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亲理论
2.2.1.Freud主张与逝者切断连结
Freud（1917[56]）的文献尤指失落和沮丧的处理，他提及丧亲者乃由逝者身上撤回依附（attachment），察觉对逝者的连结，并予以切断，生命活力才得以重现。丧亲者需要面对自己的连结、完成情绪处理过程，以到达不再依附，以及重新展开新关系；当哀悼工作完成之后，自我（ego）才会自由且不再受陷。
假如当事人尚停留在与逝者矛盾，或罪恶感、愧疚感的关系下，则精力也将停留而不能转移，因而形成延迟或夸大的悲伤，这种复杂的悲伤反应，需要特别的关注和处理。[57]
2.2.2.Lindemann将悲伤视为疾病
Lindemann（1944[58]）为精神医学界之实务工作者，因与同事协助一次严重灾难事件的丧亲家属，而引起探讨急性悲伤反应对丧亲问题的兴趣，在当时悲伤被认为是一种疾病。
Lindemann在作法上主张致力于以减敏感法方式来完成面对痛苦的过程，并重申要解决悲伤并达不再依附。[59]
2.2.3.Bowlby提出依附理论
Bowlby（1971[60]、1975[61]、1980[62]）的依附理论（AttachmentTheory）从生物学的基础解释悲伤，认为悲伤是动物及人类的普遍行为反应[63]，是一种分离的焦虑[64]，而依附行为具有求生存的价值；此理论涵盖了民族学、控制理论、认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发展生物学等范畴。[65]
「Bowlby除了保留佛洛伊德解释潜意识过程的应用之外，并着重于幼童与母亲或重要他人所建立的依附(attachment)与连结(bonding)关系，他说明早期的经验，会内化成为个人处理各种分离情境的动力，悲伤(grief)则被视为从小就学来面对失落(loss)的分离焦虑(separationanxiety)反应。例如丧亲者会经验到麻木(numbing)、思念与寻找(yearning andsearching)、崩解与失望(disorganization anddespair)以及重组(reorganization)的不同阶段，这些都是孩童时代，面对分离情境以及避免再度失去依附对象的自我保护反应。Bowlby进一步说明，儿童时代不安全的依附关系(insecureattachment)，在成人后的生活会形成更大的困扰，又当丧亲者的分离焦虑，没有得到适当的纾解或因压抑而致悲伤延宕时，会引发复杂性悲伤(complicatedmourning)。」[66]
Bowlby尚在研究中强调：处理失落是透过渐进的过程，从中对自己和失落的情境提升，是种适应改变的领悟过程和重塑内在的模式；个人要是不能认知到环境的改变，修正逝者所代表的意义，并且重新界定生命的目标，就可能被矛盾所困而延缓成长。[67]
2.2.4.Parkes视为心理社交转移
Parkes（1972[68]）受到Bowlby深刻的影响，早期除了接续各种丧亲后心理历程的研究之外，更大量地使用潜意识过程与心理防卫机转，以解释丧亲者可能出现的各种身心反应。Parkes视死亡引发的悲伤为一项重大的心理社交转移（psycho-socialtransitions-PSTs），说明死亡是一个重大的生命事件，它引发丧亲者觉察到内心对「恒常」世界的期待和假设，以及对外在「无常」真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与矛盾。[69]「起初，丧亲者在死亡事件中，可能会经历较多『失去的感觉』，但失与得常是一体的两面，在丧亲者历经失去之创痛的同时，丧亲者也在身心方面改变，重新审查与调整自我的世界观和对于人我关系的假设，这样的转化历程对丧亲者而言，是一种『由失去领悟获得』的调整历程」；在后期的著作中，更将丧亲重新界定为「个人身心社会转换与调适改变的历程」(bereavementas a psychosocial transition：processes of adaptation to change) [70]。
此外，「Parkes说明个人是否调适良好与死亡发生的环境(如是否为预期死亡事件，丧亲者有无足够的时间预作准备)、丧亲者的调适度(愈无法接受生命无常观点的丧亲者其调适度可能愈差)，以及可供丧亲者使用的资源有关(例如丧亲者的支持网络及可提供丧亲者建立新角色与新社会地位的机会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71]。
2.2.5.Walter从社会学角度出发
Walter（1996[72]）为英国中生代研究死亡学的著名社会学家，以社会学角度及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结果，打破「丧亲者需要与亡者切断联结关系才能走出悲伤」的心理学观点。他提出有些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的社会中丧亲者是以建构逝者传记的方式(constructinga biography of the deadperson)走出悲伤，将对逝者的回忆整合于生活之中；他又以自己的两个丧亲经验为例，认为经由不断地「谈论」逝者，能够帮助他「澄清思绪、处理未完成事件及走向未来」，因此而建议：心中常怀逝者，则能走过悲伤路。[73]
黄凤英（1999）尚指出：除了这五个主要的学者与学说之外，还有更多人将悲伤的研究主题放在「家庭」，认为个人在家庭中成长，家庭系统与动力影响个人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家庭成员的悲伤反应与态度，也会在家庭内交互影响，因此强调辅导者的工作对象是「家庭」，而不只是个人。[74]
当前丧亲辅导的讨论对象，已从个人，扩展到家庭，甚至到整个社会；当前丧亲辅导的介入层面，也多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家庭动力系统、性别、年龄与灵性(spiritual)等课题来探讨，逐渐倾向协助个人整体，以弥补过往过于强调个人心理与行为层面的缺失。[75]
如「Wheeler(1994[76])认为一般的丧亲理论并不适用于描述丧失子女者的悲伤情形，在其研究中显示，丧失子女的父母，其悲伤的长度与复杂度，都较一般的丧亲成人来得严重，此外更发现研究中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丧失子女父母表示，当子女过逝之后，他们觉得自己活着是没有意义的，另有百分之七十七的研究参与者，表示子女的死亡改变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看法。因为子女常是构成父母生命意义架构的一部分，丧失子女会威胁个人的生命目标与意义性。研究中尚且提到子女死亡发生时缺乏预警、自杀死亡、死去的是唯一的孩子或连续有子女去世都是造成父母低生命意义的危险因素」[77]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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