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作者描述了老师移情的五大临床特征:1、关系配对由“指导性老师-听话学生”,摆动为“独裁老师-被动攻击学生”;2、否认治疗关系的平等功利性;3、试图把治疗关系变成师生关系,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师徒关系;4、好学综合征;5、抵抗医学实证主义的医患关系。
并联系老师移情的三方面历史文化因素:1、儒家父权制的崩溃;2、社会主义式妇女解放3学习价值的多次两极摆动。最后,作者联系案例,说明如何运用心易八法,《哲人玫瑰园》和《牧牛图》等工具,调整和转化老师反移情。
【关键词】移情 老师1、导言
老师移情(Teacher transference),在当前心理治疗实践中,可以说是无处不见。
有位来访者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在我梦中你永远都是一个老师?”
她总是梦到在各地上各种课,而我有时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有时一袭白衣穿过教室对她视而不见或点头微笑,有时又和其他同学谈笑风生,还有时似乎是教育部派来检查课程的……
虽然在面询时,她总是非常明确地称呼我,“李医生……”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被称呼为“医生”的机会实在不多,在我29岁坐诊于中德心理医院时,就有病人坚持称呼我“李教授”,即便我多次纠正仍然无果。
心理咨询师培训井喷后,我被称为“医生”的机会就更是日渐稀少了。来访者们,尤其是心理咨询师们,默认设置我就是一个“老师”角色,还有个案坚持把“治疗会面”称为“上课”——“李老师,我下次上课要请个假。”
2003年这些临床现象都指向被命名为“老师移情”的综合征,本文意图阐明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老师移情的临床特征。
第二,老师移情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尤其是它与父性缺席的关系。
第三,如何通过感应转化模型中的“君后初调”这一步骤进行老师移情-反移情炼金工作。(见图1)
2、老师移情的临床特征
老师移情有如下五个特征:
第一,治疗早期的客体关系配对多为“指导性老师-听话学生”,在中期转换为“独裁老师-被动攻击学生”。
情绪大多数时候是安定、温暖的。
大部分情况下,老师移情开始于“指导性老师—听话的学生”这一自体客体配对,连接两者的如果治疗师拒绝加入这种配对,保持中立性,那么,这种移情模式就会很快走向其反面,变成“独裁性老师—被动攻击的学生”。
被动攻击最初是比较隐蔽的,比如说来访者从来不问治疗师的临床诊断和工作计划,他们最终会告诉治疗师这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治疗师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帮助自己。而只是一个愚蠢无能的、渴望权力和控制的独裁权威。
记忆紧密相连的。比如说,有位来访者参加“六四”的时候,写了“打倒邓小平”的标语,而其攻击对象明确是指向自己的高干父亲。即便在当时游行时,他心中也在想,“要是我爸看见了,他会怎么想?”
对于高级军官、高干子弟家庭出身的来访者,这个独裁老师的角色往往是与一个独裁性父亲意象的而对于平民子弟,这种“独裁性老师”的客体表象和现实生活中的父亲和老师却几乎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一配对几乎很少能够回溯到某个具体的客体,如中学班主任或者博士生导师的身上,但是这种感受仍然无处不在。
他们中很多人的父亲的角色是家庭中沉默的过客,实质上不属于来访者的家庭,除了提供一点点微薄的工资收入外,父亲们基本上也没有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有些父亲甚至连和子女的肌肤接触也完全缺失,有几位来访者向我反应,一直到成年后,他们才知道被男人拥抱、亲吻是什么感受。
还有一位来访者心中的独裁性权威显然是与母亲心中的独裁性官僚有关,她的母亲是农转非第一代,经常要求她对别人“陪笑脸”,威胁她,“别人捏死咱们就像捏死个蚂蚁那么容易。”
第二,否认治疗关系的平等功利性。
心理治疗的功利性和平等性是相互伴随的,提现为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来访者和治疗师是平等的经济活动主体,来访者通过付费提供经济关怀给治疗师,而治疗师则通过提供心理治疗服务给来访者,等价交换来访者的治疗费。
这一平等交换体系,在老师移情中被否认了。来访者们在理想化老师移情的阶段,把治疗师幻想成一个清高的人民教师,付费必须用纸包着钱,而在贬低阶段,则把治疗师幻想为一个贪婪的、要钱不要人的伪君子。
第三,试图把治疗关系变成师生关系,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师徒关系。
不少来访者老师移情有突破界限三部曲——治疗变督导,督导变师生,师生变亲情。
有时候为了达到这种关系的转换,不惜结束治疗关系或者长期待在治疗关系中不结案。
佛教中的上师和弟子关系,类似哪吒和太乙真人的关系。
而这种意图,是在寻找一种类似武侠小说的师徒关系,类似这种关系的特征总体是终身陪伴和全面指导。
第四,好学综合征
当来访者的老师投射认同在治疗师受到挫折,其欲望往往会转移到其他真正的“老师”。这种老师移情的转移方向几乎无一例外是心理咨询界老师,尤其是各种间断式短训班老师。
俄狄浦斯竞争和嫉妒等等。
有些人出现了所谓“好学综合征”,便是过度的、抛家弃子式的疯狂学习,仔细检查不难发现,只有少数好学综合征者是有现实的学习动机的,大部分人学习的时候往往色情性动机,如看重老师和同学的性魅力,在学习班级中出现青春期的性欲开始喷发,有部分个案出现事实上的“师生恋”和“一夜情”。
很多来访者,开始在这些班级中展现出一个较为全面、完整的经典俄狄浦斯情结。类似总体而言,好学综合征有其积极意义,从防御机制角度来说,标志着来访者进化到了使用理智化和升华等机制,从发展心理学来说,它可以被看做中年危机,借壳潜伏期的“好学”这种防御丛呈现俄狄浦斯情结的内容。对不少父性、母性双重缺失的人来说,这是人生第一次出现这些内容。
第五,抵抗医学实证主义的医患关系。
虽然从弗洛伊德至今,心理治疗师们都会默认设置治疗关系是医患关系的一个变种,我们也知道,从安娜•O开始,科学主义的医患关系就一直被病人们抵抗和反对。
共情”,“见病不见人”,与此同时,来访者们又会不断询问,“你怎么看待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不是在等待治疗师的治疗假设。而是在等待一个老师式的评价,“你心中我是好生还是差生?”,隐藏其后是一个无条件关爱父母的回应,“在你心中,是不是无论我怎么,你总是欣赏我的?”
在老师移情的群体中,这种抵抗已经是常规而不是例外。治疗师们如果照搬建立在医疗程序基础上的诊断、治疗活动,必然被视为“不自恋暴怒,被看做是一种对人格的羞辱和贬低,而治疗行动,尤其是探索性技术、药物治疗、认知行为技术,往往被体验为治疗师在应付自己,为的是驱赶自己,结束这种移情性的亲情链接。
诊疗活动往往激发温尼科特、科胡特的理论被误读误用于支持跨界行为,似乎也非罕见。
最后,老师移情这种愿望,得到了同行组织的默许乃至支持,至于