性法则内化进自身，感受到成人的陪伴，获得安全感。相反，如果成人言行不一致，只有严厉的言语训导却无实质性的榜样行为，儿童就会抑制自己的冲动，拒绝进入象征性的语言秩序之中，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欲望主体。多尔多认为，成人之所以在对儿童的教育中面临大量困难，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很好地克服自身的那些阉割。
第三，阉割的语言性。阉割必须通过支持性的言语( 而不是单纯的言语批评) 得到清晰的说明。起初，母亲的言语是主要的，她通过言语帮助儿童辨别和确认自身的欲望; 随后，父亲的言语加入进来，他的言语代表着对禁忌和法则的确认。儿童只有清晰地解释这些阉割，才能明白禁忌和法则并不是对欲望的剥夺，而是为帮助他更好地进入人类社会。如此一来，他就能在与他人的语言交流中获得分享的快乐，进而逐渐从父母的监护中独立出来。
四、结语
生成性象征阉割理论不仅将父亲的作用分为生物性的和规则性的两部分，还将母亲分为生物的母亲和作为规则者的母亲，这样就将视角扩展到前俄狄浦斯阶段，关注儿童早期的精神生活，从理论层面上为儿童精神分析临床实践提供启示。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必须扮演起阉割者的角色，以触发“具有生成性象征性质的阉割功能”。具体来说，分析师的任务就在于适时地给出话语，给出意义世界的秩序和界限，以切断主体病态的欲望满足模式，帮助主体进入象征界，进入社会关系生活，学习以升华的形式表达其欲望。多尔多认为，分析师在临床治疗过程中，需使自己的身体意象与患者的身体意象相互碰撞、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的认同，因为分析治疗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物我合一的共存状态，而是带领患者走出孤立的痛苦囚笼。为此，分析师除了要有能力把自己的身体“借给”患者使用之外，他的另一只脚还必须踏实地踩在现实世界里。
总之，生成性象征阉割描述的是在儿童心理发展的不同关键阶段，如何对儿童施以合理的、适当的禁忌。与其说一次阉割是一次经历痛苦的时刻，毋宁说它是一次“让性欲获得人性化的变动过程”。因为阉割并非一种简单的挫折，它不仅承载着人性，还扮演着欲望的引导者和法则的启蒙者的角色。通过生成性象征阉割的施行和象征性规则的引入，主体就会体验到法则和禁忌感，从而学会升华其生物性的本能欲望，完成人性化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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